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心圆状青年组织系统分析
杨林香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以弱抗强，面对艰巨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敌对势力，赢得青年群体支持是扩大政党群众基础的主要途径。共产党通过渗透改造和自主建立两种方式构建同心圆状的青年组织系统，形成以共产党为核心、以青年组织的共识和底线为边界、以政治立场和组织关系“亲疏”为半径的同心圆圈层结构，扩大政治影响，积蓄革命力量。共产党作为圆心共识的聚合能力影响青年组织同心圆系统的稳定与规模，以政治立场为边界的青年组织圈层结构具有变动性，青年正是通过同心圆组织认识、认同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革命时期；同心圆；青年组织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领导革命，具体的革命对象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无论是反帝反封建，还是反对国民党的统治，敌对势力无一不是根深蒂固、势力庞大。总体上，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以弱抗强、以少胜多，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面对艰巨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敌对势力，如何壮大自身力量？扩大群众基础，尤其是赢得代表未来的青年群体支持是主要途径。1949年前，由于共产党长期处于被压制和被敌视状态，其思想传播遭遇严重的阻力，一种外来的、全新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异质的思想体系如何进入青年的视野？如何建立可信任的、高效的思想传输渠道，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灌输和浸润？如何通过群体的碰撞、整合，使思想落地成为有生命力的机体？如何在群体行动中印证、深化对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指导实践？这些关键问题，是一个新型政党扩大政治影响，夯实群众基础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构建同心圆状的青年组织系统，有效应对现实的挑战。
一、中国共产党同心圆状青年组织体系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体系呈现同心圆结构，形成以共产党为核心、以青年组织的共识和底线为边界、以政治立场和组织关系“亲疏”为半径的同心圆圈层结构。以共产党为圆心，处于最内圈的青年组织是明确宣称以共产主义为指导的共青团，其特点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被视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外一圈的是共产党员在组织中占主导地位，成员政治倾向比较一致的进步青年组织，如抗战时期的“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同盟”“新民主主义清华社”等；更外一圈是思想进步，但是内部思想不统一，成员更为广泛，部分赞同共产党主张的青年组织；最外圈是思想芜杂，但是对国民党统治不满的青年组织。中国共产党通过圈层结构，把分散的青年原子，结合成较为紧密的群体，形成辐射性的渐变谱系，并通过组织之间的权力和控制关系，赋予不同青年群体相应的组织功能，形成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差异化组织系统。
1921—1949年，革命形势剧烈变化，国共力量此消彼长。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相应产生了“白区”和“红区”的对峙。众多的青年社团组织以政治观点划分阵营，在国共两党对峙时期形成众星拱月的政党与青年组织间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如同两大恒星，各自吸引众多的行星围绕，分别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外围组织，巩固自身的群众基础。除了政党与青年组织政治态度趋近的关系外，政党本身也通过领导、扶持、改造部分青年组织，与其建立特殊的紧密联系，使部分青年组织变成政党的“卫星”。无论在“白区”还是“红区”，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渗透改造和自主建设的方式组织青年群体。
中国共产党圈层结构的青年组织其形成有两种方式：渗透改造和自主建立。渗透改造主要通过共产党员加入既有青年组织，强化政治影响，改造组织气质。通过改变组织成员构成或影响组织的价值认同等方式，改变组织要素，进而影响组织形态，为己所用。五四运动前后，青年结社现象非常普遍，出现了大量宗旨各异、规模不一、存在时间不等的社团，形成青年自我认同的集聚方式和相对自由的公共交流空间。这类青年团体的特征是相对松散，成员之间借由兴趣或志向组合，内部思想较为芜杂。共产党员加入这类青年组织，不断渗透、影响乃至改造组织，成为政治观点倾向共产党，成员观点较为趋同的青年组织。新加坡学者徐晓宏在其《信仰之前的归属》一文中通过对五四时期28个社团的深入研究，提出注重自我修养和群体纪律的组织易于接受共产主义，因为他们的组织气质（Group ethos）和布尔什维克具有天然的亲近性。 [1]美国学者吴应銧（Odoric Y. K. Wou）提出：共产党农村动员之初，主要是招募土生土长的学生作为种子，利用他们的个人关系进入社区，利用地主、富农和农村统治力量的分裂，渗入已有的社会组织。这些策略促进了农村动员，使共产党人可以更深渗入农村社区和掌握地方军事力量和获得权力。 [2]
自主建立是中国共产党有目的、有针对性建立专门的青年组织，或者因地制宜借助创办义务学校、工人俱乐部、读书会等形式组织和训练青年。在不同区域，党创建青年组织的方式差异很大。土地革命时期，在局部执政的“红区”，共产党运用政权的力量，通过组织引导和广泛发动，很快将青年组织起来。未成年的儿童编入儿童团，14—23岁的青年编入少先队，其中政治觉悟更高的青年吸纳进入共青团，通过年龄和政治觉悟两重标准，把青少年组织编入细密的网络，最大程度组织青年、动员青年、教育青年。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普遍建立“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通过深入乡村的组织发动，建立密布基层的青年组织网络，使单个的青年联接起来，成为对共产党革命事业的重要支撑力量。一些看似中性的青年组织，并非游离于政党之外，政党通过内建和发展核心成员的方式来稳定组织的政治态度，使其保持一定的一致性。
根据自然边坡浅层稳定计算分析，针对浅层破坏风险，采取锚杆、挂网喷护及排水孔等浅层加固措施。其中，边坡浅层危岩体及破碎部位采用锚喷支护方式，使边坡岩体形成一个共同承载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岩土介质的强度，主动加强岩土体的自承和自稳能力，有效地限制岩体变形的自由发展，调整岩体的应力分布，防止岩体松散坠落，同时，喷混凝土对裸露岩石进行封闭，防止其进一步风化。排水孔排出边坡岩体内的地下水，以减小岩体内的水压力，减少对岩石的冲蚀破坏。
