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立论根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总的根本的看法。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为根据，经历了一个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到强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综合发展的变化过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们党的新的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且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五个统筹”的目标和任务，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的检讨和矫正，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根据。
一、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观的检讨和矫正
近代以来，在“知识就是力量”、“科技理性至上”、“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的支配下，人类结束了依赖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农业时代，开始了征服自然、与自然抗争的工业化时代。在“现代化＝工业化”、“发展＝经济增长”的口号鼓动下，从17世纪后半期一直到20世纪前半期相当长的工业化历史时期里，发展和现代化一般都被视为经济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传统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对于物质财富的追求成为人们的主要价值目标，从而形成了传统发展观。
按照传统发展观的发展理念，发展即为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一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成为社会历史进步的最高评价尺度。在这种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价值目标的单向度发展观的指引下，工业化国家在物质财富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人的主体性空前增强。但是，与此同时，在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导向下，却出现了空前的全球问题和人性问题，人类陷入了深重的危机之中：社会系统紊乱、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接踵而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的身心之间关系全面高度紧张；人和社会的价值缺失，人的精神状态、人格状态严重分裂和失衡；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极不协调。这些问题的空前凸现和加剧，已经将人类逼入发展的“困境”，以至于在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出现了“高增长，低发展”或者“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这种“无发展的增长”实际上是“恶的增长”、“畸形的发展”。其结果是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甚至出现经济的衰退、政治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安定。在反思和检讨“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综合发展观，将综合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而实现了发展观在价值向度上的重要转变。
发展观价值向度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将“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梅多斯等人完成的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如果世界在人口、工业、粮食生产以及资源利用等方面按照当时的速度增长下去，那么，未来地球上的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随之将出现经济大衰退。因此，避免这种局面出现的最好办法是限制增长，甚至“零增长”。虽然该书对西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但开创了综合发展观的先河。1983年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发表了《新发展观》。该书检讨了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核心的传统发展观，纠正了传统发展观中的价值偏失，指出了“为什么而发展”、“应当如何发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经济增长才是有益的”这个目的性、价值性、前提性的问题。（2）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组织编辑和出版了《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一书，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强调要唤醒人们对日益遭受破坏的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对于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作了经典的定义，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两个国际性文件，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付诸行动。1995年3月，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通过的《发展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则明确提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而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成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迅速摆脱贫困，追赶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实现由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在发展理念上，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思考本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问题，而是一味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重走西方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其发展的结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悲惨地位并没有改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不仅如此，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过于依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长期低迷，甚至陷入了动乱和内战的深渊。非洲国家长期贫困，东南亚金融危机，南美的巴西债务危机、阿根廷和智利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
在深刻反思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既着眼世界的发展潮流，又立足中国发展的现实，既高屋建瓴又实事求是，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即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规定和核心价值目标，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将“五个统筹”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反思和总结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②“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③“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④ 之后，在中国发展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硬”在单纯的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上，而是体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在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下，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有长足的改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也凸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
1.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
我国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是人均数量少，开发利用率低，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耕地、淡水、森林和草地这四种人类基本生存资源看，我国耕地15亿亩，人均1.25亩，为世界人均5.5亩的22.5％；森林面积大约17亿亩，人均1.42亩，为世界人均15.5亩的9％；草原面积48亿亩，人均不到4亩，为世界人均11.4亩的35％；我国的水资源十分短缺，中国的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的四分之一，被列入人均水资源高度缺乏的13个国家之一，600多个城市中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110个严重缺水。所以，江泽民同志指出：“缺水的危害性绝不亚于水患，没有水，人都不能生存，还谈什么发展。”⑤ 中国的石油、天然气、铜和铅的人均储量仅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在资源短缺的同时，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发展又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高消耗、低产出，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荒漠化问题突出。
2.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们虽然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完全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例如，到2000年进入小康社会时，我们原定的16项监测指标和小康临界值有三项没有达到。一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指标是人均1200元，实际达到1066元；二是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指标是人均75克，实际达到73克；三是建成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指标是百分之百，实际上建成百分之八十。而且，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率连续三年下降，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特别是这些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盲目征地，出现了一批无土地、无就业岗位、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据统计，全国“三无农民”达4000万人，这将是造成社会动荡的潜在危险因素。
3.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
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的差异，加上政策倾斜等多种因素，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差距较大，近年来，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 根据《光明日报》经济周刊2004年5月10日报道的统计结果：从经济总量上看，东部占全国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上升到2003年的59％；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看，东部地区人均GDP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幅度，由1980年的34％提高到2002年的53％；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由1980年的1.5∶1和1.9∶1扩大为2002年的2∶1和2.6∶1；人均GDP最高的省和人均最低的省之间的相对差距由1980年的3.52倍扩大为5.43倍。
4.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悬殊
据统计，我国居民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 在个人银行存款中，20％储户占存款总量的80％，80％储户只占存款总量的20％；我国有300万百万富翁，但是，又有3000万农村居民和城市困难职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造成目前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悬殊，引起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原因主要在于，现阶段市场经济不规范、不公平竞争所形成的各种非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这与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许多关系没有理顺有关，也与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不完善有关。这种非法收入和不合理收入主要表现在：商业利润大大高于生产性利润；超过按资分配的限度，压低工人工资、加大工人劳动强度以及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剥削收入；实质上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超利益分配，如银行非法拆借资金炒作股票、房地产等从中谋利，国有企业搞假改制从中谋利；权力介入经济的寻租收入，即掌握公共权力的行政机关和个人凭借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源配置权，把社会资源向着有利于自己单位和个人的方面进行配置，从中获取“租金”，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钱权交易，政治腐败；等等。
为了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把推进城市发展和推进农村发展结合起来，把发展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结合起来，把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结合起来，把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结合起来，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1.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经典的语言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④ 从这段经典论述中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人类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所推动；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决定性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给予了猛烈的批判，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恩格斯在继承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在其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在强调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决定性的基础的同时，重点强调了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问题提出完整的设想，但是他们提出的比较完备的社会发展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2.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重点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理论来源
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科学发展理论，并且由于缺乏经验，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上也出现过重大失误，但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思考在许多方面都闪烁着“科学性”的光芒。这主要表现在：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毛泽东强调在发展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主要是“十大关系”），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在面对国际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威胁、政治孤立、外交制裁的情况下，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第一个完备的科学发展理论。其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发展的战略地位上，邓小平基于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和“文化大革命”忽视经济发展的沉痛教训，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主要是“发展经济”；在发展目的和评价标准上，邓小平提出了人民本位价值标准，指出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判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得失成败的标准是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在发展的战略步骤上，邓小平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建立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强调“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在发展的内容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单打一不行，应该做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全面发展，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济与政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以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理论来源。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础上，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各项工作都要有新局面。”其中“发展要有新思路”就是不能走西方国家工业化发展和传统计划经济发展的老路，而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路。在发展战略上，提出并且实施了三大发展新战略——科教兴国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即通过实施科教兴国发展战略，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信息化带动工业化；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调节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将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发展具有长足的后劲和活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推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的发展理论与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一样，都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理论来源，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系统总结和逻辑提升。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推向了新境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新的升华，是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思想。
注释：
① 世界环境与发展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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