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字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图书馆学论文,研究生教育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753(2001)01-0001-06
从1987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南京大学图书馆招收首届“目录学”方向硕士研究生算起，我国正规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已有20余年的历史。2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单独的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审核通过了3个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情报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档案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3个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情报学硕士学位授权点。截止于1998年底，我们已培养出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1465名，博士43名[1]。这些毕业生正在我国图书情报工作实践和研究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以数字化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正使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在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情报学面临学科重组与学科价值重新定位的问题。世纪之交，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正处在变革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有人甚至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前途产生怀疑，对该专业失去信心。一些大学纷纷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为其他名称，或融入到其他学科。这充分反映了当前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者的矛盾心情。那么，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在21世纪到底如何发展？我们认为，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持悲观的态度自不足取，重要的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制度必须创新。本文就研究生教育创新的目标、方法等问题谈一些个人观点，以抛砖引玉，请批评指正。
1 首先应改变将图书馆学作为文科建设的传统，将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定位于管理科学教育。目前图书馆与情报学专业教育层次不合理，研究生教育规模太小。在数字化时代，研究生教育应成为专业教育的重点。
图书馆学、情报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这在理论上并未得到解决。例如，图书馆学的性质一直有社会科学、综合科学、应用科学（又有综合性应用科学、应用文科、应用技术科学之分）、管理科学之说[2]。由于理论研究不深入，加上我国古代图书馆与目录学的文史传统和教育制度上的缺陷，图书馆学事实上被作为文科对待。1987年国家教委高教一司本着“三个面向”和适当拓宽专业面的指导思想，组织修订并公布了《普通高教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设立了“图书情报档案学类”。由于这些行政上人为的原因，造成图书馆学招生以文科为主。同时，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偏重于文科方面的设计。一些教师、教育管理人士也持这种观点。由于这些认识，导致图书馆学教育偏重文科，对计算机信息技术教学重视和投入均不够。即使想强化这些方面的教学，也因师资力量的欠缺（大量理科背景的懂计算机的教师流入或分配到情报学科，而文科背景的教师则留在图书馆学科）而力不从心。例如有关数字图书馆的教学只能停留在概念、介绍等表象层次。至于数字图书馆实现的关键技术，如信息压缩、图像处理、信息传输等技术则深入不下去。结果学生感到，作为未来管理数字化信息的人才，自己反而成了信息技术与专业学科之间的“边缘人”。对本专业失去信心，甚至失去兴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专业定位的问题。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既不同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具体学科教育，也不同于计算机等技术教育。图书馆与情报学应定位为一门关于信息资源的组织、存储、检索利用的科学。其核心是信息资源管理。它研究的是科学信息的一般规律。只有有了恰当的专业定位，专业教育才不至于左右摇摆，才有创新的目标。
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是本科教育。本科教育从1920年韦棣华女士创办文华图专算起，已有近80年的历史。建国以来，专业教育的重点放在本科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研究生主要是进行高层次的研究工作，人数不宜太多。新时期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近60个本科教学点，加上数量庞大的函授教育、自学考试以及广播电视教育，图书情报学本、专科毕业生人数猛增，而研究生教育则总量偏少。仅以1998年为例，中国招收的图书馆本科生约占当年本专业招生总数的87.5%，研究生招生人数仅占12.5%，而美国同年招生人数中本科生仅占19.94%，研究生则占80%以上。当年美国招收的硕士生是中国的61倍。就绝对数量而言，建国以来到1998年，我国授予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人数为1450人左右。这一数字只相当于美国一年授予的硕士学位数量的1/5。这种教育模式在今天已明显不适应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首先，图书情报机构无法补充足够数量的高层次人才，制约中国图书馆情报事业的发展。其次，高校图书情报专业无法及时补充具有博士学位的师资。据调查，我国图书情报师资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只占队伍总数的7%左右。博士生导师队伍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则只占10%左右。目前的教育体制已不能适应社会信息化的需要。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的重点之一，是迅速改变观念，提升学位层次，扩大图书情报研究生招生的数量（特别是硕士研究生数量）。创新的目标是研究生招生人数保持与信息技术同步增长，即研究生招生规模，在2002年翻一番，在2004年达到翻两番。
