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思潮论文,论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2-0005-11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期，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期，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期[1]。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之所以在五四前后，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有关。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一战对中国的影响时，大都集中在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如一战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战与战后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等，很少有人从思想文化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讨①。实际上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演变，就会发现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至深至巨，正是在一战的影响下，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动，这其中也包括形成于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一战影响下五四前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在涵义上“民族自决”应该包括对外与对内两方面内容。对外，主张各民族均享有自主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不受外来民族的支配。用陈独秀的话说：“‘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但‘民族自决主义’ (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2]对内，则是针对政府的专制而要求实现民主、结束晦暗政治而言的。“不准政府独断，要让公众裁夺，这就叫自决。”[3]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政府、国家、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主张对政府实行社会制裁，“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想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4]。但我们以往在讲“民族自决”时，强调得多的是对外一面，而对内一面则较为忽视。
毫无疑问，五四前后中国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政治外交所受的打击。对和会所标榜的公理、正义和对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迷信到对山东权益交涉失败后的失望，加上这一时期国内媒体的大量宣传，人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参与性以及数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自决思潮在五四前后兴起并得到发展。正是在民族自决思潮的推动下，才有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就此而言，五四爱国运动也可称之为民族自决运动。
首先，这次民族自决运动的参与面之广是空前的。巴黎和会一召开，国人便对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希望，“欧洲此次和会，高唱民族自决主义，所有欧洲以前一切不自然的处置，皆应本诸民族自决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5]。正因如此，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给国人以极大的震撼，以学生为先锋的民众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开，参加者从学生、大学教师到工人、商人等，盛况空前。戴季陶说，“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真是疾风怒潮的一样，弥漫到全国了。你们看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比起以前抵制美货的时候怎么样？比起历次抵制日货的时候怎么样？比起满清末年争路风潮的时候怎么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尤其对于商界，戴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再看商界是怎么样呢？他们‘怀疑’的程度比学生差得多，所以他们‘理解’的力量，也比学生差得多。但是他们这一次抵制日货的行动比起以前来，大大不同。一帮又一帮的联络，一业又一业的预备，一处又一处的计划，合了这各业各处，再做成一极周密极有条理的系统。这有意识的‘合理’行为，也是显出他们是有‘组织能力’的证据”。他指出这次运动，传遍了全国商界、学界、劳动界、军界，所有有集团的地方都受到了触动，“这次的‘国民自决运动’是全国国民”[6]。此前的民众运动，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政治参与面窄，往往局限于一个或几个阶层，例如戊戌变法主要局限于正从传统士绅转变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农民阶层，而辛亥革命的主体则主要为受革命党人影响的学生、新军和会党。相比较而言，这次运动不论是参加者的人数还是身份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中，女学生也积极地参加了游行，这应该是女性群体性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的标志。五四运动也是工人、商人以及教师等阶层自觉地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他们在此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表现出的积极精神和所作的贡献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次，此次民族自决运动思想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一战特别是巴黎和会的召开，使国人在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经受了一场洗礼，从而在反对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外国列强压迫的民族自决运动中表现得比以前更成熟、更理性。戴季陶认为，“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比起以前，有许多的‘进步’，有许多‘深刻’的意思，有许多‘彻底’的觉悟……所以我从文明的真意义上细细的审查起来，认定这一次民族自决的运动，是合理的，是觉醒的，是深刻的，是纯粹的”[6]。此次运动“深刻”的表现之一是更具“现代性”，像“民族自决”、“人权”、“自由”、“正义”等概念第一次或高频率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其原因，一方面是留学日本、欧美的学生或学者对其所做的宣传，另一方面是时势的催生，战后在处理国内“南北和平”和“巴黎和会”问题上需要人们有更加现代、科学的观念。在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斗争中，人们反对的主要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没有把反对外国列强的斗争与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此次人们明确地表明“内除国贼”，政事“不准政府独断，要让公众裁夺”[3]。五四运动中，政府打压学生的行为更加伤害了民众的感情，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内改革的紧迫性，“惟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弃人道，种种不法行为，皆政府纵使之”[7]，因此，人们要求政府给予言论、出版等基本自由，要求建立一个民主、作为的政府，“我们爱的是人们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8]。可见，一战后人们对政府批评的对内自决思想已非常的明确和全面，具有明显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属性。
