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及其动力(2000-2017)论文

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及其动力(2000-2017)

贺杨 徐进

摘 要: 本文首先运用双边关系定量衡量法观察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规律,发现2000-2017年期间,中美战略关系经历了短暂冲突、持续发展、高位徘徊、全面恶化等四个阶段。随后,本文从中美实力结构变化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变化来分析双方战略关系变化;随着中美实力结构从量变期向过渡期、质变期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先后从“一般威胁”上升为“重要威胁”、“主要威胁”,中美战略关系的冲突性也逐渐增强。

关键词: 中美战略关系;实力结构;威胁认知

中美关系何去何从,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学者们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人认为,中美关系会持续恶化,两国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格雷汉姆·艾利森(Graham T.Allison)、提出“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Gordon Chang)。① Mitchell Blatt,“America and China:Destined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We Asked 14 of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Experts”,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30,2018,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and-china-destined-conflict-or-cooperation-we-asked-14-worlds-most-renowned-experts;Michael Lind,“America vs.Russia and China:Welcome to Cold War II”,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5,2018,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vs-russia-china-welcome-cold-war-ii-25382.但大部分人认为,虽然中美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烈度可以控制,不必然走向冲突与战争。② Mitchell Blatt,“America and China:Destined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We Asked 14 of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Experts”,“The dangers of a rising China”,The Economist ,Dec ember 2,2010,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0/12/02/the-dangers-of-a-rising-china;孙学峰:《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26-39页;左希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79-88页;赵明昊:《“竞争”与中美关系的当前态势》,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47-55页;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25页;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25-53页。有的学者观点比较模糊,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既有可能冲突,也有可能合作,还有可能是两者并存。③ Mitchell Blatt,“America and China:Destined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We Asked 14 of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Experts”,Henry A.Kissinger,“The Future of U.S.-Chinese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 ,March 1,2012,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2-03-01/future-uschinese-relations;David Dollar et al.,“Avoiding war:Containment,competition,and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Brookings,November 2017,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voiding-warcontainment-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in-u-s-china-relations/.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回到合作为主的轨道,比如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就认为,中美实际上有可能以“和平共存”的理念实现新的运作方式。④ Mitchell Blatt,“America and China:Destined for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We Asked 14 of the World's Most Renowned Experts”. 本文探究2000-2017年间的中美关系,试图发现这个时期双边战略关系变化的规律,以及变化发生的动力,帮助人们更准确地把握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在,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趋势做出更可靠的判断。

运行结果得系统的传递函数为与结构图化简所得传递函数一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课后作业可以提供简单和较难的题目,要求学生用两种方法求解和验证,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一、中美战略关系变化的阶段性

本文采用双边关系定量衡量法⑤ 该方法是由是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研发,有关这一方法的具体内容参见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90-103页。 来分析中美战略关系。⑥ 本文所指的中美战略关系,是双方在重大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关系形态。关于“战略关系”概念,参见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第26页。 这种战略关系的发展趋势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方向上,分为下降与上升两种形态;另一个是性质上,分为冲突性和合作性两种形态。

双边关系定量衡量法共有五个步骤:第一步是选择数据来源,选择的标准主要是公开和可靠;第二步是整理数据来源中的事件,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除掉不符合研究范围和对象的事件,例如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美战略关系,需要在所有数据来源中选择与战略关系有关的事件,根据此前的定义主要选取政治与安全事件;第三步是将事件转换为分值,按照赋值标准,⑦ 赋值标准参见阎学通、周方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01-103页。 为每一事件打分;第四步是确定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这一步的理论基础在于事件分值并不等于事件对于双边关系的影响分值,为此需要通过数学公式计算出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分值;⑧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推导出的计算公式为 第五步则为确定双边关系本月分值,该步是在上一步计算出事件影响分值的基础上,与双边关系上月分值叠加而得。⑨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将影响力分值作为双边关系变化分值,而是影响力分值变化0.5,相应的双边关系分值变化0.1,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使用方法》。

