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史学家伊利莎白#183;劳逊的史学成就——纪念劳逊院士在华逝世1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英国论文,院士论文,在华论文,伊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年前的12月10日，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古史学家、不列颠学院伊利莎白·劳逊院士，在圆满完成了她在南开大学的讲学和对中国的学术考察后，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病逝。噩耗传出，学界震惊。对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者来说，劳逊的去世尤其令人痛惜，她是英国第一位应邀来中国讲学的国际知名的古史学者，也是第一位参加中国世界古代史年会并在大会上发言的西方第一流的古典学者，同时还是一个对中国和东方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国际文化人。因此，当她在华去世1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她在古史研究中的成就和对中国的友谊，以表纪念之情。
一
1934年，劳逊出生于伦敦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剧作家，其母是一个有着斯巴达血统的妇女。年纪稍长，她进入圣保罗女子学校，后入牛津大学索麦维尔学院，师从著名学者伊索贝尔·亨德松，研究人文科学，并以优异成绩于1956年毕业。从1959年到1980年，她一直在剑桥大学的新学院任职，先后担任过该院的研究员和讲师。在其从事古史研究的前10年里，她一方面因为身体欠佳，一方面也因为持严谨缜密、厚积薄发的学风，很少发表论著，直到1969年才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参考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大量论著，在深入研究有关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勾勒出斯巴达形象在欧洲历史上的变化及其对欧洲思想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不仅是一部完整的关于斯巴达研究的学术思想史，而且揭示出斯巴达研究的变化发展与社会潮流的关系，充分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出版后受到学者们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此后，劳逊转向罗马史研究，从1971年开始，她关于罗马史的论文连续在西方的学术权威杂志如《罗马研究杂志》、联邦德国的《历史》、《英国罗马研究院论文集》上发表，这些论文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包括史学史、戏剧、经济、哲学等各个方面，但集中探讨的是罗马和希腊的文化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文化与历史发展趋势。这些论文的基本特点是：注重对相关史料的深入分析和考证，在下断语和作结论时十分谨慎。劳逊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做出概括，但历史概括如果不建立在微观考查基础上则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注：劳逊：《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Elizabeth Rawson,The Intellectual Life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伦敦1985年版，序言，第9页。）。所以，她更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力图通过对一系列专题的研究来重现更加广阔的历史画面。
1975年，劳逊在罗马史领域的第一部专著《西塞罗》问世。在此之前，西方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西塞罗的著作，有些如斯托克顿的《西塞罗政治传记》、格尔采尔的《西塞罗》等还相当有分量。劳逊在其书的前言中说，她所以又写西塞罗，并不是想在关于西塞罗的大量论著上再给读者增加负担，而是因为从50年代以来，有关西塞罗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她希望能把这些新的成果介绍给普通读者。然而，细观全书，她决不仅仅是介绍新成果，而是在深入研究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把西塞罗准确地置于晚期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大背景中，全面考察西塞罗一生的行为和贡献，特别是将他文化上的来自时代而又高于时代的特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出来（注：劳逊：《西塞罗》(Elizabeth Rawson,Cic-ero)，布里斯托尔1983年版，序言，第6页。）。对于现代学者一些不着边际的假设，她一概舍弃。著名古典学者拉奢在评价《西塞罗》时说，首先，劳逊理解共和国，任何人都没有她那么准确地总结共和国的特征。其次，她显然研究了西塞罗的所有著作，但抛掉了现代学者的假想，所以她的结论不会让学者们吃惊，也不会让一般读者误入歧途。最后，她意识到西塞罗对荣誉的贪恋，并同情他的人道主义，认为西塞罗不仅是一个政治动物，而且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注：拉奢(W.K.Lacey)的评论见《罗马研究杂志》，1976年。）。尽管关于西塞罗的著作迅速更新，劳逊的《西塞罗》却引人注目，深受欢迎，1983年由布里斯托尔古典出版社和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了第二版。
