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散论——中国农民性格蜕变之一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性格论文,散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水浒》的伟大处，在于写出了中国历史至宋期末年，社会上层已失了过去曾有的那种豪侠正气，结果弄得无法无天，国不成国，而社会下层江湖英雄“忠义双全”、“替天行道”，结果也都化为悲剧。梁山英雄既有继承先前豪侠正气又有区别后来帮会特性之处，还不是明清以来人数越来越多的流氓无产者的代表。弄清这个问题对理解中国农民甚至我们整个民族的性格演变过程至关重要。
关键词 《水浒》 历史循环论 江湖习气 替天行道 忠义 豪侠 游民 中国农民性格
一、作者自白
翻开《水浒》，映入眼帘的是一首看似散淡而其实深沉的词。浏览之际，不觉有一缕淡淡的哀愁袭来心头。这是作者开宗明义的自白，发自肺腑，最清晰不过地透露出他的思想境界和品格情怀。读《水浒》，切切不可以为这仅仅是作者限于专制主义淫威不得不尔的消极词令，而必须反复咀嚼词中委婉不尽的余音：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扰扰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霎时新月下长川，江湖变桑田古路。讶求鱼缘木，拟穷猿择水，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复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据《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下同）
诸如此类的自白在全书中以不同的形式不时出现，其基调都是以历史循环周期为训，劝人们“虚名薄利”。后文我还将多次回复到这一点上来。现在，试再看《引首》卷尾的诗曰：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
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这首诗比之词，立意就明快多了。作者认为：宋王朝从仁宗以前的“三登之世”转化为“兵戈剑戟”的乱世是阴阳造化的“天数”决定的。《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史记》曰：“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循环论始终是我国传统史学的哲学架构，而《水浒》就是以这种历史哲学作为指针创作出来的。
二、《水浒》的主旨
凡小说大抵都要写人物和故事。中国的小说从写神仙、志怪异到唐之传奇，所写的主人公多为上层社会的人物及有关故事。《水浒》则不同，它开了一个专写社会下层人物的头，竭尽全力地描写一大批江湖英雄。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自然堪称创举，即在整个文化史上亦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作者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第2回，他挑明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
姓名各异死生同，慷慨偏多计较空。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也许读者生疑，此类诗句无非作者信手拈来，未必有此深意。那就不妨再看第42回的另一首诗：
昏朝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流光垂象在山东，天罡上应三十六。瑞气盘旋绕郓城，此乡生降宋公明。……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天兵。这两首诗如此直白地说出了《水浒》要专写草莽英雄的创意，这是作者真正的高明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指出衣冠上层已经不再产生义侠，而今是“四海英雄起微族”的时代，亦即草莽英雄取代衣冠当令的时代，正是作者运用传统的循环论史观，高屋建瓴捉住了时代脉搏处，不可轻易放过。
三、梁山英雄的出身
梁山英雄大多是下层人物。关于这个问题，第71回叙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作者有一个特别的说明：“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所谓帝子神孙仅指柴进，其实是早已没落了的先朝皇室后代；富豪将吏包括着三类人；富豪系卢俊义、晁盖和史进辈，虽然家有财产和庄客，属富户，身份仍是平民百姓，一样要承担赋役，特别是那种不堪负荷的职役，如晁盖和史进的父亲所担任的保正；将指武职，吏指官员的属吏，后者如宋江、朱仝，前者如林冲、呼延灼辈，两者的人数在小说中较多些。读者一定清楚，成为那个时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两者当时的社会等级都很低下，不可与文官同日而语。关于这些，《水浒》中多处点明。兹举22回为例：“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期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转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藉册，各户另居，……”不过在《水浒》的英雄中，庶民富户和受轻视的中下层武职、小吏总究还占不到半数，大多则是更下层的人物，除所谓“猎户渔人，屠儿刽子”之外，特别值得重视的还有形形色色的“私商”、私盐贩子和各种店主、手艺人，像施恩、张青、孙二娘、顾大嫂等等是开酒店的，汤隆、雷横等等是铁匠，李立、张横等等是私商，李俊和童威童猛兄弟等等是私盐，张顺是鱼牙子，薛永是卖药的。诸如此类的各式人等，正如作者所言，确实可以称得“三教九流”，并且证明“四海英雄起微族”，洵非虚语。