本文对该方法进行了适当调整。第一,将研究范围确定为2001年1月—2017年1月。⑩ 由于美国新总统就任日期为1月20日,但是考虑到总统就任当月因总统不同导致的影响可以忽略不及,因此将1月整月作为研究起始点。 该时段覆盖了小布什总统与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而中国方面历经三届领导,但只有胡锦涛主席为完整任期,因此可以增强分析的完整性与稳定性。第二,双边关系定量衡量法本是用于分析整个中美关系,但该方法也可以适用于衡量中美战略关系,因为相对于经济文化关系,政治安全关系的表现更依赖于双边互动事件,可以通过对互动事件的衡量来评估双方的战略关系;第三,为了减小误差,本文将初始值前推到1999年11月和1999年12月,因为这两月是21世纪前的最后两月,并且分值为0,可以避免将其他领域事件的分值纳入到后面计算中。第四,在国,其中I表示事件在两国关系位于P0时的影响力分值;N表示两国关系变化范围的绝对值;P0表示事件发生时两国关系的初始值;I0表示事件在事件分值表中的分值,具体的推导过程和操作中的注意事项参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使用方法》,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20120522140122561915769/1.pdf家双边关系定量衡量法中根据事件分值将国家双边关系分为了敌对、非敌非友、友善三种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一种关系形态的程度也进行了分类。根据本文对中美战略关系性质的界定,以正负数为两种性质的分值反映,负数代表冲突性,正数代表合作性,分数值的高低代表着冲突与合作的程度。对于非正非负的0分,则根据其前后趋势进行处理。

我们将“会稽山(秦望山)”这个地理名词比作一条船,将“秦始皇会稽刻石”碑比作这条船上的一把剑。剑落到了秦始皇当年“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刻石颂秦德”的那座山峰上,我们在“会稽山(秦望山)”上刻上了记号。后来,这条“船”在历史的长河中驶过座座山峰,最后在某一座山峰上停了下来。我们想在这最后停泊的山峰上找到那把失落了的剑,可能吗?

本文的原始数据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提供,本文筛选出符合研究范围的事件,并对其进行赋值与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进而根据表1各年月分值得出中美战略关系发展趋势示意图,如图1所示。

表1 2001年1月-2017年1月中美战略关系分值⑪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预测组在使用该研究方法的过程中,一般对于关系分值取小数点后一位,但由于本文涉及到初始值的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减小误差,对于关系分值取小数点后两位。

图1 中美战略关系发展趋势(2001年1月-2017年1月)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际政治变革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间权力差异或不均衡增长。⑫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9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力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这一变化不仅对中国国内各方面产生决定性影响,更是给以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中美实力结构的改变在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实力结构的变化并不必然对双方关系的性质产生全面影响,即使实力结构未发生变化,如果一国将另一国视为主要威胁,甚至是敌人,那么双方的战略关系也会发生重大改变。本文将中美实力结构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作为分析中美战略关系演变的关键变量。

第一阶段:短暂冲突期。这一阶段从2001年1月到2001年10月,属于小布什总统任期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开局不利,在小布什总统就任后的首月,中美战略关系就开始下滑,并且下滑势头短暂而剧烈。与此对应,从关系性质来看,除了总统交接当月属于合作性,其他月份的性质都是冲突性,且冲突水平不断增强,尤其是4、5、6月是整个研究时段中分值最低的月份。

在美国战略转向背景下,中美竞争开始加剧。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不再将反恐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但是收到任期时间,以及阿富汗,伊拉克局势的不稳定,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幅度较为有限。直到奥巴马总统就任之后开始将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为此,201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从奥巴马总统就任之初就一直在强调要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到2011年10月,年国务卿希拉里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较为详细的阐释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㊶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October 11,2011,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反映到中美战略关系,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不同层面爆发了较为严重的冲突性事件,其中有些事件涉及到国家核心利益,使得双方营造的友好氛围没能转化成中美战略关系的深化发展。在双边层面上,2010初奥巴马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地图室会见达赖喇嘛,就“谷歌事件”发表意见,挑战了中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美国在天安舰事件中要求中国对朝鲜施压,并且在朝鲜半岛展开军演,使东北亚局势一度十分紧张;美国不断介入南海问题,强调南海区域的国际化、东盟化和自由化,加剧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在该地区的对抗态势;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两国在减排目标、方式、责任等方面也出现了原则性的分歧,使得全球气候谈判陷入僵局。

