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价值意蕴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价值意蕴论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价值意蕴

张 蕊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着眼于人类前途与全球发展,是当代中国引领世界潮流的有力旗帜。从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三个维度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而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及促进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等方面的价值意蕴,以此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坚持的辩证思维与底线思维、超越性与建构性、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深入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价值意蕴,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实践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全球治理;哲学基础;价值意蕴

放眼全球,机遇与挑战伴携、安全与风险交织、稳定与冲突并行,人类世界面临大变革与大调整,国际环境与全球形势复杂交错。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全球治理运作的“中国药方”。该理念着眼于人类前途与全球发展,成为当代中国引领世界潮流的鲜明旗帜。质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了时代前进趋势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二维层面的理论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引领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当前全球治理现实逻辑、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的三维统合,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尽管当前这一全球治理理念创新的中国方案得到广泛关注,但国内外对这一思想仍存有诸多疑虑与误读。因此,为厘清与驳斥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误读,可以从历史观、价值观与方法论三个方面来阐释其哲学基础,以此夯实该理念的逻辑前提与理论基底。

定理 2.1 设S是具有可乘拟恰当断面S°的富足半群,对S的任意好同余对(σ,τ),关系ρ(σ,τ)是S的在R和L上的限制分别为σ和τ的唯一的好同余。

(一)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究其理论本质,就是关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面向人类发展前途的“宏大叙事”。首先,该思想作为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视域中的理论创设,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未来向何处去”等时代性命题进行追问与解答,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当代价值。质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倡导各国合作共赢的“大叙事”,超越了西方以维护个体利益为核心的损伤博弈式的“小叙事”。该思想着眼于人类发展与世界前途,从人类发展“宏大叙事”的高度,阐发了单个国家的个体利益转化为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以此实现基于全球整体利益的和谐世界建构。其次,该思想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遵循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纵观当前国际形势,“西方中心论”逐渐式微,西方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的时代潮流。与主张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主旋律相左,旧的国际秩序与治理模式在新的历史阶段已经暴露出其虚伪性、去规律性与非正义性。而这一思想正是对具有冷战思维遗存的陈旧理念之积极扬弃,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来重新把握全球治理理念的合理定位:以史为鉴,摒弃强权政治与冷战思维;立足现实,寻求不同国家利益的契合点;着眼未来,推动建设公正、繁荣、自由的和谐世界。因此,这一思想立足人类发展的宏大叙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提倡各国共赢共享,彰显出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正义性。

所提出的四模交叉谐振器结构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四通带频率传输特性,只需采取合适的方式,将两个四模交叉谐振器级联,就可以实现四频带带通滤波器。不同的谐振器级联方式具有不同的物理性能,为了提高滤波器的带外信号抑制能力,常用的方法是引入多个传输零点。传输零点一般是由于多路径信号传输所产生的,基于此原理,本文将两个四模交叉谐振器以伪交指形式对称放置,从而产生了两条不同的信号传输路径。因此,所设计的滤波器具有多个传输零点。

(二)价值观:“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共同价值”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观基础。首先,该思想蕴藉的“共同价值”发展了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思想。“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整体的“类特性”,强调各国互助合作,发展共赢。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在此意义上,该理念秉持“共同价值”,将行为主体由“各个人”拓延为“全人类”,将行为结果由“个人的自由”扩展为“人类的自由”,是对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世界历史”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其次,该思想蕴含的“共同价值”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厚绵长的精神气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持“共同价值”,在尊重不同国家发展差异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利益,体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大同”“天下为公”等核心理念的创造性运用。比如说,和合理念作为一种价值观,最早是平衡人与自然关系,然后发展为平衡实践主体的内外表现关系,进而拓展到平衡不同国家发展利益关系等。由此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原创性的文化蕴藉与价值滋养,是其“共同价值”价值观的重要精神土壤。最后,该思想秉持的“共同价值”提炼了新时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是当代中国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和价值理想。该理念所倡导的“共同价值”,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取出能够体现全人类“类特性”的核心范畴,是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全球性延伸。要而言之,该思想以“共同价值”为价值基石,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视域中的创新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项新型顶层设计,体现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视域中的创新升华。通过进一步审视与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该思想的“三个统一”,即辩证思维与底线思维的统一;超越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层面的理论创新,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蕴。具体而言,该思想的价值意蕴可以分为“理论——实践”两个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涉唯物辩证法方法论的诸多方面,比如联系观、发展观、系统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矛盾分析法等。首先,这一思想讲求多元文明相互依存、包容互鉴、共谋发展,遵循了普遍联系与发展的方法论。联系与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该思想强调普遍联系,反对分割孤立;强调共同发展,反对单边谋利;强调正义联合,反对虚假自由。其次,这一思想既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机遇,又深度剖析人类发展与全球治理困境,遵循了矛盾分析的方法论。一是该理念将历史性机遇与时代性挑战统筹考虑,坚持了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二是该理念虽然高度重视全球性风险与不安全因素,但始终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发展的主流,坚持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三是“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该理念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包容,不断寻求不同国家利益的最大契合点,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最后,这一思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遵循了系统性分析的方法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当今世界,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推进全球治理理念创新、谋求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更多关照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愿景,统筹不同国家寻求发展的整体利益与共同价值,进而推动构建能够更好彰显全人类发展共识的新型全球治理格局。

