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学者论中国通货膨胀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国内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也引发了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始终在20%左右，为此，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德国诺曼基金资助或参与资助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萧琛同志于1994年2月—1995年2月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研讨会、系列讲座或其它学习活动，在此基础上，精选了部分中外学者对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论文和发言。其内容涉及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性质、特征、根源、动向、治理及前景和财税、金融、银行、外汇等领域的体制改革问题。
陈岱孙：我对通货膨胀的一点看法
通货膨胀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又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通货膨胀主要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价上涨，另一方面是币值下跌。那么通货膨胀的本质是什么呢？我在很早的时候，1936年曾写过“通货膨胀与税计”一文对通货膨胀下过一个定义，认为它是一个变相的赋税，而且是变相的坏税。说它是税，因为它借这个形式征收了人民的钱财；说它是坏税，因为它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区分好税与坏税很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公平，有纳税能力的人多纳税，没有纳税能力的人少纳税或者不纳税。用通货膨胀形式税取人民的钱就属于不公平的税，因为它只税一部分人，不税另外一部分人。税哪一些人呢？税工薪阶层，就是领取固定工资的人，因为工资的上涨比物价的上涨总是滞后的；还要税储蓄者和债权者，简单地说，手里拿着钞票的人是纳税者，手里拿着东西的人不是纳税者，因为他可以把物价跟着涨上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认为通货膨胀不错了，是不是也有这个意味呢？但是要把通货膨胀完全控制下去，降到零，确实有许多企业没法弄到资金，没法周转，没法开工，会造成社会的失业，恐怕也不行，所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适当的回旋余地，对值得维持的企业我们要支持，即使财政上受些影响也没办法，但决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用这个理由要求通货膨胀。但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具体问题，希望各方面的人士都来参与讨论，力求达到一个共识，也可以做到对此的存异吧。
高尚全：中国当前通货膨胀的特征、成因和动向
1994年中国通货膨胀出现了四个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第一，高通胀与高增长同时并存。1994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也是最高的一次通胀，全年零售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21.7%，部分城市超过30%以上。同期国民生产总值达43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8%，是1992年以来连续高增长的年份。第二，生产资料滞销积压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攀升同时并存。1994年有相当一部分生产资料滞销和积压，有的价格回落，而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小麦和玉米两种主要粮食价格比上年上涨48.8%、40.1%，过去几次通胀主要是生产资料上涨快于农副产品。第三，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升值同时并存。1994年在高通胀存在的条件下，人民币汇价不仅没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反而保持基本稳定并略有升值，由一季度汇率并轨时的1美元兑8.7元变成1994年底的8.44元。第四，资金紧张、“三角债”增多与企业存款、居民存款增加同时并存。1994年全年新增储蓄存款约6000亿元，超过1992、1993两年新增储蓄的总和。
1994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除了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增幅过高，投资需求拉动价格上升的余波外，基本上结构性的物价调整或放开，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成本提高而引起。包括粮食、棉花收购价格大幅度提高，原油出厂价格大幅度提价，汇率并轨和增值税的改革等。1988-1989年的通胀主要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严重失衡，居民产生强烈的通胀预期心理，1994年的通胀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没有出现象过去那样的抢购现象。
