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企业与市场的互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市场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1)01-0077-07
一
从1996年至2000年夏，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企业史》第一卷课题组，几经周折，煞费苦心，终于完成了该卷的编写任务。书稿送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史》编委会审读后，我们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却思绪涌动，像探险回营那样浮想联翩。这次企业史研究使我们悟出一个道理：中国市场史的研究不能只在流通领域做文章，还应从生产领域，尤其从已具商品生产规模的企业生产中去寻找市场发育的过程。“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企业与市场互动的研究，也许就是扣开中国近代以前市场史大门的“二分”希望。
中国近代以前的企业和近代企业有明显不同。概括地说，（一）生产力水平不同，近代企业是以机器生产（或机器与手工结合生产）为基础，近代以前的企业是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机械为结构简单的木构件机械，动力以水力、畜力、人力为主；（二）生产关系的整体状况不同，近代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近代以前的企业经营者有小商品生产者、商人、官僚、地主、官府，成份复杂，难以确定其企业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或仍是封建主义的，有很多是中间类型，其生产关系呈模糊状态。（三）近代企业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有相应的法律环境，近代以前的企业尚不具备这一资格与环境，尽管它也有多种投资与经营模式。但是，不管是近代企业还是近代以前的企业，它们都是一种“经济组织”，具有商品（产品）生产、服务社会（市场）、有一定的经营管理规范等特点，所以，均可用“企业”这个名词，只是近代以前的企业是近代企业产生以前的企业萌芽和雏形阶段。以上说明主要为了澄清“企业是近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近代以前社会会有企业组织吗？”这个疑虑。
在肯定了中国近代以前有企业存在这个前题以后，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一个新的视觉：清代企业与市场的互动。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重视市场史的研究。1992年邓小平同志肯定市场经济，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后，市场经济和市场史的研究广泛开展，成绩显著。但是，就市场史研究来说，总的情况是重流通轻生产，即较多从流通角度研究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萌芽，而较少从企业及社会生产角度去研究市场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萌芽。市场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和共同舞台，从商品（产品）生产与市场关系去观察市场的发育过程和市场经济萌芽，可以发现一角新天地，有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感觉。
二
清代前期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以所有制形式划分，企业有官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两大类。历史上官营企业的生产是为了满足皇室和官府消费，同时也为了满足社会、国家需求，诸如造船、木料加工、铁制工具、铸钱、兵器等等。但是，到了清代，官营企业的产品和市场联系加强了，出现了新的产品供应方式，产品也进入了市场。而民营企业，则更是以拓展市场为己任，视市场为生存发展的条件。
（一）官营企业的产品及其与市场的联系
清代官营企业的产品是供皇室和官府消费的，官营企业是一种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实体。但是，在具体分析之后，我们发现这样概括还是不够准确、不够详细的。官营企业的产品，事实上可以分为几种用途，一种是供皇帝及其皇室成员、百官个人消费的产品；一种是供官府祭祀、政治、对外活动用的产品；一种是作为其他官营企业生产原料的产品；一种是投放市场，兼及流通领域的产品；一种是国防所需的产品。
