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年来，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评论的文章已经有好多篇了（注：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和展望》（音韵学研究 1，中华书局1984），唐作藩《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89.5），唐作藩、杨耐思《展望九十年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文研究91.4）、李葆嘉《汉语音韵研究的历史考察与反思》（南京师大学报92.2），唐作藩《91年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语文建设92.5），杨耐思、唐作藩《92年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语文建设93.11）， 李新魁《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中国语文93.1），陈振寰《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四大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和条件》（国际关系学院学报93.1），竺家宁《台湾四十年来的音韵学研究》（中国语文93.1），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93），许嘉璐、朱小健《汉语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之二1.“音韵学”（《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96），李葆嘉《中国当代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学术研究96.9）等。），都高屋建瓴地从宏观角度对整个汉语音韵学领域研究状况做出了综述。近年来，中古音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了新的进展，对过去研究的课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一些重大课题在这一阶段都有充分的讨论，研究的范围也加宽了，出现了一些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新的观点，可以说音韵学的研究欣欣向荣。本文作者不揣翦陋，值此《古汉语研究》创刊十年之际，试对这十年里中古音研究状况作一回顾（注：本文把“中古”的时限定在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宋之间，是因为有时中古时期的语音状况和五代宋发生联系（例如《集韵》被认为是《切韵》系韵书），并不代表我们对“中古”的看法。），其中遗漏、疏忽和错误一定有不少，敬请前辈学者、同行方家不吝指教。
切韵系韵书研究
近年来的中古专书研究是反映中古音研究广度拓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致有《切韵》系韵书研究和其他音切研究两个方面。
《切韵》系韵书研究方面出版的几部著作代表了研究的几个方面，例如姜亮夫出版了《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浙江古籍出版社90），对韵书残卷作了考证，还有葛信益《广韵丛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93）、古德夫《汉语中古音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93）、黄典诚《切韵综合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94）等，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也修订再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93）。葛著是根据《广韵》的体例对广韵进行校勘的论文集，十六篇文章分别写于1937—90年，利用各种《切韵》《唐韵》残卷分别对《广韵》正文、注释的讹误、异读等详加校订，一些结论常常被人称引。有三篇文章是评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的，指出了余书的错误。余迺永的书（1975年联贯出版社出版时初名《互注校正宋本广韵》）以周祖谟依泽存堂刊本所校的《广韵校本》为底本，再作校注，重在增补互注又音，在天头加校文、地脚加又音，每小韵加拟音，随文用符号套红刊出；下册是校勘记，详细讨论上册校文中的问题。并附检字表，不仅保存韵书原貌，而且非常醒目，便于翻检。新版的拟音反映出校者对中古音的构拟，所附英文提要，对汉字的音节结构、反切构造、以及韵、调、声、摄、等、开合、内外转等术语作了简单解释，并对三等韵的分类、切韵到广韵的重要演变作了说明，所以又是一本反映校注者学术观点的书。古德夫的著作则是专门研究唐写本《切韵》和《广韵》异同考的专著。该书由九篇论文和“《切韵》残卷和宋跋本王韵反切表”组成，其中八篇文章是论音的，通过对《王三》、各种《切韵》残卷、《唐韵》和《广韵》的韵目、韵次、大韵、小韵、反切等异同的详细比较，指出《切韵》是综合音系，其反切是依照六朝旧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指出《切韵》和《广韵》所反映的语音实际不是完全相等的，《广韵》的反切经过审音和变更，吸收了其他韵书的韵字反切，其韵字的系联反映出声类韵类都产生了差异，已不同于《切韵》。黄典诚的著作分十个专题介绍和讨论了与《切韵》研究方面的问题，其中关于《切韵》性质问题、重纽问题、拟音问题等都有比较独特的观点。书中还介绍和讨论了《切韵》的体例、《切韵》以前的韵书及反切、《切韵》以前的语音发展及其形成、《切韵》系韵书对《切韵》的改易、对韵图的影响等问题，还和《博雅音》作了比较，对现代汉语方言作了简单的介绍。书后附录的《〈切韵〉的异读：反切异文类聚》以《王三》反切为蓝本，校以敦煌王韵、《切三》、《广韵》等，依声母、韵母、声调分别列出了反切的又音材料。此外，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的前一部分是对《切韵》音系的构拟，注重分类和拟音的一致，提出了一些跟前贤不同的但未必成熟的观点。