1995年通货膨胀的形势总的说是看好的。1995年物价上升的压力虽然很大，但是上升的幅度会比1994年减弱。原因有五点：第一，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会慢于1994年；第二，政府严格控制价格的举措正在出台；第三，汇率并轨已经顺利实现，1995年不会再有因外汇由牌价改为市场价而引起的进口物品大幅度涨价，也不会因大量外汇结存而导致的基础货币供应的大大扩张；第四，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不会再出现30%以上的涨幅；第五，增值税改革已经基本到位，因增值税改革而导致的部分企业税负增加并引起价格上升的因素将消失。1994年涨价中反映到1995年的“翘尾巴”部分估计在7-8%，因此1995年要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到10%左右是不可能的，估计13%左右，或15%。
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就要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使国有企业对价格改革因素难以消化，这是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其次，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控制货币增长速度，适当提高银行利率，优化银行信贷结构；从紧控制支出，增加财政收入，改变财政收支失衡和预算软约束等情况；控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等等。此外，还应当重视克服非经济因素，如行政垄断、人为哄抬、心理预期、法规不健全等对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
［美］道格拉斯·斯哥特（Douglas A·Sco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通货膨胀根源和中国金融统计、职责体系的改进
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既可以说很复杂，也可以说不复杂。治理通货膨胀的办法既可以说非常困难，也可以，至少在原则上可以说也很简单，当然做起来的确不是一般的困难。它实际上至少同完成金融体制改革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什么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无非是货币发行过多。货币发行为什么会过多？因为发行货币的渠道(access)控制不住。除了改革过程中各种经济压力之外，货币发行机制控制不住的原因又在哪里？货币供应既包括人民银行的纸币发行，也包括金融机构的负债。从这两方面看，缺少货币银行金融性统计显然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外国专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不是因为无法想出对策，而是无法准确把握货币供应情况。中国的货币供应可以说既是计划的，又可以说不是计划的，如“乱拆借”等。又如，1994年初，中国的外汇并轨改革是大胆的，但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原因就是弄不清楚。而其实，只要国际收支统计是健全的，这个问题本来应当是帐面上最清楚的事。
情况不清楚，当然难以控制总量和及时适度地干预，由此似可以进一步说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货币供应乃至金融体制缺少设计，缺少公开和透明，缺少可算性(accountability)。可算性问题从管理角度看，实际上是一个职责体系问题。中国的经济官员在向谁负责(to whom)、为了什么(for what)和如何考核(to be judged)这类基本问题上往往不是十分清楚的。一个人对所有人负责，说明没有人对大家负责。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货币发行的影响可能就不是简单的。
由此，治理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必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应当完善金融性统计，包括政府财政统计、银行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等；第二，外汇体制改革中，要注意如何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货币可兑换性的定义要明确；第三，应当从信贷规模控制逐步转向货币总量控制和两级体制；第四，经济人才教育培养方面应注意统计课程和统计的经验数据，库茨涅兹就凯恩斯理论数据化的意义是重大的；第五，建立健全法规体系，再有10年法规出台和相应机构的建立有望相当可观，但是法律意识的培养在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更重要。
黄范章：中国现阶段“转轨型”通货膨胀的治理办法