1980年，劳逊离开了她曾工作过21年的剑桥大学新学院，重返母校，任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的古代史导师，成为该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教师。正是在这里，劳逊的才能得到了学界同行和牛津校方更充分的承认，而她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除了担任学院的行政工作外，她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学和写作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她先后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给《牛津古典世界史》、《剑桥古代史》等大部头著作写稿，还参与了《剑桥古代史》第9卷的主编和组稿工作。更为重要的是，1985年她的代表作《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由伦敦著名的达克沃斯出版社出版。关于这一时期罗马的文化发展，西方学者本来一直十分关注。早在20世纪前半期，德国学者科罗尔就已经出版了《西塞罗时代的文化》，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了这一时期思想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并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时隔半个世纪后，劳逊重写共和国晚期的文化史，必须既推陈出新，承先启后，又别具匠心，另辟蹊径，因而难度很大。劳逊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历史学家，她把晚期罗马共和国文化的发展放在罗马扩张及希腊—罗马两大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来考察，力图揭示其一般的发展趋势。全书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罗马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大量的史实，分析了希腊文化对罗马的渗透、罗马人对希腊文化态度的变化、罗马文化和意大利文化的关系、文化生活的机制等历史学者和文化学家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罗马文化各个领域的成就及其特点，涉及当时所存在的各个学科，勾勒出共和国末期文化发展的广阔图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有意适当地回避西塞罗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从表面上看，这部著作成了没有王子的《哈姆雷特》，而缺少王子的《哈姆雷特》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但如果将西塞罗纳入书中，全书势必要以他为中心，这样不仅可能与科罗尔一书重复，而且可能使揭示罗马文化总趋势的设想不容易实现，很难体现出劳逊作为历史学家的特点。因此，该书的评论者哈第认为，淡化西塞罗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决定，并且宣称，这本书对一系列领域的古典学者都是基本读物，很少有人能够掌握劳逊研究过的那么多材料。如果人们想理解西寒罗，那就应该充分理解西塞罗所处的时代（注：哈第的评论见《罗马研究杂志》，1987年，第212-214页。），《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恰恰在揭示西塞罗时代文化的社会基础与历史背景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人，成为这一领域的又一部经典之作。
《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以及她的一系列论著终于确立了劳逊在古史学界和整个英国学术界的地位。1988年，她入选不列颠学院。这是英国学人能够期待的最高荣誉。劳逊十分珍惜这一荣誉，但不因此而改变自己温和谦厚的一贯作风。
二
劳逊古史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她对古史专业的献身精神和勤勉自律，以及在钻研问题时包容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在她看来，深入了解古代世界是一个艰苦和长期的过程，它需要人们对文献有细致入微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审慎地建立起复杂的图景，她关于晚期罗马共和国的一系列论文都具有这一特点。这些论文，如前所述，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不仅论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史料的使用上更是孜孜以求。
以《恺撒的遗产：希腊化世界的国王和他们罗马的同辈们》一文中，劳逊根据她所掌握的大量资料，深入分析了罗马人对待王政和君主制的态度，匡正了史学界流行的一些误解和模糊观念。凡是研究过这一时期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古典作家的笔下，罗马人自从废除王政后，一直十分憎恶君主制。可是，劳逊在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料后指出，事实真相并不完全如此。罗马人对待国王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公元前2世纪末期之前，罗马人对大肆铺张、讲究排场的东方国家的君主们既敬畏又羡慕。表面上看，罗马人，特别是罗马的使节们，对这些君主颐指气使，骄横异常，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似乎是国王的绝对敌人。但在骨子里，他们这样做时，恰恰表明他们期望有比君主更高的地位。但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先后消灭了近东的各个君主国，希腊化世界的国王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争相讨好罗马人，且极尽谄媚之能事，国王在罗马人眼中不再是可钦可羡的大人物，而变成可鄙可怜的小人了。只是到了这时，罗马人才真正开始鄙视君主制（注：劳逊：《恺撒的遗产：希腊化世界的国王和他们罗马的同辈们》(Elizabeth Rawson,Caesar's He-ritage:Hellenistic Kings and Their Roman Equals)，《罗马研究杂志》，1975年，第148-159页；后收入其论文集《罗马的文化与社会》(Elizabeth Rawson,Roman Culture and Society)，牛津1991年版，第169-187页。）