研究《切韵》系韵书的单篇论文就更多了。跟版本介绍、考证和校勘相关的有：向功曼《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故宫所藏龙鳞装孤本》（历史知识86.1），王显《有关〈切韵〉二三事》（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三]北京出版社87）、《也谈增字本〈切韵〉残卷第三种》（古汉语研究93.1），平山久雄《〈切韵〉和陆爽》（中国语文90.1），古德夫《〈唐韵〉对〈切韵〉语音的改易》（徐州师院学报90.2），李国华《读〈切韵〉残卷》（云南民族学院学报90.4），蓟郛《〈广韵〉校勘拾零》（社会科学战线91.2），古德夫《〈广韵〉反切的来源：〈切韵〉到〈广韵〉的反切改易》（中国语言学报91.4），纪国泰《〈钜宋广韵〉考证》（成都师专学报91.1），吕朋林《〈切韵〉议纲年份考辨》（语言研究96增刊）、刘冬冰《试论〈切韵〉系韵书的形成和演进》（河南教育学院学报97.4），聂鸿音《俄藏宋刻本〈广韵〉残卷述略》（中国语文98.2），王兆鹏《〈广韵〉“独用”“同用”使用年代考》（中国语文98.2）等。关于又音和归部等问题的有：赵锐《〈广韵〉又读字的研究》（汉语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87），林涛《〈广韵〉少数字今读与其反切规律音有别的原因》（广西大学学报89.1），张树铮《〈切韵〉系韵书韵目字的选择原则与“最小对立”》（语言研究94.1），刘晓南《〈广韵〉又音考误》（古汉语研究96.1）和《从〈广韵〉又音看古代的语流音变》（语言研究96增刊），李保嘉《〈广韵〉真谆部反切下字类隔刍论》（古汉语研究96.1）、《〈广韵〉大韵韵目与小韵韵目之字同切异考》（语言研究96增刊），李长仁《谈〈广韵〉“又读”中的假借》（松辽学刊96.1），郑明友《〈广韵〉反切与韵字归部混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96.1）等等。
《集韵》是否属于《切韵》系韵书虽然有不同看法，但邵荣芬《〈集韵〉音系简论》（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97）、台湾龙宇纯《从集韵看切韵系韵书反映的中古音》（史语所集刊57本1 分，87.12）都认为它跟《广韵》一样是《切韵》系韵书。 龙宇纯指出《集韵》重纽四等与纯四等韵反切上字相通、重纽三等与普通三等韵反切上字相通，对三等韵腭化介音说作了批评，指出重纽三等韵和普通三等韵是j介音，重纽四等韵和纯四等韵是i介音。但是由于他认为《集韵》分韵和《广韵》无殊，实际韵类也无异，除床、禅偶有相混外，声类也并无不同，只是反切用字更改了，因而主张可以利用《集韵》来考察中古早期的韵书，并没有把这种三四等韵重新分组的现象看作语音发展的结果。邵文虽以《简论》命名，实则是一篇200页的专著，分引言、 方法、重出小韵、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音节表六部分。该著利用反切比较法，在分析重出的小韵的基础上，指出了《集韵》的一些特点，如新增了重纽，轻重唇音分立，端知组类隔但多有对立小韵，泥娘也和端知一样分立，崇俟混切，常船大致能分，魂韵系舌齿变开口、歌韵系舌齿变合口、寒桓端精组字开合混置可能反映方言的影响，真谆、欣文开合混置不是实际语音变化的反映，二、四等韵牙喉音大多用细音切上字反映了前腭介音或i介音的产生，清韵系是重纽韵系，尤韵唇音入一等、幽韵明母入尤韵，严凡分立，等等。这样看来，邵荣芬所说《集韵》属《切韵》系韵书主要是从它的编排体例上看问题的，如果从语音上看，邵著实际指出了《集韵》和《切韵》的很大不同。近年来关于《集韵》的单篇论文，主要还有杨雪莉讨论声母的系列文章《外部调和与内部沉淀：〈集韵〉反切上字的特点》（古汉语研究89增刊）、《〈集韵〉精组声母之考察》（河南大学学报97.5）、《〈集韵〉引论》（河南大学学报96.5）、《〈集韵〉中的牙音声母和喉音声母》（许昌师专学报96.4）、《从〈集韵〉看唇音及其分化问题》（郑州大学学报96.5），杨军的《〈集韵〉见、溪、疑、影、晓反切上字的分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95.2），以及张渭毅的《〈集韵〉删并字体例的重新认识》（语言研究96增刊）等。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麦耘的《司马光没有参与编纂〈集韵〉》（广州师院学报89.3）、鲁国尧《从宋代学术史考察〈广韵〉〈集韵〉时距之近的问题》（语言研究96增刊）、宁继福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社会科学战线96.2）、马重奇的《〈类篇〉中的同字重韵初探》（福建师大学报93.3）等。
其他专书音系研究
对《切韵》以外的其他音系或音切材料进行专门研究是近年来研究范围拓宽的表现，涉及的范围很广，有顾野王《玉篇》、曹宪《博雅音》、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其所引诸家音切、《文选》李善音及旧音、颜师古《汉书音注》、《史记》音义、李贤《后汉书》音、何超《晋书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大徐《说文》反切、朱翱《说文》反切、朱熹音等方面的研究。
《玉篇》的研究：朱声琦的文章最多，他的《〈玉篇〉时代轻唇音尚未大量产生》（江苏教育学院学报91.3）、《从〈玉篇〉看照系三等声母的产生》（山西师大学报91.4）、《从〈玉篇〉看舌上音知系声母的产生》（南京师大学报92.2）、《〈玉篇〉与喉牙音声转》（徐州师院学报92.1）等文章重在从语音史的角度讨论《玉篇》的声母问题。而最近出版的周祖庠《原本玉篇零卷音韵》（贵州人民出版社95）则是继周祖谟后的比较全面的原本《玉篇》研究成果。该书利用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的手抄本《原本玉篇残卷》，将字头和反切作了校勘，列出分韵字表，整理出《玉篇》音系，并和《切韵》音系作了比较，认为《玉篇》反映以金陵为代表的吴方言读书音。其音系特点有：轻唇已经分化，泥娘分立，喻三归匣，从邪、常船分别合一；之脂、真臻、尤幽、严凡、庚三清几对三等韵合一，宵萧、盐添三四等韵合一；重纽和《切韵》不完全一致。另外，还有欧阳国泰《原本〈玉篇〉残卷声类考》（语言研究86.1）、《原本〈玉篇〉的重纽》（语言研究87.2）、阎玉山《原本〈玉篇〉反映的南朝时期的语音特点》（东北师大学报90.4）等文章讨论《玉篇》所反映的语音。