《水浒》把从“豪富将吏”到私商屠户各式人等都归结为“微族”，这是就他们与衣冠即官宦之家相对而言的。尽管在这些人的内部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然而，读者必须记取，在那个时代他们之间同时还存在着许多共同点。逐一论述这些共同点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想指出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生活特点：其一是他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与土地的牢固联系被松驰了，生活变得动荡不安或流动不居；另一个特点是十分喜爱酒、赌、纹身、习武和斗殴这一套。上述两个特点合成起来，就产生出江湖习气。各类商人和手工业者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土地分离了，不得不背井离乡，跟陌生的环境和人物打交道。这种与传统农业相异的新生活本来就充满着挑战和危险，尤其是在这“无官不贪”、统治者完全“不顾民生与死邻”的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正是官府渔肉的重要对象。要是用船火儿张横的话说，他们“平日最会诈害做私商的人”。一般地说，所谓富豪将吏应该是生活较为稳定，从而是较为循规蹈矩的。问题是当社会正走向循环圈的下行过程时，政治腐败，豺狼当道，官府于是舔肉及骨，进而势必把庶民中的富豪作为摇钱树。至于将吏，因为这个时代是武职普遍受到轻视的时代。要是用霹雳火秦明劝黄信的话说，这是武官“受文官的气”的时代。所以，像卢、晁、林、呼延，像宋江和柴进等等，或者是在他们预感到自身的生存基础受到威胁，或者是在自身的生存基础已经动摇时，从最初的仗义疏财以交结英雄好汉，到后来自己被逼上梁山。不过，流入江湖的富豪将吏到这个地步也就与前者一样，具有了大体相同的江湖习气。
关于江湖习气本身的特点和主要形态是值得详细予以阐述的，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由先前历史进程创造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变成为中国人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反过来又对历史发展以重大的影响。本文暂且说到这里，让我们还是从另一角度继续考察梁山英雄的构成。
说到社会的下层，在明清以后直到现代，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是无业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谁都知道，这些人后来构成为江湖英雄的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水浒》里，这样的人物还比较少。第49回描写的出林龙邹渊“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可算是流氓无产者。不过，品性却与后来的流氓无产者似乎还有些差别，并非一味胡作非为，而是“为人忠良慷慨”。更值得特别指出的重要事实是：《水浒》所涉及的社会人群当以庄客佃户为最多。此外书中还有身份至少不高于庄客佃户的人等如火者、伴当之类，然而，在《水浒》的一百零八将中，没有一个庄客或伴当一流人物。相反，他们倒往往还带领着大批庄客、火者、伴当。《水浒》对结义者“都一般儿歌弟称呼，不分贵贱”，但对下属的士兵则不同，往往称之为“孩儿们”、火者、伴当之类。就宋朝社会而言，根据当时各种史籍所提供的资料统计，仅户籍上的客户就占户口的30%以上。如果把主户中下等户里的佃客算进去，他们无疑占到人口的大多数。要说社会下层，庄客佃户才是当时社会的最下层。那末究竟为什么作为社会下层主体的庄客佃户在小说中没有得到正面反映，而只是作为英雄们表演舞台的消极台柱呢？这是由主客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关于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说。我想《水浒》所描写的主人公既不像明清以后，主要是流氓无产者，也不是写当时的社会主体庄客佃户，而是描写从土地上、包括从正常的封建秩序中游离出来的农民和部分失意或不满于现制度的中上层分子，这个基本事实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典型的社会意义。
四、关于“仗义疏财，济危扶困”
《水浒》中对英雄品格最为推重的是“仗义疏财，济危扶困”，而宋江则是这种品格的典型。正是这种品格特点使他名扬四海：识与不识者都称他为“及时雨”者以此；其所以被众好汉推上梁山第一把交椅者亦以此。
传统的农业社会都十分重视维护宗族关系基本规范——孝。在《水浒》中孝亦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像作者笔下的宋江、李逵等英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孝子。不过，比较而言，在这里维护异姓关系的基本规范——义，显然具有了更突出的地位和意义。是的，《水浒》中的义还是按照孝的规范来重新构筑的，即所谓“四海之内，皆史弟也”、“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之类是也。问题是它之所以突出强调义，就志着社会发生的变迁产生了重新规范的需要。
