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CGSS2015数据考察
张仁鹏1， 孙振亚2， 陈济生1
（1.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2.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 劳动力市场分割和老龄化双重趋势下，如何看待养老责任这一问题，涉及未来养老制度改革的走向，亟待进一步研究。通过分析2015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研究表明，个人特质对从事非农工作居民养老责任认知态度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劳动力市场分割虽然对从事非农工作居民养老责任认知态度同样具有显著作用，但是居民所从事工作是否为国有部门并不影响其养老责任认知，居民所从事工作是否稳定则会对养老责任认知态度产生显著影响。证实了劳动市场分割影响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为进一步应对老龄化趋势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劳动力市场分割； 就业稳定性； 养老认知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快速稳定的增长态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改革转型遵循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在延续渐进式体制改革脉络背景下，随着市场化的引入和持续推进，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其部门结构和收入分配机制都经历了重要的转型[1]，但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育程度却一直因地域、所有制和行业等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2]。城镇劳动力市场也开始逐渐分化为在机会结构和收入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的分割形态[3]，由此形成了所谓“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经典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制度性、社会性、结构性因素会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不同的部门，造成劳动力市场的非统一性和非竞争性，并阻碍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由此，形成首要与次级劳动力市场之分[4]，两个不同劳动力市场在就业收入、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等方面存在迥异的区别。
另一方面，在老龄化背景下，“谁来养老”这一问题，不仅是时代之问，更是每位中国人直面的现实难题。现实的养老情形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24 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6 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一些地区甚至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VCI已被广泛接受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且加重社会负担。因此，VCI的诊断、治疗显得尤为重要。VCI与脂代谢紊乱尤其是LDL及apoB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明确这一点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对VCI危险因素的研究较多，但对LDL与apoB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仍需大量研究进行探索。未来，早期管理和发现高脂蛋白血症(尤其是LDL)对认知障碍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作用。
“未富先老”的局面进一步加剧，人口抚养比系数不断上升，严峻的现实养老难题尚未解决，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正在演化得越来越多维化和复杂化[4]。基于这两个复杂问题的背景，我们对于“谁来养老”这个问题的回答，首要且最为根本的是要了解民众对于养老责任的划分是一个怎样的认知状况？利用CGSS2010到2015年数据，本文发现五年来，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在养老责任认知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图1），认为老人对自己养老负责的人数有较大幅度下降，而持有由政府负责养老和由政府、子女以及老人共同负担态度的人数总体有所上升。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何种原因导致了从事非农工作人群的养老责任认知的变化？同时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格局恰好反映了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格局[5]，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处于不同劳动力市场位置中的人群对于应对养老挑战会存在态度和偏好上的明显差别，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这种认知变化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图1 2010-2015年非农工作居民养老责任认知变化趋势
资源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数据。其中，使用样本为从事非农工作人群。
通过分析影响不同劳动力市场中人群的养老责任认知主观意向，进一步了解影响此种主观意向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助于对其养老责任主观意向进行干预和改变，从而具有潜在的政策涵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养老责任划分
学术界围绕养老责任划分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谁应该承担主要养老责任。从当前的学术界研究成果来看，包括社会上的一些普遍看法，都认为从责任的角度出发，养老责任主体应该多元化，包括个人、家庭、雇主、政府等。毫无疑问，对于养老责任主体多元化的看法，应该在社会上达成了一种普遍共识。但是多元主体不代表没有一个核心主体，究竟谁应该在养老责任上扮演主角、担负起主要职责，各界还争议不断。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见解，大体分为三类：
3.控制变量
