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奖励与晚清的“国民”论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论述论文,学堂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1-0138-09
1901年停止八股取士，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急遽由科举时代步入学堂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减轻乃至消解因废科举而可能引发的社会震荡，解决科名的接续问题，清廷采取了一系列“学堂奖励”措施，授予新学堂毕业生(包括“游学毕业生”)相应的科名奖励，这是一种明显带有权宜性质的制度安排。①
耐人寻味的是，科举的“废”与“不废”并未在时论中掀起巨澜，然而，关于学堂奖励，即赋予新学生以科举时代相应的进士举贡等“名分”，在清季却引发过持续不断地争论。本文意在剔除一种后设的自明性，重返历史现场，以当年言论环境中围绕废科举之后科名体系的延续问题而展开的有关学途与仕进、名器与奔竞，以及专制臣民与立宪国民等问题的论争为中心，探讨功名意识与近代知识转型、制度变迁的关系，以及晚清中国在嬗变之际所面临的历史困境。
一、“取士之法贵与时为变通”
科举是与功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自有科举制度以后，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②。功名又称科名，作为朝廷的名器，由科举考试得来的功名，不仅关乎个人的身份地位，而且关乎王朝的政治命途；不仅关乎王朝的政治命途，而且关乎世道人心。千百年来，功名不单寄托着万千学子的憧憬与向往，也寄托着家族之冀和乡邦之望，由此产生的功名意识在士人与社会中早已沦肌浃髓。因此，当废科举、兴学堂在国家危机激荡下由士议逐渐变成朝廷意志的时候，如何给予新学堂学生(包括游学生)相应的科名奖励，仍然是一个必须再三致意和审慎以对的敏感问题。
早在科举未废之际，张之洞、刘坤一在著名的“江楚会奏”折中就曾予以特别关注，建议将学堂之士继续考试量予出身，并作了具体规定：童子八岁入蒙学，十二岁入小学校，分初高二等，至十八岁毕业于高等小学，取为附生；再入中学校，三年毕业，学政考之，给予凭照作为廪生；二十一岁入省城之高等学堂，分习各科，四年毕业，考列分等，得优贡举人；再由督抚学政主考，取中者或授以官职，或送入京师大学堂继续肄习，三年学成会试，作为进士授以官职。③这个建议和规定，将新式学堂体制与传统科名体系连结起来，为新式学堂的兴起和发展排除阻力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已有地方大吏开始为那些品学兼优的学堂学生申请破格奖励，1901年，湖广总督端方在“考试游学生请奖折”中，就曾为“游学日本，效忠守正”的湖北学堂学生王琛芳请奖，上谕允准，并加恩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以示奖励”。④这就是说，尽管那时学堂学生的出身与出路问题尚未成为正式的制度安排，但作为一种权宜性的激励机制，科名奖励已经以一种个例的方式开始出现了。
科名奖励是庙堂之议，也广为时论所关注。谭嗣同在《报贝元征》中议改科举，他认为，用人必须依于实事，由此“不能不变为西法取士”，将公法、条约、使务、界务、商务、农务、税务、矿务、天文、舆地、测绘、航海、兵刑、医牧、方言、算数、制器、格致等科目寓于考试，让读书人“舍此无出身之阶”，则士人“各占一门、各擅一艺，以共奋于功名之正路”。⑤在他看来，读书人弋取功名原是其正业，也惟有抛弃帖括浮文，转寻实学，才是新的世代符合“圣人之道”的选择。谭嗣同认为，科举之弊在其虚浮与侥袭，士人晋身更在于应时而谋自强的责任。将西学科目“寓于考试”，在当时并不只是谭嗣同个人的看法，许多趋新之士都有相同或类似的观点。盛宣怀就认为，尽改科举之制有诸多障碍，不如专设特科，“裁天下之广额为新学之进阶，明定功令，使文武学堂卒业者皆有出身之正途，齐仕进于科第，则闻风兴起，学校如林，人才自不可胜用”⑥。学堂初兴，大多读书人尚处在迁延观望中，倘若朝廷不明定功令，给予新学堂毕业生“出身之正途”的奖励，势必有碍于学堂的“闻风兴起”。张之洞也说：“利禄之途，众所争趋”⑦，推广西学，“所虑者无出身之路耳”，开特科取士，“则人知帖括外亦有进取之阶，而西学于是乎畅行”。⑧康有为说得更直白：“人孰肯舍所荣而趋所贱哉？……于是稍改科举，而以荣途励著书、制造、寻地、办工之人，大增学校，而令乡塾通读史、识字、测算、绘图、天文、地理、光电、化重、声汽之学，亦可谓能变通矣。”⑨这些言论虽出自不同人之口，但立意都在于借助传统科名体系，为西学和学堂铺路。
在当年喧嚣的时论中，有不少干脆把设西学特科视为国家“储才之法”，余贻范就曾在一篇题为“论西学宜设特科”的时论中说：
今日储才之法当开特科，招致天下兼通中西之士，予以出身，优以清要，然后士大夫知功名之所在，而中西之可合，相与探索研求，以期一试之效。⑩
这是一种变通之法，尽管在20世纪初，西学的接受环境已“世殊事异”，但在科举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士人和社会的重心势必仍系之于科举，显然不利于西学的传播和学堂的兴起。如果朝廷开设西学特科，天下兼通中西之士因此而有机会获取“功名”和“爵禄”，那么“颖敏智巧之士，自能移其心思才能从事于格致、气电、历算、测量之一途，以求合乎上之所好。如是而人才不见日盛者，盖未之前闻”。(11)