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虽然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综合症”，但是更深层次方面的原因还是在于“体制转轨”，所以我称之为“体制转轨型”通货膨胀。从短期看，投资、消费、信贷和货币供应等问题是属于总量失衡，然而从长期看，还是个体制转轨问题。为什么改革15年后的今天，旧体制所固有的“投资饥饿症”依然顽固地缠身？而国有企业的“软财政约束”、低利率、人浮于事等问题为何一直解决不了？为何社会资金流通渠道发生混乱？归根到底，原因在于旧的计划化管理体制虽经部分改革，但是其核心部分——“政企不分”、“资金大锅饭”却基本未改；新的市场体制，包括法制建设虽初见端倪，但远不充分、成熟与完善。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转轨型通货膨胀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加速“转轨”，即加速改革，目前的“转轨型”经济也不宜持续过长。加速转轨的根本办法是加速（国有）企业改革。为此必须放开“绳子”，让企业脱离政府的行政羁绊，实现“政企分开”；在这里，关键是要求政府首先转变职能，企业才能转变机制，“解铃还须系铃人”。二是卸脱“包袱”，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把沉重的社会保障“包袱”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身上卸下来。实行“政企分开”，并非废除国家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所有制的代表是“国家”，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既是“政治实体”，又是“经济实体”（资产所有者），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结合”。实行“政企分开”，就是要把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分开。
从现在起3-5年内的一项重大措施：由国家财政筹资建立一笔社会保障基金，支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其目的不仅在于将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的养老问题从企业身上卸掉，而且在于给企业改革中因关停并和优化劳动组织而释出的职工提供生活保障和再培训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笔基金的相当一部分，购买为兴办社会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市政建设、农用水利而发行的债券或其它有价证券，同时采取鼓励措施吸引和动员从企业改革中“释放”的职工投入这些社会工程，用建设性活动代替单纯的“赈济”。目前，我国大批投资类产品的积压，也为举办社会公共工程提供了物质条件。
短期内的稳定政策宜“抑胀防滞”。货币政策应从紧掌握，在没有新的重大货币化因素（如房改）情况下，货币发行不宜超过1994年的水平；利率应当适当提高，对基础设施及重点工程的信贷应宽松一些、利率应优惠一些；财政政策也应从紧掌握，集团消费性开支要严格控制，机构应当精简；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也应当继续控制。1995年经济增长速度应低于1994年，并不宜超过10%；但鉴于1994年投资品有所积压、失业有所增加以及通货膨胀中成本推动的作用已超过需求拉动的作用，1995年经济增长率也不宜低于8%，1995年全年社会投资的实际增长率不宜低于今年的15%，以免经济下滑。此外，鉴于1994年物价上涨中有60%多来自粮食及食品类的价格上涨，1995年“抑胀”的重点应放在稳定粮价和农副产品价格上面。稳定的办法经济学界意见很多，我认为，应尽量采取经济手段，避免“统购”、“统销”、“限额”之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两大手段，在粮食流通领域保护农民与城镇消费者利益和合法商贩的正当贸易，打击粮食贸易投机者与囤积者。如上述举措能够及时落实，1995年通货膨胀降到16-17%，1996年降到10%以下是有可能的。
厉以宁：新税制出台的影响、难题与风险问题展望①
1994年新税法的执行是一项涉及面很广、意义重大的改革举措。它不仅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许多积极影响，而且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税制改革能推进企业改革这个重点和难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流转税以产值为主、存在重复课征等问题，因此1993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改革税制）的决议。其次，财政改革有利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过去税利合一时国有资产的管理可以说无关紧要。今后，国有资产将按股分红，企业国家直接从中取利，还有的采取税后利润上缴的办法。税利分流的时代已经开始。再者，财税体制改革能推进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改革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有助于消除平均主义。一方面要合理拉开个人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差距过大带来的种种不协调。个人所得调节税、城乡工商业户税对个人所得税采取了超额累进制，工资薪金税的税率为5-45%，此外，在适当时机，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开征和累进意义也很重大。
