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管理分析范式：一个制度与演化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视角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1672-5956.2014.04.001 库恩认为，范式是一门学科的研究活动能否顺利展开的基本条件。科学家们在交流学术问题时需要有一套一致认同并共同使用的逻辑系统、分析理路与叙事方式。比较管理作为一门交叉性的比较研究学科，同样需要一套自己的研究范式。现有比较管理研究中较为著名的法默——里奇曼模型、尼根希——埃斯塔芬模型和孔茨模型基本上都是从管理活动的视角提出自己的分析范式，然而，作为一门解释性学科，比较管理还需要从管理活动表象的比较中分析其背后深层次的管理机制存在的差异和普适性规律，分析多样性管理模式形成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规律。因此，从制度与演化的视角尝试构建一套比较管理的研究范式是非常必要的。 二、比较管理引入制度与演化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一)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需要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行业乃至不同企业之间存在着差异性的管理模式，比较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解释不同管理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比较管理首先是一门解释性学科。这种解释既有利于发现不同管理模式的特殊性，也有利于发现管理模式中的普适性规律。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中为什么形成了诸如“福特制”“丰田制”和“硅谷模式”等如此差异化的管理模式，这就需要我们采用演化的分析方法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不同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和机理。高闯指出，演化分析方法告诉我们，应当超越“存在”，进入“过程”，通过历史的时间长河分析管理模式的承袭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从而更好地解释某种特定管理模式今天为何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 从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如果要对管理模式做出更深层次的剖析，就需要揭示具体情境下管理现象背后的机制和运作机理，比较不同情境下管理现象背后的机制和运作机理的异质性，而不应仅仅研究处于现象层面的管理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比较管理学的终极目标是比较不同管理模式背后的管理机制。社会科学研究中，机制泛指系统内部组织和运行变化的规律。在任何一个系统中，机制起着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在理想状态下，有了良好的机制，甚至可以使一个社会系统接近于一个自适应系统。组织内的制度是多元的，多元制度的相互作用形成组织机制，因此机制是制度的有机结合，自组织系统的组织机制一定要求组织制度是互补的。制度的互补性、多样性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一套自适应的管理机制不能被简单复制而只能有选择性的移植。 如此看来，比较管理学引入演化和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具有潜在的巨大价值，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研究维度的契合 比较管理的研究维度可以分为横向与纵向，即著名学者索绪尔所说的共时与历时。索绪尔认为，共时的一切牵涉到科学的静态方面，共时仅仅知道一个情境，它的一切方法可以归结为事实的收集，或者说共时的方法是联系同时存在且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些要素是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这一点与制度主义中的制度互补理论相契合；而历时的一切牵涉到进化方面，它联系各个不为同一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连续要素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具有替代关系，互相间不构成系统，这一点不仅与演化分析的思想相契合，而且符合制度主义中制度多样化是制度演化动力的思想。 作为结构主义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索绪尔强调了共时研究的重要性。然而正如比较两棵树的成长有何不同时，不仅要比较树的现状，还要比较其成长过程的差异，比较管理在比较管理模式的差异时，不仅要比较管理模式现存构成要素的逻辑差异，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要素和逻辑的变迁过程。就比较管理而言，演化的分析方法、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制度多样性理论属于历时性分析，而制度互补性理论则属于共时性分析。因此，可以看出，制度与演化的分析方法与比较管理的研究维度是相契合的。 (三)本体论、方法论、生物学隐喻上的通约性 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是库恩科技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描述跨语言交流障碍的重要工具。