第一种产品主要是江南三织造生产的绸缎和景德镇御窑生产的瓷器。以上供绸缎来说，苏州局的情况是“刻期定限，雇机匠织成异品金彩龙凤蟒段，解往燕京，以供宫中诸族服用。”（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78页。又《李煦奏折》3页，记康熙三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进元旦龙袍。）在输入内府的丝织品中，最重要的是御服即龙衣。苏州织造的产品包括龙衣采币锦缎纱绸绢布棉甲，以龙衣为第一号产品。杭州织造也生产龙衣和宫廷服饰。
第二种丝织品属于公用品，包括诰敕制帛、郊祀制帛、奉先制帛、礼神制帛、亲展制帛，报功制帛、素帛等等。诰敕用帛设官诰机织造，“诰命用五色或三色丝，文曰奉天诰命；敕命用白绫，文曰奉天敕命，用升降龙清（满）汉字，一品玉轴鹤锦，二品犀轴螭锦，三四品贴金轴，五六品角轴牡丹锦，七品以下，角轴小团花锦”。（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76页。）可以说官诰生产的要求比较严格。郊祀、告祀两种制帛，有满汉两种文字；奉先制帛，色青黄；礼神制帛，色白；展亲制帛则有青、赤、黄、白、黑五色；报功制帛，均白色，称素帛，不织文。（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76-77页。）先在江宁织造设神帛机织造各种制帛，后在杭州织造奉先帛和礼神帛。
第三种产品有云南等省的铜、银产品，完全为官营铸钱局提供原材料。云南开采铜矿、冶炼铜料的全盛时期在雍正初年到乾隆末年，前后约七十多年。所出铜料分运全国，也可以说全国的制钱大部分是用滇铜鼓铸出来的。滇铜供应京局的数量大约在四百万斤，乾隆二年(1737)户部令加办一百七十万四千斤，合计五百七十万斤，另加耗铜之类配办、加运铜，实际运京滇铜每年六百三十三万一千余斤，从乾隆四年(1739)起，成为定例。另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从滇买铜铸钱。（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12-13页。）值得注意的是，滇铜运京或供各省铸钱，不再是无偿划拨，如江南三织造上供那样，而是定价采办。滇铜官定卖价是每百斤九两二钱，经镇江特运京师，加水运脚钱每斤七两，总成本每百斤十六两二钱。除运京局以外，有十个省采买滇铜。采买滇铜必须经过奏准，价格是成色较高类铜料（“高铜”）每百斤十一两（贵州采买“高铜”每百斤只给价九两八钱），成色较低类铜料（“低铜”）每百斤给价九两。两类铜料均须配给余铜一斤。此外还配给铜耗。（注：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19页。）各省采买滇铜铸钱，开启了官营企业内部供货由无偿调拨改为定价采买之途，这种采买虽然仍不是市场采买，但已把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原则引入到采买活动中，说明市场的交换原则正在改变着官营手工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是市场和官营企业生产发生互动的一个例子。
第四种是投放市场及流通领域的产品。江南三织造的成品中，有一部分专为伊犁等地织造的贸易缎匹，卖给新疆各地王公及哈萨克各处回人“前抵伊犁、乌鲁木齐等处贸易者”。这部分产品已在边境贸易市场上销售。附带提及，江南三织造在杭嘉湖采买丝料就是它和市场发生联系的证明。在内务府和工部经营的各种制造业作坊和工场中，从市场采买各种原材料的情况非常普遍，《钦定工部则例》对各作用料有明确的规定，这些原料多数是从市场上采办的。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产品并非悉数送京，官窑将次色瓷变卖或“兑民窑”（即和民窑兑换优质瓷器），此种风气至清代亦难改变。兰浦《景德镇陶录》提到“岁倒盘碗钟（盅）碟等上色园器，由一二寸口面以至二三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尚有六七千件，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111页。）但内务府是否会把这些次色瓷全拿去赏赐呢？不一定。内务府也会把部分次色瓷变卖，这就为官窑产品流入市场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已经萌芽并有所发展的康雍乾嘉时代，官营企业不能不和市场发生联系，完全自给的生产、供应体制开始破坏了。这就是清代官营企业不同于元、明企业之处。
（二）民营企业的产品（商品）及其与市场的关系
民营企业的产品就是商品，经市场进入消费渠道。民营企业的产品进入市场的过程是各不相同的，细加分析，颇有意思。
民营丝棉织业企业的产品，经常通过中介组织——行铺进入国内外市场。如江苏的盛泽镇和双林是丝绸的生产中心，盛泽是绫绸的集散地，“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双林的丝，“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220页。）来盛泽、双林购买丝绸丝料的富商大贾是不可能直接和生产者（企业或个人）发生买卖关系，因为生产者太分散了，就是丝行绸庄也不能一一满足客商的要求，于是出现了客商——丝行绸庄——绸领头的购销渠道，丝绸丝料通过这条渠道进入国内外市场，或者说这条渠道本身就是市场网络的组成部分。有关记载报导了这条渠道的形成经过：