再次，此次民族自决思潮的影响和意义深远。五四前后兴起和发展的民族自决思潮无论在政治参与面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是空前的，这促进了中国全民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此次民族自决
思潮中其实包含着诸多不同阶层的不同政治主张，对于某一特定阶层来说，或许通过单独行动达到目标是相当困难的，而通过不同阶层的共同斗争，效果会明显不同。在以五四运动为主体的民族自决风潮中，激进的革命思潮、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保守主义思潮均在此时找到了兴起的契机并得到发展，不论其主张的现实操作性有多大，它们都是对如何谋求民族独立富强的一种回答。受民族自决思潮影响的不仅是学生、商人、城市平民等，政府官员亦然，“爱国！爱国！这种声浪，今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爱国的话。从自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出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两个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了”[8]。虽然这不能说明政府已经被人民思想所控制，但统治层为民众舆论所影响是明显的。其间，一些以民族自决思想为主旨的团体如“国民自决会”、“外交救济会”等纷纷建立，它们也为民族自决思想的深入发展做出了努力与贡献。
(二)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关于经济民族主义，国内学者没有明确的定义。在一战期间及战后，人们也没有使用这一话语，所以这里讨论它只能说是一研究理念上的借用。在研究20世纪初拉丁美洲经济独立问题时一些西方学者运用了这一概念，认为“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越来越警觉，并认识到这种必然性，这一现象的特点就是‘经济民族主义’，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和独立，但是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9]。这与中国当时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一些不同，相似处表现为一战及战后中国兴起了实业救国思潮与提倡国货运动；不同处则在于中国宣扬经济民族主义时，尚未摆脱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枷锁，中国还有很多举借外债等行为。如果把经济作为一种工具，那么举借外债以发展本国经济也应该说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因此，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有必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与方法进行考察。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一战期间及战后经济民族主义最明显的一个表现。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10]。3月23日，上海成立“爱用国货会”，4月运动扩展到长江一带，给日货以沉重的打击。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更使抵制日货运动达到高潮，学生是此运动的先锋。1919年5月15日的一电报云：“自北京各校提倡实行抵制日货以来，各铺商所代售之日本货物无论为药品、化妆品、布料、玩物等莫不大受影响，据商家云，所有日货本星期均未往内地运输。”[11]商、学两界也实现了密切的联合，《晨报》5月24日刊登消息云，“北京商学界拟于本日举行恳亲会筹商维持国货价目办法，闻到者有五十余帮”，清华学生则“拟于西郊海淀设立国货贩卖所”。另据《晨报》5月27日载，九江、安庆、开封等地的商学界纷纷发起组织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运动。面对如此激烈的民族情绪，一艘派华日舰亦不得不中途撤回，“因各埠各国领事多提出反对之议，谓有碍中国主权且足以激迫其他风潮”[12]。五四学生运动后一个多月内抵制日货运动即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东京电云据日本当局报告，本月上旬对华贸易输入为1119万元，输出为547万元”，可见日本对华贸易锐减[13]。7月21日《晨报》载一买办对记者的谈话：“中国抵制日货风潮不但未见平息且大有日益扩张之势，日本对华输出量已减少百分之七八十。在抵制风潮未起以前每月输入中国之日货平均价值四千万元，目下已减至一千万元以下。棉纺、机器、化妆品、啤酒、药料、牛乳、饼干、草帽、肥皂、木料、皮革、钟表、陶器、橡皮等已完全抵制，至纸料、煤料、玩具、洋火、文具之类虽尚未绝迹，行销亦已有限。”
商人在此间的积极表现值得重视。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认为一战中抵制日货是工商阶层参与政治的开始。无论周氏的观点是否正确，但考察当时商人的民族主义表现对于把握民族资产阶级在整个现代史上的表现及特点是大有裨益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要求遭拒绝的消息传出后，商人义愤填膺，全国总商会电告巴黎专使：“今闻五国会议将青岛问题及铁路问题交与日本，国权丧失，全国惊骇，人心激愤，万难承认。祈速向和平，坚持斗争，务企直接交还我国，万勿签订。”[14]虞洽卿则到北京，“除关于中国银行保全则例晋谒大总统外并谒田农商总长请维持上海交易所合办原案而免沪上信托事业操之外人之手”[15]。商人朱致和“为提倡国货起见集合同志在商务总会组织国货团厘定章程具呈警察厅立案”[16]，该厅于5月18日接受此要求。作为全国总商会领袖的上海总商会面对军阀割据多次向全国通电，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1922年，它发起组织裁兵制宪理财委员会，还通电呼吁全国各金融机关一致拒绝北洋军阀的一切公债。在曹锟发动政变时，它又在社会各界支持组织民治委员会，宣布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由“商人政府”负责国家外交，管理财政，解决国内纠纷，监督各省行政，依法重新组织国会。尽管这一“商人政府”失败了，却表明了商人在战后积极的政治参与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众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政府并没有担当主持者的身份，有时在日本的压力下它还禁止此运动或者赔偿日方的损失，这种局面是很值得深思的。尽管如此，一战后政府感于当时的不利形势也实施了诸多经济民族主义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经济实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晨报》5月25日和6月7日分别报道农商部鉴于“欧战告终商战必日趋剧，我国土货输出向无一定机关转运以致铁路不畅，兹拟内部筹集资本于天津、大连、上海、汉口等大商埠创设贸易机关”，“劝导华侨巨子程祖安等回国办理实业，本部特别优待并担任保护一切责任”。
经济利益不仅仅是目标，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举借外债如用于修筑铁路等利于民族大局的事业亦应算作经济民族主义的表现。在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是时代一大特征，外债所体现的近代中国的依附性特征，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就此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动机而言，其目标并非放弃国家独立主权，而是主张开放、利用外资，依赖外国力量，掌握国内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同时，以引进各国资本实现列强在华势力达到某种平衡的手段，也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工具性特征的延展[17]。早在1909年，锡良继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便拟筑锦瑷铁路以削弱东清铁路的影响，但借款计划在日俄的抵制下破产。1919年7月19日《晨报》载“中国政府为连山湾及修筑锦瑷铁路向美国所借五千万元，借款刻已成立”。与政府行为相反的是民间或地方上的排拒铁路外债、自筑铁路，对于日本人包办洛潼路，国人认为“洛潼路自观音堂至潼关归日商包办事属侵我利权，人民异常愤慨，誓不承认，恳迅与日使严重交涉以维主权”。笔者认为后者是五四前后中国展现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形式，但这也并不能否认政府借外债以削弱外国对铁路控制的积极目的。