所谓的不可通约性实际上是指一种体系里的概念、描述、方法、意义在另一体系中失真和错位甚至丢失。通俗地讲，即两种科学体系缺乏共同语言。比较管理之所以能够借鉴制度与演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二者在本体论假设、方法论和生物学隐喻上具有相当的通约性。 1.本体论假设的通约性 本体论假设是一门科学体系的世界观和哲学基础。实在的本体论假设直接限定了更为具体的科学理论的构造。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假设概括起来主要有有机层级本体论、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异质性(多样性)假设、时间不可逆和不确定性及历史重要、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有机层级论可以解释为管理系统被看做一个层级系统结构，层级结构中每一层系统具有双重特征，每个子系统既有自主性又有依赖性，即“杰纳斯效应”。这就产生了并存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因此，有机层级论在比较管理学中可以概括为管理的层级与要素的互补。 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认为人类的心智和外部世界形成了一个二重结构，知识状态的变化不能完全反映为世界状态的变化。心智对世界的反映不仅是不完全的，不正确的知识或“谬见”并非是偶然现象，强调心智的主观与特异性、“根本的无知”以及心智的能动作用。在比较管理学中，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可以解释为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与人的有限理性。 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在比较管理学中可以解释为人类在利益的本性上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这两种倾向，还具有独立于利益关系的作为文明创造者的本性，组织制度和社会环境深刻影响着人性的形成，人性与制度之间是互动的。 异质性(多样性)假设人类心智的不完备与主观性，制度、文化、习俗、阶级的差异和其它社会因素的塑造，个人经验及人类心智的创造性理解等，这就决定个人即使在面对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同样的主观想象机会，其认知和行为也不会完全相同。正是个体间差异的存在与现存管理模式的多样性为创新和管理模式演化提供了原动力。 而时间不可逆和不确定性及历史重要性可以解释为管理模式演化的路径依赖、组织环境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资源与能力的历史依赖。而系统协同效应与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强调制度的互补与协同、新奇事件的后继影响，在比较管理学中可以解释为管理机制中各子系统、子要素、子制度之间的互补与协调，创新的扩散与累积效应。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比较管理学与制度和演化思想的本体论假设是可以通约的，比较管理学具备借鉴制度和演化思想的哲学基础。 2.方法论的通约性 制度与演化思想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回溯法、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比较方法和动态分析方法。回溯法是利用抽象和辨证的方法进行科学发现的方法。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简单的管理实践活动，而是从管理实践活动的差异比较上升到管理模式乃至其深层次运作机理即管理机制的比较，因此比较管理运用的方法之一属于典型的回溯法。 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即个体群思维方法，注重个体与整体的研究，而非简单的系统还原论。研究对象描述的层级水平决定着把现象设想为个体发生还是系统发生。与演化经济学一样，比较管理学通过进入不同水平的系统层级来处理复杂性，同样注重系统的互补、协同与相互作用，强调个体的多样性与变化的不确定性，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把整体现象归结为个体现象的简单累加、忽略多样性的机械论与还原论。 在历史与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上，比较管理学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和管理模式变迁的路径依赖，强调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对管理模式差异的影响。 动态的分析方法不简单等同于历史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注重研究对象的历史渊源和路径依赖性，适用于具体历史背景下的具体研究对象，动态分析方法则可适用于比较抽象的模型中。温特和纳尔逊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就忽略国家和历史背景假设，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将企业、行业和经济变迁表述为一种马尔可夫过程，考察它们的经营、搜寻和选择过程。比较管理学在分析管理模式演化、经济系统效率变迁及其二者逻辑关系的一般规律时同样可采取这种抽象的动态分析方法。比较管理中的比较方法正是基于多样性假设，通过比较，分析何种管理要素如何导致半规律现象的发生，再运用类比和隐喻等回溯法，探寻管理模式的深层因果机制，即从比较管理实践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出发，分析作为整体的管理模式的差异，进而分析管理模式背后的深层机制。 3.