2 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建设创新的目标在于学科整合，应在一级学科口径上培养人才
我国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分开建设，分别培养研究生。在研究生制度建立之初，因为当时具备研究生指导经验的导师人数少，国家学科目录对学科专业划分较细，图书馆业务划分也较细，因而，当时完全符合我国实际。
毫无疑问，图书馆学之名称出现较早，并早已形成不同的学术体系[3]。而情报学概念诞生较晚，也形成不同的学术体系。我们承认，图书馆学情报学是两门具有各自研究对象的学科，这一点，也被正确地反映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研究生专业目录[4]中。但是，这两门学科具有许多共性。而且，从情报学在50年以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看，它完全是依托图书馆学、应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发展起来的。从其师资、生源、毕业生走向看，二者具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图书馆学、情报学较发达的国家，也几乎一致地将图书馆学情报学作为一共同的大学科来建设。例如，在美国ALA认可的58所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院中，几乎找不到单纯的“图书馆学系”，在学科建设与学位建设上，美国几乎全部用“图书馆与情报学”代替以前的“图书馆学”，LIS已成为本学科的代名词。像匹兹堡大学这样博士生招生人数位于全美第一，综合实力处在前5名的LIS学院，也将传统的情报学系建设为“情报与远程通讯系”，原图书馆学系建设为“图书馆与情报学系”。笔者调查，位于美国LIS学院前10名的大学[5]，均是图书馆与情报学并称的。二者并称不是图书馆学吃掉情报学，也不是情报学代替了图书馆学。目前国际上进一步的发展趋势是，这些学科逐步汇集为信息学科(Information Sciences)。其Sciences用的是复数，值得深思。如华盛顿大学被认为是美国最早设有图书馆学专业的高校之一，他们经过几次创新，将于2001年建成Information Sciences学院。我们讨论上述问题，并非否认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独立存在，而是主张在学科建设上，二者应当整合。利用二者的师资资源、文献资源、学术资源、设备资源，在宽口径的层次上培养人才。在数字化时代，这一趋势已反映得非常明显。印刷文献将继续存在，但印刷文献、各类信息、媒体在互联网上的融合，已成为当今信息化建设的主导趋势。我们很难区分在网络中（通过同根光缆、电话线或无线传输）的信息到底属于图书馆学的内容还是情报学的内容。事实上，区分它们已毫无意义。但是，在网络信息（包括数字图书馆）传输中，则需广泛应用有关目录分类、索引语言、标引技术、词表技术、文献计量技术、信息包装技术、信息扩散技术、信息组织技术、信息存储技术。这些技术既是图书馆学也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我国研究生招生、培养、课程设置等等方面几乎均仍在二级学科下进行，这种状况同数字时代的需要是极不一致的。据了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在进行一级学科的审核工作。我们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应抓住机遇，不仅要争取一级学科的授权，而且要切实地进行培养制度上的创新，坚决打破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人为的障碍，按“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招生。在研究生导师的遴选、教学方案的设计、授予的学位名称之间坚决打通。研究生只有到了毕业论文阶段才缩小研究范围，进行某一专门课题的研究。
1998年修订后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在学科门类的归属上是适得其所，有利于宽口径培养研究生，使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授权审核成为可能。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虽有着不同的前景和历史过程，但都属发展中的学科，随着学科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教育也趋向一体化。这是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授权审核的实践基础。只有拓宽研究生培养口径，才能使研究生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只有有了宽广的基础知识平台才能深得下去，才可能具备创新能力。
3 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应将能力的培养作为首要目标
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应随着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我们面临的信息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就是图书情报工作的环境逐步由模拟空间转向数字空间。数字时代是一个技术创新的时代。研究生教育制度创新的重点应是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江泽民同志多次讲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陈至立同志讲，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生综合素质中重要的素质[6]。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赵沁平同志也指出，“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当前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之一[7]。目前，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重视还不够。硕士生基本上仍沿用师带徒的方式进行。由于知识面不宽，很难在重大问题上有所创新。我国图书情报研究生学位论文不少，而真正做出创造性成果的，对国际学术有所贡献的并不多。目前还未有一篇论文入选每年举办的“百篇优秀论文”。