盛泽纺绸的买卖，有一种很有趣的手续，便是中间人式的所谓“绸领头”。关于绸领头的起源及用途，据当地绸领同业公会主席王麟书氏所说，大概是这样的——
盛泽的绸业发生很早，在逊清乾嘉年间，营业已经很盛。起初各省的客商，到盛泽来办货，因情形不明，常托当地的绸庄代办。但因机户多散处四乡，所织的绸又有重绸、轻绸、花色、素色等分别，绸庄需要那种货，一时往往不易征集，因之便产生了一种所谓绸领头的营业。绸的花素轻重，都有各种绸领头专司其责。以后绸庄绸行如要选办什么货，要求之于绸领头即可。绸领头实是介于绸庄与机户之间的一种促卖人。当时机户的资本都是自备，绸领头替代机户销绸，不过按照绸价的高低，酌量取些佣金，当时每匹不过五六十文以至一百数十文而已。〔口河冰：盛泽之纺绸业，国际贸易导报，第四卷，第五期，页三六〕（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220页。）这篇报导中的机户多为小商品生产者，间或有企业型的丝绸手工作场，而领绸头和绸庄是中介组织（个人），他们联系着机户与客商。绸庄的字号可从一块碑刻略知一二。如《盛泽永禁浆粉绸碑》记在盛泽镇经营丝绸的山东济宁籍众商，有时顺号、永盛号、升恒号、义顺号、如意号、聚顺号、宏绪号、松盛号、日增号、元盛号、成玉号、吉顺号等，共同“永禁浆粉绸”，“倘有买浆粉绸者，议定罚银一百两。”（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446页。）济宁籍绸庄只是盛泽绸庄的一部分。
浙江的乌青镇也有许多绸庄，收购丝绸转销各地。陈学文分析说：转销的形式有三种：一是平时各地机户至镇上收买，作为原料，加工制成丝绸；二是蚕丝上市时，各地商客到镇上的丝行收购；三是由居间丝间将丝贩销给各镇机户。（注：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63页。）
棉布进入市场渠道的情况差不多。顺治十六年(1659)的《苏松两府为禁布牙假冒布号告示碑》揭示了棉布销售渠道大致情形。碑文称：苏松两府布商朱嘉义、朱金兰、查弘义等联名控告奸牙沈青臣假冒“三阳号记”，私刻印刷字号。这三人中朱嘉义、朱金兰属松江府布商，他们和另一个松江府布商金三阳，请求移文松江主会，以便勒石永禁此类事件。金三阳等陈词称：“阳等布店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就是说金三阳等布商在松江收购棉布，运到苏州供卖，“苏郡布商收买布匹染喘”。（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35页。）金三阳等布商在松江收购棉布，必因假手布牙，所以沈青臣这类奸牙才可能以中介人身份，冒充布商布号，插手购销布匹。官府查明事实后，惩办了沈青臣，并告示布牙：“为此仰府属布牙知悉，各照本记字号印刷贸易，不许仍前构通混冒，致起衅端，取究未便。”“今后商牙，各守各业”，如有奸牙地棍，“凯俞字号”，“许即指名报府，以凭立拿究解抚院，正法施行。”（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84-85页。）
另一块《松江府为禁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招牌告示碑》也记载说：“苏松等郡布业甚繁，但货有精粗长短之不齐，惟各立字号以分别。故从前盛行之字号，可以租价预售，□□□偿招碑，即成资本。乃有射利之徒，并不自立字号，觊俞他人字号盛行之时，或以字音几同，或以音同字异，窃冒垄断，以伪乱真，起衅生非，病累商民。”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案件说明当时松江的一批布号声誉卓著，客商信赖。“告示碑”转述布商朱泰元、李洪升、朱永振等人陈词称：“松郡各邑产布，甲于他府。昔年开张青兰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有迁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这数家字号“向守祖遗店名图记，价平货实，远商心服，从无假冒诸弊，历岁虽久，始终如一。但远商相信，全在布记确切为凭。”入清以后，勒石为禁，字号布记，不许假冒雷同，“今（乾隆元年）法久渐驰”，又有苏郡布商窃冒字号招牌事件。（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86页。）以上内容告诉我们，在松江布的销售中，牙人和布商是重要环节，布商之中，又以声誉好（价平货实）的老字号最受客商青睐，客商全凭老字号“店名图记”。无论小商品生产者或企业型的大小织布作坊或工场，其产品都经牙人、布商转贩地方。