宋元时代，佃客与主人之间事实上还存在着主仆名分关系，除了要缴纳地租（主要还是分成租）之外，还要承负种种人身依附和苛重的劳役；作为条件，主人同时给予佃客以保护，这种保护从提供土地、房屋、耕畜、种子直到人身安全不受外人侵犯。由于当时全国人口为1亿左右，土地和人口的比例还较为适应，而土地的占有又主要集中在官僚地主手中。这样，尽管佃客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比较苛重的，然而，相对来说，他们与土地的结合反而是较为牢固的；生活虽相当艰苦，但较之失去土地的自由农民和各种小商小贩、手艺人来，却稳定得多。死水一般浑浑噩噩的生活严重地局限了他们的视野，使其交往最多不超过宗族乡党的窄小范围，思维、感情难以逾越血缘的限制。因此，在当时这种社会背景和条件下，以因循守旧、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为基本特征的奴隶心理就是佃客平时的主要心理状态（当然，当局部地区佃客们被压榨得难以生存而起义时，情况就与平时不同，如王小波、方腊、钟相等起义中。然而，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相反，对于那些离乡背井、失去了土地的所谓“三教九流”人等，从事的往往是非传统或者为传统所轻视的“末业”，面前充满着风险，当然也存在着诱惑的机遇。为了应付这种新生活的挑战，传统的心理结构显然已经难以适应，急切需要新规范的当令。民间俗语说得很透彻：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是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正是因此便成为这些流落江湖者的最高道德规范，宋江也就因此而博得了“及时雨”的美名。
五、关于“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
梁山英雄的行动纲领是所谓“替天行道”。全部《水浒》自始至终在讲评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学者之间大概没什么分歧。要是我说所谓“替天行道”实质上就是小说中另一个自始至终在讴歌的主题——“忠义双全”，也许有人会很不赞成。
《水浒》以发生在宋朝的一次农民起义为素材，描写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如何被逼上梁山，与宋朝官府、官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到最后接受招安去征辽、镇压另一场由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写历史小说都要进行虚构，《水浒》当然亦不例外。尽管哪些主要内容是作者的虚构，文史学者之间看法颇有分歧，应该说《水浒》的虚构在主体和本质上还是和历史实际相符合的。既然《水浒》确系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历史小说，那末，为什么它所描绘的梁山泊起义与其他农民起义，例如方腊起义相异，始终以忠义、以接受招安，而不是由自己称王称帝为宗旨和归宿呢？有的学者认为《水浒》描写的从反抗到接受招安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过程。这种观点显然难以回答上述矛盾。于是，一些学者就另辟蹊径，把“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区分开来，视前者为梁山英雄的行动纲领，而视后者为封建主义对农民起义的影响。不过，这样又与小说的全部内容发生了抵触。一言以蔽之，忠义和农民反抗似乎是一对矛盾，恰如冰炭之不同器。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小说一开始就从历史哲学的高度作了解释；在随后的120回中，可以说是处处都在精心安排，用一系列动人的故事以及大量警句般的诗词把这两者历史和艺术地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特定的现实。我们现代人如果撇开当时社会特定的现实，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忠义和农民反抗自然绝难解释，于是或张冠李戴，或割裂肢解都不免有之。我以为，正确的结论应该来自《水浒》本身的逻辑和当时社会特定现实的结合。
《水浒》每当描绘它的英雄做出杀人、抢劫、落草等等一切违法乱纪却被作者认为是正义的壮举时，照便要写一首诗词来加以能释并作歌颂。正是在这些地方《水浒》以最精辟的语言揭示出看似抵牾矛盾、其实是相反相成的道理。第16回写到晁盖等人决定劫取梁中书送给当朝太师蔡京价值10万贯的生辰纲时，作者赋诗一首肯定了这种行动的正义性。其中有两句是：“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盈余盗是公。”这就是全书中贯串始终的逻辑。类似的实例比比皆是，试再举几例：
义重轻他不义财，奉天法网有时开。剥民官府过于贼，应为知交放贼来。这是第18回叙述宋江得知当朝太师蔡京发下令来，着济州府尹“立等捉拿”劫取生辰纲的晁盖，决定不顾风险前去通风报信时，作者写的一首诗。诗意简洁明快地说明了《水浒》英雄的逻辑：既然本应依法保护人民的官府不保护人民，反而比盗贼还要凶狠地剥夺人民，劫取生辰纲这样的不义之财就是正义之举，是“奉天法网”的适时兑现，而宋江也就应该放走主犯晁盖。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所谓“奉天法网”不过是“替天行道”的另一种说法。显然，小说的作者还觉得意犹未尽。在叙完宋江通风报信之后，特意又插此一首诗：
