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经学著作雕版印刷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宋代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G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217(2004)03-0034-04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就一直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作为儒家文化的基本存在形态，经学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干地位，对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社会意识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两千多年间，经是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讲：“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1](P1)但作为儒家经典合称的“十三经”的最后定型却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早在《庄子》的《天运》和《天下》篇中，就已提到“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火以后，《乐经》亡佚，只有其它五经立于学官。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所以到了东汉，“五经”之外，又增加《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唐代以《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九经”，并开始以“九经”取士。唐文宗太和年间刻石经，又增《孝经》、《论语》、《尔雅》三经，为“十二经”。宋代尊孟子，重《四书》，又列《孟子》于经部。至此，“十三经”完全确立。
当儒家典籍最后在宋代完成其经典化过程的时候，至迟发明于初唐的雕版印刷术在经历三百余年的发展改进后，终于也在宋代大放异彩。宋朝统一中国后，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社会渐趋富裕，商业经济逐渐发达，文化事业因而也蓬勃发展。这些因素，成为雕版印刷术突飞猛进的坚实土壤。两宋三百余年间，刻书单位之众，雕印地区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成品之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而可称后世之楷模，雕版印刷事业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经学著作由于其在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宋代雕版印刷业关注的重点。实则早在后唐长兴三年(953)，当时依《石经》刻印《九经》，就已实现了经学著作与雕版印刷的初次遇合。之后，在五代还有多次成功的经学著作印刷的实践。时至宋世，雕版印刷更是通过大量刊印经学著作，积极承担起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的重要任务，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整个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都对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从而使其蔚为大宗，成为雕版印刷业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则作为雕版印刷版本鼎足而立的三大系统，在经学著作的长期刊印过程中，争奇斗胜，相互促进、影响，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更使雕版印刷事业大大推进。从宋代经学著作的刊印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当时雕版印刷事业本身发展的历史；而且，在这背后，分明也能看到当日社会思想、知识和风气的一般概况。本文所说经学著作包括“十三经”和历代注释“十三经”的著作两大部分，至于其它向来附属于经部的乐类和小学类著作的雕版印刷情况则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一、三大社会因素对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的影响
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整个社会的三大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对当时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1.统治阶级意愿的影响
经学既是作为统治学说而存在，它理所当然地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居于支配地位。宋代的统治者尤其清楚这一点。宋王朝建国伊始，就采取偃武修文的政策，此后一直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加强经学教育，强化经学地位。我们仅以北宋和南宋各自的第一代帝王为例，便可知统治者之用心良苦。宋太祖多次幸临国子监，与监判讨论经义，恩赐加勉。又多次召见民间学师，赏赐优渥。开宝年间，名儒王昭素赐坐讲《易》，太祖及宰相以下大臣恭听讲论。宋高宗更是于绍兴十三年(1143)至十六年(1146)亲笔御书六经及《论语》、《孟子》，赐太学，颁诸州学，并刻石立于太学首善阁及三礼堂廊庑，以此规定全国教育发展的方向。由帝王御抄石经，这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宋史·艺文志》讲“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2](P5031)，这也是当日社会的事实。为了更好地巩固自身政权，具有较高经学素养的宋朝统治阶级当然要不遗余力地提倡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
