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83;A#183;柯亨的社会主义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三个创立者之一的G.A柯亨(G.A.Cohen)2009年8月份去世了。柯亨的学术生涯因围绕三个不同的人物而非常鲜明地分为三段：第一段，柯亨围绕马克思探索马克思主义有关未来平等的两大预言；第二段，柯亨围绕诺齐克(Robert Nozick)探索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第三段，柯亨围绕罗尔斯(John Rawls)探索真正的平等和正义。第一阶段结束之时，柯亨认识到由于不能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来超越正义问题，所以从规范角度去为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作辩护是长期稀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从事的中心任务，即从对社会主义的必然信奉转向规范论证是时代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要求；第二阶段结束之时，柯亨最终能从诺齐克对资本主义的天才辩护中找出破绽，不再被诺齐克难倒，从规范的角度反驳了资本主义是保持自由从而是正义的观点；在最后一个阶段，柯亨力图把左翼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推向真正理想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并初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在当前的大型社会中实施的可行性。由此，可以看出，柯亨整个学术生涯的主旨和最终指向是探索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他生前最后一部专著《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呢？》是对这种探索的一个小结。该著作是一本很小的册子，约1.2万字，行文浅显易懂，他试图想告诉每一个普通的人，社会主义模式实际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而且我们大多数人在可能的各种选择中强烈地支持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式。本文以此书为基础，试图从三个维度阐述柯亨的社会主义观。
一、规范性求证与稀缺中寻找：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
在转向政治哲学之前，柯亨主要致力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捍卫和澄清工作。他相信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实证理论，也相信马克思依据这种实证理论所作出的两大预言：一是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终将推翻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生产力必将向前巨大发展，将最终消灭一切不平等。这表明转向政治哲学前的柯亨相信向前发展的生产力通过制造极其丰富的财富来消除人类发展的一切障碍，从而把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带给全人类。但是，从转向政治哲学开始，柯亨对马克思的两大预言失去了信心，他不再相信可以借助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来实现社会主义，“满脑子思考的是有关平等的哲学问题”，不再认为为社会主义作规范性辩护是一件多余的事情，而恰恰相反，他多次反复强调为社会主义作正义辩护，为社会主义“做艰苦的理论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心任务。①这表明，柯亨在实现社会主义方式上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信奉，转变到依赖规范性求证，在稀缺中寻找。
柯亨所说的在稀缺中寻找，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由于不能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来解决平等问题，所以必须在稀缺中寻找；二是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在稀缺中实现，而无须等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那一刻。柯亨之所以认为“我们不得不在稀缺的条件下去寻求（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遇到了资源不足的障碍”，我们不可能通过制造极大丰富的财富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②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依然存在缺陷，因为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的个人天赋，从而认可由此带来的收入不平等。柯亨认为马克思把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归于生产力的不发达，③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现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④
柯亨立足于现代的生态文明，已经认识到虽然“知识的增长从来没有停止步伐，将来也不会停止步伐，但是，把自然转化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却不能与科技知识同步增长，因为地球这颗行星造反了：现已探明，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由科技知识的不断发展所推动的使用价值的扩张，不可能无限进行下去”。⑤所以，他批评道，“如果说，在一百多年前，人们把自愿平等的可能性建基在对生产力的无限发展的希望之上，这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再如此幼稚地去设想人类的物质技术状态就是不现实的了。”因此，在生产力进步所带来的富足可能性上，他不如马克思乐观，他甚至认为“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可能永远也不能“充分涌现”，所以，他认为必须在稀缺中寻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⑥
与富足可能性上的悲观主义相反，柯亨在社会可能性问题上却持乐观主义态度，即认为在“富裕程度不那么高的情况下，自愿平等也是可能的，只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而已。”这里的“自愿平等”是柯亨用来指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分配特征，即共产主义实现了自愿平等。柯亨是如何论证社会主义平等是可以在稀缺中（即一定富裕程度下）实现的呢？这里关键要理解柯亨所说的“一定程度的富裕”。柯亨所说的一定程度的富裕是指“这样一种生产力水平，这种生产力水平很低，因此不能够防止重大的物质利益冲突产生，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发展，因此足以能够使人们和平地达成平等主义的解决办法。”柯亨认为，稀缺的确导致利益冲突，但不必然导致以胁迫的方式解决利益冲突。在一定富裕条件下，人们“能够顾全平等的正义观”，只要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利益，即无须做出重大牺牲，就能实现平等主义的解决办法，即社会主义的平等。⑦