曹宪《博雅音》的研究：主要成果是丁锋的《〈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95），该书是利用曹宪《博雅音》中的反切、直音跟《广韵》进行比较的一部专著。书中考得《博雅音》39个声母，轻重唇分化（明微除外），泥娘分立，崇俟合一，船禅合一，于母既不和匣母混、也不和以母混。还考察了韵母系统、声调系统，认为其音系性质是梁陈隋之际扬州一带的语音，其中口语音和读书音有大面积的重合。该书的研究是继黄典诚《曹宪〈博雅音〉研究》（音韵学研究2， 中华书局86）以后的深入研究。另外又有雷昌蛟《〈博雅音〉声类考》（贵州大学学报96.1）等。
《经典释文》的研究：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台湾学海出版社95）是最新的一部专著，该书把《经典释文》中的陆德明音切作了全面整理，考证出陆氏的声韵调系统，做出了《同音反切字表》，并对其音值作了构拟，肯定陆氏的反切音系是当时与《切韵》为代表的北方标准音系并立的南方标准音系。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黄坤尧《〈经典释文〉内校举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7卷86）、蒋希文《〈经典释文〉音切的性质》（中国语文》89.3）、邵荣芬《〈经典释文〉的重音音切》（中国语文89.6）、《陆德明反切用字析略》（语言研究91增刊）和《〈经典释文反切研究〉内容释要》（汉字文化90.2）等。《经典释文》中所引的郑玄、徐邈、李轨、郭璞、吕忱、沈重诸家音都有人在研究，最近10年这方面的论文如赵克刚《〈经典释文〉郑玄音声母系统》（古汉语研究89.3），古敬恒《沈重音述略）《徐州师院学报89.3），简启贤《郭璞音》（云南教育学院学报90.3）、《李轨音注考》（云南教育学院学报93.3）、《吕忱〈字林〉的音注材料》（语言研究96增刊）和《〈字林〉音注声类考》（汉语史研究集刊1[下]， 巴蜀书社98）彭辉球《〈尔雅〉郭璞注的反切》（湘潭大学学报91.4）、董达武《〈尔雅〉音注记略》（语文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90），刘兴均《徐邈五经音训中的直音浅析》（西南师大学报91.4）、蒋希文《徐邈反切系统中特殊音切举例》（中国语文94.3）和《徐邈反切的韵类》（音韵学研究3，中华书局94）、等等。 台湾地区这方面的文章还有简宗梧《徐邈能辨唇音轻重之再商榷：兼论经典释文引又音的体例》（中华学苑33，88）、黄坤尧《〈释文〉如字初探》（高雄师院88）等。
颜师古《汉书音注》的研究论文有谢纪锋的《从〈汉书〉颜氏音切校勘看音韵学在古籍整理中的作用》（语言研究87.1）、《〈汉书〉颜氏直音释例》（北京师大学报91.6）和《〈汉书〉音切校议》（内蒙古民族学院92.2）等，张文轩《颜师古的“合韵”和他的古音学》（兰州大学学报87.4），欧阳宗书的《〈汉书·音注〉声母系统》（江西大学学报90.4）和《〈汉书·音注〉的韵母系统及其语音基础》（江西大学研究生学刊90.2），马重奇的《颜师古〈汉书注〉中的“合韵音”浅论》（福建师大学报89.1）和《颜师古〈汉书注〉反切考》（福建师大学报90.3），任福禄的《颜氏古〈汉书注〉舌音唇音反切声类研究：兼与马重奇先生商榷》（古汉语研究93.3）和《颜氏古〈汉书注〉中的齿音喉音反切声类》（青海师大学报93.1），等等。
另外，《文选》音方面的研究：李长庚《〈文选〉旧音的音系性质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1[下]，巴蜀书社98）、 徐之明《〈文选〉联绵字李善易读音切考辨》（贵州大学学报91.1）、张洁《〈文选〉李善音切校议》（古汉语研究95.1）等。史记音的研究：黄坤尧《〈史记〉三家注开合现象》（中国语文94.2）、龙异腾《〈史记正义〉反切考》（贵州师大学报94.1）、游尚功《张守节〈史记正义〉中的重纽》（黔南民族师专学报95.1）等。其他还有范进军《大徐本切音致误的原因初探》（湘潭师院学报88.2）、徐时仪《慧琳〈一切经音义〉注音依据考》（徽州师专学报89.3）、孙玉文《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上）》（湖北大学学报93.5）、李无未《〈晋书音义〉的“协韵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93.1）等。台湾地区则有张慧美《评张世禄、王力两家对朱翱反切声类画分之得失》（建国学报8卷89）、 《朱翱反切新考之导论与结语》（建国学报9卷90.7 ）《朱翱反切中的重纽问题》（大陆杂志69卷4期，88）、谢美龄《慧琳反切中的重纽问题》（大陆杂志81卷1、2期，90）等。
关于唐五代散见的语音史料和文献考证研究，敦煌文献的音注研究成绩最突出。台湾叶键得《十韵汇编研究》（88）张金泉、许建平出版了《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96），从各种敦煌文献中钩沉辑佚、去妄存真，得643件敦煌音义写卷，采取有音必录的原则， 经过逐字考证，纠正错误，又从中选优删重、考定其分合，类并缀合，汇集成除韵书写卷外的敦煌音义书和注音写卷三十三种，分列为四部书音义（附有四部书散音汇录）、字书音义、佛道经音义（附有佛道经散音汇录）三大类，每种写卷都有题解、照片（照片如果模糊则出录文）和校记。除了考辨异文、俗字外，还用《广韵》音和写卷音作对比，是集前人成果之大成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研究敦煌俗字音的重要资料。这方面的单篇论文还有龙晦《〈敦煌歌辞总编〉校音》（敦煌研究89.2）、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90.3）、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敦煌研究90.4）、许建平《唐写本〈礼记音〉考》（敦煌研究91.2）、黄征《敦煌俗音考辨》（浙江社会科学93.4）等等。