保正缘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爵固畏鹯能害爵，猫如伴鼠岂成猫。空持刀笔称文吏，羞说当年汉相萧。|这首诗前联假定从官吏的立场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下联引用《孟子·离娄》所谓“为丛驱爵（雀）者，鹯也”的古训，揭示了害民的官吏如同伴鼠之猫，是不配称为官吏的，从而有力地辩护了身为保正的晁盖的“养贼”、身为押司的宋江之“纵贼”不仅无罪，反而具有正义性。同回作者在叙说都头朱仝去捉拿晁盖，有意放走他时所写的一首诗，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
捕盗如何与盗通？官赃应与盗赃同。莫疑官府能为盗，自有皇天不肯容。任何人都可以从这首诗，特别是后一句：“自有皇天不肯容”中看到被贪赃枉法的官吏逼上梁山的英雄们正是体现了这个“皇天”的意志，亦即“替天行道”。
再看《水浒》第31回作者以浓情的笔墨描绘了武松杀贪官污吏之后，为表扬英雄的壮举而写的一首诗：
金宝昏迷刀剑醒，天高帝远总无灵。如何庙郎多凶曜，偏是江湖有救星。前引诸例都是从法制的角度立论的；这首诗转换视角，从不同的三种人物的品格构思，揭示贪官污吏因贪婪而财迷心窍；皇帝因高高在上而不知下情；只有草莽英雄是清醒的——因为他们仗义疏财。这样就势必在朝廷里充满了贪官污吏，只有江湖中才有百姓的救星。不过，在这首诗中虽然提到了皇帝，可是他与草莽英雄的关系还不能说揭示得很清楚，第19回为阮氏三兄弟和官府作战时所写的诗则揭示得很清楚：
打渔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还有一首云：
老爷生长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官，京师献与赵王君。两首诗是这样明确地说出了梁山英雄的反贪官污吏以效忠当时的赵宋皇帝的关系，使“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的一致性昭然若揭。
在传统思想中，“惟天惠民，惟辟（即指天子、君主）奉天”（《书·泰誓》中）是大原则。就是说天意在于爱民，而君主就是要奉天意爱民。这与现代把君主视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他的职责在统治剥削人民的观念是根本不同的。所以，无论宋江还是方腊和当时的其他人，都是皇权制度的拥护者。但宋江和方腊不同，后者“因朱勔在吴中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怨，人人思乱”起义，不仅占据8州25县，“改年建号”，“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外将相”，而且“起造玉殿、内苑、宫阙”，“自霸称尊”。用小说中的一句最简单的话说，这就是所谓“造反”；关于前者，小说中的宋徽宗说得明白：“寡人闻宋江这伙，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他亲笔的招安诏说得吏明白：“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志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衷情，深可怜悯。”就是说虽反贪官污吏，却不反当今的皇帝和皇朝。此之谓“忠义”，也就是“替天行道”。
论者或日：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投降，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这种议论不符合实际。要说《水浒》的作者认为宋江在道德修养上高于晁盖，那是事实。这点在71回作者有明确的交待：“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这里只是说“恐”晁盖托胆称王，并不是晁盖已经有称王之志。恰恰相反，在47回，晁盖自己说得很清楚：“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顺便再说一句，即使是口口声声反对招安，临死前仍大叫“哥哥，反了吧”的李逵，最终还是心甘情愿地说是：“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是梁山上的两面大旗，也是作者创作的纲领，两者其实是统一的。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撇开小说的逻辑和情节，任意剪裁它们以适合自己的眼光和需要。
六、梁山悲剧的历史意义和游民的性格特征
金圣叹对《水浒》71回以后的章节颇有微辞。自那以来，形形色色的割裂《水浒》的观点相当流行。这也是这部伟大的作品对社会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的一种表现。后人从自己的时代和情感出发，发出这种割裂的议论不是偶然的；从艺术的角度看，也许还具有一定的依据。然而，从小说的整体看，这种割裂《水浒》的观点破坏了它的有机结构，既掩盖了全书的主旨，掩盖了作者深刻的现实主义倾向，同时，也掩盖了小说对我们民族精神和品格发生巨大影响的真正价值。为此，有必要稍稍多着一点笔墨加以讨论。