长期的稀缺使得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来超越正义问题成为不可能，同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的变化迫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建构精致的社会主义正义论来应对来自各方对社会主义的诋毁，从而为社会主义在大众中赢得道义上的支持。柯亨敏锐地注意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再也找不到停泊处”，⑧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人阶级正失去他们的传统特征（即构成社会的大多数、生产了社会的财富、是社会的受剥削者、是社会的穷人），从而失去了革命性。柯亨认为如果工人阶级同时具有上面的四个特征，就没有必要通过规范性的论证来赢取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支持，因为工人阶级必定会为社会主义奋斗直到胜利。但是，当这些特征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时，就不存在一个革命的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要对政治哲学进行研究，从规范上求证社会主义是值得追求的。⑨
二、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共同体原则：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值得追求的
“平等”一直是柯亨用来描述理想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不变的词汇。但在转向政治哲学之前，柯亨可能没有仔细想过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平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平等，因此，当1972年他首次接触到诺齐克提出的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威尔特·张伯伦的论证时，他“又急有恼”，“开始从教条社会主义的麻木中苏醒过来”。⑩正是这件事，促使柯亨转向政治哲学，力图从规范的角度澄清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后来柯亨发现，事实上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平等主义原则，而唯有在他所构想的野营旅行中实现的平等主义原则才是“正确的平等主义原则，才是正义所承认的平等主义原则”，这种平等主义原则被柯亨称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11)而且他还认为，即使是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还是会存在大量的不平等，而一旦这种不平等达到一定高度，就会背离社会主义的价值——人人平等，如果是这样，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和值得追求的地方就会被这些不平等所损害，所以，柯亨说，如果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展示出像野营旅行那样的吸引力，就必须引入另一个原则——共同体原则，来对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进行调节，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目的。(12)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柯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性，既体现在其真正的机会平等原则——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又体现在能够调节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所认可的不平等的共同体原则，只有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具有吸引力。
柯亨描述了一个小型的社会主义社会——野营旅行，指出这样一个小型的社会之所以非常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共同体原则。(13)柯亨认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明显优越于其他两种形式的平等原则，这两种形式的平等原则分别是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和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只是消除由于权利安排以及偏执和偏见所导致的对机会的限制，而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除了消除以上的机会限制外，还消除环境所产生的机会限制。柯亨认为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机会平等必须超越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因为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虽然纠正了社会劣势，但没有纠正天生的（即遗传的）劣势。因此，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要求消除源于天赋差异所产生的不平等，这样它就把所有非选择性的劣势，即行为者自身没有理由为之负责的劣势都消除干净，真正实现了机会平等。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完全实现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反映的只是趣味和选择的差异，而不是人与人之间在天生上的和社会上的能力与权力的差异。(14)
虽然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是最符合正义要求的平等原则，但它还只是一种形式的平等，即机会的平等，所以，柯亨说，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与三种形式的不平等是相容的，即它允许存在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第一种形式的不平等是趣味与偏好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社会主义价值是相容的，因为社会主义允许个人的自由选择；第二种形式的不平等被柯亨称为令人后悔的选择的不平等，即一个人因为作出一个让自己后悔的选择而产生的结果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与社会主义价值要求不相符的，因为与趣味不平等不同，它存在总利益上的不平等；第三种形式的不平等引起的争议最大，柯亨称之为选择运气数量差异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可以通过赌博事例体现出来，而且这种不平等非常多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人运气指数的不同会带来差别很大的收益的不平等，而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确也是享有机会平等的主体自愿并在深思熟虑的条件下（区别于令人后悔的情况）作出的。(15)
面对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下所产生的不平等，柯亨认为，即使是正义认可的机会平等，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所以要保证社会主义是值得追求的，就必须引入另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共同体原则，让它来克服这种结果差异过大所带来的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损害。柯亨认为共同体的“核心要求是人们彼此关心，而且如果必要和可能的话，就会照顾彼此，也在乎他们是否彼此关心”。柯亨所说的共同体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共同关心模式，在功能上它又可以分为抑制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所许可的不平等的共同关心模式和互惠性共同关心模式。抑制不平等的共同关心模式目的在于调节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所认可的不平等对共同体价值的破坏。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的社会里，完全可能出现很多的贫富差距，柯亨说如果你的金钱是我的十倍，并且你任由我艰难地生活而不愿意对我给予帮助，而是继续保有你的金钱，那么我与你之间就不可能共享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因此，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就必须要求人们为了共同体而做出一定的牺牲，从而缩小不平等的范围。柯亨同时也表示，他确信不能以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原则禁止的不平等可以以共同体的名义禁止，但是，他不能确信这种禁止是否是不正义的，他认为如果要得出正义与共同体是两个存在潜在冲突的道德理念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16)