在积极抵制日货的同时振兴国货也是当时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国货不兴，即使日货完全被排斥出中国市场，中国也不能最终实现独立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为除日本外，欧美国家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大量份额。当时中国工艺水平是相当差的，因“中国制造业向恃日本接济原料或半成之货也，例如洋袜及衬衫厂”，所以抵制日货后细纱等原料及机器缺乏，导致产品生产受阻[18]。这无疑刺激了中国机器制造业，此从上海美典公司耕种机刊登于1919年7月29日《晨报》的一则广告词中可见一斑：“发达工业必先有精良机械，挽回利权首当兴本国制造。”另外银行业的重要性也深为人们所注意，“发展实业其最重要之一事无过于银行业之便利，中国商人无银行之便利实为工商业之大敌。故今者上海商人已多觉悟如虞洽卿等于此重大计划均有极注意，拟创办一实业银行，其目的在于中国制造家及商人以商业上之便利”[18]。
(三)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在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但对于这一概念的外延，国内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其中两种颇具代表性：一种强调近代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一致性，认为“文化民族主义在中国与文化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也就是文化民族主义者”[19]；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者，应当具有以下两层含义：其一，以传统文化为效忠的对象，视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我国传统民族主义和新儒家都可归于此类。其二，不论是发扬还是攻击传统文化，他们都认为只有从思想文化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这种被称为‘以思想为根本来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具有以文化为工具的民族主义性质，或者说是采用文化的进路来解决民族问题。在这个范畴内，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可划入”[20]。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都不太赞成。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主张抵御外来文化冲击，维护民族文化自尊与自立，关注的是本土化问题；而文化保守主义强调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承续与创造性转换，关注的是本土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这二者之间是有差异的，文化民族主义不能等同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不能取代前者。第二种观点把传统民族主义、“全盘西化”论都归于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则混淆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为避免这种定义上的尴尬，笔者把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关系放在另一文中考察，这里考察的是人们在面对外来文化侵略时是怎样维护民族文化自尊与自立的。
一战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改变了列强在中国的力量对比，而传入中国的众多思潮也瓦解了传统的文化结构与心理，非基督教运动就是在此影响下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即已开始，但当时仅限于学理层面，随着战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反教人士的言论亦渐趋激烈。1922年初，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4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次大会的消息传出后，非基督教思潮勃然兴起。这年2月26日上海学生决定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同时北京学生组成“非宗教大同盟”。在之后短短10天的时间里，天津、广东、福建、湖南、湖北、直隶、山西、江西、浙江、江苏、四川等省相继成立了类似的同盟或同盟支部，《先驱》、《晨报》、《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也加大了对此运动的舆论宣传。
此次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与一战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基督教传播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种策略。1922年3月9日标志非基督教运动开端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即把矛头对准了基督教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联系，它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而教会“助纣为虐”，是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先锋队”，所以它是“我们的仇敌”[21]104。此后不久发表的《非基督教同盟武汉支部宣言》同样把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联系了起来：“基督教所拥护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回大战里面，疲惫的疲惫了，发财的发财了，疲惫的要图恢复，发财的要找市场，但世界上弱小国家久已为他们占领完了，世界的财富区域早已为他们掠夺完了，可以供他们恢复做市场的，就只有一个天产丰富的老大中国。他们能够不来么。太平洋会议是为什么开的，中国在太平洋会议得的是什么，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八个大字外还有什么。这就是太平洋会议的目的。太平洋会议是这样，世界基督教同盟也是这样。要了解太平洋会议之后在中国开会是为什么，基督教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了。”[22]从以上这两份宣言可以见出，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战后中国不利局势引起的，它和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紧密融合在一起。
一战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向俄国革命模式的转化是非基督教运动兴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十月革命和列宁“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下，国人构建民族国家的目标、策略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地说，阶级斗争、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斗争等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得到传播与实践。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宣言与电报中，我们会发现当时无论学生还是其他阶层都把基督教的活动看成是西方民族压迫中国这样弱小民族的工具，把基督教的目的看成是泯灭中华民族精神，“他的使徒是强大民族征服弱小民族的先锋队，他的使徒有自由出入内地的特权，能够为其所拥护者调查大小的事情，能够为其所拥护者麻痹弱小民族的良知良能，能够为其所拥护者制造驯良的走狗”，“基督教对于中国所贡献的除了民族耻辱压迫，还有什么”[23]。作为“民族自决”运动在文化上的表现，非基督教运动的指导理论更具现代性。这不仅使它与此前的反洋教和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完全区别开来，同时也使它具有了十分明显的现代民族主义的意义。
