袁文[1]2004年在《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发展与改革研究》文中认为建国以来，北京市已基本形成机构健全、队伍庞大的农业推广体系，为郊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北京市的农业推广体系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探索新型的适合京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推广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了当前农业推广的管理体制、推广机构、推广队伍、经费投入和基本设施等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及变化趋势，并分别从基层推广人员和农民的视角，对推广服务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又通过借鉴国内外农业推广发展的基本经验，提出了可供参考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北京市农业行政管理层次过多影响了农业推广的效率，各推广机构按行业独立设置，自成体系，导致了农业推广机构的结构分散，不利于整体功能的发挥；近年来基层推广机构总数呈减少趋势，按行政辖区配置的推广机构难以满足农业区域化发展的需要，并且普遍缺乏市场机制、激励机制和风险责任机制；农业推广人员总数呈减少趋势，人员队伍日益精干，推广人员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但在知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与郊区农民的现实需求仍有不小的差距；政府推广投资总额较大，受财政支农政策的影响，推广经费年度间波动幅度比较大，由于推广人员基数大，平均分配到每个推广人员的经费并不高，政府推广经费的分配主要集中在市、县两级，乡镇机构7896的运行费用要靠经营创收来解决；基层推广机构基本设施条件较差，推广手段落后，不能满足郊区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 经费短缺问题已成为影响基层推广机构正常运转的最大问题，由于经费短缺而从事的经营创收问题已逐步被部分推广人员所接受，但是，经营创收和其他行政性事务已对基层推广人员的推广服务工作造成较大影响，推广人员对当前农业推广体系改革的看法不尽一致。多数农民对政府办的农业推广机构寄予厚望，但目前的农业推广机构及人员所能提供的服务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民需要高效运转的推广机构和高素质的推广人员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及时有效的服务，即便是有偿服务。 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构建新型的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必须理顺管理体制，科学定位职能，并按照农业区域化布局重组基层推广机构，充分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不断创新农业推广的方式方法，加大政府对农业推广的投资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发展壮大民间推广力量，逐步形成新型的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
韩孟华[2]2011年在《北京市农业推广问题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到来,过去依靠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继续,尤其是仍以粗放式发展为主的农业,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依靠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的内涵式发展。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推广,农业推广是连接农业科技研究与农业生产的桥梁,是农业科学技术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基本手段,是农业科技创新与经济效益之间的转换器。我国农业推广已初步形成了由中央级到乡镇级比较完整的农业推广体系,为科技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经济的发展,对农业推广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农业推广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和激烈的竞争,然而我国农业推广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农业推广的效率。新形势下,我国各省、市都在积极的探索新型的适合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推广方式,大量新型的农业推广模式快速发展起来。北京市2001-2008年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73.7%,不仅说明其农业科技水平较高,更体现了完善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在转化科技成果,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总结与分析北京市农业推广的经验,对于我国农业推广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农民行为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系统论阐述的基础上,分析农业推广的主体,农业推广的对象,以及农业推广工作的影响因素。在对北京市农业推广发展的总体情况介绍的基础上,具体的分析了北京市科技协调员模式、科技套餐配送模式、科技联盟模式、农民田间学校模式和农业推广教授模式5种典型的农业推广模式,总结出北京市农业推广的发展趋势是：农业推广服务的内容逐步拓宽：推广服务更加体现了农民的意愿；不断创新现代农业推广方法,探索新型农业推广模式；注重农业科技人才尤其是“乡土专家”的培育。虽然,北京市农业推广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仍然存在职能定位不清、管理体制不顺、推广资金没有保障、科技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使得农业推广工作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农业区域化布局的需要。针对北京市农业推广仍然存在的问题,结合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典型国家的农业推广体系的演变与模式创新经验,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优化重组农业推广机构,构建灵活的农业推广体系；以沟通为主要方式,树立以农民为核心的推广理念；建立合理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的结合机制,促进不同形式农业推广的发展；促进农业推广的市场化发展；建立多渠道农业推广投入机制,以法律形式为推广工作提供保障。
何津[3]2014年在《AKIS视角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以下简称“创新团队”)可谓是我国第一个大规模、高投入、政府主导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是对传统政府农技推广体系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政府利用其强大的行政力量聚集了丰富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以产品为单元、产业为主线的思路建立了创新团队,以期摆脱科研、推广、生产相脱节的农业发展困境。究竟政府主导创新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推广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前还缺乏对创新团队全面、系统的解读。基于以上思考,本文用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AKIS)理论对以北京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为例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进行解构,探寻其运行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人文主义方法论为指导,采用了文献分析、案例研究、问卷调查归纳演绎等方法,对北京市创新团队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本文创新使用AKIS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发展传播、农业推广等理论,从子系统、信息过程、系统机制和系统运行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发现：(1)从组织架构上,创新团队嵌套在传统政府农技推广体系上；创新团队将“科研”内化到推广体系之中,使科研和推广联系机制显性化；(2)创新团队各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传播是有效率的,在信息传播的方向上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传播；(3)信息、技术有效传播的关键节点是田间学校工作站,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田间学校“参与”理念和开办程序的制度化是农户需求有效表达的关键；(4)创新团队在实践中是“双轨”运行模式,分别以功能研究室和田间学校工作站为中心对不同类型的目标群体提供技术推广服务；(5)创新团队的技术和服务供给满足了小农户的生产需求,小农户群体实现了AKIS中的应用者控制；(6)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规模较大的农户是市场的目标群体,政府干预是效率低下的；对小农户而言,政府干预的成功体现在信息干预上；(7)将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AKIS)的范围缩小到田间学校工作站和农户两个层面来进行考量,可以发现构建的农业知识与信息系统是有效的。