由于“出身”与“出路”事关士人与社会重心的转移，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改科举、兴学堂，关键在于“详定学生出路”(12)。“出身”与“出路”问题解决了，学堂学生也就没有后顾之忧，进学堂习西学，可以获得科举时代同样的功名与荣耀，对西学和学堂而言，这不啻是一种“正名”。这种“正名”，既兼顾了改革科举的社会接受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西学的传习和学堂的蔚起消除阻力。罗惇曧记清末废科举遗事，忆及张文襄在规程中加入考优拔与举贡考职两段，即予举贡生员以出路、出身，在消除疑虑和阻力方面起到了要紧的作用。(13)
1901年停止八股取士以后，科名的接续问题变得更加急迫。八月，政务处、礼部会议学堂出身，以“鼓舞士气，尤贵核实以作育真才，不可不优其进取之途”为由，奏请将各级学堂毕业生严加考试，给予举人、贡生、进士等奖，是年12月5日清廷颁布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1903年10月6日，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次年1月13日正式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详细规定了科名奖励制度，包括：通儒院毕业奖予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予进士出身，高等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举人出身，中学堂及其同等程度学堂毕业奖予优拔等贡生。(14)大量接受新教育的学堂学生和留学生依据章程获得了出身，并因此获得了出路。在学堂奖励之外，还存在另一套进身之阶，即清廷为遗留之士准备的举贡考职。1906年3月，政务处上陈“宽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详定旧学之士的考验及任用，包括增加优拔贡额、考用誊录、拣选与截取举人、生员考职等项，基本顾及到了所谓“寒畯之儒”的出路问题。这是清廷在废科举以后，针对丧失生计和晋升之途的一般寒士所作的筹谋之举。
这些学堂奖励章程的陆续颁布，根本之意在于“劝学”，朝廷“优其进取之途”，则可以鼓舞士气，“坚肄业之心”，“杜倖进之弊”。内阁中书殷济曾在一封奏折中做过深入分析：
科举未废以前，人人竞向科第，科举既废以后，则人人重视学堂。从前奏定章程，本有俟毕业考试后先予以进士、举人、优拔等贡生出身，引见后请旨分别录用等语。虽所学或非所用，而劝学之意甚殷。自国子监归并以来，师范生已大失所望，近又窃闻永停出身之议，中学堂以上学生，恐不免皆有疑虑。盖国家进退人才，惟名与器，中国人于功名二字印入脑筋最深，若一概弗予出身，恐非所以奖已往励将来之意。职备员大学，将及三年，稍稍留意，窃以为学生毕业，必须优予奖励，而严定考试，出身优则可以坚肄业之心，责效严则可以杜倖进之弊。(15)
庙堂政令和朝臣上奏可谓高度一致，这种一致体现了体制内的共识。科名奖励固然有“诚以风气初开，诱掖鼓舞之道不容缓”(16)的现实考虑，但更关键的是，作为朝廷的“名器”，功名是维系朝廷与士人关系的一条纽带，“若一概弗予出身”，这条纽带将不复存在，士人的向心力就有可能变成离心力，这样势必危及王朝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担忧，张元济在1906年建议明定留学生管理与奖励章程时说，奖励与录用，“如是则士心归附，必乐为朝廷效用”。(17)
不独朝臣有此主张，报章舆论亦不乏支持的声音。1907年《申报》的一篇时论即认为：学堂必有奖励以资鼓舞方能日有起色；若停止奖励，则谁肯入学堂，即在学堂各学生亦将涣散，“是学堂不废而废”。(18)1909年，《舆论时事报》一篇针对留学生奔竞之风的批评文中亦承认，“世界未底大同，则人人莫不有利达富贵之思想”，政府倘若不事奖掖，则“新学又何由兴”？作者认为：
今日章甫缝掖之徒所以不惮跋涉之苦而殷殷然求学于异国者，实以有奖励实官之制为之鹄而招之使来耳。使朝廷一旦骤停斯举，吾敢保求学者之寥寥若晨星也。何也？出仕宦无以自养，而学优又不必得赏，人又何苦舍其衣食之谋而求此寒不足衣、饥不足食之学术也。(19)
职是之故，朝廷果以兴学育才为念，则必须以“高官厚禄”开“驱驰豪俊”之途。这一层意思，1909年《晋阳公报》上发表的一则时评表达得更加明确：
科举之法死矣，而用法之人则未死，驱天下而入优拔之场，试以正经大义，觇其根底，导以各科新学，长其器识，使旧界之教师宿儒渐化为新界之时彦俊杰，表面虽属科举精神，实注学堂，是正转移风俗之一大机关。乌得以形式上而歧异之？(20)
在论者看来，停罢科举之后，继续给予学堂学生相应的科名奖励，“驱天下而入优拔之场”，从形式上看，与科举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实质上却已发生变化，除了“试以正经大义”外，还要“导以各科新学”。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将“旧界之教师宿儒渐化为新界之时彦俊杰”，进而“转移风俗”，使士人和社会的重心由科举转到学堂。就这个意义而言，科名奖励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包含着某种无奈。
“抡才大典，原期登崇才俊，非徒诱以荣名”(21)，功名一事，联结着世路人心与圣人之道。因此，在科举改革之初，有关“名器”、“圣道”、“斯文”、“功令”的呼声才会此起彼伏。1905年的停科上谕中亦强调“务期进德修业，体用兼赅，以副朝廷劝学作人之至意”。“时局”与“深心”纠结，士之弘毅被赋予了一层新意。为时，为事，为家国，这正是功名所体现和承载的价值。自后世的眼光看去，从科举到学堂，这中间似乎存在根本差异和矛盾。然而回到清王朝统治的年代，奖励出身不仅是推广新学的“诱掖”，也是维系王朝统治及其凝聚力的“安全阀”。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学堂奖励作为一项郑重的制度设计，正是朝廷为保证“士”不必缘科举停废而消亡的苦心所在。