生物学隐喻的通约性 隐喻，指的是一门学科选择其他学科类似范畴并借用其名词用以解释本学科问题时产生了新奇语境甚至新的方法论。通过隐喻这种方式，科学理论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各共同体之间以及科学共同体和其他社会成员间能得到充分理解与交流。比较管理学之所以能够借鉴演化经济学中的生物学隐喻，这是因为比较管理学与生物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同质性以及隐喻词所折射的世界观的相似性。 首先，在隐喻对象上，组织管理系统表现出了和生物系统惊人的相似性。类似于生物进化系统，组织管理系统的要素之间以及管理系统和其它诸如文化、政治、政策与法律、技术创新体系等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系统结构与因果关系，各系统都呈现出连续性变化和显著多样性，累积因果规律普遍存在于管理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管理模式的变化与生物进化系统都存在起伏衰减和新奇事物的出现，都包含着无序和有序的交互作用，都存在偶然与必然现象的发生，都处于混沌与秩序的交融。 其次，比较管理学和生物进化论在事实评价时的哲学理念上持有很多共同的基本信念，如二者都强调过程变化的不可逆，都否认超自然选择力量的存在，都反对以目的论形式展开的终因论，都强调演化过程中动态稳定性的重要等。 三、制度与演化思想精髓在比较管理中的应用解释 (一)累积因果效应与路径依赖 制度与演化经济学非常注重累积因果效应。演化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霍奇逊指出：所谓累积性因果关系是指在因果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件的发生都对后续事件产生影响。正如生物演化过程，社会系统中人的行为效果也具有累积性，人们先前积累的知识与主观经验都会对自身和他人其后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累积因果是一种递进的序列关系，而且是具有正反馈效应的非线性过程，即演化经济学中的“历史重要”和“路径依赖”。自诺斯提出制度变迁理论，路径依赖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词汇。经济变迁包括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相应的路径依赖包括技术路径依赖和制度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最早是由David和Arthu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用以解释技术变迁中技术选择的不可预见、锁定和缺乏效率的情况。较早研究制度路径依赖的有North、Stark和David等人，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诺斯的制度专用性理论，Campell、Hausner、Federowicz、Vineensini等人对制度性路径依赖不同机制的解释也有贡献。Vincensini接受了一个路径依赖的包容性定义，并指出了影响和决定制度性路径依赖与路径定型的三种机制，即：经济体制、认知能力和政治因素。尽管对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有所差异，但却包含着几个基本共识，即：强调历史和偶然事件的重要性、过程的不可逆(锁定)、多重均衡及可能低效率。仔细分析，历史与偶然事件的重要性即对因果的强调，过程的不可逆是因为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的正反馈效应，多重均衡和可能低效率强调过程的非线性与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累积因果效应和路径依赖其实是两个可以通约的概念。 正如凡勃伦提出的累积因果的方法论含义即在探寻规律时对终极原因的追溯一样，我们在归纳出不同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后，还要采用累积因果方法去追溯管理模式差异化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其路径依赖机制，否则归纳充其量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福特制、丰田制、鞍钢宪法等管理模式之所以存在典型差异，之所以不能实现全盘借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某种管理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甚至历史偶然事件的影响。在多样性制度影响下，由于存在非线性的正反馈效应，逐渐锁定为某种具体的管理模式，当然这种管理模式并非都是高效的。在这里，制度遗产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路径依赖还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管理模式创新与借鉴不能随心所欲，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外，历史形成的现实基础决定了管理模式与管理实践的创新并不容易按照理想的状态开展。 (二)结构与能动性 “结构”(Structure)与“能动性”(agency)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社会学理论中的社会“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人类学研究维度转移到共时性研究后，“结构”与“能动性”争议凸显。强调结构的学者认为外在于人还存在某种强大的力量支配、形塑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并稳定的决定外部事项；而强调能动性的学者则认为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做出选择，采取行动，结构只不过是人为创造的概念。