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想主义：拯救当代社会的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主义论文,当代论文,道德论文,神话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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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文坛可谓景象万千、热闹非凡，甚至“狼烟”四起、人声鼎沸。各路兵马摇旗呐喊、旗号林立。文坛真的成了战场，不过这次是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内部的“窝里斗”，官方与民间显得相对超然，颇有“坐山观虎斗”之势。
在各路新旧兵马的各色旗号中，“道德理想主义”似乎最为耀眼夺目。在它的麾下，聚集了当今文坛的众多骁将及各种标语口号。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人称文坛“二张”的张承志、张炜；有以上海中青年学者为主的人文精神寻思者；也有以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批评群体为核心的理想主义者。这一汇集了创作界、理论界、批评界老秀新秀诸多队伍的大军，阵营不可谓不浩大，而他们所标举的理想主义大旗，在当今这个被认为是理想丧失、道德堕落、人文滑坡、人欲横流、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中国，其感召力也不可谓不强盛。
可见，道德理想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社会心理基础。中国社会文化正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空前深刻甚至空前残酷的转型时期，这种发自社会存在深处的转型，必然使原先维护社会文化秩序的道德规范、伦理法则极大地失去其中心化、一体化的整合功能，而它在人们的心里所造成的最大的冲击，可能就是所谓的道德沦丧。这里既有真实的被恩格斯称为推动历史前进杠杆的恶，也有用以抗拒合理的历史进步、作为心理防御机制的心造的、虚构的“恶”。这样，作为针对当前的文化道德震荡而出现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既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可能出现的误区。
道德理想主义作为一种“主义”，与通常所谓的道德理想有着质的不同。当我们在“道德理想”这一名词后面加上“主义”这个后缀的时候，我们已经赋予前者以一种特殊的价值，一种神圣的光环，它已经从一普通名词上升为一种信仰。正象“理性主义”不同于理性、“非理性主义”不同于非理性、“科学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道德理想主义”也不同于道德理想。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样，当今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把道德理想当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则被认为是评价该社会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这即是在社会历史评价时的道德优先性原则。从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德理想主义，到西方近代卢梭的道德理想主义，直至当今中国张承志等人的道德理想主义，无一不是从这样一种道德优先性原则出发评价社会，并走向对历史进步的激烈否定；其次，这里的理想不是指向一种合理的政治或经济建制，不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存在或人的物质生存状态，而是指向一种道德状态或对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价值、人格操持的坚守；再次，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是一种(至少是在其名称上看）理想化的道德，不是日常生活的准则，不是着眼于建构一种切实可行的用以规范普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性道德，而是把目标指向一种高标准的、超越的、准宗教化的道德，它是以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的，其目的则是建立一种所谓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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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想主义的误区正是体现在这里。道德理想诚然可以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可欲的一个标准，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但它却不能也不应成为唯一的或最主要的标准。当我们在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可欲的时候，我们应当建构一种综合的、多元的标准，要看到它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物质生活水平，当然还有道德水准。否则就会导致评判标准的一元化、绝对化。联系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唯道德的价值取向只会使人忽视以至全面否定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其核心表现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政治社会转向市民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包括道德）方面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以至于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对原来那种只要红不要专、只要草不要苗的时代、对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留恋。其极端化的发展甚至主张什么红卫兵运动除了血统论以外全是正确的。这位论者竟然没有想到血统论正是原来的体制的必然伴随物，而原来的体制又是建立在一种堂而皇之的、崇高伟大的理想(说这种理想是“伪理想”只是今人历史反思的结果，当时没有人认识到它的“伪”）之上。