《水浒》所描写的故事从众英雄被逼上梁山起，到“宋公明全伙受招安”，结果是去征辽打方腊。作者的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完整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游民反抗斗争的历史，把它作为历史的正剧来讴歌，主要还在于把这些草莽英雄的结局写成一个悲剧，表现出了这个时代历史小说中最深刻的现实性。试想，如果腰斩《水浒》，虽可突出故事的斗争性，从而拔高梁山英雄，使之变成人们心目中想像的农民英雄；然而，这样一来，这个有头无尾的故事既具有非历史的虚幻性，根本无法解释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矛盾，又大大降低了作品本来具有的现实主义深度，使之化为一部平庸的武侠小说而已。近10年前，为了某种不便明说的需要，曾经大批而特批《水浒》，说这是一部反面教材，说宋江投降，让人招安了云云。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其实同样是没有发现《水浒》的悲剧结局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现实主义内涵。
《水浒》从开卷的《引言》就交待了全书所藉以构筑的理论框架——历史循环论（顺便说一句，历史循环论并不像迄今学者们所批判的那样浅薄荒谬。关于这种历史观的价值当另文阐述）。随着小说情节的逐步开展，作者在许多地方都点出了它的结局。例如，早在第4回写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智真长老就指出这位贪酒、杀生，处处与佛门规矩相违的花和尚，“虽是如今眼下有些罗皂，后来却成得正果”；第42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用“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四句天言点出了全书情节发展的重大关节等等；所有这些人们熟悉的事实最明显不过地证明《水浒》是一部精心构思的杰作，值得扩展视野，进一步地发掘它所包涵的历史和社会的价值。
前文已经点出，“只为衣冠无义侠，遂令草泽见奇雄”——就是说梁山英雄的出现是有历史背景的。从近处看，作者认为赵宋王朝起自“赵检点登基”，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割据，恰如“一旦云开复见天”；随后太宗、真宗时代也都是“天下太平”；直到仁宗在位的期间“一连三九二十七年”，“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号为“三登之世”。然而，真可谓是“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道乐极悲生”。就在这仁宗的“嘉祐三年春间，天下曾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文武百官商议，……专要祈祷，禳谢瘟疫。”于是，便发生了“三十六天罡下凡临世，七十二地煞降在人间，哄动宋国乾坤，闹遍赵家社稷。”这就是说，如果赵宋的统一是前一个乱世——五代十国的终结，那末，梁山泊一百零八个英雄聚义则是赵宋步入又一个乱世的开始。不过，小说作者的视野其实要比他所直接叙述的宋朝宽广得多。本文一开头曾引用的那首词和诗就是“评议前王并后帝”，强调全部中国历史都是“江湖变桑田古路”，而作者无非借这个发生在宋朝的故事以说明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循环之根源，亦即“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十分明显，作者的历史循环论是以我国漫长的历史作为广阔的背景的。因此，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地看待作者提出的草莽英雄取代衣冠义侠的问题，而应该后顾前瞻，把它放到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定位，才可能给予适当的评价。
《水浒》说得十分正确，我国历史确实曾有一个衣冠即上层统治者中产生义侠的时代。从战国直至宋朝，此类例子比比皆是：像战国时著名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群、春申君，秦汉之际的田横等等都是适例。不过，最典型的事实主要反映在秦汉至唐宋每一次王朝的更迭时期。可以这样说，其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由当时上层的所谓“豪杰”或“豪侠”大胆参与乃至直接领导下实现的。当然，所谓“豪杰”或“豪侠”，因时因地都有不同的特点，必须精心加以区分，而历史学者要做到像陈寅恪先生阐述隋末唐初“山东豪杰”那样，深刻地揭示“豪杰”不同时地的特点，则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水浒》所说的“衣冠义侠”在唐宋之前的历史上确实存在，绝非凭空杜撰。至于作者点出他创作《水浒》的时代已变为“衣冠无义侠”的时代，则更是神来之笔，比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更深刻得多地把握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本质。