学位条例的实施，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建立，推动着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研究。学位授权点的建立与学科建设有着一种互动效应。一般来说，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权是衡量该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某一学科争取博士、硕士学位授权过程，实质上是推动该学科点建设的过程。被批准获得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点，按照学位条例的要求，规范培养环节和过程，充实和发展优势学科，使其更好地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任务。学科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高水平的学科点才能承担重大的科研课题和培养出高质量的研究生，高水平的科研工作为研究生提供了前沿的研究课题，研究生必须在科学前沿探索和在参加科研课题的科研活动过程中得到培养，增长才干。同时，研究生不仅是导师在科研中的得力助手，又是一支富有活力的科学研究生力军，他们思想活跃，富于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在导师的指导下，对学科前沿课题开展科学研究，推动着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研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4 研究生课程体系创新的重点在于适应变化的信息环境与信息需求
研究生课程设置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目前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还普遍存在因人设课、改课程名称不改课程内容的情况。这种课程模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课程体系创新必须围绕图书馆与情报学是一门管理学科这样一个主旨进行。创新的目标应是有利于宽口径地培养高级人才，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通过对国内外课程体系的分析，我们认为研究生课程体系应由两部分组成，即专业基础课和研究方向课。
专业基础课教学目标是使研究生“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硕士生）[8]或“在本门学科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博士生）[9]。这是宽口径培养人才的基础。专业基础课的核心是“信息的组织、存储、检索与管理”。围绕这一核心，可考虑将专业基础课设置为两部分。一是核心必修课。必修课主要讲授、研讨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目录学的基本理论、学科历史、学术流派、发展前景、研究进展、教学方法等等内容。应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前沿进展评析、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等内容。这一部分可考虑设置《图书馆与情报学学科研究前沿》、《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方法》等课程。二是相关课程模块。建议设置五个课程模块：(1)信息组织与检索系统模块。主要讲授研究信息组织的技术，包括标引语言、标引方法、书目控制、索引与文摘、现代检索系统尤其是网络系统的设计、数字图书馆关键技术等重大理论与技术问题，互联网信息组织等等；(2)信息资源与评价模块。主要讲授社会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与方法，各类信息资源研究，信息资源的选择、评价政策以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信息源及其选择、评价、政策理论；(3)信息服务模块。主要讲授信息服务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包括社会信息需求研究，用户研究，信息保障理论，书目情报服务理论，以及相关专门服务如档案服务、古籍服务等等；(4)管理科学模块。主要研究图书情报领域的行政管理、图书情报系统设计管理、数字化图书馆管理工程、图书情报人力资源、项目预算与财务管理等内容；(5)图书情报环境模块。主要研究图书情报领域的法律、经济以及相关政治、文化、伦理等问题。
对上述每一个课程模块，可根据本专业的特色考虑设置若干门课程，允许学生从每个模块中任选一至两门课程。例如信息资源与检索模块下可设置“信息资源导论”、“人文与社会科学信息资源研究”、“科技文献资源研究”、“文献计量学研究”、“医学文献资源研究”、“工程技术文献资源研究”、“法律文献研究”、“数字化信息资源研究”等等。
课程设置应充分考虑到信息环境的变化和读者需求的变化。在数字时代，读者由对传统的印刷型载体的信息为主的需求，转向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印刷信息仅能满足读者的部分需求。在新的信息环境中，非印刷型需求的比例在逐步加大。在信息高速公路中，视频信息与非视频信息交融，信息载体的原始个性特征消失。我们必须探索数字化环境下图书情报服务方式与模式，例如在超文本标记语言环境下，信息系统的设计。
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从地理因素看，由国家、地区性的情报需求转向全球信息需求。传统的图书馆与情报服务主要是区域性的服务，例如以本馆收藏为阵地的书目服务，以地区合作为目标的联合目录服务，以揭示与报道一国图书的国家书目服务等等。用户的信息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一国或一地区，而转变为对全球信息资源的需求。在数字时代，这些局域性的书目中心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联网，真正实现了世界书目资源共享。在全球书目资源共享过程中，信息的揭示与报道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在虚拟图书馆信息报道，遵循的主要规则不再是书目条例，而是通讯协议。因此，我们要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揭示、传播、利用等新问题，在数字时代，由社会性书目情报需求与离散型个体化情报需求两极并存。传统信息资源共享主要依赖图书馆、信息研究所、文献中心等机构，这种服务属于集中服务或中心服务。用户获取信息资源方式包括借阅、阅览、专题目录、参考咨询等等。在信息社会，由于技术的推动，读者对作为物理状态的图书馆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作为分布式数据状态的虚拟图书馆将在满足读者信息需求中发挥巨大作用。用户希望在办公室、家庭甚至移动的交通工具上通过计算机、远程通讯技术及时获取信息。21世纪信息交流的主要特征是其开放性，即信息资源的无限制复制。另一方面，点对点的信息交流也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信息服务的商业化是促成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探索新的信息资源共享途径。我们必须研究数字图书情报工作者的新任务、网络环境下读者查询行为等新课题。面对信息海洋，读者无法迅速、准确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这是信息技术环境提出的挑战。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向读者全面揭示文献的外部信息，从而使读者获得改变自己知识库的启发信息。