二、由“士”到“国民”——对“专制”与“阶级”的批判
然而，历史的复杂在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看来却往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作为一种权宜性质的制度安排，学堂奖励，尽管包含着朝廷一片“劝学”的苦心，也确曾得到一部分士议和时论的支持，但讥讽与反对之声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讥讽和反对之声，与清季有关新教育和新国民的讨论纠结在一起，构成晚清最后十年言路中的一个醒目话题。梳理和追踪这个话题的由来及其背后的复杂意蕴，可以清晰地发现由“士”到“国民”概念置换背后隐秘的逻辑脉络。
在开始清理这些反对言论之前，作为背景，需要交代一下传统时代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可以说，自有科举制度以来，批评始终如影随形地伴着它。到了明清时期，对八股取士的批判更趋向激越。归纳起来，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学术与道德两个方面，如汤成烈所说，科举流弊至于经书不读，品行不修，廉耻不讲，“以剿袭为揣摩，以钻营为捷径”(22)，以及梁启超所概括的，“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23)。明清专以八股取士，读书人“皓首穷经”，实则不过专门剿取八股文字。政久而弊生，儒学中人的批评可视为体制内对政令的某种修复性建议。对“学”与“品”的指责，更多体现的是传统时代儒者的卫道意识，以及由此传达的对古法和圣道的敬意。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科举批评是以维护儒学传统和王朝统治秩序为目的，那么，科举废除以后对清廷实行科名奖励的批评则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教育史家陈东原在一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曾这样评论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体制：
奔竞营私亦如故，故科举时代虽已结束，科举教育之实质却仍存在，论者早已有谓此科教育为“洋八股”，“新科举”者，而国人昧于推广学校，亟速造就人才之意，每年学校毕业之学生，相当于昔日之秀才、贡生、举人、进士之资格，以入社会争地位夺饭碗者，又收百千倍于科举时代。(24)
这段评论虽是一种事后追述，但反映的却是朝廷和支持学堂奖励的士议之外的另一种声音和另一种思潮，即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应当是不同于传统时代举人贡生的“新学生”，这种“新”不但表现在学习内容的变更，更体现在独立人格的养成。潜在的逻辑是，获取朝廷颁予的科名，学堂学生便丧失了作为“国民”的独立人格，新教育亦因此而变质。
这种声音，在清季的言路和报章中可谓连篇累牍，俯拾即是。杜亚泉就曾说过，处当日之时势，无论为学堂、为科举，如果仅恃出身奖励以为教育行政上之政策，则势必归于失败。原因在于，科举奖励仅“限于锁国时代及专制时代”，“世界交通以后，生存之竞争日烈，青年之国民，亟亟于自立，不复能牺牲一切，以求身份上之荣名”。(25)也就是说，世界已由传统进入现代，读书人必须随之完成由士到国民的身份转换，否则，既不能矫正科举之“弊害”，亦不足昭示潮流之“进步”。
在清季报刊舆论中，对科名奖励的批判，指向最多的即为“科名”与“专制”政治的关系。顾实在《论学堂奖励》一文中写道：
盖科举者，专制之基本也；奖励者，科举之精神也。学堂之奖励一日不废，即科举之精神一日尚存；科举之精神一日尚存，而其所谓学堂者徒其形式焉耳。凡今之人，去科举时尚未远离其奖励，尽废取秀才举人等名目，执途之人而告之曰，汝其可秀才举人者，则彼其人犹将以所闻所见于科举中之千态万状，立即迴旋踊跃于脑际而悉形现焉。矧今政府正在悬此等名目为奖励，则科举思想复活于学堂之中，奚足怪哉，奚足怪哉！(26)
这篇发表在《教育杂志》上的论文，将科举与专制联系起来，强烈反对“学堂奖励”，认为学堂奖励将使“科举思想复活于学堂之中”，从而使学堂“徒具形式”。在这篇论文的末尾，作者总结道：专制政体的基本即在于科举的出身奖励，立宪政体的根柢则在于学堂及其所培育的国民道德，“科举之奖励一日不去，即专制之基本一日不拔，学堂之道德一日未兴，即立宪之根柢一日未形”。由此，对科名奖励的批判也就倒向对专制政体的批判。
与对“专制”的批判相关，科名批判还有另一种指向，即针对等级制度。如上引教育法令研究会的意见书中所提及的，奖励而有举、贡、生员之名，“所求者一二，而必得千万人以供其采择，于是始多设阶级以网罗之云尔”(27)；亦如顾实在《论学堂奖励》中讨论的：
吾闻社会学家言人种愈野蛮则其阶级愈多、仪文愈繁，以彼其不知有他事而心力方萃于是也；愈文明则阶级愈少、仪文愈简，以彼其于他事，方竭蹶不遑而心力无暇及此也。是则吾学堂奖励既废，秀才举人等名目带有古代阶级制度之性质者，业已摧陷而廓清之，自不宜更再别立名目，以畀之学生。且小学堂毕业则为小学堂毕业生、中学堂毕业则为中学堂毕业生、高等学堂毕业则为高等学堂毕业生、大学堂毕业则为大学堂毕业生，其天然之秩序，固已未尝稍紊，而何必为之纷纷多立名目，作床上安床、屋上架屋之举也哉？试观东西诸国之学生，自小学至大学毕业，皆无荣位，虽专科毕业称得业士，大学毕业称学士，而实皆非荣位也，此真一任其天然之本色，而不强加以虚荣之雕凿。吾国欲自侪于列强，自宜与彼其诸国为同样之法制。(28)