人类学中的结构一般指外在于人却能够左右人行为的东西，如制度和规范等。结构外在于人，先于人，能稳定地制约、规定、形塑个体的主观意志。能动性指个体对外界和内部刺激做出积极、有选择的响应，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以布迪厄为代表的实践论者则强调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综合，布迪厄用“惯习”(habitus)作为沟通结构与能动性的中介，尽管同意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个人行为倾向于向社会规范和文化趋同，但他否定这种趋同来自社会文化对个人的决定性。 “结构”与“能动性”的命题是凡勃伦制度主义的逻辑起点。凡勃伦认为，所谓能动性，是指个体行为人独立行动并做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而结构则是指诸如社会阶层、信仰、种族、伦理、习俗等这些能够影响或限制个体行动的结构性，或者制度性因素的统称。凡勃伦的出发点是，制度作为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类型，不仅是一种约束，而且能够潜在的改变行为者的目标或偏好。这意味着偏好是内生的而不是外在给定的，但是凡勃伦又强调，社会整体并不完全决定个人，个人依旧发挥作用。在二者的时间关系上，凡勃伦认为结构先于能动性，已形成的结构，通过制度这种社会知识的储藏器，可对个体产生塑造偏好的影响。可以看出，凡勃伦与布迪厄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遵从制度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我们认为，管理实践活动的主体受到组织制度、组织文化、社会习俗等制度结构的影响、形塑和制约，这是组织得以续存的基础，即相对稳定的制度结构决定了组织管理模式的相对稳定。然而，从能动性的角度出发，由于人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管理活动进而对管理模式做出改变或创新，从而对现有的制度结构产生一定的反作用，迫使组织制度做出改变，这正是管理模式得以演化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管理模式的存续是一个动态稳定的演化过程。 (三)个体群思维 生物进化论认为，由多样性和差异性个体组成的种群是生物进化的基础，种群为集群之间选择与淘汰提供了可能性。演化经济学秉承了个体群的思维方法，极为重视对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区分以及两者的对应关系。个体性的变异只有通过创新性地示范与扩散效应，使得这种新奇性在群体中成为多数并达到一定的频数时，一种主导性的经济现象、一种新的企业制度、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社会制度与技术体系才会形成，这就是所谓生物进化中的频数依赖效应。 在管理模式的比较上，个体群思维要求把分析对象看作动态的相互联结的组织系统，把它置于多层次的组织管理系统中进行分析，探讨管理系统中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发现作为整体管理模式上凸显出来的规律性。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管理模式、日本管理模式、印度管理模式或中国管理模式等就是个体群思维方法的归纳结果。 (四)基因、传递、选择与变异机制 演化经济学家最初只是在逻辑中使用进化论，在后期博尔丁、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中，使用隐喻则成为常见的事情，之后新熊彼特学派则更为广泛地使用选择、变异和频率这类标准的生物学隐喻来探讨技术的扩散、创新和淘汰。 基因是生物进化的基础。对演化经济学而言，倘若理论体系中缺少既稳定又存在变异可能的长期承载因子，累积因果效应就无从谈起，经济的动态演化将完全成为一系列无历史和无理由的骤变堆积。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中同样有其稳定而又可能变化的承载因子，即“管理基因”。“管理基因”指的是使管理模式、管理机制既可以产生变异(创新)又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决定性(主导)因素。凡勃仑的“习俗与文化传统”观即认为国家、地域、组织层面的文化与价值观，甚至不同产业因技术范式与要素禀赋决定的差异性的经营和竞争理念都可视为组织的“管理基因”。“管理基因”决定着管理活动的行为倾向和管理模式的核心特质，因此，寻找并挖掘出“管理基因”将非常有利于我们对各国的管理模式进行本质性的内在比较。同时，“管理基因”在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中也会不断发生变异，处于历史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这有助于解释组织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动因。 生物进化中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代际繁殖进行的，没有变异的传递，新物种就无法形成。演化经济学中“新奇”的传递机制一般被解释为模仿行为，熊彼特、纳尔逊等人用模仿行为来解释创新示范之后大量企业的跟进引发的创新浪潮及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拉波曼和蒙哥美瑞则将模仿行为视为企业的竞争战略反应。此外，在网络产业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将报酬递增产生的网络外部性看做是创新行为的传递机制。