陶飞亚认为此次非基督教运动与共产国际有密切的关系，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的中共与青年团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运动。至于共产国际要发起这场运动的原因，陶氏认为是美国主导的基督教活动已成为中国“走俄国人的路”的障碍[21]70-74。很多学者指出20世纪最初20年是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24]，无论信徒规模、高等教育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均是如此。而在中国20年代以来的新教越来越美国化，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扩大就是美国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在中国影响的扩大，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中留美归国者凤毛麟角可能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青年学生倾向美国文化，想走美国人的路，这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主张走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因而，基督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青年学生活动中的一个对手[21]75。从这个角度看，非基督教运动也是中国反对以美国为主的文化侵略的民族主义斗争。一战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升，但由于中国主要被英国、日本、法国等势力所控制，所以美国在打造华盛顿体系的同时加大了对中国教育医疗事业的投入，欲以此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但一战后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来讲，最具吸引力的是苏俄模式。整个20年代，是俄国反宗教活动不断强化的时代。对于一心想把俄国革命经验搬到中国来的俄共来说，寻找时机发动一场打击美国为主的基督教会的运动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共产国际驻华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报告中认为，非基督教运动表面上是反对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基督教同盟代表大会，实际上“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因素是对外国人的民族抗议运动，这个因素把最大量的同情者，即政治上不成熟、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大青年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事实也是如此，非基督教运动在打击西方在华宗教势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曾来中国工作的共产国际人士达林报告说，非基督教学生运动期间，社会主义青年团得到迅速发展，团员人数超过了3000人，在17个城市中建立了组织[21]79。
与非基督教运动同时进行或者说互为表里的(至少在教育领域)是收回教育权运动。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年会上提出了“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的主张。3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开展收回教育权的运动。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开封举行的年会上通过了“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和“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议决案。各地教会学校的学生纷起响应。1924年，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不愿受奴隶式教育，要求收回教育主权。圣三一学校是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学校，该校不向中国政府备案，而向英国领事馆备案；不挂中国国旗，而挂英国国旗；其学制、课程也不依照中国教育部门的规定。1924年3月下旬，学生梁福文等3人发起组织学生会，校长(英国人)加以阻止，说什么“这是英国人的学校，是受英国管理的，断不能任你们来搞”[25]，并将梁福文等3人开除学籍。这激起了不少青年学生的义愤。7月，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收回教育权的办法：“(一)所有外国人在华所办学校，须向中国政府注册；(二)所有课程及编制，须受中国教育机关之支配；(三)外国人在华所办之学校，不许其在课程正式编入圣经教授及宣传宗教，同时也不许其强迫学生赴礼拜堂念经；(四)不许剥夺学生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26]由广州首先发起的此次收回教育权运动迅速传遍全国，也对政府和一些社会团体的决策产生了影响，“教育改进社今年在南京年会上所通过的各议案，算是收回教育权案有点历史的价值”，“无数在外国教会学校诱惑锢蔽之下的中国青年，受了土耳其封闭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刺激，‘收回教育权’的呼声，首由广州学生喊将出来，不期而应者几遍全国”[27]。五卅运动爆发以后，教会学校学生的退学风潮遍及全国，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机关几乎为之破产。北京政府教育部被迫颁布了取缔教会学校的命令。
收回教育权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一样具有显明的近代民族主义色彩。一战后人们的民族意识以及思想水平提高，他们认识到西方教会学校的文化侵略性，“帝国主义者侵略弱小民族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最高明最狠毒的方式，不在乎政治上以亡人国家，而在乎用无形的文化侵略之手段，以达其有形的经济侵略之目的”。因此，人们强烈反对“学校课程中正式编入圣经一科来教授，强迫学生堂念圣经”，认为这样会“使学生忘了种族、国家、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的观念，不复有自己的大中华民国”[26]。对本民族文化的忠诚与热爱与维护本国文化独立性的愿望反映了时人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收回教育权等不仅具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正如魏琴发表在《向导周刊》第98期(1925年)上的一篇文章所言：“国民促成会要求完全收回教育权，推翻教会学校之奴隶式的教育，这的确很显然表示出反基督教运动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已经混合了。”
除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外，这一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还在诸多方面有所表现。例如，1922年4月3日京沪各报载，清室打算将宝和殿所藏之四库全书售卖于日本，以作清帝溥仪秋间婚礼所用。对此，《晨报》4月5日报道，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以四库全书为国民国家之公产，不能资卖，曾于四月一日发出通告，以促国人注意”，通告内容是，“‘四库全书’乃民国国家之公产……今爱新觉罗溥仪竟胆敢私行盗卖与外国人，不但毁弃宝书，贻民国之耻辱，抑且盗窃公产，干刑律之条文”。由此可以看出，民族文化对于加强国人的民族认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安东尼·史密斯就曾指出：“现代文化民族主义者们需要从过去存在着的族群的象征、神话和记忆的保留节目中作选择，如果他们想要动员‘人民’从事民族的再生运动。”[28]80
与清末民初时期的民族主义比较，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体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互动。世界主义并不是一战后才出现的，在清末，梁启超、蔡元培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便已具有世界主义的思想，但囿于当时国际上因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国家间竞争激烈，人们很少从人类的立场观察世界。一战的爆发及造成的灾难引发了人们对竞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的反思，世界主义得以伸张。尽管如此，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对世界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人的世界主义是追求世界大同的乌托邦，有些人的世界主义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些人的世界主义则是对建立一种世界制度的想望，如此等等。不考察其话语的具体语境而草率地定义它难免会对历史文本产生误读，无法厘清五四前后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从一战后中国思想界的具体语境来看，世界主义的涵义主要是强调人类的普世价值，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具体地说，一战后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有以下几层关系：