这一阶段,中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军费支出、人均预期寿命、城市水平、科学研发投入等方面与美国存在显著的差距,中国无法对美国产生巨大威胁。但美国仍然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小布什总统就任伊始就强调,美国外交事务的目标是在全世界扩散美国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⑮ George W.Bush,“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2001,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5853. 小布什政府将阻碍美国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或组织视为主要威胁,并试图采取行动对这些国家或组织进行改造,尤其是中国这种与美国在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正在世界上寻找自己发展道路的大国。中国仍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但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因此很难将其归于哪个范畴。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资本主义正在那个国家形成强大的制约网络。面对中国的挑战,我们将做建设性的、有益的、符合我们利益的事情。中国不是一个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敌人。中国是一个竞争者,一个地区性的潜在对手,但它也是一个愿意在我们两国都有战略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贸易伙伴。中国具有上述所有这些特征,但它不是一个敌人。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继续保持这种变化的趋势,并使中国融入法制社会,促使其在自由企业制度和民主的强大力量面前,认清这是他们应该选择的正确方向。”⑯ 陶美心、赵梅主编:《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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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全面恶化期。这一阶段从2013年10月到2017年1月,覆盖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从发展方向来看,这一阶段中美战略关系持续下降,但并非是直线下降的态势,而是经历了小段的曲折反复,在调整之后中美战略关系迅速走低;从关系性质来看,绝大部分时间双边战略关系仍然属于合作性,但程度逐步下降,并在2016年7月时再次变为冲突性。

二、实力结构和威胁认知:变化的动力

根据表1和图1可以发现,在研究时段内,中美战略关系基本处于合作状态,但开端和结尾处呈现出冲突性特征;方向上则先后经历了短暂下降,上升,徘徊以及长时段下降的发展过程,其形态类似于体操运动中的平衡木。由于中美战略关系只经历了两次性质上的变化,并且较为短暂,本文主要根据长期趋势的变化将研究时段内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威胁是国际危机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将威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性威胁,一国为实现自身目的对他国发出威胁,采取行动;另一种是原因性威胁,指依据国际环境或对手能力对自身受到威胁的判断。⑬ 邱美荣:《威胁认知与朝核危机》,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6期,第4-5页。 本文将威胁认知界定为对自身受到威胁的感知和判断,其表现在美国官方表述和具体行为中。实力及其相关的权力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受到了现实主义学者的高度关注。有学者将实力界定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其构成要素可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⑭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本文将实力结构界定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从经济、军事、社会、科技等领域对其进行衡量。

系统的涌现理论为企业跨越实体边界与价值共创者组成的价值共创体系的整体属性的评价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本文从涌现理论出发,针对超竞争环境中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运行特点,以是否保持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可持续价值创造能力为评价标准,对企业的价值共创体系进行全面评估,建立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价值创造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为当前复杂环境下的企业价值共创体系评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外部威胁的认知,促使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发生根本性的转向。长期以来,美国的地理位置与其拥有的超强国力使美国本土一直处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所以此次恐怖组织对美国本土的直接打击动摇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信念,促使美国将恐怖主义作为最主要的威胁,并调整了对外战略,采取必要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总统发表全国演说明确提出将和其他国家合作打赢反恐战争,⑰ George W.Bush,“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Terrorist Attacks,”September 11,2001,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58057&st=&st1=. 并得到国内与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⑱ 在美国国内参众两院先后授权布什总统对恐怖主义使用武力,当时的美国民调也显示有90%的美国民众赞成对恐怖主义使用武力,参见《快讯:美国参众两院先后同意布什使用武力》,人民网,2001年 9月 15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209/6389/6419/20010915/561263.html;在国际上,世界主要国家,包括中东国家对美国受到的伤害表示慰问,对恐怖主义表示谴责,参见《举世谴责野蛮行径》,载《人民日报》2001年9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第1368号决议谴责了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并号召国际社会共同协作,采取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2002年小布什政府发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正式将打击恐怖主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要任务,美国不仅要采取一切尽可能的手段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美国还要加强与世界主要大国在内的合作以维持世界和平。⑲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SEPTEMBER 2002,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2/index.html. 这一报告不仅意味着美国对外威胁认知的改变,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正式完成。在此基础上,美国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一)短暂冲突期的变化动力

在中美战略关系的短暂冲突期,中美战略关系极速下降,并由合作走向冲突。虽然此时中美实力对比处于量变期,中国无力对美国产生实质威胁,但美国却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因此中美战略关系冲突不断。

由于中美实力结构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以及美国将中国视为重要威胁,中美战略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凸显,既相互依存,也相互竞争,在竞争与合作中徘徊。