由于数字化信息的普及，读者对原始信息的需求逐步转向对数字化信息的需求。信息基础设施是一种公共平台，将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读者利用信息资源行为的变化。数字化查询具有速度快、远程通讯、人机对话、即时编辑等等特点，既方便查寻又便于存储，也有利于信息的再生。数字化情报服务与传统的文献服务有较大区别。例如就检索行为看，提问——比较——查找的检索方式将逐步转向浏览——查询——下载的方式，所以，我们也要研究专题服务、定题服务、咨询服务、辅导服务的新任务以及有关的心理学、行为科学问题。
用户的信息需求变化是推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的动力。信息环境的变化将带来一系列技术、文化、心理、法律等方面的新课题，需要图书馆与情报专业工作者去继续探索。这些在我们的研究生课程表中应得到充分的反映。
5 师资队伍创新重点是结构的创新
我国图书馆与情报专业师资队伍与国际水平尚存在较大差距。首先，就年龄结构看，教师梯队的结构尚有待优化。从美国情况看，他们大约有601位图书馆学情报学专职教师。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占总数的10.4%，40岁至54岁的占总数的58.2%，55岁至64岁的占25.9%，65岁及65岁以上的占5.5%。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师中40岁以下者占总数的37.1%，40岁至54岁的占总数的32.56%，55岁至64岁的占25.58%，65岁及65岁以上的占4.65%。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与美国LIS教师55岁至64岁的比例几乎相同，分别为25.58%和25.9%，65岁及65岁以上者占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65%和5.5%，也极相近。但是，在40岁至54岁年龄段，我国教师人数的比例是32.56%，而美国则高达58.2%。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代人大多失去学习机会，因而高学历人才奇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LIS教师梯队的缺陷。中年教师是构建合理年龄结构的师资队伍的战略重点之一。加强中青年学术梯队建设，尤其是加强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填补中年教师岗位的空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教师持有学位情况也是衡量师资队伍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1997-1998年度美国LIS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高达87.7%以上[10]。中国大学教师持有的学位目前仍以学士和硕士为主，取得过博士学位的仅占教师总数的1%左右，其余全部为硕士或学士文凭。
同美国相比，中国大学图书情报专职教师人数要比美国多。据初步估计，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共有40个左右的本科教学点[2]，学生与教师人数之比为7.38：1。同美国相比，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40岁以下教师取得高级职称的人数比美国多。中国教师队伍中40岁至55岁之间年龄段的教师人数明显低于美国。1997-1998年度美国LIS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者高达87.7%以上。
由于中国LIS教育的主要师资来源是本国的研究生，研究生人数少，高校无法及时补充具有博士学位的师资。美国LIS教师中持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人数为中国的43倍。就教师持有博士学位占教师总数的比例看，美国是中国的80倍以上。因此，及时补充具有博士学位的师资是当前师资队伍创新的当务之急。
在现代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在国家信息化基础结构中，图书馆是其组成部分。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的挑战主要因缘于此。信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图书馆曾经承担的许多任务被其他信息系统所取代。公众可以在任何地方以有线或无线方式获取信息。而商业化的信息服务又不断地与图书馆争夺用户，造成图书馆用户数量减少，加上商业化信息公司的高薪延揽，信息技术人才走俏，报考图书馆与情报学的考生下降，专业面临生源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校的图书馆与情报学开始改名。有些改得成功，有些改得不成功。教学内容未改，或四处拼凑，条件跟不上，本专业没有学，其他专业又没有学好，学生不知自己是什么专业的。这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也反映了处在数字时代挑战中的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管理人员复杂的矛盾心情。其实，从图书馆学专业到情报学专业，这种知识结构的缺陷早已存在。只不过在今天更加突出而已。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由硬件（计算机等）、网络供应人(ISP)、内容提供人(ICP)和终端用户组成的信息链。在这个信息链上，硬件就业市场被制造人占领，ISP的市场被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占领，如微软的操作系统。只有ICP才可能是图书馆与情报学毕业生的主要就业领域。这个领域涉及数据的采集、包装与推广。ICP需要非常宽广的学科专门知识。例如从事化学文献数据库的包装与生产必然需要相应的化学知识。美国非常重视教师的跨学科背景，而中国师资队伍中图书馆学情报学毕业生占绝对多数，很少有其他学科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