(2) 通过对某鹤式起重机机构的可靠性分析得出,鹤式起重机的起吊高度变化对杆件2最为敏感,对杆件4最不敏感.
局部执政条件下大规模动员和组织青年，在“白区”通过秘密交友等方式渗透改造，建立宝塔式的青年领导网络，形成原子裂变式的青年组织体系。各种形式的进步青年组织，实际上成为共产党培养进步力量的训练班。尤其重要的是，共产党通过这些青年组织发现、遴选青年骨干人才，加强对他们的信仰培育，发展他们入党，使他们在政治谱系上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变成核心骨干。中国共产党借助这些青年组织，与青年保持密切的联系，扩大政治影响，积蓄革命力量。
二、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系统的同心圆状特征
圈层结构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部分青年组织的圈层结构有比较大的变动。共青团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青年组织，是政治地位特殊的群众组织。其特殊性体现在：一是鲜明的政治性，不仅仅是一般的兴趣和个人的组合，是有鲜明指导思想和革命目标的青年政治组织；二是指导思想上明确表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组织功能定位之一是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三是组织上有一定独立性，作为共产党的有力助手，接受共产党领导，但是自主开展青年相关的活动；四是年龄界限鲜明，吸收14—28岁的青年，作为共产党的预备梯队教育培养。1922年重新组建青年团，最大的特点是标明社会主义青年团“确信马克思主义”“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参加实际运动，以参加社会革命为宗旨，不是专尚高谈学理的清谈机关。共青团作为“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同心圆的核心层，是共产党最为倚重的青年组织。全面抗战爆发后，共青团组织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爱国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青年组织，以“爱国”“抗日”作为旗帜吸引青年，不再明确标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这类青年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基本上可以划入第一圈层。
为了进一步扩大小麦抗逆稳产高品质栽培技术的普及范围，先后组织了4次技术培训和6次现场观摩会，培训技术骨干和农户337人次。正如我国“先富政策”一样，让一少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示范带动其他人后富。这个推广过程就是通过“先行带后行”，让一部分人先了解，从而带动更多人来采用该种植技术。2年来，淮安市级媒体《淮安魅力乡村》报道3次，《新华日报》报道1次，《江苏农业科技报》报道1次、宣传15期，《安徽农业科技报》报道1次、宣传1期，《安徽农资市场》宣传4期。对小麦抗逆稳产高品质栽培技术起到了宣传效果，也提升了核心示范基地的知名度。
（一）圆心共识的聚合能力影响同心圆系统的稳定与规模
中国共产党作为圆心的共识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其领导革命的正当性在于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和底层人民“翻身”。作为“穷人的政党”，在不同的革命情境中，圆心共识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具体化为“为穷人求翻身”“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为人民服务”等，它塑造共产革命的正义性，使青年在国家前途的视野中审视自己革命行动的正当性。这一共识对青年有着重要的吸引力。尤其在国共对峙的革命时期，多年的“反共”教育，使青年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有人“畏之如虎”，有人“视之如仇”，有人为之舍生忘死。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反动宣传，部分青年对共产党存在畏惧心理，观望等待，能下决心投身革命的，无疑是佼佼者。舍生忘死投奔革命的青年，共产主义理想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慷慨赴死的青年英烈，“一心只爱共产党，哪管他人道短长”。
同心圆规模的扩大，由内而外的辐射和联结，意识形态一致性的程度有递减的趋势。尤其是对于最外围的青年组织而言，联结的纽带并非直接来自政治态度的一致性，也可能来自对现实的不满。对于处于求学、求业阶段的青年而言，坚定的革命者和坚定的反革命都是少数，大多数是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他们单纯而且没有固定的政治观念，他们的诉求多和切身利益有关系，如反对饥饿、要求和平、增加教育费用等。当青年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和回应，他们的反抗日益得到大众的同情，青年的抗争成为更大规模骚乱的导火索。国民党把学生的正当呼吁归因于共产党的煽动和领导，对此采取极度不宽容的严厉态度，强势镇压。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维护和平、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支持青年的正义行动，赢得青年的信任。胡素珊（Suzanne Pepper）认为，国共两党对待青年学生的不同态度，导致青年政治态度的天平产生偏移。“学生的抗议活动和延安的电台和共产党的报纸的观点经常非常相似，主要原因是因为共产党人在表达对学生反政府、反内战行动的支持的政治敏锐性，而不是共产党影响这些行动。” [9]共产党肯定学生运动的合理诉求，支持学生关于和平和改革的意愿，“共产党人有技巧地从国民党的错误中获益”。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还是共识的凝聚力，作为圆心的共产党，其政治远见和斗争策略，在吸引和组织青年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共产党控制的区域，青年组织是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利的方式。正式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青救会，非正式组织如夜校、列宁室、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其重要的职能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中央苏区时少先队政治教育的主要教材是《少队读本》，主要内容是深入浅出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夜校等不仅帮助青年识字，更重要的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兴国县在苏区时平均每乡有夜校15所，全县共有1900多所，35岁以下的不识字的男女青年差不多都上了夜校”[11]。夜校识字的教材不是传统的三字经、四书五经等，而是启发阶级觉悟、传播革命理论的自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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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碳酸钠对凹凸棒石进行改性从而提高其胶体性能，以满足一些行业对APT的黏度要求。本文探讨了碳酸钠改性对APT理化性能的影响，结论如下：
