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文学理念及其学术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学术论文,李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3-0043-03
李贽生活的年代距今已经四百年了，我们重读李贽作品时，仍然会被他所激动，会觉耳目清新，一洗尘俗，李贽作为被当世所不容的异端思想家，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极其专制与压抑的政治社会与文学社会都进行了大无畏的抨击与讨伐。虽然他没有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理论主张加以系统化，破有余而立不足，且他的思想中也时时充满着矛盾，我们仍能从他广涉经史子集的论著中理出他清晰的文学理念。这些观念不仅是对当时沉闷的复古思潮的有力打击，更为后来掀起的具有近代启蒙色彩的文学解放思潮开了先河，而这一学术启蒙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明中晚期，它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或隐或显地传递给后世激进的文学家们，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再一次绽放出异彩，与急剧涌入的西方民主思潮汇聚成一首交响曲，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觉醒，奏响时代的主旋律。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始终是以儒家经典为正统而一脉相承的。自“诗言志”、“文以载道”一出，历代的文学家就在不断阐述着“志”、“道”的内涵，然而始终局限于儒家观念范畴之内，少有大的突破。到了明代，无论是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还是空前发达的“诗话”、“词话”等诗词理论，也依然是因循前代，且贵古贱今到了极致，非秦汉文不读，非盛唐诗不学，这种拟古主张和文学本身的发展趋势，终于把正统的文学创作逼入了死胡同，诗文创作全都成了似古非古的假古董，闻不到一点儿新鲜气息。历史似乎在等待着文化奇人的横空出世。
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回教家庭中的李贽，自幼熏染了泉州这一古老的港口城镇中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异民族通婚，因航海业发达而带来的商业贸易的繁荣等等这些独特的文化氛围，当他成年后接触到了王学左派的哲学思想，并以一个下层官员的亲身经历目睹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之后，他终于在满世界皆假的黑暗中发出自己真诚的呐喊之声，以其惊世骇俗倡启蒙之先声。
李贽的文学主张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他以“童心说”为基础而提出的表现自然真性情的情感本体论主张。文学要表现人的真性情，这一观点古已有之，并不始自李贽，然而古人所论述的“情”都是以“发乎情性，止乎礼义”为宗旨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李贽的这个“情”却偏偏是指那种怀着“最初一念之本心”、敢于挣脱名教羁绊、具有狂狷之气的情感。李贽这一观念的提出，从哲学层面上，直指明朝廷定程朱理学为知识分子精神统治的专制淫威；从文学层面上，直指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所带来的拟古弊端，以及不顾时代发展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一味尊崇已走向式微的诗文为文学正统，对于已经开始繁荣的小说、戏曲却仍然排斥在外的僵化保守的文坛风气。因此，此观念一出，犹如在一潭死水的文坛里扔下一块巨石，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震惊当代，遗响后世。
李贽认为，人人天生都有一颗具有自然本性的童心，只是由于接受了后来的闻见道理，被灌输了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于是童心被蒙蔽，一切行事、做文章不过是生发这些后天被迫接受的思想观念，而掩盖了自己的真实理念和情感。说到这里，有必要为李贽讨回一个公道。有人据此认为李贽反对读书，尤其是到了明晚期，王学左派发展而为狂禅一派之后，确实出现了轻视读书的弊病，于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家们在反思学术空疏时，就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李贽，而其实这是对李贽的误解。李贽反对后天的闻见道理蒙蔽童心，但他并不是主张不读书，而是主张用童心去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时时保护这一颗童心不被那些迂腐道理所侵蚀，也就是说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书。李贽早年就已经遍读四书五经，他晚年写《四书评》时，在《论语》第一则上就批道：“学则有悦乐而无愠，何等快活！何等受用！不学真是小人，一生唯有烦恼而已矣。”李贽是提倡读书的，但是他反对死读书，反对那种诚惶诚恐，认为书中字字句句是真理，唯圣贤言语是从，而不是用自己的本心做分析、判断。从这一点上来看，李贽强调读书贵自得，贵取诸我心，而我心就是他所说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四书”作为儒家经典，在明代得到了理学家更为详尽的注解，明朝廷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五经”就成了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做文章就是按朱熹的注解去发挥，而不敢越出其思想轨范半步，因而成了朱子传声筒，而李贽对此类人批驳得更为一针见血，说他们是“矮子观场”，只是随人说妍。李贽认为被世人尊为龙头讲章的朱子《四书注》之所以可恨，就是因为“讲之详也，讲之尽耳”，过于详尽之后则没有给读者留下思考余地，没有留下再创造的空间。
李贽的这一理论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提倡独创精神，提倡表现人的真性情。这种发自童心的真性情不必囿于理学束缚，也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创造性，“夫所谓作者，谓其兴于有感而志不容己，或情有所激而词不可缓之谓也，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基于这样的文学理念，李贽倡导独立思考的个性解放意识，对明中叶后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汤显祖的“至情”，袁宏道的“性灵”，冯梦龙的“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都是呼应了这一文学观念，他们还在创作实践中有意地去体现这一理念，使明中叶后的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一片“有情之天下”。
