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制度论文,禁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朝建立之后，先后在各个对外贸易港口设置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对海外进口商品实行抽解、禁榷、和买是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有宋一代，抽解、禁榷、和买制度不断沿革变化，对宋朝财政和海外贸易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抽解制度
所谓“抽解”，即市舶司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一种实物税，它按贩到舶货的一定比例抽收，故又称为“抽分”。
宋初市舶制度尚属草创，统治者为巩固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势力，在经济上推行“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的方针，〔1 〕主要向地方州郡争夺舶的控制权，标榜“不与民争利”，〔2 〕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对进口商品征税，其时实行的是“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3〕 带有收购的意义，严格地说这还不是一种关税。直至“淳化二年（991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4〕始立“抽解二分”并非定制，不久仁宗朝又实行“十税其一”，但是这个规定很含糊，没有详细规定如何抽解。由于舶货种类不同，良窳价值相差很大，这就给予官吏舞弊挟私，上下其手的机会。据记载，王丝“充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提举市舶司。凡蕃货之来，十税其一，必择其精者，夷人苦之。公令精粗兼取，夷人大悦，谓之金珠御史，意贵之也”。〔5〕可见当时抽解之法在执行中有很大的伸缩性， 弊病很多，影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至北宋中期，中央集权已空前巩固，藩镇割据的威胁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然而因宋初统治者对唐末、五代之弊矫枉过正，产生了许多弊病，影响国力，形成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中最突出的是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国用入不敷出。〔6〕在此情况下， 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要求进行改革，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富国”为中心，如何利用海外贸易来增加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成为变法的重要内容。元丰三年（1080年）宋政府制订了《市舶法》，纠正原来市舶司在实施抽解时的伸缩性、随意性等弊病，规定“抽解法有定数”，在全国统一税率，〔7 〕具体的办法是将舶货分成粗细两类，分别征以不同的税率。绍兴十六年（1136年）户部言：“其抽解将细色直钱之物，依法十分抽一分，其余粗色并以十五分抽解一分”。〔8〕文中的“法”即指元丰《市舶法》。 元丰《市舶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海商所受到的盘剥，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发展，元丰年间，中国海商“来往如织”，〔9 〕外国商使“来者相继”，〔10〕宋政府的市舶收入也增加了。
但是由于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法的规定是一回事，实际贯彻中却又是另一回事。元丰之后，法定的税率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北宋末年，广州市舶司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脑，凡细色抽一分，玳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11〕这应当是广州市舶司擅自规定的。
步入南宋之后，随着政治日益黑暗，财政更加仰赖海外贸易，统治者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掠夺，遂破坏了元丰时“旧法抽解既有定数，又宽期纳税，使之待价”的“招致之方”，〔12〕抽解之法进一步崩溃。绍兴十四年（1144年），“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抽解四分”，后因蕃商陈诉抽解太重，绍兴十七年（1147年）旋又恢复“十分抽一”。〔13〕尽管如此，但是各地市舶司为“课额增羡”，以求升迁干赏，大肆搜刮，实际税率不断上升。隆兴二年（1164年），两浙市舶司向朝廷报告，“抽解旧法，十五取一（指粗色），其后十取其一。又其后择其良者，谓如犀象，十分抽二分……乞十分抽解一分”。〔14〕此意见虽然得到朝廷批准，但实际上依然是“细色伍分抽一分，粗色物货七分半抽一分”〔15〕比法定的税率提高一倍，而且“州郡官吏趣办抽解之处，又多名色，兼迫其输纳，货滞则减价求售，“以致商人”所得无几”。〔16〕至于官员们借抽解为名，行勒索渔夺之实，更是不一而足，〔17〕反映了封建政权对海商剥削和压迫都加重了。
于此项一提的是，除了对进口舶货有抽解之税外，在北宋的相当长时期内，对出口商品亦征税。宋人朱熹记曰：“广之蕃舶装舡，旧皆取税”，直到仁宗嘉祐年间，余靖出知广州才“奏罢之”。 〔19〕惟征出口税的具体情况，史籍元载付诸阙如，难以稽考。
二、禁榷制度