柯亨认为互惠性的共同体关心模式虽然目的不是为了调节不平等，但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于市场形式的互惠行为，共同体形式的互惠性行为是基于一种对自己同胞的责任和一种为他们服务同时又想得到他们服务的欲望，即我之所以为你服务，并不是因为我能够得到回报，而是因为你需要我的服务，而且你因为同样的原因来为我服务。(17)
三、社会组织技术问题：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大难题
柯亨认为，谈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既不是讨论它能否在一个小规模的范围内实行的可能性（柯亨举出的常见野外旅行就是证明），也不是讨论我们现在就能够实现的可能性，而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稳定性，是假如我们有力量建立它，它能否持续下去的问题。
柯亨认为，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如何设计出那种使社会主义运转起来的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我们的难题并不在于人性的自私，而在于我们缺乏一种合理的组织技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知道如何在自私的基础上使经济运转起来，但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在慷慨的基础上使之运转起来。但是，柯亨认为我们也不要那么悲观，因为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许多领域却都依赖慷慨，或至少不是依赖市场的激励。比如说医生、护士、教师以及其他职业者，他们没有或没有完全依据可能得到的金钱回报来衡量自己所做的工作。他们不会无偿地工作，当然他们更不是由特殊的高效的道德材料制造而成的，而是因为另一个善意的、更具有认知性的原因，即他们按照人的需要来提供服务的观念。然而现代的大型社会是复杂的，一旦超出这些特殊的领域进入到广泛的商品领域，我们如果没有市场信号机制，就难以知道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
面对这一难题，柯亨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我们可以保留市场在提高生产效率上的优点而排除市场的激励功能。当然，柯亨也知道这样一种美妙的想法：保留市场的配置功能，保留它在信息生产和处理上的优点，同时，清除它的一般动机主张和分配结果，不只是一个纯粹的逻辑可能性问题，而是在实践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柯亨认为约瑟夫·卡伦斯的著作《平等、道德激励与市场——论乌托邦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对这种可能性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构想。在卡伦斯所设想的社会里，经济活动由一种看似标准的资本主义市场来组织，但是通过完全平等的再分配性税收来消除市场的结果不平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照样存在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和不占有任何资本的工人，但是人们认可一种为他人服务的责任，而衡量履行这种责任的标准是，看他们的税前收入有多接近他们在收益最多的活动中能够获得的收入。虽然在这里，生产者的直接目标是金钱回报，但他们没有保留积累的金钱，并且他们还会出于为社会做贡献的愿望来追求金钱，这表明市场机制是可以被用来解决社会组织技术难题的，是可以服务于平等和共同体的。柯亨非常赞赏卡伦斯的方案，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完善的方案，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有一大堆问题仍处在无知的状态。柯亨清醒地指出，我们并不知道卡伦斯式或其他某种形式的（柯亨还介绍了罗默所构想的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理想是否可行，如何在国家的范围内复制野营旅行的程序以及随之产生的复杂性和变化，现在并不知道如何实施集体所有制和平等原则以实现其指向的价值（苏联和类似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实现集体所有制和平等原则指向的价值），我们也不知道在广泛的社会范围内尊重哪些符合平等和共同体的个人选择。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柯亨并没有表现出悲观，他说他并不认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不会知道如何做这些事情。(18)
柯亨成长于一个亲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家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虽历经多年的思想磨难和冲击仍然痴心不改。当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被历史发展预先决定好了的一个阶段性终点时，他把他的学术研究放在澄清和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之上；当他发现自己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面临规范性问题挑战时，他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在两条线索上展开对社会主义正当性的捍卫：一是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证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可希求性；二是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构想和设计相应的制度安排。(19)柯亨坚信我们不需要等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面临众多的技术难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把已经存在于我们生活中某些领域的社会主义现象（如柯亨设计的那种野营旅行，如医疗、教育领域的慷慨）在当前这样一个不那么富裕也即是一定稀缺的阶段扩展到更多的领域。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自己现在并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不能实现理想之前，不能蔑视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因为社会主义是正义的，它是人类超越掠夺性发展阶段的一种企图，所以值得追求。(20)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⑧⑨⑩［英］G·A·柯亨著，李朝晖译：《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8-13、143-145、8、147、147-148、9、175-177、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11)(12)(13)(14)(15)(16)(17)(18)(20)G.A.Cohen:《Why Not Social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第13、34、3-12、18、24-34、34-37、38-39、75-76、81-82页。
(19)吕增奎编：《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G·A·柯亨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