。通过这篇文章，劳逊告诉人们，我们对古典作家的记载并不能过于迷信，他们也会为了各种不同的原因，有意无意地掩盖真相。而今人要想识破这种假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劳逊关于罗马财产的论文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她承认罗马人仍把土地视为最重要的财产，但土地的频繁转手，说明当时地产的市场化及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比较高，在个别领域，罗马的经济也许比近代西欧还要复杂。她同时证明，由于土地的频繁转手，大地产的发展受到限制，罗马的一些土地所有者在罗马城周围也只能拥有面积不大的小块土地（注：劳逊：《西塞罗时代的贵族及其财产》(Elizabeth Rawson,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芬利主编：《罗马财产研究》(M.I.Finley ed.,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剑桥1976年版，第85-102页。后收入劳逊的论文集《罗马的文化与社会》，第204-222页。）。尽管主编芬利有意识地删去了某些段落，但劳逊所提供的史料仍足以让人对芬利的原始派观点表示怀疑（注：这一点是劳逊在南开大学讲学时告诉笔者晏绍祥的。）。后来的研究证明劳逊的看法比芬利那种概念化的分析更具说服力。今天，学者们多承认，罗马的经济远比希腊复杂、先进得多（注：加恩西等主编：《古代经济中的贸易》(P.D.A.Garnsey et al,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剑桥1983年版，霍普金斯所写的导论部分。）。
当然，最能表明劳逊治学特点的是她的巨著《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这不仅是因为它史料丰富，还因为它所体现的方法和观点。她全面研究了这一时期的各种史料，对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她对希腊罗马文化关系的阐述，对意大利罗马化程度的描绘，对文化人与其保护者、读者之间关系的探讨，对这一时期罗马文化在各个领域中的变化与进展的论证与概括，无不给人以启迪。在她看来，希腊文化给罗马文化发展的影响固然巨大，但不管希腊文化表现得多么先进和优雅，都必须符合罗马人的要求，与罗马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相适应。劳逊指出，事实上，罗马人大规模地吸收希腊文化，尤其是大批罗马人前往希腊求学的时间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晚得多，数量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罗马文化的发展，更多地仍依靠内部的发展而不是外来的影响。
劳逊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她把古典文化视为欧洲文化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注意探讨古典文化对近代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无疑是她的第一部著作《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通过这部著作，她不仅揭示出斯巴达国家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而且注意到斯巴达在希腊人、罗马人、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上形象的变化。她强调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人们对斯巴达的评价也颇不相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是斯巴达本身发生了变革，而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历史有不同的要求所致。因此，古代和近代、过去与现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的传统固然给近代以巨大影响，但近代历史的变化更促使人们注意古代社会的不同侧面。这样，劳逊通过有关斯巴达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揭示出古代与近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涉及历史与时代的关系等重大的理论问题。为了写出这部著作，作者花了近10年时间，参考了大量古代和近代的各种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仅是历史的，还有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政治的作品，不仅有正规的学术著作，而且有民间的小册子与通俗读物。她继承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对斯巴达持较为严厉的批判态度，对其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也更多地着眼其消极方面，对那种假学术之名，实际上服务于政治需要而不惜歪曲历史事实的人和事深恶痛绝，因此，纳粹德国时期的种族主义古典学被她批得体无完肤。她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引起了很大反响，《近代史杂志》、《书评文摘》等都发表了评论，对其贡献表示肯定。直到今天，它仍被视为最好的关于斯巴达史的著作之一。
劳逊长于跨学科的综合考察。她研究的重点虽是晚期罗马共和国，但她从未忘记希腊。希腊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是她关注的焦点之一。因此，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时，她把希腊化时代君主制对罗马的影响细致入微地刻划出来，而在探讨斯巴达形象的变化时，她又能把罗马历史变迁与罗马人对斯巴达的不同观点联系起来。在南开大学讲学期间，她对希腊罗马史并重。她还打算回国后，进一步研究罗马戏剧和荷马史诗。这种希腊罗马史兼通的情况在西方学者中当然十分常见，但劳逊所选择的领域——晚期罗马共和国史，似乎与她的这一特点有联系，否则她无法准确地揭示希腊的文化与制度对罗马的影响以及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态度。她的跨学科考察的另一特点是对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的整体把握。戏剧、演说、史学史、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材料，都被她吸收、消化后用于说明历史的发展。我们只看看她的著述目录，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显著特点，而《晚期罗马共和国的文化生活》无疑是这种综合运用史料的代表作。