宋代虽然一直积弱不振，外患内忧不断，到了南宋更是偏居东南一隅，但终宋之世，中央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一直不乏其事，屡屡见诸各种文献记载。北宋时在国子监设立专门的刻书机构，初名印书钱物所，后改名书库官，专管雕印经史群书。两宋历代帝王中，宋真宗对于经学著作的印刷流布的重视尤其值得注意。咸平年间，宋真宗诏令国子祭酒刑昺、直讲孙奭等当时名儒主持校定刊印《九经义疏》，颁行天下，做为法定教材。咸平四年(1001)，真宗下诏，在州县官学之外，同样给聚徒讲习的地方颁发《九经》，后又允许监本《九经》定价出售。景德二年(1005)，真宗到国子监看阅书库，问刑昺现有经版几何。刑昺遂答：“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2](P12798)四十余年间，书版增至数十倍，发展是很快的。
宋时，不仅最高统治者，就是一般官员对于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也是深加留意的。当时地方官在公务之余，往往会同属吏以校雠刻书为美绩，一时蔚为风气，经学著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刻印过著名的《眉山七史》的四川转运使井度在其任上还曾据旧监本翻刻过《周礼》、《春秋》、《礼记》、《孟子》等经书。浙东漕司原先刊印《易》、《书》、《周礼》，合正经注疏于一书，等到绍熙年间三山黄唐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就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合称为《五经正义》，在当时颇有流布。
有时候，一些经学著作的印刷，并不只限于一般性的传播作用，甚至能引导社会思想，直接为政治服务。王安石变法时，设立经义局，由其子王雱主持，吕惠卿、吕升卿等学者参与，为《诗》、《书》、《周礼》三经作“新义”。《周官新义》由王安石亲撰，其余二经也完全按王氏之说立言。熙宁八年(1075)，《三经新义》付临安开板摹印，并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立在学官，颁行全国，成为变法的依据。
由于经学著作不仅仅是起到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的作用，而且往往充当一时政治思想变动的“急先锋”，这使得宋代统治阶级，上至九阙至尊，下至地方官员，无不表示出对经学著作印刷的关心。
2.士人经学研究状况的影响
“十三经”尤其“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以儒者面目出现的封建士大夫对学术的研究发展都是通过对这些儒家经典的阐释这一特定方式展开的。因此，经典的诠释就成为士人弘扬和实践传统的基本形式。宋代的经学研究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初期，经学大致仍墨守汉唐的注疏，保持汉唐朴实的学风。自庆历年间刘敞著《七经小传》后，情况始发生变化，这是宋学或曰理学的开始。宋儒们不相信章句训诂，抛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求义理。凡认为不合所谓“义理”的，就横加讥斥，或标新立异，另创新说，甚至随意删经、改经以就己意，于是先儒淳朴之风大变。“四书”的成立及其发展，是宋学最大的特点。宋儒们继承和发展思孟学派的“性命义理”之学，以理欲心性为其论学对象，称为“理学”；又因为它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所以又称为道学。理学标榜自己是儒学的正宗，其讲理欲心性，讲三纲五常，都要寻求经学的解释，实际上包括了经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总之，宋学或曰理学的出现，使得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暂告衰歇，它是儒学发展中的一支突起的异军。
正是在这样的大思想背景下，宋儒如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欧阳修、苏轼、苏辙，哲学家程颐、朱熹、吕祖谦等，都对经书多有注释，往往各逞己见，互相发明，当时经学研究的气氛是很浓厚的。据《宋史·艺文志》著录，经部著作（包括乐类、小学类著作）总计一千三百零四部，一万三千六百零八卷，远远超过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经部著作数量。这其中，宋人著述占了大部分，数量是很惊人的。如此兴盛的经学研究状况，不能不深刻影响到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就是在历经各代的流传散失后，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四库全书》的仍约有一百八十五部，其中以说《易》者五十六部为最多，《春秋》次之，《书》、《诗》又次之。至今有宋本留传者尚有四五十种。
宋代有的士人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经学学说，往往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如乾道九年(1173)，吴郡胡元质甚至在当涂道院亲自刻印自著的《左氏摘奇》一书，以与同志者共之。最有名的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学思想的一个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作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于绍熙元年(1190)在其漳州地方官任上付印，至此始有“四书”之名，这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3.普遍社会风气的影响
教育、图书文化事业和科举制度是构成宋代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并在当时形成普遍的风气，弥漫于整个社会。
宋代拥有完备的官学、私学教育体系。在京城除设有国子学、太学外，尚有四门学、宗学、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名目。地方上则有郡县学及书院，还有各种乡校、家塾、舍馆、书会。弦诵之声，既所在多有；讲经论学之风，亦因之大盛。因教师、学生众多，自然需要大量的课本及参考书，而儒家经典则是其中的主要部分。
整个宋代图书文化事业大盛，大体上可分为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三大系统，公私藏书远胜前代。经学著作作为传统的四大图书分类（经、史、子、集）的第一部分，自然格外受到重视。真宗时，龙图阁的经典阁就收藏经部著作多至3341卷。宋代诸路州学藏书阁都以“经史”为名，大观三年(1109)，为了“尊六经以黜百家”，乃改名“稽古”[2](P383)。浙东的庆元府（宁波），单是所藏“赐书”，就有三百八十部，三千二百十九册，其中经学著作占了相当比例。总之，教育和图书文化事业的兴盛，迫切催唤着经学著作的大量印刷。