这里的“阶级”指的是等级，与后来的阶级概念不同。作者认为，学堂教育自有其“天然之秩序”，科名奖励纯属“床上安床、屋上架屋之举”，是“野蛮”而非“文明”之举！因此，力主摧陷而廓清“带有古代阶级制度之性质”的科名奖励。
1906年，在四川开江县兴办的蒙养学堂中，兴学者勒石为碑：“人人自学堂来养成国民资格，造就个人特性。”(29)当“养成国民资格，造就个人特性”成为兴学者的愿望的时候，教育的主旨和使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科举时代的“养士”置换为学堂时代的“养成国民资格”。与此相对应，科名奖励被视为别有用心、诱使人格颓丧堕落之具遭到反对派言论的痛加追剿。1910年《盛京时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敬告男女学生毋专望毕业奖励”的专论称：
今者人人言维新，人人言实学，似宜有以矫向者之弊。然而政府之所持以劝学生者，则曰出身；学生之所希望于政府者，亦曰出身。一若非有出身之权利，不足以偿为学之义务。然者，举全国人民今注意于此点，吾恐所得之果，与向之科举时代无以异，且其弊较尤甚焉。是所谓维新者不新，而所谓实者不实也，吾不知其可也。……且政府设奖之意，无非劝导国民求学而已，果其国内无人不学，无不毕业者，即亦无人不当奖，斯时之政府，用何道以奖之乎？盖奖励出身，乃向者官吏教育之饵，而实为国民教育之毒害也。呜呼，吾中国民素富于官吏思想，惟求个人幸福，以致酿成今日衰弱之现状，苟吾国民，犹不思其害而贪其饵，其将步安南人士之后尘乎？(30)
这篇时论把科名奖励视为“向者官吏教育之饵，而实为国民教育之毒害”，并认为这种“官吏思想”应为中国“今日衰弱之现状”负责，假使我们的国民“不思其害而贪其饵”，极有可能“步安南人士之后尘”！这是一种严厉的警示，也是一种尖锐的批评。警示和批评都在召唤危机时代的另一种担当意识：破除陈腐的“官吏思想”，造就能够担当世运的“国民”。
从“国民教育”的角度痛陈科名奖励之害，是清季言路中的一种常见策略。(31)1910年，《湖北地方自治研究总会杂志》在一篇论说中，将科名奖励制度下的学堂教育径直称为“功名教育”，呼吁停止奖励，“以符国民教育之义”。(32)还有时论称，现行奖励之法，“按之立宪政体，反之教育宗旨，皆不能不废”。(33)当科名奖励被置于“国民教育”与“立宪政体”的大前提下加以审视的时候，它已不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在“士”与“国民”的语义转换中，几乎被等同于“服从主义”、“驱策之术”(34)、“委靡其精神”(35)等一系列负面的语汇。比如，在《论国民歆羡科第之原因》一文中，作者认为，学堂时代的国民如若依旧歆羡于科名、沉迷于仕宦之途，则学堂仍旧“一场屋也”，学士博士之出身“一当年之举人进士也”。(36)署名“光阴过客”写的《中国人》一文中，更直接批评了留学生的“官场习气”：虽受了欧美的教育，然而一经调用，则那些已然习得的“国民思想”立即荡然无存，“把那奄奄一息的中国，视若髦弁，等诸浮云”。(37)而《国民日日报》中则以“祭乡试诸君”为题，讥讽那些“三月南宫四月翰苑，一转瞬腾达而飞黄”的今日新贵：“背负书被手提筐，乞丐面目奴隶心肠”，读书人弋取功名，不再被视为荣宠与担当，而是成就了立宪时代的“亡国之民”、“无主之魂”。(38)有的时论更激烈地指出：“中国那些学堂，用以制造奴隶，倒是恢恢有余，用以养成国民，那是万万不足的，并且专行压制手段，野蛮已极，叫它做地狱倒可以。”(39)再看看小说家言，曾朴在《孽海花》中有一段对科名的讥嘲：“自从‘科名’两字出现于我国，弄得一般国民，有脑无魂，有血无气，看这茫茫禹甸是君主的世产，赫赫轩孙，是君主的世仆，任他作威作福，总是不见不闻。直到得异族凭陵，国权沦丧，还在那里呼声如雷，做他的黄粱好梦哩！”(40)将“士”指为旧制度下的“奴隶”是一种更加直接的革命派言说方式(41)。由作为奴隶的士进步为肩负世运的国民，剥离其与王朝统治的关联是首要一步。因此，拥有功名的“士”与学堂培养的“国民”之间构成一种对立，在这种对立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同的政治主体在“革政”还是“革命”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邹鲁曾回忆自己早年参加县考的经历，他说，正是那次应试，使他彻底丧失了对“功名”一途的兴趣：
我张眼一看，不觉生了一种感想：这班人为什么这样地争先恐后？无非是为了功名。功名又是什么东西？无非是帝王想英才尽入吾彀中的勾当。究竟功名值得几文钱？于自己心身更有什么裨益？于是大为彻悟，觉得我有真我，我的读书，是要为着真我，不是供帝王玩弄。因此对于藉考试而搏功名，就更没有兴趣。(42)
邹鲁的个人经历，清晰再现了“革政”与“革命”两途在晚清中国的分野。读书不再是为了售于将相帝王，而是单纯地为了“真我”、为着与此“帝王”世界的决裂。对于一个已然“抱着革命思想”的年轻人来说，变革必须是彻底的！这与庙堂之上关于功名的辞令形成鲜明对比：朝廷言科名奖励，希望延续的是王朝统治秩序内的合法性，将传统时代统治基柢的士大夫进行一次符合时代要求的整体改造；而在王朝体制的对立者看来，科名则等同于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养成的只能是旧制度下的“奴隶”，而不是能够肩负时变的新国民。出现在清季言路和报章中关于科名奖励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和对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知识/身份/政体/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1912年，共和国体初成，有时论即直接将“爵禄”与“专制时代”勾连在一起，称若要去除专制流毒、立国自强，则必须改变数千年的服从奴隶性与依赖性。(43)由士与朝廷到国民与国家的置换，对科名奖励的批判在1905年前后的舆论环境中变成了庙堂之外的另一种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因政权的鼎革而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学堂奖励，作为一种权宜性质的制度安排遂遁入沉默的历史。
