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争”与美国政治的神话和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现实论文,神话论文,战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一些美国社会与政治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美国学术界正在展开一场关于“文化战争”与美国政治极化的讨论。有学者曾经统计，早在1992-1994年期间，仅仅在Lexis-Nexis数据库中，就有1062篇论文使用了“文化战争”这一术语。①由此可见，“文化战争”和普通公众的政治极化问题，已经在一段时间内成了美国国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虽然目前国内学术界集中关注这一问题的成果并不多，但是仅有的几篇论文就呈现出了明显对立的观点。在张业亮看来，与两党的意识形态极化同步，选民也被分化成两大对立的投票集团。②与此类似的是，潘小松甚至还探讨了美国“文化战争”与移民潮之间的关系。③徐其森也认为，选民极化已经发生，且极化的程度在继续加剧。④与此相反，李钧鹏则认为，美国政治精英和政党活动家们呈现出极化趋势，但全方位的大众极化并未出现。⑤与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不同的是，周琪和王欢倒是注意到了普通公众在意识形态和具体议题上的差异，以及介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政治活跃分子的独特表现。⑥不过，上述作品都是在整体评述美国政治极化趋势时，顺带提及普通大众的极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作品专门考察大众极化问题的来龙去脉。 与此形成映照的是，美国国内学者围绕着这一问题，同样形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双方围绕着美国人是否正在经历一场以价值冲突为核心的“文化战争”及由此引起的大众之间两极化对立的现象，已经展开了20多年的争论。 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考察“文化战争”和美国大众极化问题的起源与变迁，归纳和分析各种流派的基本观点及其论据，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一些基本的研究发现及值得深入关注的问题。 一、“文化战争”模式的提出 根据亨廷顿的概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能够抓住美国政治核心特征的理论模式主要有三种，即进步主义理论、共识理论和多元主义理论。进步主义理论强调，美国政治史就是一部少数富人与多数穷人之间不断展开阶级斗争的历史；共识理论认为，美国政治的基础是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中产阶级所尊奉的自由主义价值；多元主义则提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⑦这三种理论模式的共同特点都是用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性质来解释政治，都强调经济利益和物质利益在政治中的主导作用，几乎完全忽略了政治理念和理想主义、道义事业和信念激情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大家又基本上都同意，美国是根据某种政治理想构建出来的，并且由自由平等承诺或梦想所激励。⑧在亨廷顿看来，自由、平等和民主等理想承诺与现实体制之间的裂痕所导致的无法实现理想追求，才是美国政治经验的核心；承诺与实现之间时隐时显的裂痕，才是美国政治失衡的原因。⑨ 与亨廷顿类似，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也并不认为当代美国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存在价值共识。不过，与亨廷顿不同的是，亨特认为，美国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基本特征是以宗教多元化为核心的文化多元主义；这种文化多元主义所导致的结果，并不在于价值与体制之间的断裂，而在于美国人在价值层面上进入了一种“文化战争”的状态。在他看来，在美国社会主要由基督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组成的时期，曾经有过价值共识，如《圣经》一神论和泛基督教主义的共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新移民的不断增多，新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及其教派之间的价值分歧越来越严重，从而在各种宗教和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传统与进步两种价值之间的分裂。具体而言，在犹太教内部，传统或正统派主张遵循律法并维护支撑律法的社群；在天主教内部，传统派主张忠于教会的教导；在新教内部，传统派认为要绝对信奉经文的最终权威。总而言之，各种宗教内部的传统派都极力推崇宗教经典这一外在权威的超越性和至上性。相反，进步主义者则倾向于根据当代生活的流行价值而重新表征历史信仰。⑩各主要宗教内部沿着传统与进步而展开分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教派和宗教内部的传统和进步主义者们，跨越了宗教和教派的边界，在文化上逐渐走向了传统和进步两极，并且沿着各自的核心价值日益走向尖锐的对立，在各种议题上都形成了全面冲突的局面。而冲突的核心则是美国国民身份的界定。(11)显然，在亨特那里，价值共识或许在历史上存在过，不过在当代美国，价值冲突而不是价值共识，才构成了社会与政治运作的核心特征。 亨特的“文化战争”论，以文化上的传统与进步为标准，将美国人划分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这一观点在美国的新闻界、学术界和政治界都获得了相当的支持。一些学者和新闻记者甚至开始用“文化战争”理论所揭示的传统—进步模式来替代传统的精英—大众模式。例如，埃德塞尔(Thomas Byrne Edsell)在评论亨特的著作时就提出，美国社会过去的裂痕体现在上层新教徒与工人阶级和其他种族的天主教徒之间，而今的文化战争则表现为，传统的犹太教徒发现，他们与基督教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共性要大于犹太教内部的改革派。