《切韵》前后大约同时的各种专书研究，使我们加深了对中古语音的认识，中古南北两大代表音系的存在及其音系面貌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被揭示出来了。而宋代专书音的考证，则为我们了解中古音随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在最近这个阶段里，不少文章对朱熹音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例如赖江基发表了《从诗集传的叶音中看朱熹音的韵系》（音韵学研究2， 中华书局86）、《吴棫音和朱熹音韵系比较》（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文字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90）和《再论朱熹音韵系》（暨南学报97.1）等文章，冯喜武和王正的《汉语古今音发展变化之管见：兼评朱熹〈诗集传〉中的“叶音”》（牡丹江师院学报88.3），陈鸿儒《〈朱熹反切考〉后记》（怀化师专学报91.3）和《朱熹用韵考》（龙岩师专学报92.1），台湾则有金周生《朱注叶韵音不一致现象初考》（辅仁国文学报7卷91），等等。
宋代专书音的研究还有其他方面的，如冯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尔雅音图》的文章，如《〈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代浊音清化》（语文研究91.2）、《〈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初零声母：兼论中古影、云、以母的音值》（汉字文化91.1）、《〈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代浊音清化〉补遗》（语文研究93.4）、《〈尔雅音图〉的疑母》（云梦学刊97.1）、《〈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代知庄章三组声母演变》（汉字文化94.3）、《〈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五代宋初等位演变：兼论〈音图〉江宕、梗曾两组韵的合流问题》（语言研究96增刊）、《〈尔雅音图〉的声调》（语言研究97.1）、《〈尔雅音图〉音注所反映的宋代k－／x－相混》（语言研究91增刊）等，这些文章认定《尔雅音图》是五代毋昭裔的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五代宋初的语音状况。蒋骥骋《论〈尔雅音图〉的声母系统》（古汉语研究97.4）虽不肯定《尔雅音图》是宋初作品，但认为仍可代表宋代语音；文中对冯蒸关于知庄章声母的分析和构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从而考定《音图》的声母系统为27个，而不是冯蒸所得的24个。另外，李无未《南宋〈示儿编〉音注的浊音清化问题》（古汉语研究96.1）、《南宋〈示儿编〉“声讹”的正音性质》（语言研究96增刊）、王晓坤和李无未《南宋〈示儿编〉“声讹”中的“俗读”音》（延边大学学报96.2）、孙建元《吕祖谦〈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经〉记略》（古汉语研究96.3）等都是从宋代文献材料中挖掘出新的语音研究素材，从而探讨宋代语音状况的。是他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博士论文题为《宋人音释研究》（南京大学96年博士论文），全文在考察了北宋16种音释和南宋21种音释材料的基础上，重点孙兆《黄帝内经素问补注释文校正》、董衡《新唐书释音》、吕祖谦《唐鉴音注》、《毛诗集解释音》、《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经》、萧常《续后汉书音义》的音切现象作了分析。其结论是，宋人音释有依傍韵书的风气，但宋代通语在音释中也占相当数量，该文对各家不同性质的音切作了甄别。语音方面，全浊声母清化有客赣方言（送气）和通语（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两个不同的类型，知庄章合流，其中庄组字在南方与精组合流，影云以合流；宕江、曾梗、蟹止合流，入声－p－t－k尾消失后按主元音相同聚合，唇齿音字读洪音，部分－m尾读入－n尾，等等。宋代音义的考察以及朱熹音的研究， 为理清中古音向早期官话的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材料。
译音、对音和域外方言研究
虽然译音、对音和域外方音是否能够比较准确的反映译音时代的语音仍然可以听到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音韵学界早已不再反对“取异域侏离之语以求古音”了。
在利用梵汉对音材料研究中古语音的方面，这些年一些这方面的学者似乎转移到上古音和其他方面了，如施向东、聂鸿音、谢纪锋、尉迟治平等，而刘广和、储泰松等人在这个领域发表了不少文章，例如刘广和有《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纽：不空译音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87.6）、《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河北大学学报91.3）和《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语言研究91增刊）等，储泰松则有《梵汉对音概说》（古汉语研究95.4）、《鸠摩罗什译音研究（声母部分）》（语言研究96增刊）和《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古汉语研究，98.1）等。美国柯蔚南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研究，例如《义净梵汉对音探讨》（语言研究91.1 ）、 《早期西北方音研究》（Studies