(一)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

随着当今世界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的渐趋深入,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在此语境下,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然难以满足新的历史形势下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公正性、合理性转向符合世界各国普遍的发展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主张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4]其一,从理论层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的核心落脚点就是“共赢共享”理念,主张开辟目标共赢、利益共享的广阔发展空间,反对少数人谋利、“一家独大”甚至是“赢者通吃”。其二,从实践层面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主张广泛开展“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落实、落稳、落细,进而在实践中深入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变革与创新。

(二)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全球维度的宏大创新性论题,可以拓宽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关涉视野,有利于增强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亲和力与有效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反映了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基本特点,即在坚持意识形态内核不变的前提下,更加与时俱进、包容开放,更具全球眼光、世界视野和时代特质,对意识形态的外围进行必要的转型与创变。”[3]其一,从理论层面看,这一思想充分彰显了我国意识形态世界维度创新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体现了全球意识、人类情怀与责任使命,为我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构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其二,从实践层面看,无论是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还是进行全球性议题设置与舆论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均可以共商规制、共建范式、共迎风险、共享发展,营造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利益、安全、责任、生态等共同体,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主动性与成效性,进而在此意义上助力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三)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建构

新时代聚焦当代中国,我国发展的软硬实力均显著提升,并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联系更为密切。在此世界语境下,站在当今的时代地平线上进行回望,可以发现奉行“排他性胜利法”“丛林法则”等“西方样式”的国际秩序已然同当前主张世界各国互利共赢的时代主流与全球愿景“背道疾驰”。相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内核的“中国倡议”,顺应了历史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为促进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提供了有益参考。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该思想主张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在政治方面,该思想主张世界各国加强政治互信,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安全稳定的全球政治治理模式;在文化方面,该思想主张尊重多元文明的多样性,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推动建立包容互鉴的全球文化治理模式。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利于助推新型国际关系建构,为创设繁荣、自由的和谐世界打下坚实的发展基础。

三、余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个统一”

其中,x0、y0、z0分别为X、Y、Z的迭代初值,xin、yin、θin分别为X、Y、Z的输入值,zout为输出值。

(一)辩证思维与底线思维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张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共谋发展,但不是没有底线地倡导相互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5]由此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遵循普遍联系、共同发展的辩证思维,又严格恪守国家核心利益不容侵犯与挑战的底线思维。另外,在此基础上,这一思想还内在地坚持了开放性与底线性的统一。我们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讲求开放性与包容性,但这不是没有原则底线的开放包容,而是在遵守严格底线基础上的互动合作。因此,该理念由辩证思维展开,用底线思维托底,体现了辩证思维与底线思维的统一。

(二)超越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应对人类发展与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药方”、作为引领时代潮流与全球治理体系革新的“中国方案”,并不是对现行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进行简单的批判与超越,而是不断给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实践为中心的务实性、有效性提议。正如有学者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超越少数发达国家的个体主义和单边行为,建构一种平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秩序。”[6]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基础上,以当前全球治理困境为问题导向,不断超越以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为鲜明表征的“西方主导式”国际秩序 ,进而推动全球治理格局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正是由于我国在超越非正义性、虚伪性的“西方式”治理模式基础上,积极参与构建新型国际治理秩序,才能不断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力量。因此,该理念以超越性为思想前提,以建构性为价值原则,体现了超越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从图2可以看出,感官评分随D-异抗坏血酸钠的添加量增加而提高;添加量在0.6% 时感官评分最高,所以在正交试验中D-异抗坏血酸钠添加量的选择水平为:0.4%、0.5%、0.6%。

(三)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理论创设,体现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融通、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统合、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联结。首先,中国梦不是“霸权梦”,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梦想是交融互通的。中国梦与世界梦不是对立的,而是彼此契合的。其次,中国利益不是“自谋私利”,而是统筹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整体性。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不是分置的,而是良性互动的。最后,中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是世界的发展机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新型国际秩序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不是彼此无涉的,而是相互贯通的。因此,该思想兼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2]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05.

[3]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47.

[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

[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43.

[6]史宏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意蕴与历史意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6).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352(2019)05—0010—04

【收稿日期】 2019-06-04

【作者简介】 张 蕊(1994-),女,山西长治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总体性研究”(项目编号:17AKS019)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金 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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