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洲左翼的共产主义思潮研究现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欧洲论文,思潮论文,战后论文,共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D18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3 从19世纪中期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起，共产主义就逐渐成为学术研究和政治讨论的热门话题，并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共产主义思潮。这也使得关于这些思潮的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与之相比，以冷战后的共产主义思潮为对象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冷战结束至今不过25年光景，从历史阵痛中走来的共产主义也不过刚刚出现继承和复兴的势头，其发展壮大仍需要时间，而以这波新思潮为对象的研究则更加只是刚刚起步；二是苏东剧变的历史之谜一直为很多学者津津乐道，乃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愿意将研究共产主义的精力聚焦于苏东历史及苏联模式的最终崩溃上，又或是追踪所谓“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原苏东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这种学术兴趣的转向也需要一定时间；三是苏东剧变的重大挫折使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饱受争议、批判甚至诋毁、抹黑，共产主义成为“专制”、“独裁”的代名词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话语危机，共产主义思想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国际上曾一度出现“惧谈共产主义”甚至“耻谈共产主义”的现象，直至今日仍不绝于耳。 但是，冷战后欧洲仍有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和左翼学者坚信共产主义没有失败，他们毅然扛起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大旗，并冲破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话语的桎梏，“去了解并完全投身于共产主义，去再次以行动完全忠诚于共产主义观念”[1]。面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质疑和霍布斯鲍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资本主义现在破产了，接下来是什么”的疑问，他们的回答是：共产主义!为此，他们纷纷提出了一些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内涵和实现方式的新理解、新观念，试图说明共产主义存在于当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誓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复兴，从而形成了新一波新的共产主义思潮。相应地，国内外一些学者也积极展开对他们思想的追踪研究。下面本文从国内和国外、政党和学者四个交叉维度阐述冷战后欧洲左翼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一、国内关于冷战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一直密切关注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尤其是冷战后各个政党为应对苏东剧变的重大历史挫折，顺应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而在其共产主义指导思想、纲领政策和实践运动方面作出的重要改变，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首先，国内学术界对法国共产党的“新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多数形成了自己对这一理论的观点和评价。例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曹松豪在冷战后曾多次造访法国，先后考察并参与了法共第二十九次、第三十二次代表大会和“人道报节”活动，是国内较早关注法共“新共产主义”理论政策的人之一。他认为“新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最早见于由法共全国书记罗贝尔·于撰写，出版于1995年11月的《共产主义：变革》(Communisme:la mutation)一书。而这一理论正式作为法共指导思想则始于1996年12月召开的法共二十九大，以“新共产主义”代替使用了近二十年的“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提法，这“标志着法共在探索共产主义变革理论的道路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2]。曹松豪从理想社会、党的建设、苏联历史、奋斗目标、资本主义、新全球化、左翼联盟、参政策略、公民参与、争取民主这十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新共产主义”的理论主张，并指出其目的是要顺应国内外形势和斗争需要，改善党的形象，摆脱党的困境，促进党的重振和发展。中央编译局的费新录同样较早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跟踪研究，他将法共的“新共产主义”总结为“三个超越”和“两个革命”，即超越“传统”、“马克思”和“资本主义”，强调“信息时代”的革命和“个人时代”的革命。同时，他认为面向21世纪的共产主义规划是崭新且切合法国实际的宏伟蓝图，以至于法国像“需要新鲜空气”一样“需要共产主义”[3]。李周在《探索中的法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以法共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为主题，从七个主要方面展开详尽论述：一是理论的产生，包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二是理论的来源，包括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欧洲共产主义”的逻辑关联以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冲击；三是理论的精髓，即“超越马克思”，从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四是理论的拓展，即面向21世纪的法共纲领和政策改革的新规划；五是理论的反省，着重讨论法共三十二大对国内外形势与挑战的判断，对选举失败的教训总结，以及对共产主义理论观点的变化；六是理论的变革，着重探讨法共通过其三十三大、2007年特别会议和三十四大如何调整战略，实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自我扬弃；七是理论的评价，集中总结了法共共产主义变革理论与实践的主要特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她认为，这一理论“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恢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推动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发展也有积极意义”[4]。 