由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经历了从一维向多维的演变，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也需要从工作特征本身来理解和研究。除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等单位所有制性质作为体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指标以外，对于工作特征本身的研究而言，现有文献将焦点更多聚焦于工作的稳定性方面。二战后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巨大变革，灵活/弹性就业、非标准劳动关系与非稳定工作的扩张是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现象。灵活/弹性就业与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扩张同时也增加了工作的不稳定性，一些研究发现企业部门形成两类员工，一类是那些全职、稳定的员工，拥有好的福利、培训和晋升机会，另一类通常就是那些非正式员工，因此两者在收入、福利待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随着非稳定就业正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态，就业稳定性和标准化可能形成组织层面的“内部人—外部人”区分，从而造成了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30]，就业稳定侧面反映个人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因而会影响其认知状况。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二个假设：
二是就业稳定性的测量，根据CGSS2015问卷答案选项，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与“签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并为“非稳定性就业”，编码为0，“签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重新命名为“稳定性就业”，编码为1。因为，本文不讨论从事农业工作对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因此样本中不包含有从事农业工作居民。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了其他主体的养老责任，如周湘莲和刘英认为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扮演着推动者与主力军的角色，强化企业的养老责任，是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因而强调企业应当在养老责任中发挥主导作用[15]。风笑天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父母中80%以上的人都表示了年老时将主要依靠自己养老，而不是依赖子女来养老的看法[16]。朱海龙和欧阳盼的研究也表明最多的人仍然认为子女最应当承担父母的养老，然后是政府和个人责任[17]。曹鑫研究表明，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养老机制开始逐渐从家庭转向社会，社会养老在我国养老实践中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家庭养老机制在我国当前的养老实践中仍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18]。
从平均饱和度来说，若采用方案1，单双号限行使交叉口车辆显著减少，减短信号周期也有效降低了车辆排队现象，但这样就增加了周围路段的通行压力，保证该路口畅通的同时使得区域内道路整体流畅度降低，因此方案1的平均饱和度略大于方案2.从区域内平均速度来说，方案1的平均速度小于方案2，可见虽然方案2延长了信号周期使车辆排队现象较为明显，但在绿灯通行期间保证了车辆的及时通过，并且采取的车种限行措施可以有效提高行驶车辆的整体速度.
2.养老责任认知影响因素
以往关于影响养老责任认知的因素研究，绝大部分将焦点聚焦于个人特征方面，已有大量文献已经证实，年龄、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水平、子女人数、户籍、性别等因素对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水平与子女责任观念呈负向关系[19-21]，具体而言，年龄越大者越认同老人负责和政府负责，而年龄越小者越认同子女负责和三方负责[22]；家庭收入方面，家庭收入越高的受访者越认同老人负责或者三方共担负责，而收入越低的则越认同政府负责[22，23]；相较于男性，女性更愿意自己养老[24]；身体状况越健康的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老年人越会选择家庭养老模式，户口在城镇的老人相比于农村老人更偏向于选择政府参与的养老模式[25]。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针对特定人群进行了养老责任影响的研究，如罗忠勇和漆雨烟对湖南省被征地农民的养老责任认知研究，发现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等因素同样会影响到被征地农民的养老责任认知[26]。张航空则对流动人口的养老责任认知进行分析，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外出年数、养老保险和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的养老观念有显著影响[27]。而唐利平、风笑天关于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责任认知的研究，则表明是否参加农村养老保险是影响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28]。
综上所述，关于养老责任认知，主要围绕着养老责任主体谁来负责展开争论，而影响这种认知的原因，个人特征成为学界关注最为广泛的首要因素。诚然，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浩繁，但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过于微观，而结构性因素的分化和规制作用影响被长期忽视。从实际情况出发，现实情境表明，每个劳动者或者个人都嵌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之中，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的不同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差异，这也使得不同单位、行业和区域的劳动者面临养老的多种选择，影响其养老责任认知。因而对于公民养老责任认知影响因素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个人特质层面的讨论，而要重点考察影响养老责任认知宏观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
（二）研究假设
假设2：就业的稳定性对养老责任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假设1：单位所有制对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对不起，今天我走过大桥的时候想起了你，想起十年前飞扬在凛冽寒风里的长发，和你经过第十四根桥墩的时候甜美的笑脸。