禁榷，是专买专卖的意思，属官市的一种，即对海外进口商品禁止私人买卖，而由官方垄断经营。唐时已有舶货禁榷之制，〔20〕宋朝的舶货禁榷则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87年），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全面禁榷制：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根据乐冲、陶邴的建议，诏“自今禁买广南、占城、三佛齐、大食国、交州、泉州、两浙及诸蕃国所出香药，犀牙”。〔21〕时所谓“禁榷”，就是凡海外进口商品全部由市舶司收买，官府专卖，“非出官库者，不得私相交易”，〔22〕故我们将其称为“全面禁榷制”。对于民间原有的贮货，“限令取便货卖，如限满破货未尽，并令于本处州府中卖入官，限满不中卖，即逐处收捉勘罪，依新条断遣。诸迥纲运，并客旅见在香药，犀牙与限五十日，行铺与限一百日，令取便货卖。如限满破货不尽，即合于逐处中卖入官”。〔23〕对于违抗者则予以严厉的惩处，“敢与蕃客货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妇人犯科者充针工”。〔24〕
实行“全面禁榷制”的原因有二。其一，宋初藩镇官僚经商之风很盛，把持着一部分海外贸易之利，即位之后即下诏禁止，〔25〕以摧制藩镇官僚势力。但是宋太宗清楚地知道，仅凭一二道诏令是不足以收成效，若让民间泛海贸易自由发展，禁绝官僚经商之风就是一句空话。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是由封建国家垄断民间舶货市场，禁止私人买卖；其二，海外贸易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控制重要的经济部门是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因此每个封建王朝都企图将海外贸易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但自唐末中央集权瓦解，民间海商贩运活动蓬勃兴起。宋王朝建立之后即着手重建中央的控制，由官方经营海外贸易，如发展朝贡贸易，建立官方舶货购销商业。〔26〕大凡官营商业总是要依靠政权力量垄断市场才能维持，实行禁榷就是为了达到垄断市场，维护官营商业的手段。
全面禁榷制实行之后，在禁绝官僚经商之风和重建中央控制方面收到显著的效果，但是不能长期实行，因为受全面禁榷制打击最重的是普通海商，因此遭到他们的抵制。据载，直至全面禁榷之令颁行十年之后，“两浙、漳泉等州自来贩舶商旅，藏隐违禁香药、象牙，惧罪未敢将出与限陈首官场收买”，〔27〕说明民间走私活动很盛，对全面禁榷制进行了有力的抵抗。另外，全面禁榷制还严重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开展。海外贸易的商品流通，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现在由官府一手包办，以官方销售的为唯一流通渠道，这就必然要产生弊端，导致流通不畅，供需失调。当时情况是，一方面京师政府的舶货库存藏有溢满之患，销售为难；〔28〕另一方面却是“京师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29〕影响民生，招惹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全面禁榷制”难以长期实行，宋政府被迫驰禁。
2.部分禁榷制：
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起， 宋政府改行“部分禁榷制”即将进口舶货分成两大类。一类为禁榷物，仍由国家全部收购，专买专卖，不许民间私相交易，最初“凡禁榷物八种，（珠贝）、玳瑁、牙犀、宾铁、
皮、珊瑚、玛瑙、乳香”，后又增加紫矿、鍮石二种，〔30〕南宋时又将“牛皮、筋角堪造军器之物”到为禁榷物。〔31〕禁榷物主要是统治者生活所需的奢侈品和民间畅销利厚的香药，藉此保证官方控制海外贸易的主要利权。另一类是“放通行药物”，主要是利润不高，销路不畅的舶货，允许民间交易。当时此类舶货有三十七种：木香、槟榔、石脂、硫黄、大腹、龙脑、沉香、檀香、丁香、丁香（母）、皮桂、胡椒、阿魏、莳萝、毕澄茄、诃子、破故纸、豆蔻、花白豆蔻、鹏沙，紫矿，胡芦芭、芦会、荜揆、益智子，海桐皮，缩矿、高良姜、草豆蔻、桂心苗、没药、煎香、安息香、黄熟香、乌樠木、降真香、琥珀。〔32〕以后“禁榷物”和“放通行药物”的品种虽时有变化，但凡利厚畅销的舶货始终是禁榷物，仍由官府专买专卖，如南宋后期，翠毛“此系禁物，密切收买，切不可将此物投卖，恐吃人便宜”；〔33〕乳香“只许场务官自卖，私香法重不可当。乳香不可私下发付，不可承揽，有人要买，于官场请买，御药院名字乳香不妨”。〔34〕“部分禁榷制”的实行对恢复民间贩运活动，满足人民生活需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官方对禁榷物的收购价很低，又多以滞销之物折支，“仍不得支给金银、匹段”，〔35〕商人贩运禁榷物无利可图，无积极性可言，转而贩运”放通行药物”，从而影响着禁榷物的进口和政府的市舶之利。因此为弥补禁榷制之缺陷，又有和买制的产生。
三、和买制度
和买，属官市的另一种，是强制性的收购，即对禁榷物之外的“放通行药物”规定一定的比例由官方收购。“官市之余，听市货于民”，〔36〕故可称为“分成和买制”。
“分成和买制”始于淳化二年（991年）， 起初和买的范围限于部分种类的舶货。该年，太宗鉴于“部分禁榷制”之病，诏“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舶船，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自今除禁榷物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37〕即一方面提高官方收买价格，以刺激禁榷物的进口；另一方面又将“放通行药物”分为良窳两类，规定良者由市舶司收购一半，窳者粗贱利薄，仍由舶商自卖。
宋仁宗朝，“分成和买制”又扩大到禁榷物之外的所有进口商品，但和买的比例有所降低。仁宗“诏杭、明、广州各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视所载十算其一，市其三、四”。〔38〕此后终宋一代，官方所规定的和买舶货之种类，比例之多寡，常常因时而异，变化频繁，但基本都属于“分成和买制”。
在宋代，和买往往又称“博买”，其实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和买，意本双方公平交易，〔39〕多指现钱交易。“博买”则指以实物折价，以物易物。关于和买与博买之区别，可参考宋代的市籴制度。“宋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现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40〕