其次，国内研究者通过追踪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和参与的洲际和国际会议，挖掘了这些政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Seminar，ICS)是1992年以来由比利时工人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世界性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丁俊萍和亓胜林发现第十五次会议的最终决议提出了在当前时代环境和形势下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共产主义的实际建议，即“在准备共产主义革命时，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国家共产主义者必须发展和加强相互之间的联合，组成一个委员会，联合起来反对当前由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5]。一些学者也同样从近年来的若干届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中挖掘了当代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和共同策略，包括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危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冲突，宣传共产主义及其理论主张，促进世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推动共产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等等。“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IMCWP)是1998年以来由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主导的一年一度的世界性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一些对历届会议作整体研究的学者认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共产主义社会最终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当作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规律，强调通过现代化的通讯、媒体和网络工具开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是该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理论主张[6]。聂运麟则注意到该会议早期对是否坚持会议的共产主义性质存在分歧：一些政党认为，要丰富会议的成员构成，淡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向左翼政党会议的方向转变；多数政党则认为应保持会议的共产主义性质，只是在是否设置权力机关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最终“会议的实践完全排除了向一般‘左翼政党’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保持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性质”[7]。欧洲共产党会议(European Communist Meeting，ECM)是自2011年起在希腊共产党的倡议和组织下召开的一年一度的欧洲洲际性质的共产主义政党会议。刘春元对这一会议进行了跟踪研究，从她对历次会议的综述中我们不难得出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达成的三点共识：一是坚决反对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同，攻击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历史，意图引导民众仇视共产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策略；二是在组织工人运动过程中共产党人承担着向劳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的任务，告诉他们共产主义纲领是可行的现实而非美好的梦境；三是共产党人要将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置于议事日程，为争取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而奋斗[8]。 最后，国内学术界对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个案和整体研究为我们详尽呈现了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淑春研究员的《欧洲社会主义研究》一书大量阐释了俄罗斯、新东欧、中亚、中东欧和西欧共产党人与左翼人士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如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在科学共产主义观视野下阐述了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理解，并强调“21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成为在理智和人道的基础上、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改造当代世界面貌的物质力量”[9]83；保加利亚共产党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矛盾斗争关系以及共产主义道路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并强调将坚持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相统一；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基于本国实际情况首次提出了对21世纪的共产主义的具体设想；西欧共产主义政党则普遍在党的纲领和实践中强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捍卫党的共产主义身份特征，以应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不断泛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组以当今世界16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综合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结论。