(2)提升贫困劳动力的技能。通过技能培训提高贫困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技能和适应性,增加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机会、报酬率和稳定性,是中国政府为改善贫困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利益边缘化状况、增加贫困地区农民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途径而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政府为贫困劳动力提供技能培训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短期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就业技能和适应能力培训;二是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三是贫困户子女职业学校教育培训。

第三阶段:高位徘徊期。这一阶段从2007年1月到2013年9月,涵盖小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以及奥巴马总统的首个任期。从发展方向来看,这一阶段中美战略关系结束了之前不断上升的状态,进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小幅度徘徊起伏;具体来看,前半段时间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下降,但后半段时间则略有回升。从关系性质来看,这一阶段双边战略关系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合作性,未出现较大变化。

小布什就任总统之后,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动作频繁。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在南海海域上空活动,并与中方一架歼-8战斗机发生碰撞,导致中方战机坠毁,飞行员失踪。这是中美建交之后双方军事机构罕见的直接冲突,围绕这一事件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博弈;与此同时,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也采取了多次的单边行动。例如美国多部门开始提出对台军售,美国政府更是先后批准李登辉访美,以及陈水扁过境。

(二)持续发展期的变化动力

在中美战略关系的持续发展期,中美战略关系上升势头较快,合作水平也不断提高。虽然此时中国实力有了进一步提升,但双方的实力结构仍然处于量变期,对中美战略关系的影响较小。然而“9.11”事件的发生,促使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主要威胁,主导了美国对外战略,因此美国在此时将中国视为一般威胁,并在反恐合作的基础上双边关系稳步提升。

吡虫啉不同亚致死剂量处理豆蚜成蚜后,平均寿命低于对照;LC30处理成蚜后,其平均产蚜量显著低于对照(P<0.05),而 LC10和 LC20处理成蚜后,与对照差异不显著(表2)。

按照威胁认知的程度可将其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主要威胁,即美国认为某一国家、行为体或议题对美国的威胁最大;第二等级是重要威胁,即美国认为某一国家、行为体或议题是多个威胁中的一个威胁,各威胁之间的权重相差不大;第三等级则是一般威胁,即被美国认为对其威胁较小。同时,按照实力结构的变化程度也将其分为三阶段,分别是实力结构的量变期、过渡期、质变期。

为寻找更加合适的风选项目场地,企业领导及相关部室到煤场周围进行实地查看,对各可能的选址地点进行筛选。最终,选定在煤场大棚外东北角一处闲置场地,虽然该处场地需要进行的土建工程较多,但场地大体上可以满足风选设备布局,经拆除原有的废弃建筑并进行相应的建设,风选项目选址位置最终确定。

当美国将恐怖主义定位为主要威胁,并将战略资源投入到反恐战争和中东地区后,中国之前面对的美国压力也随之减轻,而且由于两国在反恐上具有的共同利益,因而双方以反恐合作为契机开始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全方位合作。2001年10月,小布什总统在出席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江泽民主席进行了双边会谈,在此次会谈中,小布什总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⑳ “U.S.,China Stand Against Terrorism,”October 19,2001,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10/20011019-4.html. 与其上任之初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相比,美国增强了对华合作的意愿。4个月后,小布什总统再次来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恰逢尼克松历史性访华30周年,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并在双方在上次会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中美两国要加强在各领域间的合作,而不仅仅是反恐合作。㉑ “President Bush Meets with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February 21,2002,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2/20020221-7.html. 同年十月,江泽民主席回访,与小布什总统进行会晤,再次重申前两次会谈的精神,并就朝鲜、伊拉克等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㉒ “President Bush,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Discuss Iraq,N.Korea,”October 25,2002,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10/20021025.html. 这一年时间中,中美首脑进行了三次双边会晤,这在中美关系史上都是极为难得的事件。