(12)就在亨特的著作出版一年之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在1992年的大选期间也提出，为了寻找美国的灵魂，美国人正处于一场宗教战争之中。这是一场文化战争，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这场战争对我们将来成为何种民族至关重要。(13)有些新闻记者甚至认为，正是文化战争的存在，才为小布什的掌权提供了通道并加剧了冲突。(14) 二、共识模式对“文化战争”模式的批判 与那些“文化战争”论者们并行的是，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从各个方面证明，亨特所提出的“文化战争”论只是一个神话。在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现实之中，并不存在因“文化战争”而彼此对立的状态。美国人的社会与政治态度不但没有发生历时性变化，在共时性的框架内也并没有出现大的分歧。 为了在经验层面检验美国大众是否出现了意识形态的极化趋势，迪马乔(John DiMaggio)等人运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GSS)和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 Survey，NES)历时20年的数据，逐一检验了美国大众政治态度变迁之后发现，大众除了在堕胎和政党认同的问题上存在差异外，其政治态度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15)此后，穆(Ted Mouw)和索贝尔(Michael E.Sobel)在对迪马乔等人当年分析过的数据进行重新检查后发现，迪马乔等人在分析美国普通大众有关堕胎问题的观点时，曾经错误地将定序(ordinal)和定类(nominal)的变量当成定距(interval)变量进行处理。如果把这些错误处理的变量恢复为定序或定类的变量，再带入模型，就会发现原有的模型因为对变量的不当处理而夸大了普通大众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程度。(16)在他们看来，即使在一些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美国普通大众的政治极化趋势也并没有先前的文献所称的那么严重。 戴维斯(Nancy J.Davis)和罗宾逊(Robert V.Robinson)通过对一项全国性资料的分析发现，虽然宗教因素是构成美国人政治分歧的重要来源，但是，宗教意义上的传统阵营与进步阵营的分歧，仅仅体现在教育、性、生殖权利和性别分工方面。在种族平等问题上，传统主义者并不比进步主义者表现得更为保守；在某些经济议题上，传统主义甚至比进步主义者更偏向自由主义。(17)因此，对于美国的宗教传统主义者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美国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保守阵营，所谓的“文化战争”现象，主要存在于媒体权威、政治运动的领袖和学术界之中。(18) 在对美国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大城市的8个郊区200多位中产阶级家庭的居民进行了长达2年的深度访谈之后，沃尔夫(Alan Wolfe)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沃尔夫承认，美国社会确实正在经历一场文化战争。但是，他同时强调，这场战争主要存在于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而并不存在于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当中。(19)这是因为，民意调查中所显示出来的美国人在价值上的尖锐冲突，主要是由于问题的设计者有意区隔了调查对象，从而夸大和扭曲了调查对象的真实想法。整体而言，美国的中产阶级既拒斥极端的传统主义，也反对激进的自由主义。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中庸的温和自由主义，才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价值。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成员都意识到，他们毕竟属于同一个民族。由知识界所夸大的传统与现代这两种价值之间的差异，体现的是他们担心左右两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会分裂这个民族。(20) 在“文化战争”模式的批判阵营中，莫里斯·菲奥瑞纳(Morris P.Fiorina)团队的工作尤其值得关注。这一团队主要利用全国选举调查的数据和相关民调资料，通过纵横比较后得出结论认为，“文化战争”的说法纯粹是一种神话。不仅大部分美国人的政治态度没有发生多大的历史性变化，而且全国各地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差异也不大。即使在表面上呈现出观点对立的堕胎和同性恋问题上，美国人之间的分歧程度也并没有呈现出极化状态。(21)针对一些学者将美国全国性选举中的激烈竞争，即两大对立集团的得票都接近50％的现象看成是极化的表现，他们提出，这种理解同样是对美国政治的误解。因为有两种民意分布状态都会导致选举竞争的双方得票均接近50％。第一种情况是公众态度呈U型分布；第二种情况是公众态度呈倒U型分布。当公众态度呈U型分布时，确实表明公众的态度呈极化分布；当公众态度呈倒U型分布时，钟形曲线是选民态度呈正态分布的外显，这正好表明多数选民都持中立态度。先前的研究由于将研究单位定位在州一级，从而简单地将美国的政治版图片面地区分为红州和绿州。如果将研究单位下沉一级，以县为单位，就会发现大多数的县都既不是红县，也不是绿县，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紫县。(22)即使在所谓的红州与绿州之间，选民们在性别平等和死刑等问题上的观点也非常接近。 菲奥瑞纳等人同时也认识到，美国政治精英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极化现象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精英之间存在的极化现象被媒体放大之后，才导致了美国民众“被极化”的表象。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美国人都持有一种温和的、中立的、甚至是某种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混合状态的观点。 “文化战争”模式的批判者们，无论是通过定性还是定量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美国普通大众的政治态度并没有呈现出极化状态，大多数美国人的政治态度仍然处于模糊、中立或者两可的状态，“文化战争”只不过是一些忧虑美国未来的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政治神话。这一神话的背后，仍然是美国人在政治上高度共识的现实。 三、双方的对话与交流 有趣的是，观点的剧烈分歧并没有带来学者之间“极化”，反而为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为了深入交流双方的观点，“文化战争”模式的代表亨特与“共识”模式的代表沃尔夫(Alan Wolfe)于2006年联手推出了《文化战争是否存在？关于价值与美国公众生活的对话》一书，汇集了双方深入澄清各自观点的相关论文。 在该书中，亨特首先重申，被美国人所尊奉的自由主义根植于差异性的挑战。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自由主义力图为多元社群在共享的政治秩序下的共存提供某种解决方案。基于此，“文化战争是否存在”的观点所暗含的一个先导性问题就是：“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差异性是否在起作用？”就事实而言，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体制不断接受新的差异性挑战的历史。“文化战争”概念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趋势：在美国公众的态度不断地经历重组的过程中，各种紧张和冲突都可以归结为深层意义上的核心价值观的冲突。根据各自对待终极权威的态度，可以将二者区分为传统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阵营。(23) 针对指向自己的各种批评，亨特发现，所有反对“文化战争”模式的研究，无论是大规模的民意调查还是深度访谈，都是基于个体问答而采集数据。这一途径的研究，在概念上源于20世纪50年代将文化等同于个性的传统概念，在方法论上将社会整体的价值和规范等同于个体的态度和价值观。在文化研究经过结构主义的转向之后，研究者们发现，不能将作为社会整体的价值规范简单地化约为个体的态度和价值。而“文化战争”论的基本假设并不针对基于个体的价值和规范，而是内化于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之中，作为一种公众话语体系的价值和规范。(24)而批判者们不但将文化的概念作了过于狭隘的理解，而且还将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冲突理解为是普通人的一般态度。与此同时，“文化战争”的概念也并不意味着两股对立的力量在数量上不相上下。在任何社会中，持极端立场的人常常是少数。事实上，正是这些在数量上处于少数、但同时把持着各种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精英们，通过对公众话语和资源的控制与动员，不断地将普通大众拖入文化冲突之中。反之，如果“文化战争”真是一个神话，那么为什么持中间立场的选民无法提出并选举产生出一位温和的候选人来代表他们的共识？(25) 沃尔夫的回应是，如果说当今的美国已经进入了文化战争状态，那么就必须提出一种可以比较的标准，以将先前的非战争状态和当前的战争状态区分开。但事实表明，很难找到这种可以用来比较的标准。如果以暴力程度为标准，那么当前美国的文化冲突状态远逊于南北战争时期，甚至也远逊于20世纪60年代。与欧洲的法国和德国相比，美国人对某些宗教仪式的容忍程度也相对宽容。选举研究的资料也表明，被认为是文化战争标志的关于堕胎与同性恋的争论，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中也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政治的角度看，当前的美国都并没有处于一种“文化战争”状态。至于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各种争论，在沃尔夫看来，只不过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在文化上向左与90年代以来政治上向右之间的矛盾的外显。而纯粹文化意义上的战争状态则从来都没有存在过。(26) 显然，对话与交流并没有能够消除双方的分歧，反而为双方阵营补充和深化各自的观点提供了机会。不过，在表面的分歧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些共同点。第一，双方都承认，在个体层面上，普通美国大众在观念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多元化的状态；第二，与大众的状况相反，美国的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确实存在政治态度上的极化趋势；第三，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层次内，则存在着多种态度分布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都承认精英的极化和大众层面的非完全极化，但是，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确切描述，则同样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在亨特等人看来，处于极化状态的精英集团，正在动用各种资源将大众不断动员进各种阵营，因而整个美国社会呈现出一种极化的现实。相反，在菲奥瑞纳等人看来，虽然处于极化状态的精英在不断地将各自的观点尖锐化，并且在媒体上不断放大这些观点，但是普通美国大众的基本态度则依然故我，并未因此而进入全面极化状态。即使当今的美国大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某些分裂，也并不是一种深刻的分裂。因为这种分裂也主要体现在活跃的政党支持者之中。对大多数公众而言，其整体状况甚至与半个世纪前差不多。 四、转化论的协调 与亨特的观点类似的是，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也认为，当代美国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分裂的文化。希梅尔法布提出，亚当·斯密早就看到，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都存在着两套道德系统：严谨或朴素的道德系统和自由或放纵的道德系统。前者是普通大众所秉持的道德系统，后者是追求时尚的人们所追求的道德系统。