福建、江西葛布的经销也说明这种情形。康熙五十九年(1720)《北关葛夏布商人报税成案碑》记载福建、江西布商黄君召等“收买土产葛夏布匹”前来杭州仁和县，“抵江干即赴北关报税入城，报牙发卖。”召等请准发给小票（注：《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196-197页。），自行流通。这一记载表明葛夏布贩入杭州府仁和县，最终还得经牙人之手销往城乡各地。可见，牙人既在产地出现，又在销售地出现，布匹流通必经其手，他们和布商一起成为布匹在市场中流通的载体，他们（牙人、布商）本身也成为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企业和市场互动中的不可或缺的媒介和润滑剂。
清代行商在企业和市场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行商群体十分有活力，他们深入穷乡僻壤，担负购销任务，造成流通市场的繁荣。如云南铜矿业中有出资者锅头、炼铜者炉户和贸易者商民，这种商民是从事铜料收购的商人，即铜商。铜商为各省来滇采买铜料服务，也把铜矿企业生产的铜料运至各省发卖。除了铜商外，在盐、茶两业中，依靠商人贩运，是盐、茶行销的主要渠道。徽商业盐、茶者尤多，他们是两业市场的活跃分子。徽商黄晟，“营盐业于扬州”，（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15页。）徽商汪方锡，字溥韩，（清黟县）宏村人，“业泊鹾”，“经营十年，积巨资”（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24页。）；汪廷璋、汪焘都是徽籍扬州大盐商（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24-125页。）；徽商江人龙，“业鹾广陵，家声由是大振，名播江淮豫楚间。”（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36页。）以上徽商经营盐货，足迹遍布江淮豫楚等地，控制着淮盐的销售网。广东的盐商直接盘剥灶户。灶户资本多贷自盐商，收盐时，盐商向盐户“买盐给价，则权衡子母，加倍扣除”（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250页。），即炉户卖盐给盐商，在盐价中扣除借资及利息，而且是加倍扣除，商人收盐后，运销各地出售。
徽商业茶的例子也很多，从中可见其在市场上的作用。“歙之巨业商盐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其茶统名松罗，……大概歙之北源茶地。”“业此项绿茶生意者，系徽州婺源人居多，其茶亦俱由本山所出，且多属合股而做，即有亏蚀之处，照股均分，亦不觉其过累。”（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171、174页。）从已辑录的族谱、方志资料看，徽商把徽州各地出产的茶叶运到淮南、湖口、江苏和北方各省销售。
此外，徽商还从事木材贸易。徽商在浙江开化以预付资本的方式，用“拼本”以经营杉木的产销，他们是包买主性质的手工场主和商人。（注：参阅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208页。）徽商是明清苏松杭嘉湖一带布号、踹坊的经营者，其收布活动方式灵活，经营十分成功，往往贱收贵卖，其布有大量北运者。
晋商是清代的大商邦，它的历史不及徽商悠久，但实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晋商所创造的联号制经营形式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投资人设立总号于山西等地，分号设在各地。联号具有集团性特点的另一表现是实行股份制，通过银股，吸引投资，通过身股（以资历、能力入股）吸引人才，使商号职员的利益和经营效益挂钩，提高了联号企业的经营积极性。晋商经营的商品以绸缎、茶叶、颜料、布匹、食盐为大宗，这些商品多为小商品生产者生产，也有属于民营企业的产品，如晋商经销的武夷山茶叶，有一部分是民营制茶企业（茶厂）的产品。晋商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把国内商品运往蒙古、俄罗斯，垄断对蒙俄的贸易（注：《晋商史料与研究》，13页。），开拓蒙俄市场。
陕西商人在四川开凿盐井、经销茶业和金融业，颇为活跃。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陕西泾阳、同州两地是著名的“西口货”皮革的产地，皮工汇集，不下万人（泾阳）。“这两地先后都出现了许多熟皮的手工业作坊”，康熙时，产品由“陕西商人运销苏州、松江等地出售。”（注：《中国十大商帮》，85页。）山东商帮在东北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山东青州府是煤炭产地，出了有名的博山商人，专营煤炭生意。