inOld Northwest Chinese,JCL Monogragh,No.3.）、 《僧伽婆罗的〈大孔雀明王经〉译音》（Notes on Sanghabhara's Maha( ma( yu( r( (Transcriptions CLAO ）、 《唐代西北方言声母系统》（Notes on the Initi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 of Tang Times Proceeding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86.）、 《 唐代西北方言韵母系统》（Notes on the Finals of a Northwest Dialectof Tang Times，史语所集刊59本3分）等等。另外还有李维琦《从〈大唐西域记〉汉译梵音看作者的语音（声母部分）》（古汉语研究88.1）、麦耘《利用梵汉对音构拟〈切韵〉遇流二摄元音》（语言研究91增刊）、陈云龙《梵汉对音中来纽对译ttDD现象再探》（古汉语研究92.3）等等。再如刘广和《〈圆明字轮四十二字诸经译文异同表〉梵汉对音考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97.4）考订了音韵学界一直在用的《圆明字轮四十二字诸经译文异同表》中的一些错误，饶宗颐《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中华文史论丛87.1）、《鸠摩罗什〈通韵〉笺》（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88）、《论悉昙异译作“肆昙”及其入华之年代》和《北方泽州慧远所述之悉昙章》（皆载于《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93）则作了专门的考订工作，谭世宝《汉译悉昙文字的一些问题研究》（中国文化96.13）则对相关问题作了讨论。
在利用其他对音、译音材料方面，聂鸿音有许多文章，如《论契丹语中汉语借词的音系基础》（民族语文88.2）、《番汉对音简论》（固原师专学报92.2）和《女真文中汉语借词的音韵特点》（固原师专学报93.4）。另外有李范文《西夏韵书〈同音研究·前言〉》（宁夏大学学报86.1）和《〈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字注音考释之一》（宁夏社会科学89.5），喻捷《略谈汉语中的突厥语借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94.2），张竹梅《从西夏语看中古浊音送气与否》（语言研究96增刊），孙宏开《西夏语鼻冠音声母构拟中的几个问题：从〈掌中珠〉西夏语汉字注音谈起》（民族语文96.4），台湾卢顺点《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大陆杂志81卷5期90）等等。 李范文还在出版《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86）之后又出版了《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4），对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汉语对音材料作了全面的研究，并和唐五代方音作了比较。在日本，高田时雄出版了《汉语史研究：敦煌资料中所见的九、十世纪河西方言》（创文社88），利用过去没有公布、研究过汉藏对音的材料，对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作了补充和纠正。另外还有池田巧《汉藏对音资料P.T.1228所见的中古汉语河西方言韵尾的对音》（中国语学236，89）等。
日本、朝鲜、越南语汉字音的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文章，如史存直《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问题》（音韵学研究2，中华书局86）、 王吉尧和石定果《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音韵学研究2， 中华书局86）、王吉尧《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语言研究87.2）、李庆祥《试论日语汉字读音中的吴音、汉音、唐音和惯用音》（山东大学学报90.3）、夏瑞华《日译汉字音与〈切韵指掌图〉声母对照》（镇江师专学报90.3）、黄华《论现代越语中的汉越词》（现代外语90.3）、孟宪仁《日语音读与古汉语音韵》（现代日本经济91.2）、袁庆述《部分中古入声字读音与日语汉字音读的对应关系》（古汉语研究93.1）、晋学新《论古汉语音韵对日语的影响》（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96.3）、李月松《从汉语中古音看日语吴音语汉音之差异》（外国语96.4），在台湾则有朴恩用《韩国岭南方言汉字四声研究》（韩国学报7卷88）、杨人从《韩国汉字音之误读》（韩国学报8卷89 ）等朝鲜汉字音的研究。
等韵韵图研究
等韵学的研究，这些年来比较注意对韵图的全面考察研究，问题集中在“等”、“轻重”和“内外转”等术语的语音实质问题上。总论性质和考证性质的论文主要有黄典诚《〈切韵〉图表化》（华侨大学学报86.1、2）、赵克刚《〈七音略校释〉绪论》（重庆师院学报88.4）、 张世禄在《青岛师专学报90、91各期上连载的《等韵学讲话》、胡从曾《三十六字母与等韵：兼论古声十九纽》（浙江师大学报87.4）、《三十六字母与等韵：论反切与等呼》（浙江师大学报88.4）、徐复《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徐复语言文字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90）、王兆鹏《论科举考试与韵图》（山东师大学报91.1）、赖江基《〈韵镜〉是宋人拼读反切工具书》（暨南学报91.2）、杨军《〈韵镜校正〉补正》（贵州大学学报95.1）等等，台湾方面孔仲温则出版了系统研究《韵镜》的《韵镜研究》（87）。