税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的改革密切相连。新税制不允许财政部门向银行透支，而只能靠发行债券来弥补赤字。大量国债的发行，对于促进二级市场的发育成长、改变国库券结构单一的现状、便利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这个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等，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至于投资体制，中国现时最大的问题在于投资者不承担风险，这当然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财税改革旨在建立独立的国家财政和相对独立的投资体系，今后国有资产将以投资、参股和控股的办法介入投资体制，“拨改投”、“贷改投”之后，各地、各部门的非盈利项目必将减少。此外，实行复式预算制度后，经常性收支和建设性收支可以一目了然，显然有助于对投资效益的把握。
财税改革的难点与风险在于：第一，新税制可以使中央财政的直接收入增加、扭转前十多年财力分散的趋势，这有助于对文教、卫生及各种社会基础设施等投资能力的加强。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既得利益，对于分税制是有看法的。有政策就有对策，中央实际上拿不到钱的情况可能会出现。第二，新税制统一了企业所得税税率，有助于改进企业竞争环境，但是对于外资企业的投资的吸引力可能会下降，因为从税收的角度看，外商得到的好处没有过去那么多。部分国有企业也很可能留恋承包制，搞“一厂两制”以进行抵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些乡镇企业同样感到新税制实行后自己的好处减少了。第三，新税制对于个人收入分配的协调可能也会产生新的问题：短期看征税成本难免增大；个人积极性会因新税而有所影响；将来遗产税的征收也会产生新问题，如，个人存款没有身份证，珠宝等财产也不便统计，房产多数是农民拥有，等等。第四，新税制减少了地方财政的直接收入，对于地方的积极性也可能有消极影响。第五，税制改革的准备、落实工作可能跟不上，例如宣传滞后、居民适应心理不足等，此外各种收入、价格的含税概念的界定，都需要大量的工作，往往不是短期内所能完成的。
李庆云：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序
金融改革的顺序问题的重要性就好比走棋先后之于棋局胜负的重要性，一着不慎，会铸成大错，甚至满盘皆输。就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三点看法。
第一，金融改革的滞后问题。有人认为，目前的金融混乱是由于金融改革滞后了，没有建立中央银行体制，没有建立真正的商业银行。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要很快地在中国建立象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央银行体系和商业银行体系，怕是不太现实。这其中，也有顺序问题。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对经济的干预问题。中央银行既中央银行的层层分行、支行很多，而且层层受到各级行政部门的干预。中央银行被叫做各级行政的“钱口袋”。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干预不解决，完善的中央银行体系也不可能建立，这是个顺序问题。商业银行建立不起来了，有个金融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顺序问题。在原有体制下，企业是老大，即使他效益不好甚至没有效益，同样可以得到贷款。银行由于害怕企业破产而血本无归，甚至还可能追加贷款。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滞后不能仅仅从金融角度解决，而应减少并逐步取消行政干预，通过加快企业改革来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
第二，金融市场开放的顺序问题。市场的建立，在不发达国家尤其要注意顺序问题。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建立商品期货是可行的，但是金融期货市场却不宜过早建立。金融期货，涉及利息率、外汇和股票指数的交易，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自由变动的利息，没有自由浮动的汇率，也没有具备市场基础的股票指数（平常所见的股票指数多为概念型的，不能付诸实际的操作），那么这样情况下的金融期货市场能搞什么呢？因此，中国应按照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这样的顺序发展金融市场。
第三，金融改革与放松管制问题。前一段时间，我参与了一个讨论，即如何使上海成为现代化金融中心，从我内心来说，我由衷地支持这一具有长远战略目光的设想，但作为一个经济工作者，我觉得应该慎重对待这一问题。如果没有金融管制的放松，就不可能有大规模的金融交易量，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无从谈起。管制涉及到银行利率、汇率诸多的方面，而且这种管制的放松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和整个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相辅相成的，管制不能放松，“中心”就不可能造就，这是个可观的次序问题。
总之，如果我们在真正意义上把金融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关系理解透，摆正了，我想这不但不会推迟我国的改革进程，而且会使金融改革走上更健康的轨道，市场机制也就能更快建立起来。
［美］道格拉斯·斯哥特：中国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和专业银行商业化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的是现代化的金融体系问题。金融体系在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金融性财产通过金融中介环节发放并偿还，金融中介的作用通过金融体系在金融市场上实现，这就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框架。