为此,本文建议：(1)创新团队中有效农业知识和信息系统现实的关键在于农民田间学校,政府应继续开办农民田间学校,并努力将农民田间学校合法化,将其成为政府推广部门的职能之一长期存在；(2)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中,政府应更多地以小农户为目标群体,以需求为导向,提供更多技术信息和服务,行使其公益性职能,保护小农利益,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平稳过渡；(3)政府应利用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拓展公益职能搭建平台,发挥主导作用,增强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组织等的农技需求方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农技供给方的紧密合作,推进农业技术的转移和应用。
杨恩庶[4]2014年在《北京市大兴区种植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农业科技推广是一个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通过引导对农民行为改变并实现科学决策的手段，它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纽带，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保证。大兴区地处北京南郊，总面积1036平方公里，素有“绿海甜园”之称，是北京市重要的农产品供应基地。随着城南行动计划、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扩、新机场建设等，大兴区都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在面临土地资源严重短缺、劳动力老化、农技推广队伍素质差等现实问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进一步完善种植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和服务模式创新，推动传统农业向都市农业转变，增加农民收入、解决政府难题，是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问题。文献资料显示世界农业推广体系主要有六类农业推广体系，包括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以大学为基础的、附属性、非政府性质、个人和其他型式的农业推广体系；推广模式不完全由政府经营，分为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法国模式、荷兰模式等四种类型。中国则主要是由政府领导，农业行政部门主管，农业推广机构与农业行政管理部门一一对应的准公益性体系。王济民等对把国内农业技术推广分为四大类型14种模式。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服务模式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对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多年来的发展演变和服务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从不健全到相对完善，大兴区种植业推广体系建设走过了很长的道路，总体而言，在政府主导未变的前提下，农业推广体系不健全会出现管理体制不畅、人才队伍不稳、推广工作经费缺乏、公益性推广功能弱化、农技人员老龄化、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等问题。推广服务模式灵活多样并且坚持创新，是大兴区的特色，大兴区种植业服务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种型类9种模式，一是推广机构主导型主要有科普教育模式、传统推广模式、全科农技员模式；二是科技项目带动型主要有田间学校模式、村级科技示范户模式；叁是第叁方主导型即院区合作模式；四是大兴区创新模式主要有走出去请进来模式、百村百名技术员模式、育苗大户模式。本文研究认为大兴区传统农业转向都市农业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农业的功能也将从单一的生产农产品向满足生活、生态、文化需求方向转变。农业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农业的特性和农业推广理论来看，完整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是农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保障，技术落地要根据不同内容、不同对象采取相应的服务模式。并且通过对大兴区种植业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的现状分析提出包括“进一步完善基层推广农技推广体系，提升公益性服务能力政策”、“创新推广机制，实行推广责任制度”、“优化农技推广队伍结构，加强对农技推广人员的培养”和“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民文化科技素质”等九项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对于在新时期下解决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颈瓶、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市场需求有着重要意义；对其他大城市都市型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创新服务模式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本论文主要有两方面的创新，一是首次系统研究了大兴区种植业技术服务体系和技术服务模式。二是将农民行为理论应用到大兴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模式创新发展中，对于指导大兴农业技术推广模式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王辛未[5]2017年在《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技术推广是指采用试验、示范、培训、指导及咨询服务的方式,把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推广运用到在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活动。目前来说我们国家的基层农技组织发展依然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因此,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针对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改善措施和政策建议。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本文将分析北京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基层农技推广组织建设的经验,运用农技推广相关理论,得出解决农业技术推广存在问题的相关对策。本文采用实证研究与文献参考的方法对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分析和研究。在本文中,以激励理论、传播理论、人力资源理论作为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发现我国基层农技推广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职能和体制不健全、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专项资金不足、市场化水平低、农民素质低。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权责不清、推广队伍培养不足且待遇较低、资金分布不均且监管不足、农业技术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农民缺乏系统培训和素质教育。根据以上问题提出了:推进农业技术体系改革与建设、加强农业科研与推广组人员的素质、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和使用效率、规范农业技术体系和市场秩序、加强对农民的素质以及农业技能培训等对策。