通过这几次双方首脑的直接会晤,使中美两国间的合作气氛逐渐提升,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机制也不断完善。具体来看,第一,中美在反恐问题上合作逐渐加深。“9.11”事件后,中美双方首脑的良性互动为反恐合作打下基础。㉓ 2001年9月11日,江泽民主席在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致电布什总统,表达中国对美国的慰问以及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强烈谴责,参见《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载《人民日报》2001年9月12日;9月12日两人再次通话,布什总统表示希望同中国在反恐问题进行合作,《江泽民应约同布什通话表示愿提供一切支援协助》,中新网,2001年9月13日。http://www.chinanews.com/2001-09-13/26/121787.html。 之后中美双方在反恐合作的具体实践上取得较大进展。㉔ 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采取了具体行动支持美国反恐,包括支持联合国就反恐问题达成的相关决议,并根据决议对恐怖分子与恐怖组织实施制裁,冻结相关组织与人员在中国境内的资产,加入美国发起的的《集装箱安全倡议》和《大港倡议》;同时双方还加强在情报上的合作,不及相互沟通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另外,美国也将东伊运组织列入了《被禁恐怖组织名单》。 第二,中美在应对武器扩散问题上有所突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开始重点关注朝鲜核问题,不仅将朝核问题与恐怖主义挂钩,而且一度对朝鲜发出威胁,将在必要时刻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在此背景下,中国从半岛无核化,及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立场出发,在该问题上积极倡导促谈劝和,搭建六方会谈的平台促进各方沟通。另外中国主动发布《导弹及相关材料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办法》对中美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上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高位徘徊期的变化动力

这一阶段,中美战略关系不再持续性上升,而是维持着较高的合作水平,但出现了小幅度的徘徊起伏。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实力结构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期,美国将中国视为重要威胁,促使美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以针对中国实力增长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然而此时美国仍然面临金融危机等其他重要威胁,因此并没有完全将战略资源投入到应对中国上来,甚至在某些方面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所以中美战略关系在竞争与合作中此起彼伏。

首先,中国实力进一步提升,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实力相对下降,因此中美实力结构的性质开始出现,并从超级大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向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转变,使美国不得不开始重视中国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全方位影响。经济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2.752万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607万亿美元,并先后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美国则从2006年的13.856万亿增加到2013年的16.692万亿。㉕ 本文关于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平台——GDP(现价美元),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US。 双方经济都在发展,但是中国的增长幅度更大,较大的缩小了双方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军事方面,中国的军费支出从2006年的4412.3亿人民币增加到2013年的1.114万亿人民币,约合1632.258亿美元,占当年GDP的1.872%;美国则从2006年的5276.6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6397.04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833%。双方的军事实力上仍然存在差距,但是中国的发展较为迅速。㉖ 本文关于中美两国军费支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平台——军费支出(现价本币单位),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MS.MIL.XPND.CN?locations=CN-US,因为按照现价本币单位计算,所以按照现在市场汇率将人民币转换为美元。而所有中美两国军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平台——军费支出(占GDP的百分比),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MS.MIL.XPND.GD.ZS?locations=CN-US。 社会科技方面,相对于2001年中国在生活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等领域取得较大进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2013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达到75.769岁,而美国达到78.741岁;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4.410%,美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1.277%;中国固定宽带互联网用户每百人有13.661人,而美国每百人有30.434人;中国每百万人中有科研人员1089.192人,研发支出占GDP的1.991%;美国则有4117.674人,研发支出占GDP的2.74%。㉗ 本文关于社会生活方面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平台,其中预期寿命来自于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总体(岁),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DYN.LE00.IN?locations=CNUS&view=chart;城镇人口比例来自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URB.TOTL.IN.ZS?locations=CN-US&view=chart;固定宽带用户数来自于Fixed broadband subscriptions(per 100 people),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IT.NET.BBND.P2? locations=CN-US&view=chart;科研人员数量来自于R&D研究人员(每百万人),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P.POP.SCIE.RD.P6?locations=CN-US&view=chart;研发支出比例来源于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GB.XPD.RSDV.GD.ZS?locations=CN-US&view=chart.