读《水浒》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自称“俊逸儒流”，而作品更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但作者却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文官，包括对那时追逐功名的读书人之厌恶和仇恨。在第71回那篇“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文字中，作者直截了当地宣布：“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小说通过梁山英雄之口，或指责“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或劝说一些武职“就此间落草，论秤分金银，整套穿衣服，不强似受那大头巾的气？”所谓“大头巾”在34回中写得很分明，就是指的文官。小说的这种思想观点，在有关白衣秀士王伦的描写中表现得最深刻。王伦本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又没有十分本事”，却在梁山坐了第一把交椅。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上山，他怕被识破自己的无能而不容；后业，晁盖等劫取生辰纲，怕他不肯收容，打算送上金银，作为入伙的礼物。在这两处，作者各有一首诗挑明小说的这种创作意图：
未同豪气岂相求，纵遇英雄不肯留。秀士自来多嫉妒，豹头空叹觅封侯。就是说大头巾们心胸偏狭，妒嫉性强烈，已丧失了豪气，故排斥英雄人才：
无道之时多有盗，英雄进退两俱难。只因秀士居山寨，买盗犹然似买官。在这里小说借梁山上王伦的形象，把仇恨当时“假文墨”、“大头巾”的情绪发挥到了极致，也把作者为什么认为上层丧失了豪气的思想根子揭示出来了。
其二，最恨钱财聚积。梁山英雄主要品格特征是仗义疏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有所论列。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他们为什么要推重仗义疏财的更深层理由。第18回写晁盖等因劫取生辰纲10万贯财宝之后不得不弃家上山时，作者特赋诗一首，发挥其笔底未尽之意：
须信钱财是毒蛇，钱财聚处即亡家。人称义士犹难保，天鉴贪官漫自夸。这是从正面描写，就是说即使是像梁山英雄晁盖等，他们手中聚积了大量钱财，其危害亦有如毒蛇，足以破家。第36回则从反面，即贪官污吏的角度写钱财聚积的危害：
都头见钱便好，无钱恶眼相看。因此钱名“好看”，只钱无法无官。
这是宋江在上梁山泊的途中得着石勇捎带的“平安”家书，在赶到家的当夜即被郓城县两个新参都头带的兵士团团包围时，他以送20两花银名叫“好看钱”为条件，换得两个都头同意解除包围，等第二日再受缚去县。作者就是通过这个细小而平常的情节，揭露了贪官污吏因“好看钱”，结果弄得国家“无法无官”。这也就是作者认为上层丧失了豪气的经济根源。
《水浒》成书于元末明初。试把作品与历史作一对比吧！作者认为，中国历史至宋朝末年，社会上层已完全丧失了过去曾有的那种豪侠正气，个个是贪官污吏，无处非贪赃枉法，其结果势必弄得无法无天，国不成国。这样，社会的出路自然只有靠下层，靠“独持义气轻黄金”的江湖英雄大胆地进行“替天行道”。作者认为，唯有走这条道路，才可能是真正的“忠义双全”；但是，梁山英雄所作所为，却如作者在第120回中用宋江和李逵托梦对吴用所言：“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今朝廷赐饮药酒，我死无辜。”社会下层的一腔忠义最终也都化为乌有，化为悲剧。本文一开头我就指出过：《水浒》开卷的《引言》透露着一缕淡淡的哀愁。现在，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来这是作者对社会上层已完全丧失了过去曾有的那种豪侠正气的悲歌，是对宋朝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前景的失望。我国自秦汉至唐宋曾经经历了封建主义文明高度的发展，小说的作者自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到这种文明从明朝起转入长期的衰落过程。但是，他显然很忠实于自己面对的历史和现实：从北宋的衰亡，从南宋屈辱的偏安而最终被一个少数民族所完全征服，在在都表露出历史已不同于往时的衰落特征。《水浒》大胆地把这一切作为悲剧写出来了，而这就是《水浒》的伟大处。
最后，我想再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水浒》所讴歌的江湖英雄后来主要变为帮会。因此，要说帮会继承了《水浒》许多东西，那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若说帮会的渴望金钱、梦寐以求于物质的享受和梁山英雄的追求相一致，则不啻是对《水浒》的歪曲。前面我已指出，梁山英雄虽是社会下层的代表，但还不是明清以来人数越来越多的流氓无产者的代表。这就是《水浒》中所讴歌的江湖英雄既有继承先前豪侠气质，又有区别后来帮会特性之处。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中国农民甚至我们整个民族的性格演变过程至关重要。不过，这个大问题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明，且亦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让我就此打住，并以此请文史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孙达人，1935年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陕西省副省长，现任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发表有《中国农民史论纲》、《论宏 观与微观的衔接》等论文数十篇，著有《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1卷）等专著。
本文1994年9月21日收到。
张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