首先，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侧重面，“民族主义强调‘历史’的概念，强调文化的个性，在特定意义上偏重‘集体理性’；而世界主义则与一种具有普通意义的‘理性’概念相联系，强调人类在‘理性’的旗帜下的普世同一性，在特定意义上，偏重‘个人’的意志和权利”[29]。由于侧重面的不同，因此在直观上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是相矛盾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们各自又有着不同的语境和对立面，人们对它们可以有多种认同而不彼此冲突。比如胡适就认为，“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并不排斥爱国主义”。他在读丁尼生诗句“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时，表示“深喜其言与吾暗合”[30]。一战的爆发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让世人看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与国家间竞争的悲剧，因此世人对善良、平等的向往增强。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写道， “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之间的一切阶级，若家庭、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一个真我”[31]134-169。这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普世价值的景仰与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但这丝毫不能说明傅斯年等就主张把国家取消了而建立一个国际政府，也不证明他就反对民族主义。李大钊也曾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之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界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32]从表面上看，李大钊对民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如分析中国当时被列强欺凌的局势便能发现，他反对的只是西方列强实行的那种进攻性的狭隘的非正义的民族主义，而对于非进攻性的正义的民族主义不仅不反对，相反他的革命实践还说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
一战后国人对国际联盟的期望也是相当大的，但这一期望与民族主义并不矛盾。比如张君劢虽然在《国际联盟条约略释》一文中赞扬国际联盟的出现“打破了国家为最高团体之观念，乃人道之基础”，但从他对国家的领土主权的强调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否认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所谓主权者，当属于强制性质，此同盟权力乎，曰未也。然属于同盟之各国不得擅自宣战，凡有争议，应付行政会议公断或审查，此则各国主权之唯一制限”。由此可见，张氏肯定的只是国联的国际仲裁等部分权力。张氏赞同国联之成立还有以其为工具的目的，“世界而有理可讲，有法可言，即中国必有利而无害也”。张氏最后也提醒国人，理论虽好，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吾愿勿以国际联盟中之发生为害，而以国之不能自治为可悲。盖此大同盟明明白白规定曰：为国体是者，以能完全自治之国为限。吾能治兵乎，能治财乎？凡此类者，皆不能自治之明证也。今虽滥厕同盟之列，均属于不可知之数。吾故曰吾希望同胞亟图所以自治，勿以同盟之发生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也。”[33]张氏在对国际联盟的积极作用予以希望的同时，丝毫没有忽视民族主义存在的必要性。
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是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它与狭隘的世界主义对照来讲更符合当时语境，也更容易让我们理解。狭隘的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己利益而提出的一种殖民口号。对此，中国的思想界十分清楚，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说：“他们(指帝国主义——引者注)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34]659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反对狭隘的世界主义，但对于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主义，亦即偏重个人意志和权利的世界主义是持认同态度的。就此而言，孙中山等人既是民族主义者，同时又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义者。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34]691孙中山在追求民族独立的同时，亦怀有人类平等自由的情怀。
其次，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在实践与逻辑上表现出相互促进性，这也是一战前的民族主义所没有的。一战的残酷是世界主义在战后高涨的主要原因，同时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的内容，人们认识到世界上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仍然存在，民族主义存在的理据也依然充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分别偏重于“集体”与“个人”，因此，他们并不冲突，民族独立为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奠定了外部条件，而对世界主义的向往则有利于使民族主义的内涵与话语更富有开放性与现代性。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人们首先面对的不是争取自身的自由与权利，而是摆脱民族压迫，这也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之所以不能为多数国民所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孙中山说：“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34]666没有民族的独立，片面讲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有悖于当时的世界情势，反会为列强所吞食。深具世界主义思想的胡适也不否认民族主义，“今日之世界主义者，非复如古代哲学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世界之人，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国”[35]。在近代中国，爱国主义可以理解为民族主义，笔者把胡适的“爱国”理解为爱自己的“民族”应不为错，从其话语中我们也可了解到，当时的世界主义者已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大同主义者。作为创造“国际的”(international)一词的西方自由主义大师边沁也不否认民族主义的存在，“他认为新式的国际主义者应当成为一个良好的民族主义者，才能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制度。世界的政治版图应当根据民族的界限重画，而新兴的民族国家应该互相竞争，彼此合作，去干有利于全人类的事业”[36]。