袁文, 王德海, 胡春蕾[6]2004年在《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文中指出文章是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课题组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反映了目前北京市推广体系的一些最新发展状况。本项研究是对北京市的市、县(区)、乡(镇)叁级636个推广机构的调查统计,同时走访了一部分推广部门的负责人及科技人员,并深入农户进行了调查。在调查访谈结束之后,对所获资料和数据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为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周晶晶[7]2007年在《北京农村科技人才培训方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国内外建设的实际表明,人力资源开发和培训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北京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首善之区,其发展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北京的全面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北京农村土地面积占北京地区土地总面积的94%,农村人口近400万人,培养和开发北京农村人力资源十分重要。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农业的发展也受到科技的推动而进步,农业生产中包含的科技含量越来越大,需要的拥有先进科技水平的农村人才也越来越多。而农村一向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北京地区农村人才队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农村实用人才、农业科技推广人才和农业科研人才都存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因此,笔者通过研究北京农村科技人才的培训方案,以满足北京农村人才需求、促进农村整体进步。本文所指北京农村主要是北京十大远郊区。文章采用培训开发和人力资源相关理论,首先介绍了北京的农村行政区划、劳动力状况、农村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状况;其次分析了北京农村科技人才的现有状况,主要是农村实用人才的数量、素质和结构,农业科技推广人才的数量、素质、结构及其在各推广机构的分布情况,农业科研人才在各级科研机构的分布数量和其科研水平及其近年的科研成果等;第叁,分析北京现有农村科技人才是否满足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其与北京农村人才战略规划的差距,确定农村科技人才在各类型和层次上的需求情况;第四,对已有的北京农村科技人才培训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价,包括绿色证书、星火计划、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星计划等;第五,针对北京农村科技人才的需求情况和已有培训方案的不足,确定其培训目标,借鉴荷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村科技人才培训开发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北京农村科技人才培训的方案和相应措施。
黄天柱[8]2007年在《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研究》文中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46.9%,但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5.2%。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领域的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迅速,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连续迈上几个新台阶,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出现了局部农村繁荣,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叁农”问题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约因素。解决“叁农”问题的核心是发展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未来农业的发展将更加依赖科技进步。我国每年约有6000-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为30-40%,多一半的科技成果不能为经济建设作贡献。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必须把叁科(科研与推广单位、农业教育机构以及国外的科技成果)与叁农(农村、农业、农民)之间的“桥梁工程”高标准地建好。“桥梁工程”指的就是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科技推广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我国现行的农业推广是以政府农业推广机构为主体的单一推广模式,现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农业科技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其优点是具备一定的推广条件,能较好地执行国家农业总体发展计划。但是,目前我国以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的农业推广体系“线断、网破、人散”,存在着科技推广机制不活,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科研、推广、生产叁者之间衔接不紧密,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推广人员素质偏低,农民组织化程度差等诸多问题,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新型农业推广体系势在必行。基于以上思路,本文采用对比分析、实证分析和归纳演绎等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别阐述了:1.与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有关的推广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农业科技推广的路径依赖,农业推广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内容以及需求理论、农民行为改变理论、教育理论、新技术扩散理论、农业踏板原理和内源发展理论,阐述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推广的关系。2.分析了现阶段农业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农民科技需求变化给我国农业科技供给提出的在推广方式、方法、理念等方面的创新和变革需求,进行了供求主体之间的协同分析。3.总结了我国现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现状、供给状况和弊端,提出了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系的思路、创建原则、重点内容、主要措施和实施步骤。分析了世界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基本特征,重点介绍了美国、日本推广体系的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4.经过对农业科技推广供求状况的分析和总结,探索和创建了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为主导,农业高校、科研院所、涉农企业、农业专业技术协会等为供给主体,农业生产与推广、教育紧密结合,上下连贯、主体协同、功能齐全、运行有序、结构开放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以下简称“创新体系”),介绍了该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内容、运行机制、保障措施和科技培训、网络、成果转化“叁大平台”建设。5.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农业科技推广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与对策。重点介绍了农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定量测评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和农业科技成果的分类办法,对农业教育机构科技管理将起到借鉴作用。同时将软科学研究成果推广纳入体系创新之中。6.介绍了中国农科院机构改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校企联合办学实践和部分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改革的成功经验。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经过多次改革,现行推广体系在发展理念、组织体系以及推广内容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突破与拓展,但是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行政化的组织架构,公共科技推广的基本地位并没有得到解决。