三、危机时刻：矛盾丛集与学堂奖励的终结
如果说言路和报章中关于科名奖励的分歧与对峙，反映出不同政治主体在“革政”还是“革命”问题的不同立场，那么，由科名奖励所衍生出来的丛集矛盾，则不仅出乎制度设计者的意料，而且从现实层面上重创并终结了这个制度本身。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吊诡。科举改革从动议到执行，过程之快、阻力之微明显地表达了清廷在澄清士风方面所作的努力。不幸的是，历史的前行往往溢出于制度创设的逻辑之外。行走过程对初衷的远离，常使得后世的观察者有一种无言之憾。清王朝在学堂奖励政策实施方面所遭遇的困境即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在嬗变之际的种种周折与仓皇。
学堂奖励是一种同时给予出身和仕路的双重奖励政策。这意味着，朝廷在赋予新学生传统身份的同时，还必须为其安排实际出路。即便在学额有严格控制的科举时代，仕途拥挤的感慨和记载已屡见不鲜；更何况，学堂学生的毕业人数全无限制，考试合格即予奖励。延续科名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考量，是必要的；但奖励无限与仕途有限的矛盾，却使清廷遭遇到始料未及的窘迫。
20世纪之始，时论中便多有对新进之士与仕途冗滥的批评。1903年，一篇题为“论减中额”的论说中，作者引用乾隆上谕所陈说的“国家科目岂为养老恤贫而设乎”，质问当道，不应以扩大奖励助长“迂腐之士”，从而“养成国民之惰质”。(44)陈衍也说：“学校之有奖励，弊在试。卒业者全体而登第，尽人而得官也。”(45)在清廷的学堂奖励政策中，“出身”与“实官奖励”之间构成了一种难以解决的不对等关系。在时人就“仕途之杂”而生的批评中，陈说实官奖励弊病者最多。比如，1910年廷试留学生及举贡会考、优拔朝考，时论评说：
自本朝取士以来，人才未有盛于今日者，亦未有杂于今日者，若不预定用人方针，则人才拥挤，于仕途殊多妨害。拟廷试留学生授职后即发往边疆及沿海通商大埠，饬各督抚酌其所学，量才器使，若举贡会考取中一二等者，以多数留京内用，至考取之优拔则专以知县分发，但各省优拔贡统计不下六千余人，至多亦不过二十人中取一而已。(46)
照此说法，以6000人应试算，最后所取仅300人，可供分配的官缺则更加有限。废科举后仕进制度的竭蹶可见一斑。人才之盛与仕途有限，以及所学与所用之间的矛盾，在学堂时代演化得更为极端。《盛京时报》随后的一篇专论中，作者直接呼吁停止廷试留学生：“学务前途妨害尤多，势必尽人皆官，仕途之拥挤不更设想，尽驱通国学生悉入于干禄一途，永无求自立之思想，殊非国家兴学育才之大旨。”(47)“人尽得官”所造成的危害不止仕途拥挤这一个问题，更关键的还在于朝廷根本无法在实际上履行制度所许下的承诺。
至1910年左右，职官有限而奖励无穷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崇有(高梦旦)发表于《教育杂志》第一期的《学堂奖励章程疑问》中，用数据对比的方式分析了清廷实官奖励政策的弊病，并预言“奖励章程之必不可以久也”。其中，第三、第四表分别为“科举与毕业生比较表”和“职官员额与毕业生授职比较表”，据列举，以丁未年为例，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毕业生总额为433340，而清朝在科举时代一年中进士与举贡的额数大约为1632，前者人数是后者的266倍；另以设官额与毕业生授职额数对比，编修、检讨、庶吉士、主事、内阁中书、中书科中书、各部司务、知州、知县、通判、州同、州判、府经、主簿、教授、教谕、训导相加的设官总额为5155，毕业生授职额数为260320，后者50倍于前者。数据的列出，立即一目了然。照此推算，学堂奖励政策必然无法长期延续：
职官之员额，既有定数，而每年之毕业生应授职者，如此其众，积之十年，以数百人而共一官，将令候选耶？既永无将缺之日，将令分发耶？则人浮于事，必较之科举捐纳时代尤为拥挤，而钻营奔竞之风将有不可思议者矣。(48)
1911年1月，各省谘议局联合陈请停止学堂奖励、明定学位，议案中称“学堂毕业人数必超过于旧时科举定额，职官有限而奖励无穷，诱之使来、应之无术矣”(49)。同年4月，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亦作出决议，请停止毕业奖励。议案中也将“供过于求”、“学堂毕业生无穷，得官者浮于差缺数十百倍，其将何以处之”(50)，视为宜停止实官奖励的重要理由。“全国将有官满之患”(51)的呼吁成为促动朝廷停止学堂奖励的舆论先导。这说明，到辛亥年，朝廷的奖励政策确如强弩之末，成不可终日之势。
与奖励冗滥相对应的，是进一步对士人道德的指责。时人径称当日望获出身奖励的学堂学生为“文凭派”(52)。更有论者针砭“今日大多数之学生，无不挟一功名之念”，根本无功于朝廷“培植人才之计划”。(53)亦有论者就学堂学生之功名心论及“人心之弊，将较科举之奔走尤甚”，这些奔忙于“仕路前途”之人，往往自谓才力“矫世异俗”，其实“其患直似洪水猛兽之泛滥横逆于中国”。(54)在一篇针对官场奔竞之风的时论中，作者将矛头直接指向予以留学生的出身奖励：