其次,美国不再将反恐视为压倒一切的主要威胁,而是将其与推进民主化、全球治理,以及亚太地缘政治变化作为美国所要面对的重要威胁之一。由于涉及到美国总统换届的影响,美国对外部威胁认知的评估与调整也经历了两个时期。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不再将恐怖主义视为超越其他议题或行为体的威胁,而是开始强调威胁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2005年,小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旗帜鲜明的向全世界推出“新布什主义”,即在全球推进民主化。㉘ George W.Bush,“Inaugural Address,”January 20,2005,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58745. 但由于反恐形势的恶化,㉙ 2005年7月伦敦、埃及先后发生恐怖主义爆炸案,10月印尼巴厘岛也遭受了恐怖主义袭击,2006年2月,伊斯兰教什叶派第四大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袭被毁,引发剧烈的教派冲突。 美国将推进民主化与反恐相结合。在2006年2月小布什政府发布的国情咨文和3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继续强调反恐战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要在反恐战争的过程中推进民主化进程,㉚ “President Bush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January 31, 2006,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01/20060131-10.html;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MARCH 2006,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6/. 为此小布什政府推出了大中东计划、大中亚计划,并持续推动各地的颜色革命和街头运动。由于之前小布什政府推行单边主义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因此在反恐战争阶段性任务结束后,美国开始调整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在国务卿赖斯提出的“变革外交”新理念的基础上,美国借助与主要大国合作的机会来解决全球与区域热点问题,㉛ 美国在这一时期借助各主要大国力量来处理热点问题的典型代表如在伊核问题与朝核问题上与他国合作,建立多边机制增加沟通,寻求解决之道。 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美国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主要大国的威胁认知,2006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当时面对着多样化威胁的挑战,其中就包括敌国采用传统军事手段威胁美国,竞争对手通过技术突破抵消美军事优势等情况。㉜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February 6,2006,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Report20060203.pdf.

在奥巴马总统首个任期内,美国从之前强调反恐以及民主化扩散到注重全球治理与应对亚太地区的热点议题。就任之后,奥巴马政府面对小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外交遗产,减弱了恐怖主义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分量,缩小了打击恐怖主义的范围——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重点打击对象,更加强调美国本土反恐任务的重要性。㉝ 奥巴马政府对恐怖主义威胁认知的转变参见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http://nssarchive.us/NSSR/2010.pdf;2011年《国家反恐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counterterrorism_strategy.pdf;2013年5月奥巴马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的对反恐战争的演讲,“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5/23/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 为此,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组建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并且在2011年5月击毙了基地组织领袖本·拉登。同时,由于奥巴马总统就任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全球治理受到更大关注,各种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这场金融危机遭受了相对更严重的损失,进而影响了地缘政治格局。因此,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全球治理与亚太事务中,2009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明确将金融危机与地缘政治影响作为美国安全应该关注的首要事务。㉞ Dennis C.Blair,“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or the 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https://www.dni.gov/files/documents/Newsroom/Testimonies/20090212_testimony.pdf. 随着美国逐渐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美国开始将在亚太地区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其对外战略的重点,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性,并要增加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㉟ “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y for the 21th Century Defense”,http://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为此美国借助各个多边机制平台上以求主导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同时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增强同亚太盟友之间的联系,介入东盟主导的东亚地区合作和地区冲突。

总之,开发装配式建筑结构是一条比较艰辛的路。施工方法的转换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耐心、积累和时间。它还需要关注行业发展,注重创新精神。

中美战略定位的变化,推动了中美两国的积极互动,表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增强。2005年美国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强调美国对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望。㊱ Robert B.Zoellick,“Whither China: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https://2001-2009.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之后奥巴马政府初期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也比较积极,2009年1月,刚刚就职的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通电话时表示,对中美两国而言,没有比两国关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愿同中国发展更加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㊲ 《胡锦涛应约同奥巴马通电话,双方同意4月伦敦会见》,中国政府网,2009年1月31日,http://www.gov.cn/ldhd/2009-01/31/content_1217601.htm 4月,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时进行会晤,表示双方要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系。㊳ 《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网,2009年4月2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9066731.html 11月,奥巴马总统首次访华,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声称“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㊴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中美联合声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七日)》,http://www.fmprc.gov.cn/ce/ceus/chn/zmgx/zywj/lhsm3/t950770.htm 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美,两国再次发表《中美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推进两国共同利益、应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㊵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中美联合声明(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九日)》,http://www.fmprc.gov.cn/ce/ceus/chn/zmgx/zywj/lhsm3/t950771.htm 在此基础上,两国的互动日益机制化,从整体性着眼,涵盖的层次更多,领域更广,内容更丰富,频率更高,其中两国建立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不仅将原有机制有机整合,而且这一机制的级别达到了内阁级。

第二阶段:持续发展期。这一阶段从2001年11月到2006年12月,基本涵盖小布什总统的首个任期,以及第二任期的前半段。从发展方向来看,中美战略关系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但中间也有一段时间的反复,其原因在于美国大选期间对中国议题的操作,但并未影响这一阶段中美战略关系逐步向好的积极态势。从关系性质来看,这一时段的绝大部分时间以合作性为特征,只有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属于冲突性,而这是由于两国之前冲突的消极影响需要时间来化解。