李贽以“童心说”为思想准则，提倡文学创作要抒发人的自然真性情，要有“发愤著书”的精神，在艺术审美上则推崇“化工”之境界。所谓“化工”，实际上就是当作者胸中充盈了创作冲动之后，不吐不为快地一气呵成的状态，正是“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这才是真正的“世之能文者”。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文章就会激情迸发，文字尽而意犹未尽，浑然天成，不留雕琢之痕迹，就像天地间的自然造物一样，无工而工。李贽还从文体论的角度认为，个人才气虽不同，性格也各有差异，在文体上自然会有宣畅、舒缓、浩荡、壮烈、悲酸、奇绝等等的千差万别，但医药出于作者的自然情性，就都是天下的好文章，这样就否定了复古思潮中不考虑个人禀赋与后天学问的深浅，只是拼命追求古人格调、气韵，形成生搬硬套，了无生趣的恶习，而鼓励用真情去创造更加新鲜和富于个性的文体风格，那么就会既有优秀的诗文，也会有优秀的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作品，每一种文学样式都能达到“化工”的境界，再次宣扬了文学要张扬个性的启蒙观念。
李贽以其言必出自童心的新观念为根基和准则去看待文学创作，因而打破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提倡做文章就是要阐发个体的精神情性，表现个体的独特性，由此他认识到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指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一代的文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必有创新与发展，必有表现形式上的变化来适应当代人的审美欣赏趣味，从而他十分重视因市民阶层的兴起而带动起来的适合其欣赏口味的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也就是说，这其中的每一种变化都体现着进步的趋势，体现着文学自身的运动规律，而不是正统文学家们所认为的词为诗之余、曲为词之余的主观论断。李贽正是在当时贵古贱今、越古越美的氛围下提出了这一不按时代先后论文学之优劣的观点，基于这样的眼光与见识，他不仅宏观地去赞美小说、戏曲这些通俗文学创作，而且还以小说评点的方式开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批评之先河。这种评点方式虽是借鉴了传统诗文评的形式，但是他独特的评点视角被当时读者所关注和喜爱，对于通俗小说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给后世文人以启发，李贽的借评点通过针砭时弊来表达其社会思想，到梁启超的以政治角度解读小说都体现着思想启蒙的观念。
李贽的评点涉猎广泛，且言辞泼辣，角度新颖，不拘一格。比如，历代对于“四书”的阐发与注解，都是从儒家伦理观念和礼义观念这些具有政治实践性的角度生发，强调其功利性来为朝廷统治服务，而李贽的《四书评》却偏偏喜欢从文学角度进行鉴赏，从文章的审美角度去赞美这些儒家经典，由此可以看出李贽是用自己对“四书”的重新评价来表明他反对传统的偶像崇拜的态度。李贽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这些语录不过是圣人们为教育弟子而说出的具有针对性的言辞，“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也就不能盲目地奉之为万世之真理，倒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如他所着眼的文学角度）去鉴赏和品评这些文字。他还提出“六经皆史”，也是希望人们能够以一种批判的和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那些被统治者奉为神明的作品。
李贽在评点方面的成就，最突出的就是他的小说评点了。对于李贽评点《水浒传》，我们从他的其它文章中可推测其本意有两点：其一是要为这些出现在明代的通俗文学进行张目，用他的“童心说”的标准来衡量这些作品，从而认为它们同样是天下之至文，可以与儒家经典相比肩；其二是要借《水浒传》来批判当世朝廷的黑暗，使得“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因而他评价那些啸聚水浒的强人，称之为身在水浒，心却在朝廷之上，一心图报国家的忠义之士。而李贽本人也是怀着这样的思想，希望通过批判那些假道学、重新评价古人来唤醒蒙昧之读书人。出于这两种原因，李贽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且注意到小说这种文体本身所具有的结构布局、情节安排、人物刻画等等特点，因而能够兼顾社会批评与文艺批评两方面。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中，李贽最偏爱的人物就是李逵。李逵的天真直率，他对宋江的真诚与忠义都令李贽倍加赞赏，在李贽眼里，李逵的可爱随处可见，他的形象简直就是用来打击那些假道学家的最好范例。李贽的评点语言也极有特色，他摒弃了传统的诗文评中那些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语调，而是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诙谐幽默、嬉笑怒骂，用一种通俗而富于情趣的语言来表达他读小说时的种种真切感受和新鲜观念。
李贽对《水浒传》的评点，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发自“童心”的思想观念及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价值判断引起了明代社会各阶层的关注，有识之士们深受启发与鼓舞，于是纷纷试笔，新兴评点家层出不穷，一时间徐渭、屠隆、冯梦龙、凌蒙初、钟惺、叶昼、余象斗等都成为名气较大的评点家，这使得评点通俗文学成为时尚，评点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论士大夫还是市民阶层都争相购买，书坊主也从中看到了牟利的希望，于是在当时出版业空前发达的情况下，评点书籍被大量刻印，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明代通俗文学的传播，从而给予通俗文学的创作以理论上的指导和文学地位上的确认，为中国的小说文体最终从文学边缘走向中心地位打下了思想基础。
〔收稿日期〕200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