战后，世界主义情结也为中国民族主义增添了更多的开放性与现代性。强调民族平等、团结、人类解放，反对压迫、战争的世界主义意识高涨，在中国的主要民族主义力量中，包括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共产党民族主义等，它们都认识到中国革命与其他国家革命的关系并且强调中国革命对世界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对中国表现出的友好姿态使孙中山做出了联俄的决定，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共产党的成立。
再次，某种角度看，一战后人们所主张的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属于同一范畴，而不是二元对立的。他们把民族作为世界的一个单位，把民族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一个步骤，恰如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而对这两个纲领的关系应该没有人认为是矛盾的。笔者认为胡适所言的“世界的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国家”很贴切地说明了此现象。孙中山将世界主义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以民族主义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他主张联合世界上所有弱小民族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他明显地将民族主义视为世界主义的基础，“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了基础，然后才能扩充。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34]667。孙中山此话从时间上、地域上明显地是把民族主义作为工具、步骤的，这不同于当时很多人把民族主义作为目的的做法，也纠正了当时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对立的观点。蔡元培后来评价其思想时说：“持国家主义的往往反对大同，持世界主义的又往往蔑视国界，这是两端的见解。而孙氏的民族主义既谋民族的独立，又谋各民族的平等，是为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折中。”[37]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中国革命定义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陈独秀说中国的民族运动“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共同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38]。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在时间区域上明显表现为世界主义的一部分，只是其世界主义的涵义与孙中山和胡适的世界主义的涵义有所不同而已。
综上所述，世界主义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反思西方现代性弊端及帝国主义罪恶的一股思潮，它对批判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阐扬“公理”大有裨益；但如果因此而把它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则是错误且危险的，相反，它有利于帮助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确立现代开放的民族主义观，从而推动全人类的进步。同时正确地理解这两者的关系也有利于当下的人们正确地思考中国在全球化声浪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性，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等问题。
(二)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拓展。对于近代中国(或说现代中国)的发展动力，柯文早已著文批评了在西方盛行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和帝国主义模式等，因此笔者在此用现代性话语来考察民族主义时难免战战兢兢，但任何范式实际上都是人们解释现象、追求真理的工具，况且30、40年代的现代化道路之争以及现时人们对现代、后现代话语的热衷也似乎暗示了现代性在人们潜意识中的地位，所以笔者不揣冒昧欲借现代性这一话语体系来对一战后民族主义的新特点做一阐述。
确切地说，中国的现代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性并非始自一战，实际上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便开始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然而无论从民族主义的目标、类型、民族认同还是社会参与面看，一战后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水平都远远超出了战前的民族主义。从长时段角度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一战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等是中国最终获得独立的关键因素，而它们现代性的获得或增强则是肇始于一战。对于一战后爆发的五四运动，杜威认为其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他在1919年6月1日的信中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39]徐中约赞同杜威的看法，也认为五四运动标志着作为一种“新力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40]。从经济上来讲，工业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区域不平等都是新型现代社会的权力话语，传统中的种族主义、族群主义中是没有这些概念的。根据汤姆·奈恩和迈克尔·赫克特的观点，现代国家中不同地区之间、跨国家之间相关的贫困与剥夺，不发达的边缘与发达的核心地区之间的剥夺与被剥夺，以及核心区域的精英与由边缘地区新近动员起来的“群众”所支持的边缘精英之间的剥夺与被剥夺唤醒了民族的情感与理想[28]50。一战是人类规模空前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它改变了国际格局，给被压迫民族以契机，因此战后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发展是必然的。但用阶级分析理论来指导反帝运动却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原因，盖尔纳的理论有一定参考价值，他认为在“农业文化”社会没有必要也用不着民族与民族主义，一小部分精英统治着这样的社会，而统治者不与他们之下的生产食物的大众分享文化。反过来，后者在被分割成一大群语言文化交叉的等级，结果是他们的不平不公不会导致形成民族形式(民族斗争)[28]68。一战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恰以阶级分析理论来整合民众力量，其民族主义思想中反对资本帝国主义、阶级冲突的话语随处可见，如“我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41]，“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42]7。像这种标准的现代性民族主义话语在一战前是没有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一战后从旧民族主义发展为新民族主义，苏俄的影响是其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原因，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想更富现代性、科学性。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进行解读使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等更能准确地把握住现实。当然，这里的经济现代化要放在当时世界的语境内。