(四)全面恶化期的变化动力

这一阶段,中美战略关系迎来了新的转折点,从之前的徘徊起伏开始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下降期,合作水平也持续降低。此时中美实力结构已经完成质变,使美国无法再忽视中国崛起的广泛影响,同时,中国也在实力提升的背景下改变了自身的外交方略,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根本性转变,双方的共同转变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强度,使中美开始进入战略竞争时代。

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发展,美国也从金融危机中有所恢复,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同时中美两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实力优势愈加巩固,意味着中国两国作为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式形成。在此背景下,一方面美国增强了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强度。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奥巴马总统发布的国情咨文,以及2014年5月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的演讲,均多次提到中国,强调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并且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尤其是在亚太地区。㊷ BARACK OBAMA,“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04596;BARACK OBAMA,“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08031;BARACK OBAMA,“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1174.BARACK OBAMA,“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4/05/28/remarks-president-united-states-militaryacademy-commencement-ceremony.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2016年5月海军战争学院以及2017年1月的告别演讲中,明确将中国与朝鲜、伊朗、俄罗斯和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五大挑战,认为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政策,并表示美国要将最先进的军事准备投入亚太地区。㊸ Ash Carter,“Remarks at U.S.Naval Academy Commencement,”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783891/remarks-at-us-naval-academy-commencement/.Ash Carter,“Remarks at Secretary of Defense Armed Forces Farewell Parade,”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View/Article/1045499/remarks-at-secretary-of-defense-armed-forces-farewell-parade/. 美国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而更加强势的中国和俄罗斯将成为动摇该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并挑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㊹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the paradox of progress”,https://www.dni.gov/index.php/global-trends/the-future-summarized. 2月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再次强调俄罗斯与中国是美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㊺ “DEFENSE POSTURE STATEMENT:Taking the Long View,Investing for the Future”,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7DODPOSTURE_FINAL_MAR17UpdateP -age4_WEB.PDF.

由于一年级学生识字量有限,文字障碍会影响他们阅读的积极性,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我们借助家长的力量,学年的前期由家长讲解为主。这样,孩子们就能比较轻松地了解故事内容。了解是深入学习的基础,孩子们了解了绘本故事,就会乐于参与学习。整体感知是具体学习的前提,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在整个故事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对故事有了整体的把握,才能深入了解其中的人物,进而领会故事所阐述的道理。

在具体实践中,美国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明确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其对华政策日益强硬;第一,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项协议是由美国主导,日本、澳大利亚等11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历经5年谈判到2015年5月达成初步共识,并与2016年2月正式签署,但是需要经过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才能生效。这些协议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核心举措之一,其将该地区经济实力数一数一二的中国排除在外,表明意在主导亚太经贸一体化的发展、并对抗中国参与的亚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同时从该协议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准入标准较高,表明美国旨在巩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第二,美国极力强调南海“航行自由”,直接介入南海争端。最初美国主要以鼓动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方式来介入争端,即使在奥巴马执政初期中美两国在南海区域有所冲突,但也得到了及时处理,没有影响到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㊻ 2009年,中国船只在南海追踪美军观测船“无瑕”号、中国渔船在黄海与美军观测船“胜利”号对峙、美军宙斯盾舰“约翰·麦凯恩”号在菲律宾近海航行时拖曳声呐阵列与中国潜艇碰触。 随着中美竞争态势的加剧,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介入程度越来越深,尤其是在2015年和2016年中美两国在南海频繁对峙,2015年2月和5月美国先后美国派遣侦察机前往南海开展侦察行动;10月、11月和12月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和B-52轰炸先后进入中方12海里以内。2016年1月和10月“柯蒂斯·威尔伯”号和“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先后驶入中国西沙西沙领海基线外12海里范围。

中国当代学者也提出了一些猜想,比如屋面曲线是为了让檐口翘起,好让更多的光线照进房间。但经过计算,这种设计对室内采光的贡献非常有限,更何况古代建筑的窗户一般都糊纸,而纸的透光性很差,影响就更小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了屋面曲线更好排水,当雨水顺着屋面流到檐口的时候,会被抛出很远。实际上,无论下多大雨,在没有风的情况下,檐口的雨水总是垂直落地,并不会被抛出去。