研究韵图的早期面貌方面，潘文国出版了《韵图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97）一书。该书是对等韵学资料的研究和考定，全书核心观点认为，现存的《韵镜》和《七音略》是运用唐代韵书中“类”（声类、韵类）的概念以及当时已经形成的“摄”（大类）的概念，以《韵诠》、《唐韵》、《天宝韵英》之类韵书为过渡形式编排出的同一本唐代古韵图的不同增补本，《韵镜》和《七音略》有据《广韵》增补的成分，《七音略》则又有着重据《集韵》增补的内容，表现出至少三个历史层次。作者基于唐代《切韵》系韵书三十三个声母只有齿音能分组、唇牙喉舌声母不能分组的认识，通过模拟古人的排图过程做实验，认为“等”的观念是韵图编制者为了充分体现韵书各个层次的声韵类别而做出的以齿音为枢纽的最经济的安排的结果，因而“等”是后起的概念，从而在根本上批判了高本汉的中古音构拟。在充分讨论了等韵术语、门法、韵图的编排方式、韵书和韵图的关系等问题的基础上，以校注的形式对古韵图的作了复原工作，唐作藩所作的《序》对该书证明韵图起于唐代、韵图的复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对有关“等”的讨论，则持保留态度。
对后期中古韵图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如唐作藩《〈四声等子〉研究》（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纪念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知识出版社89）对《四声等子》的五个版本作了比较，指出咫进斋丛书本和丛书集成本比较存古。并通过《等子》改“影晓匣喻”为“晓匣影喻”指出喻三脱离和匣母的关系，与影母接近了，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声等子》的韵母系统，认为从其语音和用字来看，《等字》是晚于《指掌图》的具有守旧性的韵图，反映的是宋元时期的某些语音特点，其成书则可能在元代。这方面还有郑中鼎《〈切韵指掌图〉的江南方音色彩》（长沙水电师院学报87.4）、李新魁《〈起数诀〉研究》（音韵学研究3， 中华书局94）、马重奇《〈起数诀〉与〈韵镜〉〈七音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96增刊）等讨论典型韵图和与术数有关的韵图的文章。另外，值得重视的是，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评》（中国语文92.6、93.1）一文，为我们了解宋代等韵图及其语音状况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该文利用作者在日本发现的《卢宗迈切韵法》，在翻阅了400 种宋人别集的基础上做出分析研究，指出“等韵”一词不是宋代的术语，唐宋金元韵图只言“切韵图”等，宋代不仅韵书分为《广韵》《集韵》两系，即使韵图也有广韵系韵图和集韵系韵图，《切韵法》属《集韵》一系，是从一种有44图的音节表而来的（幽韵独居一图）切韵学著作，等等。鲁文对《切韵法》的门法、助纽字、调四声的方式、五音配五行等皆溯其源，对其语音则分析了诸如全浊上声变全浊去声，非敷、知照、彻穿分别合流，船禅合流，鱼虞、支脂之微、昔职、东钟、江阳分别合流等现象，这些合流现象说明无论三十六母直线排开还是排成二十三行，都与当时的语音事实不符，韵图是保守的。《卢宗迈切韵法》是自《韵镜》发现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对它的研究，必将使等韵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
关于“等”的讨论是早些年的热门话题，简单地谈“一等洪大，二等次大”等已经不能满足音韵深入研究的需要了。对于一等韵人们的认识尚基本统一，但二等韵则提出了有某种介音的新看法，三等韵重点在重纽问题上展开讨论，四等韵介音的有无也形成不同的看法，而且人们特别强调韵书的“某等韵”不同于等韵图的“某等”。许多文章近年才发表，例如中华书局94出版的《音韵学研究》第三辑里载有赵克刚《四等重轻论》、、赵振铎《〈广韵〉和等》、忌浮《〈五音集韵〉与等韵学》、许邵早《切韵指掌图》试析》、许宝华和潘悟云《释二等》、唐作藩《关于“等”的概念》、李思敬《从吴棫所描写的某些南宋“俗音”音值证〈切韵指掌图〉列的等》等文章，这方面的文章还有一些，如龙庄伟《释等》（河北师院学报86.1）、潘文国《韵图分等的关键》（语文论丛4，上海教育出版社90）等。在“等”的问题上， 关于二等韵的性质的讨论尤其引人注意。“轻重”问题的讨论文章有黄典诚《试论〈辨四声轻清重浊法〉与等韵的关系》（音韵学研究3， 中华书局94）、曹正义《〈通志·七音略〉“重”“轻”探疑》（音韵学研究3， 中华书局94）、胡从曾《论清（轻）浊（重）》（浙江师大学报91.3）、和《〈辨字五音法〉〈辨四声轻清重浊法〉考》（浙江师大学报93.5）、日本平山久雄《〈辨四声轻清重浊法〉失落字项复原尝试》（语言研究96增刊）等。关于“内外转”是反映某种语音实质，还是仅仅为了查找韵书的方便而设的，也有比以往更深入地讨论，此类文章如李新魁《论内外转》（音韵学研究2，中华书局86）、 俞光中《说内外转》（音韵学研究2，中华书局86）、 王健庵《论“内外转”的真义语〈切韵〉音系的性质》（安徽大学学报89.4）、《论声韵相依与内外转》（浙江师大学报89.4）、陈振寰《内外转补释》（语言研究91增刊）、余迺永《再论〈切韵〉音：释内外转新说》（语言研究93.2）等。
台湾地区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例如曾阳晴《四声全形等子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卷88）、 林炯阳《〈磨光韵镜〉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上的价值》（东吴文化学报6卷88）、 刘人鹏《唐末以前“清浊”“轻重”之意义重探》（中国文学研究1卷87）、 孔仲温《敦煌首温韵学残卷》（中华学苑34期86）、《韵镜的特质》（孔孟月刊24卷11期86）、林庆勋《论磨光韵镜的特殊归字》（高雄师院学报14卷86年）、叶键得《七音略与韵镜的比较》（复兴岗学报43卷90.6）、孔仲温《“辨四声轻清重浊法”的音韵现象》（孔孟学刊62期91.9）、竺家宁《佛教传入与等韵图的兴起》（国际佛学研究年刊1卷91.12）等等。