留学生者，负高尚之人格，受文明之教育，俨然所谓中国之主人翁也。其学有本原确然自立，不为俗污，不为利诱者，非无其人。然自考试出身之例开，得一纸文凭即足以自显，于是躁进之徒，撞撞扰扰，甚于科举时代之士子。有以请托校员，而得卒业之文凭者；有奔走显宦之门，而求其保送，以期必得最优等者；极其弊，乃更有以数千金买大学卒业文凭，而得翰林者。种种怪状，不可究诘。要之，无非奔竞以求倖进而已。(55)
从“倖进”、“奔竞”之风说起，进而，学堂奖励所造成的“道德”沦丧成为一个焦点问题：
使举国之人，谈功利而不谈气节，用权术而不用道德。……是故今日国势之危，不危于无人才，而危于无道德，非尽国人而无道德，由于在上者之不提倡鼓舞，而又从而摧残之也。(56)
作者忆及咸同年间，有曾胡罗江诸公，综核名实而人才荟萃；如今的朝廷政令不啻为“以功利权术取人”，因而造成的“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局，才真正可哀可叹！在这些批评者看来，以奖励作为诱引所取得的效果仅仅是即刻的；带来的后患，是士风、道德更为深刻的伤害，所谓：“新进之士又复竞逐于声华利禄之途，新知识之所得虽多，旧道德之沦亡殆尽，遂使莘莘学子养成一种骄惰逸乐之风，此教育之前途危亡之机也。”(57)因此，时论中亦有称晚清的学堂奖励，新学生不过借此一番考试，“其饭碗乃益牢且固耳”。(58)更有论者将这一现象归为国人天性——驰骛利禄，好侥幸，“群以做官为发财之阶几”，以及“不务正事，一意做官”云云。(59)甚至到1912年，民国伊始，梁启超赴北京大学演讲，提及前清学制之弊，亦认为“其误国最基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原因就在于——“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兴学遂至毫无效果。(60)上述种种有关“利禄”与“侥幸”的指摘，延续了科举时代“士风浇漓”的传统言说；新嵌入的，则有新知识与旧道德以及职官不敷奖励之用的现实矛盾。
科名奖励牵系颇繁，是朝廷倚重与士人寄托的双重所在。1911年9月9日，学部会奏《酌拟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并定毕业名称折》，停止各学堂实官奖励。以“广登进而资任使”为初始目标的学堂奖励，终于在毕业人数日增而官缺之增有限的困窘中走到了尽头。然而必须注意到，在这份被看作科名奖励终结象征的文本中，清廷授意的，仅仅是“停止实官奖励”，但对于废除进士举贡等出身，仍称“虽属正当办法，而按现在情形，则尚未骤行。”也就是说，终清之世，科名体系从未取消，它只是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才被阻于历史之外。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提出过一个著名论点：专制帝国的崩溃之日往往发生在勉力改革的时刻。这既是历史的乖张，也自有逻辑可言。20世纪初年的沤浪相逐，清廷中枢由悲怆迎击时局的雪耻之心，不可谓不深重。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监督张亨嘉于1905年就职演说之际，礼毕训话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可以想见，当日盛装向先师孔子行跪叩之礼的大学堂师生，“求学”与“为国”并称，这中间包含了数十年来为“势”所屈的愤郁，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忾然之志。朝廷予新学生行奖掖之策，以科名隆其志；而新学生在学堂时代受到的礼遇，并不亚于科举之士。
然而，作为一种权宜性质的制度安排，学堂奖励虽然在体制内得到广泛的赞同与支持，并化作一个个章程付诸实践，它的初衷和本意在于：希望借助这一制度安排将士人与社会的重心转移到学堂上来，一方面为新学与学堂消除疑虑和阻力，另一方面在停废科举以后继续维系朝廷与士人之间的连结纽带。这一初衷和本意，在功名意识沦肌浃髓的时代里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但却遭到来自体制外反对派言论尖锐、猛烈的掊击。这种掊击又与晚清的“国民”论述纠结在一起，迅速上升为对专制政治的批判。围绕科名奖励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立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新政年间“革政”与“革命”的分野。革政者多稳健，故往往被革命者视为“拖蹋”；革命者多激进，则又常常被革政者斥为“躐等”。两者各有理据，但随着时局的变迁和政权的鼎革，革命的言说方式变成了一种更具支配性的力量。本文讨论清季言论环境中，由“士”到“国民”的语义转换所折射的正是“革政”与“革命”两者的并峙与嬗替。危机时刻，因拖曳前行而踉跄跌倒，历史的矛盾与峭刻，无复于此；而书写的意义，也许在于铺陈、但不作谴责性的审判，判断而不牺牲历史层层的矛盾和繁复。
注释：
①关于学堂奖励制度本身，学界已多有研究：如左玉河《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载《近代史研究》，2008(4)，从制度史的层面梳理了仕进制度的变化，并论证了“抡才”与“育才”的内在冲突；关晓红《殊途能否同归：立停科举后的考试与选材》(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邱秀香《新旧价值之间——论晚清新式教育与学堂奖励之关系》(“‘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则从学术史的角度分析了学堂体制下中西学乃至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林志宏的《亡国之媒——科举革废后国家和士/知识分子的关系》(“‘后科举时代的反思’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也关注到废科举后的仕进问题。在其他大量的废科举史研究论著中简要涉及学堂奖励的则更多，不详举。本文则专述言论环境中的论争，以功名意识的流变为中心讨论晚清的“国民”论述。