另一方面，就普遍的社会风气而言，科举考试无疑地要比教育和图书文化事业对经学著作印刷的影响来得更为直接也更为巨大。宋代科举考试，大大降低取士的门槛，广泛向士人开放，这使越来越多的中下层人士得以参预到政权中来。从宋太宗起，开科取士一次比一次多，并且对多次考试不中者，特赐“特奏名”，因而大大刺激了社会各阶层读书应试的热情。在宋代科举制度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中，经学的比重及其在仕途中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儒家经典成为入仕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其合理性进一步凸显。这使得社会上的读书人对教科书（经典）和参考书（各种类书及应试用书）的需求大增，有力地促进了经学著作出版事业的发展。
如王安石以《三经新义》取士，一时学者无不传习。王氏另著有《易解》一书，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3](P41)。等到淳祐年间贾似道当国时，士子应科举，作场屋之文更是必须征引《四书》之言以为立论的基础，否则，“擢巍科，为名士”[4](P169)的梦想就会成为泡影。受此影响，宋末地方官刊行《四书》，成为一时风气，如当涂郡斋马光诅、衢州郡庠赵淇，均有刻本；又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本；大儒真德秀还有《四书集编》一书。
二、经学著作的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三大系统
一方面，雕版印刷术作为一门源远流长的独立技术门类，固然遵循其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宋时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三大社会因素又相互交织，不能不给予当时的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这使得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明显具有了不同于雕版印刷其它方面的一些特点，而在其所包括的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三大系统中得以充分体现。
1.经学著作的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因为财力雄厚，官刻本多半雕印精审，形式美观。在宋时，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以及各路使司，各州的军学、郡斋、郡学、县斋、县学等都有刻书。从整个宋朝来看，官刻本在北宋是中央印得多，在南宋则是地方政府印得多。宋代官刻本，以中央国子监为首，地方则以公使库刻本居多。据不完全统计，宋代的官方刻书地点就达五十多处。宋代官方刻书十分注意为政治服务，就其出版图书的内容言，明显偏重经史。经学著作的印刷更是成为官刻的首要任务。
宋代官刻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往往要经再三校定，所以错误较少，内容比较可信。如：端拱年间校定《五经正义》，既有勘官、详勘官、都勘官十名，又有再校三名，都再校二名，这样经过五道手续，反复校勘，当然比较能保证质量。不仅如此，宋代政府为求经学著作印刷的精美，往往不惜工本。北宋时，国子监就不惮路途之遥，从开封跑到当时刻书水平最好的临安府去镂板开印《七经正义》等经学著作。
国子监作为中央刻书的主要机构，主要刻印儒家经典，其所刻之书称“监本”，代表了官刻的最高成就。承五代冯道雕印《九经》之后，“北宋自太宗起又重行刊板，有所谓《三经》、《五经正义》、端拱元——淳化五，一作雍熙二。《七经正义》、咸平。《九经》、《十二经传注》、景德二、祥符七、天禧五。一再由国子监刊行。……南渡后，胄监《六经》无《礼记》。高宗令与其他阙书补全。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国子监刊定《六经》。南宋监本有《十二经正文》、《十二经正义》、《十三经传注》”[5](P95)。如此频繁而大规模地刻印经书，足见宋朝统治者的重视。监本中的经学著作刊印装潢精美，校雠精审，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其它官刻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也有可注意的地方。南宋地方的官刻本，由于主持者大都是行家里手，核勘精审，又有改进，故足称宋版之上乘。如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刻印的郑玄《礼记注》二十卷，字画流美，纸墨精良，颇有名于世，至今仍有传本。绍兴年间，临安府甚至动用160个刻工来完成《仪礼疏》的雕刻，可见规模之大。
官刻的经学著作既为政府所重视，一般都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表现于内容和形式上，就未免显得比较保守，缺乏创新精神。在反映大众对于经学著作的多样性需求方面，官刻本往往要比家刻本尤其是坊刻本来得更为迟钝。不过，经学著作的官刻本并非乏善可陈，在长期的雕版印刷实践中，毕竟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进步。如从行款上看，北宋单疏本（南宋覆本同）群经义疏每半叶皆十五行。而到南宋浙东茶盐司刻诸经注疏，则改为每半叶八行。此种大字本字大如钱，版式疏朗，读来赏心悦目。这当然是官刻本的改进。
2.经学著作的家刻本
家刻本多由学者或藏书家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亲友的著作，而不是为了赢利。一般校勘认真，雕刻讲究，用纸选优。整个宋代私宅家塾椠刻成风，南宋更是盛极一时，据叶德辉统计有四十六家之多[6]（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条）。宋有天下，既以文教立国，对于经学的权威性和重要性自是很强调的。有宋一代学者虽颇有疑经之风，但并不改变其自身的儒者面目。私人对于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同样十分重视。
清钱泰吉《曝书杂记》记载：“宋岳倦翁（即岳珂）刊《九经》、《三传》，以家垫所藏诸刊，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本，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人梓。其所撰《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于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皆罗列条目，译审精确，不可不家置一编也。”[7](P3)可见其刻书谨慎不苟。后来清代武英殿及各省书局均有翻刻本，称为《相台五经》，这是《五经》的标准版本。廖莹中的世彩堂刻本是当日私家刻本的代表。周密《癸辛杂识》评价廖所刻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草纸、油烟墨印造，其装褫至以泥金为鉴。”[4](P85)此《九经》本洵为宋刻上驷，其精妙可想而知。