根据已有劳动力市场分割文献结论，由于国家权力运作的原因，我国形成了特殊的结构分割，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户籍分割与单位体制分割[5]。计划经济时代，出于现实考虑，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政策人为地造成了城乡分割。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自由程度得以大幅度提升，然而，大量研究也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割裂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扭转作用，反而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效应。除了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以外，还存在着由于改革不同步所导致的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29]。已有研究发现，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在收入分配机制、人力资本回报、国家规制影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别。一些研究将国有部门视为首要劳动力市场，而将非国有部门视作次级劳动力市场。此外，首要劳动部门（国有部门）的员工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权，次要劳动部门（非国有部门与竞争部门）员工的工作稳定性更低，转入首要劳动部门的可能性也更低，而这种差异在经济改革过程中趋于扩大[5]，两者间的掌控资源的数量和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对其认知状况产生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1) 由于模拟中的阵列A、阵列B长度达170 m，因此,在评价阵型变化时无法尽数讨论线阵上的各个点的变化，为节省计算量，简化分析过程，可通过讨论阵列首、尾端的变化来衡量线阵的阵型变化剧烈程度。
（二）变量操作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养老责任认知，在CGSS2015年问卷中，对于该变量的测量，调查问卷的具体问题为“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应该由谁负责”，其答案选项设置为“主要由政府负责”“主要由子女负责”“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和“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根据本文的目的，剔除拒绝回答和没有回答的人数，并对四项答案进行编码：1=“主要由子女负责”，2=“主要由政府负责”，3=“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4=“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
2.自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根据上文分析，劳动力市场分割体现为部门分割与就业稳定性的差异，由此设计两个变量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测量，一是部门分割，根据我国历史及现实情况的考虑，将答案中“国有或国有控股”归纳为国有部门，并编码为0，将其余选项合并为“非国有部门”，并编码为1。
术后疼痛是一种伤害性刺激，在手术患者中普遍存在，可以引发患者一系列生理、心理改变，这些改变主要包括循环系统应激、免疫抑制、焦虑抑郁等[4]。研究表明，肿瘤患者抑郁发病率约为50%～60%，而接受外科手术治疗的肿瘤患者因为术后疼痛抑郁发病率更高[5]。疼痛与抑郁会影响患者的康复与生存质量，严重时会导致患者自杀，因此，完善的术后镇痛与抗抑郁治疗对肿瘤患者快速康复有重要意义。
与上述论点相左，更多学者持有一种去中心化的态度，认为应该实现责任分摊，主张以老人实际生活中各个主体的责任承担权重作为区分家庭养老与其他养老方式的标准[11]，强调了国家、社会、家庭与子女养老的责任分摊机制的重要性[12]。这是因为不同主体在养老责任的不同领域中发挥着自身的关键作用，国家设定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源于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义务，而在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方面，子女具有难以替代的地位[13]。具体来说，政府主要发挥着经济支持的作用，社会组织则保障了老年人生活、身体照料，而家庭及亲属是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责任主体，社区居委会及其养老商业服务机构是老年人养老责任的有力补充[14]。
不少学者支持政府在养老责任中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主要责任。现有研究已经指出，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家庭职能不断弱化，在国家主导了家庭变迁的前提下，大多数居民认为养老应该实现社会化，国家力量需要介入到养老事务中来，未来，老年人群更多要依靠制度性养老，这就意味着政府承担主要责任[6，7]。政府承担主体责任，主要表现为政府首先尽责，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动员家庭、民间资本、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8]。此外，政府承担主体责任更能体现出社会公平，而且能够为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9]，已有研究还证实了城镇居民更期待政府能够在完善老年人生活保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城乡居民认为自身不应当承担主要的养老责任[10]。
想要促进成都市会展旅游行业的发展，首先就要加大对成都市整体形象的营销宣传力度。政府要联合会展行业有关部门和旅游行业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城市整体形象的宣传，并给予人员、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城市的整体宣传和会展旅游的行业宣传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城市的整体宣传中体现城市会展旅游行业的先进性，在会展旅游行业的宣传中体现城市的新风貌，才能实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局面，让游客对成都市产生较好的整体印象。
将上述齿数代入(4)式中，得，即行星轮的个数最多为4个，但当k=4时，行星轮之间的间隔距离过小，易造成因连接行星架两侧板间的横梁截面尺寸太小而导致行星架刚度不足，在实际使用中行星架连接板与侧板交接处出现断裂损坏的情况[4]，因此，选取k=3。
除了上述的关键自变量以外，根据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本文还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宗教信仰以及子女数量和全年家庭收入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编码见表1。
表1 变量赋值说明
（三）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文重点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公民的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考虑到本文的因变量为无序多分类变量，故而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首先，以“子女负责（y=1）”为参照类，相对于“政府负责（y=2）”、“老人自己负责（y=3）”和“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y=4）”，模型方程如下：