②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③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30—47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④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58页。
⑤谭嗣同：《报贝元征》，见蔡尚思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206—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⑥盛宣怀：《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附片二件》，见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5，第226页，台北，云海出版社，1972。
⑦《南北洋会议递减中额折》，载《选报》，第46期，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教育言”，第4—6页。
⑧潘克先：《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见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2，第644—648页。
⑨康有为：《上皇帝第四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180—1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⑩余贻范：《论西学宜设特科》，见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1，第643—644页。
(11)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31，第1301—130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12)《政务处外务部覆奏振贝子条陈折》，载《中外日报》，1902-12-04。
(13)《庸言》，第1卷第6期(民国2年2月)，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第11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4)《各学堂奖励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第117—127页。
(15)《内阁校签中书殷济为预备立宪条陈筹备经费建海军等二十四条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咨陕抚钞行御史王步瀛整顿陕西学务各折稿文》，见《学部官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第七期，“文牍”类，第59页。
(17)张元济：《张元济诗文》，第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8)《变通学堂奖励新章将次出奏》，载《申报》，1907-08-28。
(19)《论留学生做官之思想当从根本施救》，载《舆论时事报》，1909-09-11。
(20)金沧属稿：《优拔之问答》，载《晋阳公报》，1909-10-12。
(21)《护晋抚赵请暂停癸卯科山西省乡试折》，载《中外日报》，1903-02-03。
(22)汤成烈：《学校篇上》，见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5，第30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23)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见《梁启超全集》，第64页，北京出版社，1999。
(24)陈东原：《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第98—9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25)杜亚泉：《论今日之教育行政》，见许纪霖、田建业编著：《杜亚泉文存》，第317—32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6)(28)顾实：《论学堂奖励》，载《教育杂志》，1910(5)，“社说”，第44、56页。
(27)《研究各学堂奖励章程》，载《教育杂志》，1910(6)，“附录”，第20页。
(29)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益州集粹》，第6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30)《敬告男女学生毋专望毕业奖励》，载《盛京时报》，1910-09-25。