（二）以政治立场为边界的圈层结构具有变动性
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体系有两大最主要的职能：一是广泛联系青年，夯实政党的青年基础；二是影响整合青年，建立共产主义预备队。要实现这两大功能，必须凝聚共识并扩大同心圆半径。凝聚共识要紧紧依靠作为同心圆圆心的政治共识的吸引力，同时扩大青年组织的包容半径，不断扩大“共识”与缩小“差异”。
圈层之间差异主要是政治立场。不同的青年组织在政治态度上与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契合程度，影响不同青年组织与共产党的组织联系和“亲疏”信任程度。正如国民党人对共产党青年体系的评价，有“颜色不同”的青年组织和个人。陈立夫与来访的美国学者鲍大可交流时谈到：“有不同程度的共产主义，有一个很小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内部圈子，围绕他们的是他们认为70%可信的人，外围是他们认为50%可信的人，再外围是他们认为30%可信的人，再外围是他们认为10%可信的人，要想分辨出真正的共产党人非常困难。”[10]存在10%“粉红色”和100%的“红色”的不同青年组织，其中有职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单纯不满意国民党统治者。
研究方法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开展，主要研究592名学生价值观与自我价值感之间的关系，具体可以从自我观、群体观、法治观等方面进行衡量，阐明社会人际、社会心理以及个人道德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社会取向、自我价值感以及个人取向之间的既定关系，在各个维度之间进行合理分析，确定青少年价值观、道德判断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说明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并表明具体的研究结果。
圈层之间有由外而内的输送渠道，圈层结构是共产党吸纳新鲜血液的重要渠道。革命时期，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基本处于秘密活动状态，被严厉打压，无法公开合法招募新党员。通过合法公开且“颜色”不深的各种青年组织，遴选优秀分子进行培养，形成发展党员的秘密而安全的来源。圈层也具有过滤筛选功能，革命时期大多数党员，都经历了参加青年组织—组织观察培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由各类青年组织的优秀分子或者青年团员，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形成圈层结构中由外向内的输送渠道，吸纳新鲜血液，不断壮大核心层，是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重要途径。
三、同心圆状青年组织系统的主要功能
青年组织如同磁石一般吸纳原子化的个体，借助组织的渠道，共产党把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传递到不同层次的青年中，建立阻力最小、最可信任的宣传教育通道。通过青年组织内部的学习、实践，进行理论提升和行动整合，把单独的铁屑打造成信仰一致的一块整钢。青年正是通过组织认识、认同和实践马克思主义。
（一）青年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渠道
在严酷的革命环境中，青年同心圆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作为圆心的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外部环境恶劣或者指导思想失误，会影响圆心共识的聚合能力。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遭到残酷镇压，大量青年退出青年团等组织，同心圆遭受巨大破坏，国民党自得地宣称：“而青年共党之来归者每月逾百人（共计为一万六千余人）。”[7]土地革命兴起后，苏区青年被组织动员起来，青年组织一度恢复良好，但是伴随红军反围剿失败，青年组织再度被极大削弱。抗战期间，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无数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圣地”延安，无论在国统区和边区，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快速恢复，同心圆的半径不断扩大。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力量进一步扩大，共青团组织恢复重建，同时扩大青年组织包容的半径，一些反对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也逐渐加入同心圆。苏联驻华大使克鲁季科夫的回忆中提道：“我们所了解的一组‘国大’代表提交的一份文件承认，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有70%的居民期待共产党快点来，它进一步说：‘中共在自己的区域拥有100%民众（的支持），在我区有70%；我们在他们的区域却没有支持者。’”[8]同心圆状青年组织系统的形成、稳定无法脱离具体的环境，革命形势的涨落、共产党力量的起伏会影响青年的政治倾向。