诗文用韵研究
韵文的用韵情况是反映古代韵部分类和韵部远近的重要证据。近年对古代诗文词用韵的考证文章相当多，而且对韵部所反映的语音状况多有讨论。
魏晋南北朝诗文用韵考的文章有，李行杰《魏晋诗人用韵管窥：阮籍、嵇康与陆氏兄弟二》（青岛师专学报89.1）和《魏晋诗人用韵管窥：陶渊明韵谱三》（求是学刊89.2）、刘纶鑫《中古通、江二摄字在魏晋南北朝的押韵分析》（古汉语研究91.1）、钟名立《陶诗用韵考》（九江师专学报91.2）、李露蕾《南北朝韵部研究方法论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91.2）、季云起《魏晋南北朝臻山二摄字特殊用韵研究》（语言研究96增刊）等。而《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88）的卷二里，《魏晋音与齐梁音》概括地讲述了东汉（二十七部）到三国（三十三部）、魏晋宋（三十九部）、再到齐梁陈隋（六十部）诗文押韵的韵部分合，《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用分论的方式详细论述由东汉到魏晋宋时期诗文押韵的韵部分合及归字的情况，《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则列出诗文韵脚，比较这个时期用韵情况和《切韵》的差异，这三篇文章为我们了解这个阶段的韵部情况提供了总的线索。
唐代诗词文用韵考的文章有都兴宙《王梵志诗用韵考》（兰州大学学报86.1）、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音韵学研究2， 中华书局86）、锐声《声不失序，音以律文：杜甫〈石壕吏〉用韵阐微》（天津师大学报87.6）、王硕荃《杜诗入声韵考》（杜甫研究学刊88.2）、荀春荣《韩愈的韵文用韵》（语言学论丛15，商务印书馆88）、王小莘《王维诗韵》（广西大学学报89.3）、马重奇和李慧《韩愈古诗用韵考》（陕西师大学报90.1）、林仲湘《杜牧诗文用韵考》（广西师大学报90.2）、师为公和郭力《沈佺期、宋之问诗歌用韵考》（铁道师院学报90.2）、顾黔《杜荀鹤诗用韵考》（天津师大学报90.3）、程垂成《从白居易讽喻诗的用韵看元和魂痕分用的现象》（河北大学学报91.2）、李无未《韦应物诗韵系》（延边大学学报94.2）、冯志白《刘禹锡诗文用韵考》（语言研究96增刊）、郭力《孟郊诗韵考》（语言研究96增刊）、国赫彤《从白居易诗文用韵中的异读字看唐音别义》（语言研究96增刊）、宋秉儒《杜牧诗韵考》（语言研究96增刊）等等。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90）是一部研究初唐时期诗文用韵的专著，分摄列出韵谱，最后附以《初唐诗文的韵系》作结，展示了初唐诗文用韵的整体面貌。居思信《“中古韵部系统”构拟》（齐鲁学刊93.3）则利用唐代初、盛、中、晚4个时期诗人用韵材料， 得到舒声22部入声9部的中古韵部系统。 另外周祖谟还有《唐五代的北方语音》和《敦煌变文与唐代语音》（皆载《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对中古后期的语音材料、押韵情况及其跟韵书的差异作了概述。这样上连周祖谟魏晋齐梁韵部研究和李荣《隋韵谱》，整个中古前期的韵的情况就基本清楚了。可以说中古用韵的研究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取得丰硕成果的。
宋代用韵情况则以鲁国尧为代表形成一个研究领域。鲁国尧自发表《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2）以来，对宋金元词韵作了穷尽式的研究，在本文所涉及的时段内，发表了《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2，中华书局86）、 《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89）、《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92）等一系列文章，并连同他对金元词韵的研究，以《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4，商务印书馆91）一文， 总结了自北宋柳永至元末张翥的三百余年的词韵史，他从两万首宋词中以及他的学生从宋诗韵中总结出的宋代通语18部为我们了解宋代韵部情况提供了清晰详尽结论，彻底结束了清代以来词韵15部说、19部说各执一端的喧争。研究宋代诗词用韵的文章还有许多，如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86.4）、江聿华《宋代北方籍词人入声韵分部考》（齐齐哈尔师院学报87.3）、胡运飚《吴文英、张炎等南宋浙江词人用韵考》（西南师大学报87.4）、唐作藩《苏轼诗韵考》（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90）、罗德真《王安石诗用韵研究》（南京师大学报90.3）、冯志白《陆游诗的入声韵系》（南开学报91.1）、王韫佳《王禹偁、杨亿诗用韵考》（古汉语研究92.3）、陈鸿儒《朱熹用韵考》（龙岩师专学报92.1）、杜爱英《“清江三孔”诗韵考》（古汉语研究97.1）、王恩保《吴淑〈事类赋〉用韵研究》（古汉语研究97.3）、刘晓南《从宋代福建诗人用韵看历史上吴语对闽语的影响》（古汉语研究97.4）和《南宋崇安二刘诗文用韵与闽北方言》（中国语文98.3）、张令吾《北宋诗人徐积用韵研究》（古汉语研究98.1）、韩国裴宰奭《临安词人用韵中所反映的宋代语音》（语言研究96增刊）、《宋代绍兴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96.1）等等。宋代诗词文用韵的研究中对诗词文所反映出的方言现象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为我们进一步分别构拟当时的通语、分析各地方言史带来了便利。
《切韵》音系的性质研究