一战后中国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以民族自决、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前面已经提到，民族自决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呼声，中国亦不例外。一战后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决思潮十分高涨，用戴季陶的话说，“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真是疾风怒潮的一样，弥漫到全国了。……比起以前，有许多的‘进步’，有许多‘深刻’的意思，有许多‘彻底’的觉悟……所以我从文明的真意义上细细的审查起来，认定这一次民族自决的运动，是合理的，是觉醒的，是深刻的，是纯粹的”[6]。与战前比较，民众的民族自决意识有了显著提高。关于民族统一，从当时国内知识分子都对南北和谈给予关注可见一斑，他们深刻认识到疆域的统一是社会文化统一的重要因素。另外，战后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一个很重要表现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诉求。这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一些学者从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来追寻民族的“根源”、“特性”，而这些为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何时起源”、“我们如何成长”及“我们将往何处去”等提供了工具与概念的框架。一战前无论改革派、革命派还是新文化派对西方文化采取的都是认同、肯定的态度，从认同、肯定西方的物质文化，到认同、肯定西方的制度文化，最后到认同、肯定西方的精神文化，西化或全盘西化似乎成了中国文化出路的唯一选择。但一战使国人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怀疑，开始关注本土文化，知识界也发生了东西文化之争，文化取向开始趋向多元化。杜亚泉、李大钊曾指出东西文明有“静”、“动”之别，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更是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通过争论，人们对中国固有文化有了更好更深刻的理解和定位。文化民族主义在战后的高涨对于民族认同意义重大，这就像西方赫尔德、费希特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德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作出的贡献一样。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现代性的另一个表现是斗争工具的现代化，具体表现有白话文的推广、现代汉语的出现等。语言或文字在民族整合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这可从秦始皇的“书同文”到当代的标准字、普通话的推广中看出。盖尔纳认为：“要实现现代民族主义的高涨，人们还必须能够通过使用不带个人感情的、不依据语境的、就事论事的书面信息进行交流。因此，这些交流必须使用共通的标准的语言媒介和书写体。”[43]虽然在戊戌前后就有人提倡使用白话文，并进行过一些实践，但与五四时期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改革是不同的，“一，前者是用古文翻白话，后者是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二是态度不同，前者是二元的，古文为老爷用，白话为听差的用，目的是为传播思想改良政治。后者是一元的，一律用白话”[44]。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对于传播新知、唤醒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居功至伟。对此，台湾中研院的王
森指出：“如果我们翻看当时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白话刊物，或各种新兴社团之间讨论的话题，便可以看出这几个领导刊物所激起的涟漪之大，各地方的青年往往捡拾《新青年》或《新潮》中的几个观念或几个名词，便冲泡成一大桶饮料。这几个大刊物中的文章，往往一出版，就在各地造成翻天巨浪了，而且文调愈激越，主张愈决绝，影响愈大。”[45]当时与白话文一起进行的语言改革还有标点符号的应用以及拼音符号的使用，这两项改革一般不为人注意，但笔者认为其对文化的传播以及唤起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钱玄同曾主张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其理由是前者作为表音文字比表意的后者更容易学，更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尽管其观点颇遭非议，但其欲以此开启民智促进民族认同的初衷是不能抹杀的。而标点符号这一基本缘自西方的语言工具也的确便于普通民众阅读文章。通过费正清对中国文字的一段精辟分析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认识语言改革的意义：“中国的书写并不是每个小学生在准备应付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时，可以随手学到并使用的一种很方便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之一……因此，中国的书面语并不是一扇敞开的大门，通过它，中国农民可以发现真理与光明，而是一种阻碍他们向上发展并要求他们付出辛勤代价加以克服的巨大阻力——不是学习的助力而是学习的障碍。”[46]另外，正如美国学者B·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流变》对“印刷-共同体”所强调的，印刷对现代民族主义的高涨亦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即民族以阅读本地语印刷品——主要是小说和报纸的阅读公众为基础，这就以社会学上生动和容易认同的方式描绘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在一战后的几年中，占据《晨报》头版广告栏第一位的一直是明明印刷局的广告，加上战后大量报刊杂志的出现(据胡适估计仅1919年新增的报刊就有400种)，可以说战后宣传的方式与效果较战前已有了质的不同。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因为在现代世界要争取或维持民族独立并有所发展必须融入现代化的大潮。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但囿于情感层面，“如果要上升到理性的层面，还必须对该共同体所特有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以及行为规范做进一步的建构。也就是说，原始形态的情感认同，仅仅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形式的外壳，更重要的工作是使这样一个外壳充实起来，在其内部有实在性的内容”[47]。五四前后，受一战的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内涵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这也是我们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确定在五四前后的重要原因。
(三)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更加广泛。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反对外来压迫的斗争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而且斗争的目标、纲领、规模及参加斗争的阶级等也是异彩纷呈。一战前发生的比较大的斗争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一方面这些斗争有明显的反侵略反封建倾向，另一方面它们又局限于部分阶级，且往往是自发的，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尚未上升到理性高度。这种状况是造成改革和革命等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梁启超就认为战前的立宪党、革命党没有和国民互动而与“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背道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因此他主张，“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的政治醒转过来，那全民政治才有机会发生哩”[48]。一战的爆发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对中国政治、文化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阶级和阶层更加广泛。