和买与博买的作用亦不尽雷同。和买主要要宋初实行，当时主要是作为官方控制海外商品货源的一种手段，“而不以为利”，〔41〕故在支付上“如时价给之”。〔42〕自北宋中期之后，和买变质，多行博买。博买虽从和买发展而来，但它更主要地是作为官方对民间海商进行经济掠夺的一种手段。故北宋末年朱彧云：“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43〕即不仅官方价例定得很低，而且多以官库积压滞销物货支付，折价时又多方克扣，对市舶贸易危害甚大，其时虽有曰“和买”，实皆博买。
进入南宋之后，作为经济掠夺的一种手段，博买更加苛刻，博买比例越来越高，有的舶货竟至六分。〔44〕博买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45〕甚至如真德秀所指出：“曰和买，实不给一钱”。〔46〕至于官吏“托名和买”，进行敲诈勒索更是司空见惯。〔47〕实际上所谓“和买”已演变成为一种变相的苛税，“故客旅宁冒犯法禁透漏”，也不愿意到市舶司抽解和买。〔48〕
四、结语
对舶货实行抽解、禁榷、和买，是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海外贸易中攫取利润，“以助国用”，体现了封建政权高度的经济掠夺性。然而抽解、禁榷、和买制度的实行却寓有更深的用意。海外贸易是一种远距离的长途贩运，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海外贩运阶段和国内运销阶段，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整个海外商品的流通过程。但是海外商品的流通是很复杂的，只有经过多个环节才能完成，其中口岸的舶货收购和批发商业是关键，它将海外贩运和国内市场联结在一起，谁掌握了这个环节，谁就可以控制进入货源，从而掌握海外贸易的命脉。宋朝统治者深知控制口岸舶货收购商业的重要性，规定由官方实行垄断经营、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就是贯彻这一意图的犀利工具，实际上也就把官方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加以正规化、制度化。
但是宋代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以国家暴力为依托，以封建强制为手段，随着市舶制度的不断完善，封建政权对海外贸易的掠夺也愈来愈严重，控制愈来愈严密，加上封建官僚政治的弊端，其结果必然是窒息了海商资本发限的动力和生机，破坏了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南宋后期海外贸易的衰败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
〔2〕〔3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
〔3〕〔22〕〔24〕〔36〕《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4〕〔41〕《文献通考》卷20，《市籴一》。
〔5〕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14，《王君墓表》。
〔6〕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国计出纳事》。
〔7〕〔12〕〔14〕〔16〕《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七。
〔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九。何乔远：《闽书》卷39， 《版籍志》。
〔9〕苏轼：《苏东坡奏议汉集》卷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1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六。
〔11〕〔43〕朱彧：《萍州可谈》卷2。
〔1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五。
〔15〕〔48〕罗濬《（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
〔17〕〔46〕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43，《提举吏部赵公墓志铭》。
〔18〕朱熹：《五朝名臣录》卷9之七。
〔19〕祝穆：《方舆胜览》卷34，《广东路、广州》
〔20〕刘蜕：《献南海崔尚书》，载《全唐文》卷789。
〔21〕〔2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
〔2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天国二年正月丙寅。
〔26〕〔2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
〔28〕《宋吏》卷268，《张逊传》。
〔29〕〔32〕〔37〕〔4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3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33〕《百宝总珍集》卷7，《翠毛》。
〔34〕《百宝总珍集》卷8，《乳香》。
〔35〕《宋会要辑稿》职货三六之一、二。
〔38〕《文献通考》卷20，《市籴一》。《玉海》卷186， 《唐市舶使》。
〔39〕《新唐书》卷159，《吴凑传》。
〔40〕《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一之一。
〔4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七。罗濬《（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
〔45〕〔4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