南方的江、浙、闽、广也形成实力强大的商帮，垄断了民营企业的产品经销。江苏的洞庭帮商人经营花卉业、水果业、粮食业、丝绸布匹业和粮食加工、刻书印书业。他们本身是有实力的企业家。洞庭商人几乎垄断了清代前期湖南棉布的销售业务，（注：《中国十大商帮》，336页。）其中部分是民营手工作坊的产品。浙江的龙游商人，据说走遍天涯海角。他们经营纸品，收购本地纸张，销往各地，而纸坊却好属于比较典型的作坊企业。浙江宁波帮是经营运输业的大企业主，当时经营天津、营口航线的称“北号”，经营南方航线的称“南号”，上海沙船业也是以宁波人经营为多。福建商帮经营范围也较广，不仅把苏松杭嘉湖地区的丝绸、棉布贩往海外，成为丝棉织业产品的外销渠道，而且还深入内地经营。他们在江西开烟厂，到龙游开纸厂，在苏州、上海经营糖、干果之类南货，经销福建糖坊的成品。广东商帮中也有一批经营海上贸易的大商人企业，与企业产品有直接联系的是佛山商人（有的是地著了的外省商人）。
以上仅就人们公认的“十大商帮”中举例说明，实际的情况更为复杂，许多人们不大熟悉的商人在购销民营企业产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商帮在经营理念和方式上的变化，反映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模式的形成和初具规模。一是联号制形式。晋商研究者认为：“这种联号，有些类似西欧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大多是由一个财东出资（或一个为主）对所经营的在各地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进行管理的一种体制。晋商商人联号的总号，均设在山西，分号遍布各大商埠和城镇。”（注：《中国十大商帮》，21-22页。）我们认为：联号经营无疑有助于拓展市场，营销决策权集中于总号即主要经营者手里，赋予市场营销以战略意识，既有利联号本身发展，又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是，联号的家族色彩浓厚，实际上是家族公司模式的新形式，削弱公司的“利润驱动力”，因此，它尚不具备西欧资本主义企业子母公司的机制和竞争力，环境一变，就会走向衰落。
二是因地制宜，地产贸易与长途贩运结合。清代前期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整体经济水平不能估计过高，多数地区生产力低下，经济的商品化局限于局部地区和有限行业。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市场化过程只能是因地制宜的、渐进的。
所谓因地制宜就是从本地区物产和区域优势发展商品生产，促进交换市场的形成。如陕西商人经营的五大行业（布业、茶叶业、毛皮业、水烟业、药材业）中，布业、毛皮业、药材业是地产贸易。清代关中纺织业依然较为发达，泾阳、朝邑、大荔、合阳、三原、华县、富平、蒲城、渭等县产量最多，在地产贸易中，陕西商人还经销松江布，叶梦珠记载说：“（秦晋）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致牙行因“而争布商如对垒。”（注：叶梦珠《阅世编》卷7。）这个例子说明，陕西布商立足地产贸易的同时也涉足长途贩运，以求更大的市场占有率和商业利润。他们并以地域优势经营湖南的茶叶，销往青海、新疆、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又以与甘肃邻近，经营兰州水烟，把水烟运到汉口售卖。总之，陕西商人开拓市场充分运用因地制宜的有利因素。这种情况也充分反映在福建、广东商人从事贸易上。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开海禁，福建的海上贸易得以再次恢复发展，其规模虽非昔比，亦颇具特色。当时海外贸易，仅限厦门一口，但“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泽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喇吧”。“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注：道光《厦门志》，512页。）广东的情形类似，但其范围更广，除到南洋诸埠贸易外，乾隆五十年(1785)还因美国的“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刺激了广东商人赴美淘金。闽粤的海上贸易均为地域优势使然，也是因地制宜的结果。
十大商帮之外的商人经销活动，也充分说明这一特点。傅衣凌关于河北武安商人的研究报告指出，雍正乾隆时期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使武安商人有机会取得成功。武安商人主要经营药材、绸布、山绸三业，尤以药材经营著名。乾隆中，武安商人在关东奉天（今沈阳）设店经营药材。“嗣鉴于关外经商者之日形得手，如岁来岁往之非计，始各于相当地点，组设号址，照常营业。”（注：参阅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202-203页。）把河北药材贸易与关东药材贸易联成一网，近似晋商之联号经营，借此拓展市场。这类例子还可举出不少。