建立的“创新体系”将对优化、完善我国现存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刘江涛[9]2010年在《我国县乡政府引导下农技服务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是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支柱,是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崭新历史阶段。农村的繁荣、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富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值之必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由政府直接领导、自上而下的国家农业推广体系,对我国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促进作用,伴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农业推广技术和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村科技服务的微观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与此同时,政府如何回应基层民众对科技服务的需求,满足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要,无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点。本文在比较、分析国内外农村科技服务模式的前提上,运用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方法,对近年来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论述,着重研究新型农技服务体系的构建原则,针对新时期农村发展需要和时代背景,提出了加强农技推广体系的改革思路和建议,设计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新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回顾农村科技服体系的由来开始,考察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发展及历史演变过程,着重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技服务体系的现存问题,如管理模式混乱,政府职能不明确、推广受到限制;农技推广队伍不稳定,整体业务素质不高;推广服务的资金投入不足,开展工作较为困难;推广服务以技术为导向、与农民切实需要不相适应等;主要从服务能力、服务手段、发展环境叁个方面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列举了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开展农村科技服务的有效途径,并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一些比较成功的农村科技创新服务模式,如湖南双峰县的农村科技合作社、陕西宝鸡的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山西省的农村技术承包制、和现在较为热议的“农技服务110”。第叁章,介绍了世界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主要类型,以加拿大、美国、荷兰等较发达国家为例,比较分析世界部分典型国家或地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发展经验,归纳出许多有益借鉴和启示:如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农技推广服务的顺利开展;政府部门要责无旁贷的承担起公益性服务职能,发挥其在农技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经验,加大对公益性推广服务的支持,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引导,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渠道等。第四章对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发展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叁农”问题的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政策导向使得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需求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服务的格局也相应的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有了新的发展趋势。最后一章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把握农村科技服务发展的新趋势,制定出有中国农村特色的科技服务政策,设计具有科学性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农村建设相对滞后的现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且有利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小康社会的建设,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发展。
王磊[10]2014年在《多方协作的“双螺旋”式新型农技推广体系研究》文中指出论文将在深入分析研究国内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发展过程和运行模式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湖州市农技研发与推广体系的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总结和提炼出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区别于传统推广体系的新型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湖州模式”。在“1+1+N”政产学研一体化推广体系日趋成熟的基础上,针对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性问题,进一步提出改进对策。从持续发展和不断更新的思路出发,通过分析政产学研多方力量、多种因素协同促进下的四种进化形态,即高度完善的“1+1+N”农推体系进化形态、紧密结合的“1×1×N”农推体系进化形态、综合性跨产业和学科的农业科技创新团队推广体系进化形态、动态平衡公益性和市场性的主导产业研究院推广体系进化形态,来探究“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双重作用下不断变化推进的新型农技研发与推广体系双螺旋式交互上升的发展结构。由此构建出在政府推动力与市场拉动力的相互作用下,新型农技研发与推广体系的“双螺旋”模型；并得出“双螺旋”式新型体系会随着社会和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向更加先进的形态自我更新与发展,从而带动农业产业不断进步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推动农技研发与推广体系的创新改革实践率先做出探索、大胆提出构想。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发展与改革研究[D]. 袁文. 中国农业大学. 2004
[2]. 北京市农业推广问题研究[D]. 韩孟华. 吉林大学. 2011
[3]. AKIS视角下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研究[D]. 何津. 中国农业大学. 2014
[4]. 北京市大兴区种植业技术服务创新模式研究[D]. 杨恩庶.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4
[5].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王辛未. 湖南农业大学. 2017
[6]. 北京市农业推广体系: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J]. 袁文, 王德海, 胡春蕾.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7]. 北京农村科技人才培训方案研究[D]. 周晶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07
[8]. 我国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研究[D]. 黄天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7
[9]. 我国县乡政府引导下农技服务体系研究[D]. 刘江涛. 河南大学. 2010
[10]. 多方协作的“双螺旋”式新型农技推广体系研究[D]. 王磊. 浙江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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