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调整外交策略以适应自身实力增长带来的改变,中国的主动变化更加促使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从而使中美战略关系由高走低。第一,与美国通过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来巩固国际规则制定权对应,中国也从自身优势出发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平台,促进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2013年10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希望促进相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2015年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进,不仅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指导文件,同时各合作项目也陆续开展。美国国内各界对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以及建立亚投行的认知较为消极,担心中国借此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主导权,并将其视为中美竞争的重要领域。第二,针对美国在中国周边海域,尤其是南海地区的相关行动,中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加强了在相关海域的有效存在。2013年11月23日,中国国防部发布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㊼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声明》,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11/23/content_4476911.htm。 防空识别区是“在领空外划设的空域范围,用于及时识别、监视、管制和处置进入该空域的航空器,留出预警时间,保卫空防安全。”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就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答记者问》,http://www.mod.gov.cn/affair/2013-11/23/content_4476908.htm。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南海地区填海造岛,截止2018年中国已在南海8座岛礁上填海造地,分别是美济礁、渚碧礁、永暑礁、华阳礁、南薰礁、东门礁、赤瓜礁、永兴岛,其中美济礁、渚碧礁、永暑礁三岛机场已建成航,各岛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陆续完善。中国这两项举措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相关国家的争议区域,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应,比如之前所述有关美国军舰在南海巡航的事件。

三、结论

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从发展方向来看,先后经历了短暂下降期、持续上升期、徘徊起伏期,以及持续下降期;从关系性质来看,中美战略关系先由冲突变为合作,然后维持了一段水平较高的合作,最后则是又走向了冲突。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主要是由中美实力结构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从中美建交开始,中美实力结构就在发生改变,但是这种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量变的阶段,此时美国对外部威胁的认知成为影响中美战略关系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时,中美实力结构发生质的改变,形成了主导国与崛起国的关系,此时在结构性矛盾的背景下,美国会强化对中国威胁的认知程度,进而影响到中美战略关系。

在中美实力结构发生质变的背景下,特朗普总统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目标,推行美国第一的对外战略,强化了对中国威胁的认知程度,对华政策也趋于强硬。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俄两国视为竞争对手,并且在报告中多次提及中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出席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毕业典礼时,重申了之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并声称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获益者,同时中国也在力图塑造新的国际秩序。㊾ James N.Mattis ,“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the U.S.Naval War College Commencement,Newport,Rhode Island,”https://www.defense.gov/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1551954/remarks-by-secretary-mattis-at-the-us-naval-war-college-commencement-newport-rh/. 中美两国正在进行的贸易战更是使得中美两国间的冲突恶劣化。在中美两国贸易战升温的同时,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开始有所行动,美国海军多次进入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领海海域,向中国施加压力。这些举措促使中美战略关系进一步下滑,并且冲突性的程度也逐渐提升,如表2和图2所示。

表2 特朗普总统任期第一年中美战略关系分值

图2 特朗普总统任期第一年中美战略关系发展趋势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严峻形势,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时需要加强战略管控,防止中美之间的崛起困境加深。㊿ 首先,中国需要认识到随着中美实力结构发生质变,以及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中美战略关系的下滑趋势不可避免。其次,中国应该将这样的下滑趋势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中美战略关系冲突性持续增强,并从经贸领域扩散到其他领域。最后,可以在适当时候寻求与美国在某些议题上的合作,缓解双方竞争导致的外在压力。

The Evolu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Sino-U.S.Strategic Relations(2000-2017)

He Yang,Xu Jin

Abstract: By using a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this paper first observes the pattern of changes in Sino-U.S.strategic relations.It shows that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1st century has evolved in four stages:short-term conflict,sustained development,high-level uncertainty,and overall deterioration.The paper then analyzed the transformation in Sino-US strategic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changes in the strength of both sides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perceptions of China as a threat.As the Sino-US power structure experiences a quantitative change follow by a transitional and qualitative one,it is conclu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perception about China as a threat also has also evolved from a"general threat"to a"main threat"and a"major threat".Therefore,the conflicting nature of the Sino-U.S.strategic relations has gradually intensified.

Key Words: Sino-U.S.Strategic relations;power structure;threat perception

作者简介: 贺 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徐 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About the Authors: He Yang,Ph.D.Candidate of the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u Jin,Senior Fellow of the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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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及其动力(2000-2017)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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