在国民党控制的区域，中国共产党自主建立青年组织面临巨大压力，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通过依托合法组织或者建立秘密的地下组织方式联系青年。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进步青年组织从公开活动转向内部活动，纯政治性活动转向学术性、福利性活动。在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中，建立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壁报社、剧艺社、体育队、学生会等青年组织，党员掩饰自己的政治身份，通过职业或社会关系等资源接近青年。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进步青年的“据点”，“它接受中共的领导，但没有名称，规模很小，一般只有 3—5人，并且不发生横的关系，只是单线领导”。 [3]“据点”是规模很小的进步青年组织，他们以爱国主义为主要纽带，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赞同共产党的民主进步主张。进步青年的“据点”发展很快，“到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联系的“据点”达48个，联系了989人，其中大学生有464人”。[4]虽然这种零散的“据点”是联系青年的有利形式，但还不能真正把青年组织起来，变成组织化的物质力量。共产党在“据点”和其他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较广泛的进步青年组织，如“民主青年协会”“民主青年同盟”等。这些青年组织是共产党联系青年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接近青年、考验青年、动员青年，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将抗日救国的理论输送给青年，扩大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组织青年投身抗日救国运动，积蓄抗战能量，为全民性的战略大反攻准备和组织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在国统区农村，共产党通过互助会、兄弟会、姐妹会、拜把会等方式交友，加强共产党员与青年群众的联系，发展秘密的青年组织，扩大政党的政治影响。如吴应銧（Odoric Y. K. Wou）提出：“这种在国民革命时期建立的教师—学生网络，成为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农村动员的基础。” [5]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中分析共产党人在安源与地方精英合作，利用合法公开的方式接近工人、组织工人，如组建工人俱乐部、武术社团等方式，在团体内部加强教育引导和组织训练，最后成立共产党支部。 [6]
在国统区，共产党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面临巨大阻力，通过嵌入教育格局和传统社会关系的学缘、业缘、地缘，建立合法公开的青年组织。这些青年组织的领导人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筛选具有进步思想和斗争意志的青年加入组织。在信息并不自由通畅的时代，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以人格化的方式传递理论的魅力，使团体成员对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有直观的感受，能够最迅速建立群体的信任关系。如共产主义运动早期，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社、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邓恩铭等组织的励新学会等，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的政治选择。应星的研究揭示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曾天宇在南昌开办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组建“万安青年学会”，领导农民暴动。曾天宇本人的革命理想、境界、眼界深刻影响了南昌、万安等地新思想的启蒙工作和革命实践。[12]万安等地的进步青年多数是通过参加类似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业缘、学缘等为掩护的青年组织，是革命思想落地的载体。怎么找到共产党？这是革命年代青年追求进步过程中的一个现实困难。以夜校、俱乐部、读书社等面貌出现的青年组织，一定程度上掩饰和缓和了组织的激进性，许多青年是在组织中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邓中夏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建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把铁路工人组织起来。工人在俱乐部不仅是学习识字，更重要的是学习阶级、革命的新知识，所使用的资料和解读的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学校。陈潭秋在武汉的学生中先后组织了“青年读书会”“新教育社”“仁社”等团体，他曾说：“一个革命党人，应该掌握革命理论。我们不是为了咬文嚼字才来办读书会。办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是为了救我们的国家，救被压迫的劳动人民”[13]。秘密状态下，正是通过这些表面中性的青年组织，使理论有了接近青年的机会，青年在组织中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通过党员交友、加入青年组织等方式，形成线性联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渠道，能够把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传送到最基层，通过灌溉和深耕，形成思想的蓄水池。无数条线和小型蓄水池连接起来，成为密布青年中的网络，为革命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在关键时刻汇聚成为不可抵挡的洪流。
（二）建立志同道合的青年群体
没有组织的青年无法采取联合行动，靠个人奋斗无法实现社会理想，群体团结的基础是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青年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寻找有潜力的合作者和同行者，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形成有力量的群体。早期的青年团体是通过同学、同乡、同事等关系组织起来的，通过频繁交流，相互熏陶影响，转变为接受共产主义为指导的青年组织，一些青年就是在工人补习班学习期间加入青年团，后加入共产党。通过建立志同道合的青年组织，以革命理论维持组织的思想统一，通过政治教育和纪律规范，形成有战斗力的群体。对于政治倾向要求明确的青年组织如共青团，明确提出建设先进性和群众性相统一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带有党派性的群众团体。共青团明确提出，青年不是训练好了再入团，而是在团的学校里训练成长。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并愿意勇敢斗争，能服从纪律的青年都应该发展入团。
针对不同性质的青年团体，保持不定期的小组活动，通过秘密读书会交友、参加民主运动等理论与实践活动，逐步强化共产党的思想影响。通过交友建立青年组织，团结志同道合的青年共同奋斗，才有力量。通过青年团体的组织化渠道，共产党把自己的理论精准传递到青年中，通过群体的同辈学习和相互激励，巩固思想领导，形成思想的蓄水池。再通过这些组织的辐射引导，把共产党的理论主张传递到社会的最底层，形成了解—同情—认同—拥护—坚定不移的政党群众基础支持层。原子化的个体和有组织的团体，在革命中的功能和作用不可同日而语。
