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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族际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日益增强，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汉族与少数民族双向流动势不可挡
不同民族成员相互流动与交往，是民族开放进步的重要标志。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贯彻“以粮为纲”、“以牧为主”，农牧民固定在土地和草原上，民族之间交流较为有限。改革开放以后，允许不同民族成员自由流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汉族个体工商户到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务工经商，有的深入到牧区草原、民族村寨，把沿海先进地区的物质文明带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日益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和欢迎。目前全国跨省区的流动人口达8000万人，汉族到少数民族地区从事经商、办企业、修理、建筑、种地、承包工程、旅馆、饭店各行各业的人数有1000多万人，仅全国各地到新疆的鞋匠、木工、缝纫、泥瓦匠、修理工就达200多万人。内地汉族农民到吐鲁番沙坝村租地开荒种瓜， 成为新疆的首富村。随着新疆准噶尔、塔里木、吐哈三大油田的开发，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万石油大军进入了新疆。当地少数民族在石油开发区开饭店、办旅馆、商店，搞运输，供应农副土特产品、蔬菜和各种设备物资，为油田职工提供医疗和生活服务。5年间， 地方政府和各少数民族群众增收150亿元，初步形成了地方与石油企业“融合型经济”， 大大加快了新疆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众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了少数民族群众走出牧区、山寨，到东部沿海地区下海弄潮和打工赚钱的步伐。内蒙古百万农牧民走向市场，参加族际交流；甘肃临夏4万多回族群众在全国各地经商； 湖南江华2000多瑶族同胞走出深山到外省外县传艺；一向封闭的贵州省，大批少数民族群众到沿海三资和乡镇企业打工，仅毕节地区就有13万多各民族的打工仔、打工妹在广东宝安、深圳、东莞、珠海等地“安营扎寨”，每年寄回工资2.3亿元，40%成为生产技术骨干；厦门经济特区， 成千上万的边陲少数民族“商女”前来出售各民族的土特产品和民族工艺品，不少已经发家致富。族际大交流一方面使民族地区汉族人口增加，同时也使东部发达地区民族成份增多和少数民族人口明显增加。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市，最初少数民族人口极少，现在已增至1万多人。 广东省少数民族成份已达52个，常住人口35.04万人， 流动少数民族人口有几十万人；首都北京居住了55个少数民族，常住人口41.38万人， 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不下20万人，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族际大都市。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民族成份已达44个，常住和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日益增多。1994年12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上海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使城市民族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条例》反映出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日益增多的现实。
族际交流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少数民族，大多数居住在西部高寒山区、石山区、草原牧区和荒漠边缘地区，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信息不灵，绝大多数民族从事自给自足和自给不足的传统农牧业，部分民族以渔猎和采集业为生，与外界很少联系，普遍处于封闭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日益频繁，在商品经济和族际大交流的冲击下，打破了民族地区闭关保守的民族壁垒，许多少数民族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商品经济和族际交流大潮，使各少数民族在思想上获得了一次解放。通过族际交往，开阔了眼界，逐渐接受了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许多少数民族在外地务工经商中脱贫致富，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在族际交流中掌握应用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成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500名苗族农家女， 通过在广东打工和自费进修，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技术，回乡开店办厂，成为新一代苗族女厂长和女经理。维吾尔族农村妇女热地娅·卡德尔，冲破妇女不能“抛头露面”的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到内地和国外经商，现已积累资金几千万元，成为新疆著名的女企业家。
随着民族之间交往增加，各民族相互学习语言文字的人越来越多。汉族个体工商户，到不通汉语文的民族地区务工经商，完全不通各地少数民族语言是很难立足的，现在不少汉族个体工商户能粗通当地民族语言。到内地务工经商的各少数民族，都能流利地通用汉语文。一些不通汉语的民族地区，自费开办和学习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越来越多。各民族自觉地相互学习语言文字，有利于促进族际交流和沟通民族感情。
不同文化认同感增强
每一个民族都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民族文化是民族重要特征之一。不同民族文化只有在交往与交流中，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与魅力；同样也只有在交往中，才能互相取长补短得到认同。我国各民族的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各不相同。过去族际交往机会少，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不多，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很难交融与认同。改革开放之后，不同民族文化随着族际交往增加而日趋认同。新疆维吾尔族的葡萄干和羊肉串风靡全国大中城市，正宗回族“兰州牛肉拉面”，以它独特风味陶醉五湖四海食客，朝鲜族风味的凉面和小菜受到各族人民的喜爱，蒙古族的烤全羊和手抓肉成为人们公认的美味佳肴。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城市修建了“民俗村”和“民族园”，生动地再现了各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引起了城市居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极大兴趣，参观游览的人群络绎不绝。大多数民族园（村）一、两年收回投资并开始盈利，与一些新建的所谓“地宫”、“魔洞”昙花一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同时，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正在蓬勃兴起。众所周知，旅游业本身就是对外开放和大力促进了族际之间交流的最佳途径。我国许多民族地区都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四川阿坝藏区九寨沟、黄龙寺、湖南湘西土家族地区张家界、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另外，云南的石林、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和龙宫、广西桂林的山水、内蒙古的成吉思汗陵，早已成为国内外各族群众的旅游胜地，每年都要接待几千万人。各地充分利用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和节日开展民族旅游，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彝族的火把节、藏族的雪顿节、白族的三月街、壮族的歌圩等等，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民族旅游业一方面宣传、弘扬了丰富多采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增加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客观事实反映了族际交流强化了民族文化认同感。
族际婚比例上升
族际婚是民族之间友好、团结和进步的标志。过去一些少数民族担心被“同化”，极力保持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一般实行族内婚。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活动范围扩大，族际交往频繁，族际婚不断增加。现在，城市异族通婚相当普遍，不少家庭有好几个民族成份。就是在民族地区的农牧区，族际婚也呈上升趋势。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内蒙古鄂温克旗的鄂温克族与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朝鲜族、汉族通婚的家庭占总户数的比例由八十年代的24.39%，上升到九十年代的47.92%，其中鄂温克族与汉族通婚占族际婚的52.18%； 内蒙古和黑龙江的鄂伦春族异族通婚率为46.57%；黑龙江赫哲族族际婚率高达70.4%。 赫哲族青年男女普遍认为，族际婚有利于民族发展进步。最近，我们在北京，对27个不同民族成份进行问卷调查，据200多份问卷统计，85.4 %的人认为族际婚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开放进步的标志之一。不赞成族际婚只占3%，主张顺其自然的人占70%。也就是说， 70%以上的人对族际婚采取认同、支持的态度。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形成，族际交流越来越密切，族际婚必将呈上升的趋势。
不难看出，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口双向流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族际之间的大交流，有利于克服不同民族之间的狭隘偏见和防备心理，有力地促进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和互通有无，真实地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成为我国族际交流的主旋律。但同时，由于各民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素质不同，在族际交往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和问题，这需要有关部门及时加以疏导和解决，使族际交流向健康方向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