考虑到以“子女负责（y=1）”为参照类，结果输出会缺少“政府负责（y=2）”与“老人自己负责（y=3）”和“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y=4）”的比较，同时也会缺失“老人自己负责（y=3）”和“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y=4）”的比较，因此，分别以“政府负责（y=2）”和“老人自己负责（y=3）”为参照，建立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作为补充，模型方程如下：
其中，βi表示为关键自变量劳动力市场分割关于养老责任认知的系数，labor为核心自变量劳动力市场分割，Xi表示为控制变量，εi为随机干扰项。
四、研究结果
首先，我们根据从事非农行业的居民的个体特征来看其养老责任认知的特点。养老是每位居民直面的现实而又意义重大的问题，但是由于年龄、性别、政治面貌等个人特质的不同，每位居民看问题的视角不一，从而其养老责任认知也会存在迥异态度。根据表3结果，具体来看，模型1的结果显示，年龄对选择政府负责还是子女负责的养老态度具有正向显著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从事非农工作居民每增长一岁，与选择子女负责相比，选择政府养老的几率增加6%（e0.0594-1≈0.06）；拥有城镇户口的从事非农工作居民选择政府负责养老的几率是农村户口居民的2.6倍（e0.953≈2.59）；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从事非农工作居民选择政府负责养老的几率只有非中共党员居民的80%（e-0.216≈0.81）。
“我认为，阳光印网现今打造的就是一个最佳的合作模式，一种共生模式，而不是简单的业务合作。”杨斌强调道。
模型2与模型1相比，在选择老人自己负责养老和子女负责养老态度上，年龄、户口性质依然具有显著作用，模型2中政治面貌不再对养老认知产生显著影响，拥有子女数成为影响居民选择自己养老还是子女养老的关键因素。子女数量在选择老人自己养老方面具有反向显著作用，即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情况下，子女数每增加一个，与选择子女负责相比，选择老人自己养老的几率下降37.8%（1-e-0.475≈0.378）。
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是否信教在从事非农工作居民选择三方共担养老责任和子女负责养老的态度上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根据模型3的结果显示，接受过初中教育程度的从事非农工作居民选择三方共同负责养老的几率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居民的2倍（e0.694≈2.00）；接受过高中及同等学历教育程度的从事非农工作居民选择三方共同负责养老的几率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居民的2.5倍（e0.906≈2.47）；而接受过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的从事非农工作居民选择三方共同负责养老的几率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居民的3.4倍（e1.232≈3.423）。认为自身健康状况的居民选择三方共同负责养老的几率只是自评自身健康状况不健康居民的87%（e-0.140≈0.87）；此外，信仰宗教的从事非农工作居民选择三方共同负责养老的几率只有不信教居民的63.6%（e-0.453≈0.636）。
本研究采用2015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所获得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始于2003年，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CGSS2015年的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调查对象覆盖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新疆、西藏、海南和港澳台地区除外），包括478个村、居委会，共回收有效问卷10 968份。文本出于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研究，因此剔除了从事农业领域的样本量，只保留了从事非农工作样本量，得到有效样本量为3711个。
模型4结果显示，只有婚姻状况对选择老人自己负责养老和政府负责养老态度有显著影响，从事非农工作的未婚居民是有过婚姻经历居民的2.24倍（e0.807≈2.24）。
对比选择三方共担养老责任和政府负责养老态度以及老人自己负责养老态度，我们发现，与之前的研究结论相似，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也会对其产生显著性影响，但不同的是，年龄的影响呈现一种负向作用。模型5中，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从事非农工作居民每增长一岁，与选择三方共担养老负责相比，选择政府养老的几率减少3.3%（1-e-0.0338≈0.033），而在模型6中，则减少了 4.8% （1-e-0.0489≈0.0477）。
我观察着舞台上的情况，经过一场混乱无序的战斗，现在舞台上只剩下六个人，大家都握紧了手中的武器，警惕地观察着彼此的动静。
我们首先将个人特征因素对养老责任认知影响进行小结。我们发现，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子女数等个人特征，确实会影响从事非农工作居民在养老责任认知，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当然这种影响还要看具体的态度对比。
1）要对界线起止点的位置、界线总长度、实地标志、界线转折方向性及界线在各个方向上的延伸长度进行具体描述。选择界线特征点时，要将方向变化点、地形变化点、线状地物为界的起止点、直线段的端点、与重要地物的联系点等作为界线特征点。
其次，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即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从事非农工作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从表3的结果来看，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从事非农工作的居民养老认知还是存在重要影响的。从模型1到模型6，从事非农工作居民是否所在部门为国有并不会对其养老责任认知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假设1被证伪。
而就业稳定性则相反，对养老责任认知存在显著性影响，相比选择子女负责养老，从事稳定性就业的居民会更多选择政府来养老或者共同负担养老，其中，选择政府来负责养老的几率是选择子女养老1.63倍（e0.491≈1.634），而选择三方共担来负责养老则是选择子女负责养老的1.4倍（e0.298≈1.35）。假设2被证实。
表2 养老责任认知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
从宏观因素来看，从事非农工作居民所在部门是否为国有并不会对其养老责任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随着市场转型过程和市场化进程加快，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各方面的差距已逐渐缩减，这是市场化背景下的新趋势，这也有利于缩小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新的趋势——非标准就业或者就业的稳定性则成为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标志，这一因素影响到了从事非农工作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状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力市场分割正在影响非农工作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