（三）青年通过集体行动实践信仰
青年组织的另一重要功能是革命实践的平台，能够在行动中培育青年的革命信仰。共青团创建之始就提出这是一个革命实践团体，不是理论清谈机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提出：“不肯努力，不能牺牲，不是同志。”1924年，任弼时发表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一文，提出青年团“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迫青年谋经济利益，做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团的主要任务是“行动的群众组织”，不是学术研究团体。不能把青年团建立在缺乏斗争力量的群体如学生和知识分子身上，要在工农中扩大团的影响力，改造团的组织。在行动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获得实际工作经验。
检验一个组织战斗力的重要标准是实践，也就是在革命中的实际作为。切实的革命行动要求去除革命的投机分子，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青年是不惜奉献生命实践的革命者。参与一切实际的革命运动，就是最好的信仰教育。共产党是注重革命实践的政党，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者就可以开除出党。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是结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主要任务，发动群众、参加战斗等。各种青年组织最主要的任务是服务于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参加群众动员、军事斗争和民主建政工作。共产党成立之初党员有组织地到工人、农民中去，通过和工人谈话，讲解工人解放的道理。青年组织在农村教育青年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参加打仗，使其懂得阶级斗争的知识。抗战时期青年救国会组织青年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动员抗日青年参加敌后游击战，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配合根据地党政组织开展工作等。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进步学生组织发起抗议行动，形成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通过有组织的实践，广大青年在经济上获得了实际利益，从政治上认识到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党，是为劳苦大众办事的党，因此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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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oncentric Youth Organization System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Yang Linxiang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aced an arduous revolutionary task and a powerful hostile force. Winning the support of the youth group was the main way to expand the mass base of the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builds a concentric circular youth organization system through infiltration and self-establishment, and forms a concentric circle layer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as the core, the youth organization’s consensus and the bottom line as the boundary, and the political 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closeness” as the radius. The concentric youth organization system help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and its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ave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The communicative abil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s a central consensus affects the stability and scale of the youth organization’s concentric system. The circle structure of youth organizations with political positions as the boundary is versatile. It is through the concentric circle that the youth understand, recognize and practice Marxism.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Period; Concentric Circle; Youth Org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D4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5-0070-06
[收稿日期] 2018-12-0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培育青年信仰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1921—194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KS082。
[作者简介] 杨林香，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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