音韵学的研究向来以中古音为枢纽，中古音的研究一般又以《切韵》系韵书为重点，因此《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切韵》性质的问题虽然经过长期的热烈讨论，近年来仍然余热未尽，如万献初《〈切韵〉——金陵洛下读书音》（咸宁师专学报86.3）、潘文国《论总合体系：〈切韵〉性质的再探讨》（华东师大学报86.4）、胡和平《也谈〈切韵〉音系的性质》（郑州大学学报87.2）、李新龙《对〈切韵〉音系性质诸说之评价》（喀什师院学报88.4）、姜书利《〈切韵〉性质诸说述评》（呼兰师专学报88.3）、李行杰《〈切韵〉性质再议》（语海新探》山东教育出版社89）、张玉来、徐明轩《论〈切韵〉语音性质的几个问题》（徐州师范学院学报91.3）、张民权《试论〈切韵〉一书的性质》（南昌大学学报93.4）、蔡宝瑞《论〈切韵〉的性质》（语文应用与研究96.4）等等都对《切韵》的性质问题发表了意见。89年王均翻译了张琨《〈切韵〉的综合性质》（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知识出版社），90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张贤豹翻译的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之后，学界对《切韵》性质的主流意见基本上不再简单地停留在“综合说”、“单一说”的争论上了。
学界很早就由对《切韵》性质的不同看法，导致了音韵研究的不同模式。王力晚年认为《切韵》不代表一时一地的语音，因此他的《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研究根本撇开了《切韵》系韵书，利用《颜氏家训·音辞篇》和南北朝的诗歌用韵来构拟魏晋南北朝音系，利用《经典释文》（583）和玄应的反切（627—650 ）来构拟隋唐音系，利用南唐朱翱的反切构拟晚唐—五代音系。王力的做法给学界带来了一些良好的影响，那就是充分利用《切韵》系韵书以外的音韵材料来作中古音构拟的依据，而且“中古”也被分成明确的阶段。不过，这种做法似乎舍弃了历史比较法引进以来重视现代方言的传统。另外，他把语音史看成是一种理想的标准音系的直线发展，语音演变中没有方言的因素，没有方言基础的变更以及由此引起的语音变化等等，而实际上他所选用的拟音材料是有方言的差别的。比如《经典释文》的作者陆德明的反切可能反映了南方的读音，玄应《一切经音义》则可能反映了北方的读音，两者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系统。又如居思信《“中古韵部系统”构拟》也撇开《切韵》，利用唐代初、盛、中、晚4个时期60 位诗人7000多首古体诗12000个韵段，编出《唐诗韵谱》、 《唐诗韵部归字表》， 在此基础上构拟出舒声22部入声9部的中古韵部系统。他整理的韵部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了解唐代语音的实际有重要作用。不过，初唐和中晚唐是处在一次语音变化的大动荡的两端，看来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做出分阶段的构拟。另外，他为这22个韵系构拟了一个有四个高度层级的11个元音的系统，也许有必要作音位的归并。
张琨上述书中的四篇代表性论文主张方言差异自古而然，虽然承认《切韵》是反映实际语音的差别的，但认为《切韵》反映的是成书以前的几百年不同地域的方言，具有综合性质，其中南方成分多于北方方言。所以他也不用《切韵》来代表中古音系。他反对把汉语史拉成一条直线，主张注意音韵历史上的方言性，提出另外一种时空结合的研究模式，既重视文献材料，又重视方言材料，利用现代方言特点去简化《切韵》系统，又用《切韵》去投射原始汉语系统，以求建立原始方言。不过，这种模式没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在断代的研究方面有所不足。黄典诚曾经提出的《切韵》是一个文白交相为用的单一系统的观点（注：黄典诚1982《切韵性质的检讨》，《厦门大学学报》1982.3。），根据本文作者的肤浅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切韵》是一个能够代表中古音系的断代研究材料，它的体系中叠合了南北两大代表方言的同源成分，其中一为合乎传统的雅音，一为口语音，在当时都可以“验诸唇吻”。因此他的著作很重视反切又音的研究。《切韵》的又音系统是不是就反映了传统雅音和当时口语的不同或叠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注：王硕荃《又读及其是否为文白异读辨析》（河北学刊89.4）对此发表了看法；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97）的《音韵》一编里，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广韵》又读的文白异读性质。）。丁邦新《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95.6）仍然把《切韵》看成是中古的代表音系，但他主张《切韵》是南北两大方言相加而来的综合的音系，据此他提出利用《切韵》来分别构拟金陵洛下两个音系，主张对《切韵》作南北两个音系的还原，同时对现代方言材料、中古的对音和域外方言材料作地域和源流的区分。这种构想的研究也还有待深入。和丁的主张有某点近似的，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台湾文津出版社95）也主张把拟音材料也作了时代和地域的区分，但他倾向于《切韵》是在一个单一系统中叠合了不同的方言层次的因素，认为中唐五代的语音和《切韵》音系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标准音的方言基础的转移造成的。所以他对方言材料、对音材料、域外方言和现代方言所作的区分，是为了对中古的两个阶段（《切韵》时代和中唐—五代）分别做出语音系统的构拟，试图阐述其间的发展。
不同研究模式的形成或提出，有利于音韵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反过来也有利于我们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认识。那种抛开《切韵》等文献材料直接利用当代方言来构拟古代音系的做法，至少是失于片面的、缺乏共时参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