十四届三中全会还决定宏观经济调节的权力，当然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的权力应该归于中央政府，到目前为止，有一些具体措施已经开始实施：第一，中央银行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其主要的目标是维护通货的稳定。第二，中央银行不能向财政透支以弥补财政赤字。第三，最近通过的《预算法》中否定了地方政府在自己的预算中保持赤字的看法，这是财政政策发挥宏观调节作用的重要条件。第四，取消信贷计划和直接控制信贷的作法，代之以公开市场业务，计划中要用两年的时间进行转换。第五，最新成立的政策性银行，不接受储蓄，为政府项目融资，这是增加政府资产的体现。中央银行不能随意购买或抵押政策银行的债券以发放贷款，除非是公开市场业务或货币政策操作的需要。第六，实现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初期对经常帐户实行可兑换，实际上可兑换的定义是任何公司或个人不受任何限制的兑换，中国离此尚远。另外建立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使汇率在有规律的外汇市场上形成。
最后一点是促进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转化。银行商业化是对金融体系改革大胆而全面的概括。目前改革的重点也在此。现在中国专业银行商业化面临许多挑战及困难：1.商业银行应当是有竞争性的，受利润驱动的最大化收益的银行，同时也应当是让股东信赖的银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银行是中央银行政策的传导机构，但是银行政策必须与政府政策分开，银行业务不应受各级政府、党组织的影响。2.要有现代化的完善的支付体系。银行之间应该每天结算。这在部分意义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3.企业要成为自主负责的实体，这是最基本的条件。企业的问题就是责任机制的问题。什么样的企业？谁为企业负责？核心是要明确产权，银行不能被迫向亏损企业贷款。4.利率自由化，建立有弹性的利率机制。汇率、利率是两个基本价格，利率是关键的政策工具，解放利率，即解决了对企业的补贴问题。5.应有完善的银行财务报告统计制度。国家政府的“机密”作用不应发挥过大过重。
总之，中国目前要研究面临的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加以评估，最后作出决策。决策机构的水平是维持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加以理论上判断容易，在实践中推行却很难，因此，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仍面临不少挑战。
吴敬琏：1994年“汇率并轨”等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分析②
过去的一年中中央推出了外汇改革和税制改革，动作很大，但是第一步已基本成功，经济增长的势头也得到保持，GNP年增长11.8%，连续三年的外贸赤字被顺差60亿美元所代替，外资流入300亿美元，等等，这些都很不容易。记得1993年岁末时，许多人对于这些改革曾忧心忡忡。尽管成绩不小，但原先积留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国有企业困难、经济无序与腐败问题、以及地方集团之间收入差距等，仍然未能缓解或解决，有的甚至更严重。例如通货膨胀治理问题，原希望在过去的一年中使之降为10%左右，但是12月的物价上涨幅度却为24%（同1993年12月相比）。又如国营大中型企业，仍然步履艰难，隐蔽性失业相当严重。
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中国改革实行的是“体制外改革先行”的战略，非国有工业发展迅速，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的改良性改革的基本手段是奖金和放权让利，加之预算约束不硬，导致投资需求长期偏大、投资效益长期偏低；1994年有的部门工资增长率高达46%，银行个人现金支出增长21%，赚钱的和不赚钱的企业都在那里发奖金；1994年通膨率特别高的新原因有二：一是农产品涨价，对通货膨胀的贡献度高达60%左右；二是外汇存底翻了一番多之后，因基础货币猛增而可以扩大的货币供应可高达2500亿元。
腐败的经济原因在于“寻租”的机会存在。中国市场发育程度低，证券、期货市场管理漏洞很多。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原设想实现汇率并轨，彻底解决双轨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困难；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的进展也很艰难，贷款的负利率仍然高达15%左右，这意味着一年有5000-6000亿元的寻租机会。国有企业困难也不是短期问题。例如国有煤矿的困难就同80年代中期发展“小煤窑”战略及随之而来的掠夺式开采有关，导致国有企业绝对的竞争劣势，在经济过热时，这种劣势也许表现得不明显，经济收缩时，国有煤矿就卖不出去，为此1993年补贴60个亿，1994年补贴40个亿，问题仍不能解决，据估计要到1997年才能缓解。至于收入差距问题，1994年许多人谈论“民工潮”问题。1989年以来，农村劳动力剩余一直在增加。如果城市工商业能够为农民提供机会，则农村的潜在失业问题当然能够缓解，但是城市工商业本身却自顾不暇。