(31)关于晚清国民问题的论述，可参看潘光哲《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论述》[载《开放时代》,2003(6)]、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载《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6期，2002-05)、沈松侨：《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12)等，论者议题各不相同，但于本文有关废科举过程中由“士”到“国民”的观念转变，皆有借鉴意义。
(32)《普及教育观》，载《湖北地方自治研究总会杂志》，第9号(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论著”，第1—2页。
(33)《研究各学堂奖励章程》，载《教育杂志》，1910(6)，“附录”，第21—22页。
(34)《论整饬官常之政见》，载《盛京日报》,1907-12-04。
(35)《中国当重国民教育》，载《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教育”，第9—18页。
(36)《论国民歆羡科第之原因》，载《舆论时事报》,1909-07-28。
(37)光阴过客：《中国人》(续)，载《晋阳公报》,1909-09-16。
(38)《祭乡试诸君》，载《国民日日报汇编》，第4集，“讽刺类”，第81页，东大陆译印所，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
(39)原载《滇话》，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第6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40)曾朴：《孽海花》，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四》，第12页。
(41)早在1901年，刊于《国民报》的《说国民》一文即直陈科名弊病为“奴隶”根性之所在：“天下至贵至重者莫如士，而中国是至愚至贱者莫如士。彼抱其八股试帖以应科举者，俛首搜捡，则行同窃盗而不以为耻；揣摩主试之意，则行同妾妇而不以为贱。谓盖有益于吾之功名利禄，则虽断吾手、刖吾足，以易其所谓进士举人者，吾何靳焉！至国家之事则揜耳而不欲闻，有告以国权之放失、异族之
削、政府之压抑、种族之灭亡者，则瞠目结舌以为妖言。其稍黠者，则曰：吾辈学者，唯讲学问而已，国事者，君相之事，吾辈可无与也。嘻，是率一国之士而为奴隶也，国民乎何有！”(《国民报》，第2期，1901-06-10)1903年刊于《湖北学生界》创刊第一期的议论文《中国当重国民教育》中更是将科名奖励视为“国民教育中之大障害、大鸩毒”，称如若不改变这种养成“不文不武、优柔腐败之民”的教育，则“国民永无发生之地”，而中国亦惟有“速亡”这一种前途(载《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教育”，第9—18页)。
(42)邹鲁：《回顾录》，第1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43)《读者俱乐部》，载《盛京时报》，1912-04-06。
(44)《论减中额》，载《选报》，第46期，“教育言”，第6—7页。
(45)陈衍：《与俞确士学使书》，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一》，第14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46)《政府考用人才之方针》，载《盛京时报》，1910-05-12。
(47)《拟明年停止廷试留学生》，载《盛京时报》，1910-07-15。
(48)崇有：《学堂奖励章程疑问》，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第130—134页。
(49)《资政院废止学堂奖励之意见》，载《申报》，1911-01-16。
(50)《各省教育总会会议议决案》，载《教育杂志》，1911(6)，“附录”，第3—4页。
(51)唐文治：《咨邮传部转咨学部文》辛亥四月，见王桐荪等选注：《唐文治文选》，第111—112页，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2)《论维新后人才之分派》，载《盛京时报》，1907-04-19。
(53)《论振兴学务宜先劝学》，载《盛京时报》，1908-08-13。
(54)《论整饬官常之政见》，载《盛京日报》，1907-12-04。
(55)(56)《论近日官场奔竞之风》，载《盛京时报》，1911-10-29。
(57)《拟请明定全国教育宗旨及变更初等小学初级师范女子学校办法议案》，载《盛京时报》，1911-08-01。
(58)《论近日各项考试》，载《盛京时报》，1911-03-21。
(59)《论我国今日最大之弊端》，载《盛京时报》，1909-11-06。
(60)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见《梁启超全集》，第2528页。另，梁启超在作于1896年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一文中，早已有过科举“驱人于不学，导人以无耻”(《梁启超全集》，第64页)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