三是合股经营，提升竞争力。晋商中有实行股份制，凡投资者为银股，凡凭资历、能力折投者为身股，按股分红。洞庭商人的合股经营虽属少数，但仍有意义。江西商人的合股经营也见之于记载。这类例子各商帮均有所见。怎样看待合股经营模式的性质？目前尚未深入讨论。我们的看法是，这类合股模式对增加商业企业的资本，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有积极作用，也就是说促进商人开拓市场。但是，这种合股并非是近代股份制模式，而是一种基于同业利益、解决资金不足的互助合作模式，股本并未股权化，投资与经营也未完全分离。真正的股份公司应该是股东在控制股权的前提下，作出投资决策（通过董事会），另由经营机构主管销售业务（通过总经理或经理为首的经营各部门）。清代商人群体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但是，不管其局限性有多大，清代商人在开拓市场方面颇有成就，为企业（包括小商品生产者）的产品进入各条市场渠道作出贡献。
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第二条渠道是通过产销合一的商人和商业资本。在介绍民营企业及其生产经营时，已经多次讲到这一渠道。现在再举一些例子补充并加以分析。
晋商中也有个别投资开办民营企业的，如开采铅矿、开办麦坊、醋坊，和晋商相比，陕西商人中有更多人投资开办民营企业，如陕西南山老林的木厂、铁厂、纸厂，就有陕商；在佛山的资料中，也看到山陕会馆的记载，亦证明陕商参与冶铁业。北京的同仁堂药铺是宁波商人于康熙年间开办的，生产和销售中成药。徽商在苏松经营踹坊，从事踹染业。福建商人在广西开办纸厂，在江西开办烟厂。山东博山商人开办煤窑。广东商人投资采矿、冶铁、陶瓷和纺织。（注：参阅《中国十大在商帮》一书的有关章节。）
清代商人投资民营企业时，往往仍然从事商业活动，这样为民营企业产品的营销，带来新的气象。首先是市场信息，商人特别重视沟通市场信息，因此，他们介入民营手工业企业，有利于民营企业产品的销售。乾隆年间的《吴阊钱江会馆碑记》说：“吾杭饶蚕绩之利，织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奏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24页。）杭州商人因杭州丝织品远销全国各地，而获得广泛的市场信息，终于选定苏州作为丝绸的经销据点，设立会馆，大展鸿图。与此同时，苏州及附近州县的丝织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各地客商，如吴江县之盛泽镇，是该邑丝绸的集散地，“天下衣被多赖之。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来买者，摩肩连袂，为一都会焉。”（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209页。）市场信息沟通是市场发育的催化剂。丝织业中的包买主活动和丝业行铺的购销活动，是一个市场信息交流过程，也是市场发育过程，还对企业适应市场起导向作用，促进企业生产市场化。
四是资金流动。商业资本的积聚，可以成为社会财富，表现为地产、房产、珍宝、高利贷资本、公共财富（族产之类）等方面，中国、外国均无二致。但是，商业资本如分流介入民营企业，即转化为生产资本，进入资本原始积累的新过程。例（一），佛山江夏黄氏（俊叟）四子黄沛庵，原以铸造为业，后易地谋生。但因“资本缺乏”，仍操铸造旧业，“积有千金。”到他的四子黄拱宸时，“积有多金，生业当铺、铁锅店、铸锅炉。”即经营当铺、铁锅店（商业）、铸锅炉（手工业），以至“积有千金”。（注：《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309页。）例（二）是傅衣凌所云婺源商人在景德镇“自开磁窑”，参加生产过程的活动（注：参阅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213页。）。商业资本的介入，解决了开办企业缺乏资金问题，自然有助于新的生产力的启动，而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扩大，才是市场扩大的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包买主形式的广泛出现，有力地推动着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生产有了明确的导向，例如苏、湖、杭、嘉的丝织业，为国内外市场而生产，包括染业，也适应国内外市场要求而设色；佛山的铁锅业、广东和福建的制糖业均为出口而生产；瓷器业中，还出现了按照外国人送来的画稿绘制图案人物的情况，类似后世之来料加工（注：C.J.A.Jorg,Porcelain and Dutch China trade,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1982.）。一切变化说明，市场是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商人、牙行是其媒介，起着润滑剂作用；市场发育过程中，随着其功能作用日益明显，其对企业生产的导向作用也随之发挥得淋漓尽至，极富戏剧性。从而呈现出企业生产与市场的互动状态，我看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