从这些“整体性结论”可以发现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在看待共产主义问题上的几个特点：第一，主张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提倡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需要分阶段、分步骤进行；第三，工人阶级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团结中间社会阶级是取得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性重要问题；第四，在论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内涵时，往往把民主作为其本质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联系起来；第五，各党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两阶段”理论或者说走向共产主义是否要经过“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问题存在分歧[10]。从这些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未来社会形态和制度的设想中，笔者发现它们虽然多数更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但实际上描述的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状况。在个案研究方面，课题组成员阐述了希腊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以及共产主义必然性的认识；葡萄牙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般界定以及葡共对共产主义在葡萄牙社会实现后的设想；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重建”特质，包括重新认识共产主义历史、重新建立共产主义形象、重新阐释共产主义理论和原则、重新定义共产主义特性，等等。 二、国外关于冷战后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冷战后，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英语学术界对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研究整体上陷入低谷，但并未消失。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更热衷于关注和分析这些政党在发展党员、加入联盟、争取选民、竞争议席等方面的表现及其影响因素，而对共产主义政党本身的独特性质及其特殊的理论、政策关注较少，对其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但我们仍可以从国外研究文献中挖掘出他们对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的见解。 首先，国外学术界倾向于将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作为欧洲激进左翼的重要力量进行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从中可以窥见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凯特·哈德森“聚焦于已经发生在‘左翼的左翼’身上的政治革新进程”[11]，她的著作《1989年以来的欧洲共产主义：走向新欧洲左翼?》(European Communism since 1989:Towards a New European Left?)重点选取了冷战后西欧和中东欧八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作为研究对象，有力地驳斥了“作为严肃政治力量的共产主义已经终结”的流行观点。她认为这些继续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政党和站在社会民主党左侧的其它政党一道构筑了“新欧洲左翼”兴起的基础，它们的共产主义既拒绝社会民主主义，也拒绝独裁的社会主义，而是拥抱女权主义、绿色政治和反种族主义，并采用更民主、更多元的政治策略，从而与其它激进力量一道构成了批判欧洲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左翼[12]。安娜·M.格齐马拉-巴斯的著作《挽救共产主义的过去：中东欧共产党的重建》(Redeeming the Communist Past:The Regeneration of Communist Part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集中关注原苏东地区共产主义后继政党的重建历程，这些后继党既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其中大部分在苏东剧变后几年又出乎意料地在民主选举中表现突出甚至上台执政。在格齐马拉-巴斯看来，这一现象可以归功于历史上的“共产主义遗产”为这些政党转型带来的正面影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精英的政策创新能力、社会协商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策略，它们“不仅仅是‘话语和动员的工具’，而且决定了可用的资源和党重建的策略”[13]20；“不仅仅是政党转型的逻辑前提”，而且“对政党转型的方式、速度、内容和政党向民主过渡过程中的策略的相对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13]66-68。卢克·马奇在他的著作《欧洲激进左翼政党》(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中考察了大量冷战后留存下来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并将之纳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视野中，把当前规模较大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划分为“保守的共产党”和“改革的共产党”两大阵营，并大致总结了二者在对待共产主义传统和苏联历史遗产上的差异。他认为“保守的共产党”仍然坚持“正统的”共产主义，这表现在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而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透过“帝国主义”的冷战棱镜观察世界；没有抛弃共产党的名称和标志，仍旧缅怀激进分子的历史“运动”，并试图“保持”苏联的革命传统，包括对苏联遗产持相对不予批判的立场，以及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自己的党。相反，“改革的共产党”则偏离了共产主义走向折中主义，这表现在抛弃苏联模式的内容——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以及拒斥市场经济，并至少在口头上接受“新左翼议程”，如女性主义、环境保护、草根民主等等[14]。 其次，国外学术界对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个案研究也包含了对这些政党的共产主义观的阐释和看法。其中对法国共产党及其“新共产主义规划”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但多数研究者并不看好“新共产主义规划”。