私家刻书对经学书籍作过许多整理、编排、校订等加工工作，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和进步。如北宋时经的正文与注疏单行，南宋时绍兴工匠把经与注疏合刊，后来建安刘叔刚刻《礼记》时，又加进了《释文》，更方便披绎。南宋义乌酥溪蒋宅崇智斋刻印的《礼记》五卷，是我国巾箱本刻书的早期代表，书型小巧，便于携带。这些都足见私家刻书富有创造性。
3.经学著作的坊刻本
坊刻本由书坊主人主持其事，目的是为了赢利，虽然质量未免较官刻本、私刻本为次，但因其流通量大，流通面广，故社会影响很大。宋代书坊有了很大发展，遍布全国各地。南宋时临安一地，更是书坊林立，据张秀民统计，有铺名可考者多达二十家[5](P70)。这些书坊往往冠以“经铺”、“经坊”或者“经籍铺”、“经书铺”等名称，可见一个书坊的称名立铺，多是以经学著作的刻印为招牌的。以我国最古老的刻书世家建阳书林余氏为例：据今人肖东发统计，余氏的宋代刻书现在可见可知者总计十七种，而其中经学著作就达十一种之多（包括《易》类一种，《书》类三种，《礼》类四种，《春秋》三种）[8](P236-237)。经学著作在当时书坊刻书中所占比重之大，可见一斑。这是由于书坊刻书的对象多属社会中下层，为满足一般士子诵习经文、应试科举的要求，书坊于是选编刊印了大量内容形式各异的经学读本。在这方面，当时福建的建阳、建安两县的书坊最具代表性。
岳珂的《愧郯录》中有一段记载：“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籍，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9]（卷九“场屋编类之书”条）可见，当时书坊刻印了许多应付科举的经学类书籍。而建阳的书肆，为了争取读者，花样更多，常有新书出版。朱熹也说过：“建阳板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0]（卷二百九十三）则不惟产量多，抑且行销广。
经学类的著作由于迎合大众需要，销路既好，为求速售，遂不计刻印工劣，转致错误不少，如上言建阳书坊。有一则广泛流传的笑话颇能说明这一点。元符初，杭州府学教授姚祐出题考试生徒，题为：“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参加考试的生徒面面相觑，不能下笔。后来有人怀疑教官此题恐是出于建阳麻沙本《周易》，于是起立质问。教官立即翻查原书，果然是麻沙本错了一字，原是“坤为釜”，“釜”字脱了上面两点，就变成了金字。由此可见版本不善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当然，建本中亦不乏精品，如余仁仲万卷堂刻《周礼》，《天禄琳琅书目》就评为：“点画完好，纸墨极佳。”[11]（卷一）
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路，书坊刻本在经学著作的图书形式上也勇于创新，形成了一些颇可注意的新特点，较官刻、私刻更具有创新精神。当时最著名的建安书坊余仁仲万卷堂所刻印的经学著作便能明显地体现这一点，因而最具典型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喜刻汇注本，即把各家的不同注释汇编在一起，刻成一部书。余氏刻印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礼记》和《尚书注疏》一类的作品，每卷末均标出经、注、传、音义若干字，很利于读者对各家注释进行比较，对初学者尤为方便。二是多刊插图本。《纂图互注重言重意周礼》等书的插图就十分精美，不失为增加图书通俗性、趣味性的有效方式。三是普遍附刻刊记。如余仁仲为其新刻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所作后记，即是书坊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本书负责，作了一些搜辑和校勘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商业信誉，竞售产品。又如余仁仲所刻的几部经书，都有细黑口，是现知使用黑口之最早者。这些举措自然深受大众的欢迎。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经书能为余氏在雕版印刷史上赢得声誉，的确不是偶然的。
总之，在整个宋代，迎合社会对于经学著作的普遍需求，无论是官刻抑或家刻、坊刻系统都竟相将先进精湛的雕版印刷技术应用于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过程中，从而大大促进了经学著作深入广大的世俗社会。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宋代自11世纪起，雕版印刷的书籍中就有不少的版画插图，这些书籍多数是儒家经典，如《三礼图》、《礼记》、《尚书》等。有的图文并茂，有的图中标注，有的上图下文，无不刻工精良。这样的书籍对于阅读者尤其是童蒙，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又如嘉祐治平年间，书坊因为觉得监本字大难售，巾箱本又字小有所不便，于是另行刻印，字体不大不小，故谓之《中书五经》，结果读者竞买。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经学著作一经镂版，顷刻化身千百，流布天下，经学传播速度因此大大加快。从各种文献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到，当时社会上很多人都可以方便地得到过去很难得的书籍。所谓“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10]（卷二百九十三），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是两宋三百年间上述状况的真实写照。士大夫们不必提，就连妇女、牧童、樵夫也都可以阅读经典，引用圣贤言语。宋代号称“以文为治”，整个社会普遍弥漫着知识的气氛，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之一，真可谓“郁郁乎文战”。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2](P245)今天看来，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确实是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理应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
［收稿日期］200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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