一战前，民族主义斗争之所以表现出农民或资产阶级等“单兵作战”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全民识字率低、经济结构水平差、王权思想的存在等等，而一战使这些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促进了农民、资产阶级、商人等民族主义意识的高涨。从经济上讲，一战期间列强侵略中国的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自辛亥至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入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惟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49]。无疑，民族资本的发展使工商业者深得其惠，战争中及战后，他们抵制日货的积极性高涨，周策纵在其《五四运动史》中说，抵制日货是向来对政治淡漠的商人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第一次。“二十一条”签订后，抵制日货斗争高涨，1915年3月23日，上海成立“爱用国货会”，4月运动扩展到长江一带。据《申报》该年6月9日报道，天津《日日新闻》(日本报纸)总理宴请当地政界和商界代表，当日本人“贩卖”其中日亲善老调，要求中国方面不要“误会”日本美意时，中国代表当场予以批驳，而后集体离席。到1919年，全国商会实存数已增加到1238个，商会在地域上的覆盖面扩大了，各地商会的实力也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强了[50]。另外，商会也从原来的封建色彩转变为初步具有现代色彩的同业团体。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商会致电巴黎公使万勿签字，上海总商会等则积极发起救国储金，为救国尽力。尽管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但工人的境遇却并未相应地得到改善，甚至恶化了。因为当时“南方的大米，北方的小麦和杂粮是构成工人工资的主要内容，用粮价代表工资变动是比较可靠的。在大城市，政府当局和资本家都力求抑制粮价，以节省支出和安定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大战时期资本主义的高额利润和迅速发展，也是靠工人的利益，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51]。这种状况自然加深了工人阶级对军阀政府、资本家以及与之联系的外国资本的反感，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情绪随之高涨。一战后，队伍得到壮大的工人阶级成为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对于占全国人口90％多的农民，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很难在根本上取得成功。其实，农民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仇恨已久，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中可见一斑，尽管那时的运动具有盲目性和自发性，还不能称之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其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生存体验为农民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转换奠定了基础。一战后，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经济改革，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与物质保障。
教育界的进步则是战后民族主义高涨的催化剂。一战期间，国内媒体以及学校的发展迅速，《申报》估计新增媒体1134家，胡适估计仅1919年就增加了400家；全国邮递报纸的投递数从1915年的922万份上升到1922年的13746万份[52]。而新兴媒体宣传的思想内容迥异于以往，更注重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31]134。知识阶层还在一些重大国事上采取联合行动，如1920年在江苏教育会会长黄炎培与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共同支持下，教商两界召开联席会议，发起了八团体国是会议制定立法草案，对国是大计提出自己的主张[53]。同时新式学校的建立对于培养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意识的学生居功至伟。五四运动中，学生以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锋姿态震动了世人，正如霍布斯包姆所言：“学校和大学的进展是衡量民族主义的尺度，正如学校，尤其大学，是民族主义最有意识的斗士。”[54]除游行示威外，学生还组织演讲团等进行细致的社会工作。
除了上述阶层外，其他身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包括车夫、学徒、女仆、乞丐、妓女等。对五四运动，高一涵言： “据报纸传说是‘学生界的运动’，其实据我亲眼看见，参与其事的有许多工人、许多商人和许多须发浩然的老青年。说一句实话，这完全是市民的运动，并不单是学生运动。”[3]虽不能据此便否认五四运动中学生的先锋作用，但其他阶层积极地参与则是肯定的。对于车夫等阶层，或许现在的人很难想像他们能有什么作为，笔者认为他们虽不一定直接参加革命、游行等，但在传播资讯、加快城乡与不同阶层间的沟通等微观方面是有益于民族主义的。另需说明的是，对于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我们应从其对外国列强的抵触情绪和对本国政府合法性的不信任角度考量，它没有像精英阶层那样提出确切的政治主张与理论建构，但却为后来国民革命尤其是北伐战争等激烈的政治斗争积聚着力量。正如盖尔纳所言：“虽然参与者几乎都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这场运动(即民族主义运动——引者注)却是政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必然进行的深刻调整的外在表现。”[43]
一战前，在报纸杂志上鲜能看见讨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话语，而一战爆发后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研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章迅速增多，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由“被动”上升到“主动”。人们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内乱原因的一币两面，“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42]7-8。从中国的特殊国情看，中国人民反军阀的革命既是民主主义斗争，又是民族主义斗争，“军阀自身究竟没有什么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的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55]。打倒军阀的民主主义背后是反对列强的民族主义，这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会同时展现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识形态。而且，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56]。
注释：
①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以前，几乎没有这方面专题论文或著作的发表或出版。90年代中叶以后，这一问题虽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发出过加强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呼吁，但真正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查中国期刊网，1994-2006年间共发表有关文章10篇左右，其中有郑师渠的《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郑大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浙江学刊》2002年第6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思想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2辑，2005年10月)，陈建国、黄国才的《一战对陈独秀的影响》(《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陈国清的《简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社会进程的若干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董增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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