三
劳逊并不满足于把古典文化置于欧洲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她还希望能把它与世界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联系起来。劳逊之所以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还有其家庭方面的影响。她的弟媳杰西卡·劳逊是一位研究中国历史和文物的知名学者，为大英博物馆中国部主要负责人，曾多次来华，与中国文物界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劳逊本可私人或随其弟媳来中国旅游，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她更愿与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建立联系，以学者的身份正式访问中国，为中西古典学的交流合作献上自己的一份心意。
1988年9月下旬，劳逊接受邀请来南开大学讲学，为期8周，共开3门课程：古希腊罗马史、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至少讲两节课。劳逊是一位大学者，而中国的学生对古希腊罗马史仅粗窥门径，英语的听力和口语水平也不尽如人意，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更不通晓。但劳逊以真挚的赤子之心，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尽量深入浅出，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娓娓动听而又不失深度地讲述希腊罗马历史及各方面的问题，介绍个人和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至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她自备教材，复印多份，像对待小学生一样，手把手地从字母、发音和基本语法讲起，耐心细致，关怀备致。她讲的课，基本都有录音，并留下了《雅典的政治和悲剧》和《罗马的戏剧》两篇手稿。她注意课下对学生的辅导和交谈，鼓励同学多问问题和发表见解。对于诸如希格内特的《雅典宪法史》写得如何，哈梦德和伯里的《希腊史》各有什么特点，芬利的古代经济体系究竟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等问题，她都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
1988年10月初，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南开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劳逊应邀出席，做题为《对罗马共和国的新研究》的报告，评述了近年来国际学者对罗马共和国史在考古、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向外扩张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参加了罗马史小组的讨论。她的风采与学识赢得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赏。但她决不以权威自居，而是虚心地听取与会学者的意见，并参与相关的讨论。会后，她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劳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成就深感兴趣，随时将她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信向英国亲友报告。她热爱中国的山水风景和园林艺术，刻苦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及书法。在南开大学期间，她利用周末去北京、秦皇岛等周围地方参观。11月下旬讲学结束后，她开始对中国进行学术考查，先往西安。12月初，南下访问上海、杭州，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做了关于恺撒和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制过渡的报告。这是她在中国，也是她一生中最后一个学术报告。12月9日，她回到北京。因心肌梗死溘然长逝。劳逊终身独处，正当盛结学术丰硕成果之际，突然去世，不过54岁，学界同仁无不扼腕。
劳逊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中，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古史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但是，劳逊的许多著作和观点并没有过时。1991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米拉编辑的她的论文集《罗马的文化与社会》，同时重印了她的第一部著作《欧洲思想中的斯巴达传统》。接着，由她参与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9卷在1994年出版。在希腊和罗马史领域，她的著作仍是学者们的必读之作。而她的为人和治学，更有许多我们值得借鉴和效仿之处。特别是，劳逊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怀有无比深切的感情，为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建设献出了最后的力量。她在中国的友人、学生和学术同行永远怀念她。WW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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