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图书馆与信息中心收藏与提供服务的信息资源涉及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图书馆与情报工作也必须利用计算机、通讯、自动化技术从事知识信息的组织，需要利用有关心理学、行为科学、认知科学等知识开展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毕业生有些到公共图书馆工作，而更多的则是到医学、农业、生物、法学等等专门信息中心工作。毕业生必须具备相对广泛的各学科知识。这一客观事实，对图书馆师资提出了挑战，图书馆学教师也必须具备相应的某些较专门的知识。欧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院比较重视师资队伍背景的多元化。例如1998年美国58所图书馆学情报学学院招聘的31名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s)中，获得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的为17人，占新聘职位中的54.8%。而非图书馆学情报学博士学位者为14人，比例高达45.2%，其学科包括计算机科学、教育学、工业技术、哲学等等。到1998年，整个教师队伍中非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博士人数为183人，占当年教师总数（601人）的30.4%。LIS教师获得非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学科包括政治、教育、法律、天文、计算机、历史、档案、传播、教育、文学等十余个学科。有30%的图书馆与情报学学院院长不是图书馆与情报学专业毕业生。我们应鼓励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到我们的专业来任教。
6 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创新重点是培养过程的创新
我国研究生入学之后即选定导师。这种培养方式有其优点，即研究生可早日进入专业领域，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这对于培养某一专门领域的人才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方式不能适应数字时代图书情报与信息事业发展需要。在数字时代，图书情报工作之间的业务界限逐渐消除。在交互式网络中，甚至信息的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界限也十分模糊。合格的优秀信息管理人员必然要求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在信息管理系统中几乎不再按图书分类、编目、目录、索引、藏书、检索等工作划分设置专门职位。这些工作可以由同一系统自动处理完成。由于专业划分过细，方向太窄，我国有些工科专业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研究生文凭派不上用场。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在国内读了七年，结果到了国外才发现学的东西只是别人本科专业中很少的一部分。由于专业太窄，共同的基础知识准备不足，创新受到很大限制。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建议采取指导小组方式来培养研究生。即研究生培养以一个导师为主，本专业的若干副教授以上人员组成指导小组，小组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不同的研究方向的导师。所谓宽口径培养，提高创新能力，我们认为就是要鼓励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在更宽广视野下选择研究的课题，尤其是交叉学科的选题和前人没有做过的选题。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生的主要生源仍然是应届毕业生。应届生因没有中断学习，外语、专业课成绩一般都比较优秀。因此，录取的比例要大一些。应届本科生几乎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图书馆、信息研究业务了解不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少。图书馆学情报学又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在国际上，图书情报研究生计划一般设在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这种情况在美国的大学尤为普遍。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学位制度的确立是经过无数先驱长期努力的结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建立起来，博士学位制度建立得更晚。在系统制度建立之初，由于人才的缺乏，高校需补充大量的师资，因此，大多数硕士研究生被定位于“研究”与“教学”的培养目标上。事实上，今天正活跃在我国图书情报教育领域的许多知名学者（如曹之、乔好勤、倪晓健、李国新等教授）都是当时的优秀硕士毕业生。培养以研究、教学为主的人才，在当时不仅符合实际需要，而且具有历史性贡献。但是，到了今天，高校师资队伍结构发生了变化。在一些重点大学，师资队伍的补充主要以博士为主。这样，硕士毕业生任教的可能性在逐渐减少。另一种情形是，在政府、商业、法律、政治、文化等实际部门则大量需要硕士层次的高级人才。图书馆与情报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专业化已成为时代的呼声。目前，在欧美图书馆与情报学普遍授予的是“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硕士”或“图书馆与情报学硕士”。美国许多大学采用专业学位制度，对毕业论文要求并不那样严格，但严格强调宽广扎实的专业基础。学习年限比我们短。对博士研究生则强调其研究能力、教学能力。博士研究生论文要求严格，学习年限比我们要长。
鼓励研究生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图书馆与情报学的实践性非常强，这门学科不断随着信息技术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目前对研究生实践教学抓得不严，有些甚至省略这一环节。我们认为实践教学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种形式，而是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其中硕士研究生在图书馆实习的时间应达到六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实践教学有利于了解专业业务，寻找到符合实际需要的研究课题。
收稿日期：200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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