原始社会对宗教崇拜比较盛行，因而，周礼对“礼”的解释是具有神秘性。但是，孔子顺应社会需要,在对周礼的学习、批判、吸收和改造的过程中，周礼的神秘性转换成世俗性，天人关系转向人伦关系，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礼学思想。从《左传》内容来看，与礼分不开的乐（礼所规制的内容之一，也是礼本身得以展示的和表现礼的重要内容）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有所变化，正所谓“礼崩乐坏”。正是这种变化，礼失去了个体的道德实践者内在的理性自觉和感官与情感愉悦的条件。因此，礼不仅不能为社会和个人提供行为规范，还有助于社会和谐，相反，由于个体缺乏对礼践行的认知，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影响作用。
五、总结与讨论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居民养老责任认知不仅与居民个体层面的特征息息相关，还受到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利用多分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证实了劳动力市场分割会对从事非农工作居民在养老责任认知产生影响，这尤其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就业的稳定性，其对从事非农工作居民在养老责任认知具有显著影响。
以往研究认为养老责任认知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人们对养老问题所持的价值理念，影响着人们对自身养老以及家中老人的态度和行为[22]，所以将关注焦点聚焦于个人微观层面。本文则更多关注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居民养老认知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因素无疑是充满现实意义的。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非标准劳动关系与非稳定工作的扩张。这就意味着初级劳动市场和次级劳动市场的分化可能会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也会呈现出类似的特征。更深刻的理解，养老责任认知背后体现的是劳动力市场中从事在不同部门、行业和工作人群所拥有的养老资源，对于不同责任主体的选择，则是自身所握有养老资源的主观意向体现。
正是考虑到劳动力市场分割所带来的社会资源的差异，进而影响从事非农工作居民的养老责任认知，故而未来关于养老政策的制定应当更加体现宽松、灵活的原则。根据本文研究，相关养老制度改革举措不妨以改善劳动力市场作为突破口，我们建议，考虑到稳定和非稳定就业在收入、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等方面巨大差距，应当对劳动关系的立法和管制保持着放松与加强交替循环的动态调整[30]，围绕我国现有的《劳动法》这个核心，各地应当依据自身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政府通过相应的法律政策规制尽量减轻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者的不利影响。通过缩小甚至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所产生的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巨大差距，可以有效缓解养老上的不公平，推动养老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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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Pension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Investigation based on CGSS2015
ZHANG Rren-peng1， SUN Zhen-ya2， CHEN Ji-sheng1
（1.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 2.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Jiangsu 210023）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trend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aging， how to treat the issue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 involves the trend of future pension system reform，and further research is urgently needed.By analyzing the data of CGSS in 2015，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ersonal trait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ttitudes of residents engaged in non-agricultural work，and th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lso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ttitudes of non-agricultural residents'pension responsibility，but Whether the work is state-owned or not does not affect its cogni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Whether performed by residents is stable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ttitude of cognition of pension responsibility.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ffects the cognition of residents'pension responsibility，and it has enlightenment for further responding to the trend of aging.
Key words： aging of population；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employment stability； pension cognition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 04－0023－07
收稿日期： 2019-04-02
作者简介： 张仁鹏，1994年生，男，湖南怀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孙振亚，1995年生，男，内蒙古赤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陈济生，1994年生，男，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治理。
标签：人口老龄化论文; 劳动力市场分割论文; 就业稳定性论文; 养老认知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