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归属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归属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或者说，能否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争论来加以简要探讨。
国内外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归属问题有很不相同的看法或评价，有下列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一些前苏联学者的看法；第二种观点正好相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推崇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式”，这主要是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第三种观点介于前两种观点之间，认为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应该看到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不妨称之为“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国的一些学者的看法。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评判一种思潮、学派或理论学说是否属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
南斯拉夫学者彼得洛维奇在其著作《现代哲学》中论及“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状况和发展前景”时指出，鉴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极其多种多样化、有时截然相反的解释，这就提出了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第一，是否把现有的解释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评判的标准是什么？他认为，不能把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一些理论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提出与马克思主义截然相反的立场；而另一些人则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以折衷主义的手法把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哲学概念结合起来，或者干脆伪造马克思主义。〔1〕
汉斯·海因茨·霍尔茨在《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1975年）一书也提出划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界限的方法论问题。他说：“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渗入马克思主义体系……这种混和什么时候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被抛弃，又什么时候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结构吸收新的因素。”〔2〕也就是说， 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渗入”马克思主义之中，或马克思主义体系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可以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被抛弃，二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吸收外来的新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导致哪一种结果，取决于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这种“混和”和“渗入”。
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1980年）一书的导言中，较详细地论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标准问题。他指出，当代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有的把马克思的著作原封不动地加以捍卫，有的要把马克思的著作几乎全部加以改变；有的认为资本主义的情况基本上如马克思所云，有的认为《资本论》的分析已不再适应；有的想突破禁区，涉足宗教和精神分析领域，有的认为这些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歪门邪道；有的骄傲地自诩为正统派，另有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蜕变为意识形态，已成为到达人道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海尔布隆纳认为，判断一种思想学说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其标准，即存在着一整套能规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或一些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所以凡是包含有这类前提的分析都可以正当地将其分类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即使作者本人并不如此认定。在他看来，这一套前提包括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对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即辩证法，其核心是认为事物最内在的本性是能动和斗争的，而不是呆滞和静止的，因此，要在事物内部寻找其“矛盾的”属性；第二个因素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人类生产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中心作用，并因而认定社会各阶级在生产成果分配方面斗争是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第三个因素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看法——凡是接受马克思传统的作家，都接受以马克思原来看法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是什么”的观念，并以这种观念作为出发点（即使也作了某些改变）；第四个因素是以某种形式规定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确定“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信念，相信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不仅可以说明过去，而且可以作为行动的指南，指引人们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个由人类为求得自身的完全实现而自觉建造的未来。〔3 〕海尔布隆纳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分析方法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之所以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正是马克思创立了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能理解那被埋藏的现实的研究方式，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分析的一种方式”。〔4〕显然， 海尔布隆纳注意到了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前提，说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承认或遵守这些前提，但他所列出的前提因素却未必是全面的。
其实，青年卢卡奇早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就提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问题。按照他的看法，“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一些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他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个别命题被证伪了，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现代的结论，但这并不迫使我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5〕显然， 卢卡奇在这里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即辩证法的重要性，以此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检验标准，这有其合理性。但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卢卡奇的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即他把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割裂开来，把“正统马克思主义”仅仅理解为研究方法，而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无关。
我们认为，判断一种理论学说尤其是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标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或者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因素呢？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则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价值与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斗争策略等。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因素主要有：（1 ）哲学唯物主义——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或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原则；（2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世界的可知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过程的反映，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科学的实践观尤其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动力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等；（3）唯物辩证法——承认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和不断发展，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用矛盾、运动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等；（4 ）唯物史观——如历史决定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阶级理论、国家学说、科学技术观等；（5 ）资本主义理论——如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观点等；（6 ）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动因、途径和策略等方面的观点；（7 ）社会主义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特征、蓝图，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过程与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等； （8）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及分析方法——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一致等的思维或分析方法；……如此等等。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原理或基本因素之间，它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是彼此分离，互不联系的，相反，它们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系统。同时，必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方法是经受了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尽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次要的、具体的或细节性的观点可能被时代的发展所证伪和被修正，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不会因历史的发展而被推翻的，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核，或用科学哲学的术语来说，它们构成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或“研究纲领”。你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一种学说、理论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承认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或“研究纲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算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一个总的评价。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及方法的。上面所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基本要素尤其是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没有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遵循。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将这些基本理论宣布为“过时”、“失效”、“错误”或“不充分”，断言需要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主要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的社会政治学说）来加以“补充”、“修正”或“重建”，代之以“全新”的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的“重建”特别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补充”，所导致的基本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的被抛弃。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命题、概念往往被作出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赋予其非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这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面目全非。因此，我们有理由断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看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都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者”，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为己任。他们在辩证法、历史分析、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等方面的观点，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份。其次，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是失败的，但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开放的体系，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当代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吸取当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包括对立的思想流派的因素来丰富自己，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态度是有可取之处的，与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封闭和僵化体系的教条主义态度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立场无疑要正确得多。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见解或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指出了该社会的新发展及危机趋势，它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揭露了这个社会的种种矛盾、异化现象，并探索这个社会变革的途径、动因和策略；又如“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某些新的角度或新的方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在某些方面充实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如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对社会心理和个人意识的研究）；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包括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策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等）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尽管得出的结论未必正确，却也不乏可供借鉴之处。
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既要看到它的总体上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又要看到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注意它提出的某些有益的论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的发展所做出的局部贡献。因此，不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抬高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的不应有的高度，也不要简单地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方面深入研究它所涉及的问题，合理的评价其成败得失，尤其是要分析它是如何违背马克思主义，从哪里失足的。
注释：
〔1〕参看《哲学译丛》1987年第3期。
〔2〕《欧洲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倾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3页。
〔3〕〔4〕《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5—7页，2—3页。
〔5〕《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