(27)在美国建国之初，由于社会分化尚不明显，以清教徒为主的普通大众主要尊奉的是严谨或朴素的道德系统。这一系统不但构成了美国建国之初的“共和美德”，而且还经历了美国内战、移民浪潮、领土扩张、经济危机以及工商业、交通和城市化变迁的考验而得以存续。(28)但是，二战以后，随着美国社会的开放和经济的繁荣，一场史无前例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也在20世纪60年代全面铺开。而与这场反主流文化运动相伴随的，则是在种族、性、技术、人口、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一系列革命。这些革命的共同后果就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大量的美国人从维系传统社会稳定的“共和美德”教条中被“解放”出来，先前被坚定维护的“资产阶级价值”被彻底抛弃。(29)经过半个世纪之后，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逐渐在美国的大党、报章杂志、电视和电影之中居于主流地位。而反主流文化在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又催生了一种新兴的、挑战这种居主导地位的反主流文化的“异议文化”(dissident culture)。这种异议文化的特征是呼唤和强调传统的价值观。(30)不过与亨特不同的是，希梅尔法布并不认为这两种分裂的文化之间处于不可调和的战争状态。在她看来，正是异议文化的兴起，才在一定程度阻碍了反主流文化的过度发展。她同时还认为，通过完善民主制度下的容忍和妥协原则，可以疗救这种文化上的无序状态。(31) 米勒(Alan S.Miller)和霍夫曼(John P.Hoffmann)发现，在关于“文化战争”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文化战争”这一概念不但在学术界获得了大量的支持，而且还在美国的政治现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因为某些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确实与其在宗教上的保守和进步取向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美国人在许多议题上并不存在两极对立的现象。在他们看来，一个基本原因在于，极化的现象主要出现在社会群体而非个体之间。在作为个体的美国人的基本倾向并没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之所以会出现极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所经历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升了群体之间道德分歧的程度，以及政党出于竞争的需要调整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从而导致自由与保守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种力量不断强化了美国人的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y)意识，引导着美国人把自己装进保守和进步的阵营。因此，原来并没有变化的政治态度，是在受到一些重大事件和政治党派的刺激之后，才呈现出了极化的外观。(32) 与此类似的是，阿布拉莫维茨(Alan I.Abramowitz)与桑德尔斯(Kyle L.Sanders)也认为，正是民主和共和两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都将本党的意识形态立场调整得更为清晰，以区别于对方政党之后，才使得选民比较容易基于自己的政策偏好而选择政党认同。不过，与前述观点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认为选民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个体和聚集层次上的差异，而是认为，美国选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分化是自里根时代开始就存在着的一种长期趋势。(33) 另一种协调的观点则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个体层次上的多元化与群体层面上的对立化，主要原因在于人口的流动。一些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一些政党的支持者在乔迁新居时，会考量目的地的特征，如种族组成、收入与人口密度等，但同时更倾向于落脚在支持同一政党群聚的区域。在现实中，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都具有这种倾向。(3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仅能在中观层面上解释某些地域之内的极化现象，而并不能上升为普通大众在全国性层面上的表现。 总而言之，在协调论的立场看来，无论是共识论还是“文化战争”论，其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其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在极化与非极化这样一种简单的二分框架下来讨论问题，而现实之中，则有可能是两种状态之外的多种面相。除希梅尔法布试图从另一个侧面来解读之外，其他的几种观点都试图通过某种机制性的解释来消除二者之间的表面矛盾状态。 五、简要验证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争论的双方在测量美国公众的政治极化时，主要使用了三个层次的指标，即美国公众的意识形态分布、美国公众的政党认同和美国公众在特定议题上的态度分布。为了验证双方的观点，本文选取了在美国的民意调查数据中最为流行的GSS 2012所提供的最新数据。根据前述的争论焦点，本文选取了能够回应三个层面上的公众政治极化的三个问题进行验证。 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本文选取GSS 2012中的问题是：你认为自己倾向于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回答结果如表1和图1所示(文中图表均为作者根据GSS数据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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