因此，道德理想主义的唯道德的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否定与拒绝。凡是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关的几乎一切价值取向都受到张承志与张炜的拒绝与批判。如科学技术、世俗化、物质富裕、城市化、工业化等等。在这二张的小说与散文随笔中，处处可以看到以古代抵抗当代、以贫困抵抗富裕，以乡村(以及沙漠、草原）抵抗城市、以农业抵抗工业、以宗教或准宗教抵抗世俗生活的战斗者的姿态。(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对现代化的抵抗在道德理想主义者那里表现得不尽一致，如在韩少功那儿更多地表现为哲学批判，而在二张那儿则更多地属于社会与政治批判，后者的危险性更大）。张炜明确宣称：“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那一天，‘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可不愿这样等待。”（《文学是生命的呼唤》）这里，张炜的气愤并不是全无道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在道德方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是，这种道德的负面效应是否象他估计的那么严重以至于连现代化也不想要了，而且现代化以前的道德水平是否就真的那么好，贫穷是否就真的是“清洁”的同义语？我相信，除极少数圣人以外，大多数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道德是很难清洁到哪儿去的。这完全合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也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也相信，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只有通过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而不是退回到前现代才能克服。更何况现在最令人痛恨的许多不道德行为（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公款吃喝、强迫嫖娼）决不是现代化带来的，毋宁说是前现代恶习的“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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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想主义者在评价社会时的道德优先性原则使得他们一方面把今日中国的所谓危机、所谓最大的危险说成是道德的堕落、信仰的丧失（张承志说，“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信仰”），同时也把社会拯救的希望完全归之于道德的复兴与思想文化的革命（这不禁使人想起我们所熟悉的借思想文化革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模式）。这样，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就被赋予了拯救社会的崇高使命。这一使命再加上道德理想主义者所标举的是一种高度超越的、极其理想化的，决非常人可及的道德，所以他们对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的道德操持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标准严要求，要求他们象宗教家、象圣徒那样作到超凡入胜、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金钱于我如浮云，甚至刀架在脖子上也不眨一下眼睛、砍头只当碗大一个疤。正如有位先生所写的：“真正的作家，无私无畏，成败利害不萦系于心，得失存亡不牵挂于怀，功名利禄如过眼云烟，富贵荣华为路边粪土。”（韩春旭：《论作家》）我的老天爷，试问谁能做得到？这不是对一个人的要求，而是对一个神的要求，如果我们承认作家是人而不是神，那么这也不应是对作家的要求，因而达不到这一要求的作家也未必就不是真正的作家。而且，拔得过高，即为虚伪。这倒不是说说这番话的人就是虚伪，而是说这一要求超出了人性发展的可能性。
从这样一种高标准严要求出发，道德理想主义者对当前许多文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因为当今文人的道德操持显然达不到他们的要求，不但达不到，而且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用“堕落”、“不洁”甚至“政客”、“流氓”等来描述和指称当前的许多文化人（决不只是王朔）。我不认为作家的道德水平不应当比一般人高，或作家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不应比一般人严，而是说象这样过高的要求没有一个作家会拿来认真地要求自己，因而也就根本达不到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的目的。在我看来，今日作家的道德堕落根本不是什么没能达到上述圣人的标准，而是连普通人的基本羞耻感与道德心都丧失了（但这只是限于极少数的作家以及数量相当可观的根本不是什么作家的文化掮客）。比如在脏话连篇、满口撒野的同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此笔者已有激烈的批判〔参见拙著《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第八章及《中华读书报》1995、3、22日〕。因而我觉得要批判、纠正当前文坛的道德沦丧似乎根本用不上抬出什么圣徒精神或终极价值，只要强调一下人类的公德即可。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种拔得过高的道德理想的过分迷恋、过分执着，会导向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一元化倾向、排他倾向、独断倾向甚至专制倾向，以为自己（可能是真诚地）掌握了最高的、唯一的“真理”，从而变得不宽容，不能允许不同的声音，排斥异己。似乎大家都在跳舞，只有我为真理而战斗；人人都在卡拉OK，唯独我在为信仰而泣血呐喊。这是一种自造的孤愤、自造的被围困感与受虐感，它走到极端时就开始公开地歌颂暴力与血腥，公开地提倡拒绝宽容、拒绝多元。这已经是危险地走到了思想与文化的专制主义的边缘了（如果与政治权力结合的话）。
无论是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过于苛严的要求，还是对于他们的过于苛严的批判，都源自一种同样的思路，这就是把知识分子的道德操持与人格看成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文化状况乃至社会状况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根源。从这种思路合乎逻辑地推导出：当前的文化的道德的所谓堕落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堕落，而文人的道德、人格的提升则必将使整个社会文化走向再生、走向升华。文人既是堕落之根、罪魁祸首，同时也是拯救之本、光明使者。这是一种新的文学神话、文人神话、知识分子神话。似乎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就是失落于一些“无耻文人”，而人文精神、道德理想的复兴则同样只靠文化圣人的出现，而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无关。事实上，人文精神的萎缩或高扬根本上不是取决于几个作家文人的人格或写作活动，而是取决于社会基础及制度保障，就是文人的人格及写作也是如此。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指出：我决不反对理想，更不反对道德，我对那些超凡的文化圣人更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我坚信真正的文化圣人必然具有博大的胸怀）。但我认为应当对道德与理想的内涵、功能、类型，它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命运作认真的反思与清理。因为许多悲剧就是在理想的名义下发生的，对此我们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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