菲利普·泰勒在研读了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后总结道：“新共产主义规划的参考要点包括：充分就业；政治均势；法国总统权力的去除和一切选举中比例代表制的运用；现代法兰西共和国的新宪法；基于人权、民主、社会发展和文化而非利益的一个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但他同时直指法共“尝试重启并希望尽快作为象征的更新过的共产主义规划，看来似乎漫无目的地陷入了意识形态不确定、财政困难和涉嫌腐败的泥潭。”[15]弗兰克·L.威尔逊也认为法共1994年更换领导人后的共产主义新政不过是“旧瓶装新酒”，甚至有去意识形态的倾向，因为“罗贝尔·于的政策目标宽泛而毫无革命性，他很少援引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的修辞”[16]。大卫·S.贝尔则对在共产主义框架内寻求改革的法共持完全悲观的态度。一方面，“共产主义曾是经历磨砺的哲学体系，它吸引新成员寻求一种哲学”，而且“共产主义有一个敌人(资产阶级)和一套方案：废除财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资料归集体所有用以运行计划经济”[17]，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使共产主义已然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法国共产主义与各种左翼有着密切关系，但它却在保持其正统身份的需要和革新的义务之间拉扯。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共产主义的历史伴随着革新自身的失败尝试而成为垃圾被丢弃，这印证了那句古话：共产主义可以破裂但不能屈服。”[17]贝尔认为法共将“新共产主义规划”与东方国家的实践相分离以期重塑共产主义形象的做法，正是坚持共产主义而“不屈服”的表现。但这无异于将自己依旧囚禁于被唾弃的意识形态中，只会使自己难以制定出令人信服的战略，从而陷入改革困境，其结果就是“法国激进左翼的改造可能要求毁灭法共”[17]。马奇在研究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发展现状时发现“对团结俄联共至关重要的、作为组织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18]存在一种奇特的窘境，即把共产主义作为苏联传统保持下来，但作为传统的共产主义本身却是反传统的、革命的。“这种窘境使后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运用得到强化，藉此，共产主义逐渐因其象征意义、制度建构并作为国家传统而具有合理性，而非最初因其理论合理性或目的论上的目标。”[18]但如今，失去执政地位而仍然持有保守共产主义立场的俄联共不得不再次直面这种窘境，以及由此带来的选举危机。 最后，国外研究者发现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往往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欧洲一体化的现实因素间发生动摇，其内部对共产主义的坚持程度也存在差异。吉亚科莫·贝奈戴托和露西娅·夸利亚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欧洲怀疑论的比较政治学》(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Communist Euroscepticism in France，Italy and Spain)一文中比较了西欧三国共产主义政党适应欧洲一体化的曲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影响三个政党态度转变的重要因素。文章认为，过去以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共性为前提，将共产主义政党作为无差别整体归为一个族群加以研究的方式有待商榷，并指出：“如果有人思考西欧的共产党家族，那么共产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多样化的回应会使意识形态的解释面临经验主义的质疑。它们已经同时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久而久之在同一政党内部及时调整变化。这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如果意识形态是影响党在欧洲问题上定位的主要自变量，那么我们应该可以预期同一政党家族内的统一倾向，以及各国政党的轻微变化。”[19]但事实上，西班牙的共产党从不持欧洲怀疑论，而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对欧洲一体化的反对态度也由强硬转向软弱，甚至开始支持。文章据此认为，国内外一系列现实因素，尤其是出于“追求选举和联盟的考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内部逐渐被动摇和稀释。久尔卡斯·查拉兰鲍斯的著作《欧洲一体化和共产主义的困境：希腊、塞浦路斯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对欧洲的回应》同样以欧洲三个共产主义政党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回应为切入点，展示了希腊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现实利益间迥然相异的复杂抉择过程。在他看来，“每一个这样的政党，就其自身独特的背景和特点而言，都值得被分析和评估”[20]。因为即使在共产主义政党内部，也存在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识上的分歧和坚持程度上的差异，即坚持共产主义指导思想还是根据现实情况适度缓和自己的激进立场。这种分歧和差异往往会从它们面对现实问题的态度和抉择中反映出来。正如达芙妮·哈利克珀劳对此著作的总结说道：“贯穿全书的中心的‘概念镜头’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困境’，即在意识形态一致性与缓和之间的选择；或者，换句话说，大多数边缘政党面临的经典困境：保持其激进意识形态但要冒在选举上被边缘化的风险，还是缓和但要冒失去意识形态特性的风险。”[21] 三、国内关于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潮仍处于关注、引进、介绍阶段，方法上以文献研究和访谈为主。直接翻译这些学者的学术成果而产生的译著、译文较多，而专门以这些学者的共产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从而形成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的认识、判断、评价的专著、论文则较少。从国内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内容上看，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共性。 首先，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冷战后欧洲左翼学者正致力于复兴共产主义话语，回归到共产主义观念，引领新一波共产主义思潮。关于这次共产主义话语复兴的起始时间，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陈述过两种观点：一种观点[22]认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代表作是皮埃尔-菲利克斯·加塔利和托尼·奈格里1985年出版的《自由新空间》(Les nouveaux espaces de liberté)，以及让-吕克·南希1986年出版的《非功效的共同体》(La communauté dé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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