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改革配套不够，一些重大改革未能到位。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税、金融、外汇、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五大改革，还有三项未全面出台。已经推出的财税改革，缓冲和让步的余地还很大，新体制运转还需要2-3年；外汇改革目前着眼的仅是国内企业的经常项目，外企仍然是采取调剂方法，未能同整个的金融体制改革配套，而且金融体制改革也滞后或者说远未完成。这种局面导致一些两难问题，例如外汇储备猛增之后，应当限制外资流入呢，还是鼓励用汇？分析结果表明两者都不可行。关键是体制未理顺，货币管理当局和发行钞票当局未能分开，因此不能控制高能货币（可作为基础货币的外汇）的货币派生作用。
萧琛：当前通货膨胀与体制转轨的战略前景
中国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同转轨时期经济周期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改革之前中国经济周期主要表现为产出增长率的缓慢波动，而改革开放之后则表现为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波动，产出的波动不再明显。在改革的每一阶段，但凡采取分权放权以及削弱计划作用的举措之后，都会跟随着一轮总需求的高涨（表现为过热的工资增长和投资增长）并通过信贷扩张而加以认可。关键部门资源短缺和瓶颈问题的出现，导致通货膨胀加速和（或）国际收支恶化。最后又通过行政控制来放慢速度，甚至以改革的踏步甚至倒退来稳定经济。观察货币供应情况可以发现它同改革形势的某种对应，1949-1979年，货币发行总额为212亿；1979-1982年，230亿；1983-1987，1015亿；1988年，680亿；1992年，1152亿；1993年，超过1700亿；1994年，超过2000亿。
体制转轨中“胀”事实上是作为一种基本经济手段来对付“滞”的，但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是将高速增长与改革成功相混同。中国改革同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相比，具有两个有利的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其一是经济剩余巨大，而且基本上没有外债和内债；其二是政治体制内核一直稳定，虽然也有不少冲突。这些条件使得改革设计者能够明智地选择或遵循一种“体制外改革先行”的战略，通过奖金、让利、分权等办法先调动积极性，以增长经济和逐步形成进一步改革的共识。推行这种战略时最能让各利益集团普遍接受（至少不反抗）的经济手段就是提高工资（然后是物价）水平。因为：在增量上做文章总是容易一些；各层管理当局总是容易愿意不断“给予”，各经济主体也都乐意不断“得到”；体制的漏洞因为转轨而变得更多。
通货膨胀及其它金融混乱与改革相伴随的情况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严重存在，甚至在一些中进国家的经济（准备）“起飞”阶段，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通膨不仅是特殊社会制度的产物，而且是特定时期对人性通病的一种利用。30年代“大萧条”以来，或者也可以说在上一个“长波”中，发达工业国家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滞”、以“胀”治“滞”、“胀”、“滞胀”的过程，现在又重归“不滞不胀”阶段。
探讨中国通货膨胀与转轨战略前景的关系，首先应当考虑“胀”的余地，因为经济剩余不是耗之不尽的，投资的“乘数”作用会随剩余的减少而减弱，而消费的“加速”作用也需要许多条件。当前中国“滞”的情况很特别，一方面是总体经济连续的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局部经济（主要是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设备落后、开工不足、产品滞销、（潜在）失业上升、亏损严重和仰仗贷款为生。经济剩余的情况也很特别，一方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却又大量投资类产品积压，工业性生活消费品并不匮乏，而且从人力资源、市场潜力上看，“余地”可以说更蔚然可观。这些情况说明，“剩余”的“结构”、体制政策的实际“生产性”问题应该成为决定“余地”的关键。而结构和生产性问题取决与当局的因势利导能力和控制“钱权”交换等各种“分配性”努力的决心。与转轨前景直接相关的还有当前改革的难度。“体制外改革先行”的战略已经使得分权让利等（可转换成）“顺利的帕累托改善”等改革举措的余地缩小。现在的困难实质在于“自我两难”。一方面无疑需要政企分开，另一方面保障秩序的需求又日益迫切。这种想改而又不敢彻底的两难心态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这就是说，如果金融改革、社会保险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能够及时跟上，宏观调控体制真能集中精力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在经济剩余的“余地”缩减殆尽之前，避免“滞胀”并使经济与改革相互良性推进的局面是可以出现的；而如果在推进改革时犹豫畏缩，则通货膨胀由“温和性”转向“奔腾性”，也即“指数状”地加速猛增的局面也是大有前车之鉴的。
（1995年4月稿）
注释：
① 本文是作者在港澳中心诺曼基金会1994年春节招待会上专题讲演的一部分内容。
② 本文系作者在港澳中心诺曼基金会1995年春节招待会上专题讲演的一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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