比较管理学中的传递机制可理解为管理实践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是通过何种机制进行模仿、借鉴和扩散，这种模仿、借鉴机制包括组织间的传递机制和组织内的传递机制，组织间的传递机制指的是对由创新导致的竞争优势引发的示范效应而产生的模仿行为，而组织内的传递机制更多地依靠行政指令进行内部学习与复制。随着模仿、借鉴行为的增多，最初的创新活动最终使得新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模式演化为一种相对稳态的、较为普遍状态而存在。 新物种的形成是新的基因或其表现型变异被自然选择的结果，因此，选择机制对生物进化过程至关重要。同样，在演化经济学中，选择机制决定了哪种新奇性被选择下来并最终稳态化。演化经济学者对选择机制的解释上有着各自的见解，阿尔钦、弗里德曼和贝克尔认为，选择机制与主体理性无关，其核心是市场竞争；而西蒙、纳尔逊和温特认为选择机制不能忽视主体能动性因素，必须考虑主体满意、对利润的选择和惯例等因素在选择中的作用；弗罗门则主张将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并列作为选择机制，认为选择性学习既是变异机制，也是选择机制。管理模式演化中的选择机制可以被解释为，对利润的追逐促使某些个体做出创新并取得较为满意的收益，在市场竞争的生存压力下，会导致一些个体组织去学习。当然学习过程受组织惯例和资源的制约，因此，这种学习是适应性和选择性的，但在一定市场范围内，可能会有一些组织个体相对适应下来，最终这种新奇的管理模式被选择下来。 基因变异是新物种产生的微观基础，而演化经济学中的变异即新奇事像是经济演化的原动力。凡勃伦认为，新奇或变异就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现，它源于随便的好奇心。熊彼特则认为，“创新”是人类经济领域中的变异，它源于企业家的创造性欢乐。纳尔逊和温特认为，变异是对惯例的破坏，他们尤其强调现实中经受的挫败推动了对新奇或变异的搜寻。诺斯将“新奇”视为由相对价格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而引发的制度变迁。青木将“新奇”视为由“共有信念”危机而引发的制度演化。在比较管理学中，我们将“创新”视为“变异”，当然这种创新可能来源于市场竞争中受到挫败而引发的求变压力，也可能来源于环境的变化、新技术的出现、新的亚文化的形成等新奇性的出现，也就是说创新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可能是偶然的、无目的性的，也可能是主动性的、有目的开展的活动。 (五)制度互补与多样性(异质性)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类比于物理学。这种机械的、还原论的同质性假设不仅预先从理论体系中排除了多样性和人类的创新行为，而且否认经济活动的不同质量对经济效率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这也是诺斯之所以撇弃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本体论假设，而采用经济史分析方法的初衷和主要贡献所在。 达尔文革命诞生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哲学体系中，个体群思维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与物理学中流行的本质论思维相对立。个体群思维贯穿的是突现原则，而突现的基础是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类比于达尔文主义，认为正是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使创新与演化得以发生。 青木的比较制度分析是研究经济体制多样性的理论，强调制度的多样性和互补性，认为制度的多样性是制度演化的基础。其基本的研究设想之一是将当代不同国家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解为某种多重均衡现象(共时性问题)，一些元制度的复杂而又内在一致的联结就构成了整体性的制度安排。青木对制度多样性和互补性思想还体现在对“域”的分析上，青木把博弈的域概括为6种类型：即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而各种域又经常是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这又进一步说明制度是互相关联和互补的。 比较管理学同样反对还原论的同质论假设，坚持多样性(异质性)假设。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行业、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等宏观要素的差异都决定了管理模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即使是在相对狭小的横截面内，由于企业文化、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企业领袖等的差异性，也可能导致管理模式的差异，如为什么福特率先在美国汽车行业创造了流水线的“福特制”，丰田为什么率先在日本汽车行业创造了精益生产的“丰田制”模式。正是由于管理模式的多样性，才引发了对优秀管理模式的模仿和借鉴，而模仿和借鉴的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具有差异性的管理模式，所以说，管理模式的多样性同样是管理模式演化的基础。从决定管理模式运行规律的管理机制来说，各种管理要素(元制度)只有互补性的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套良好运作的自组织系统，否则要么被淘汰，要么创新而得以被选择下来。 四、制度与演化的视角下比较管理分析范式 以上分析说明，比较管理学不仅具备了应用制度与演化思想方法的基础，而且通过这种借鉴，还可能产生巨大的价值。正是在比较管理学中引入制度与演化的思想方法，从演化的视角剖析管理模式，由表及里，不仅知其然，还会知其所以然，使得比较管理学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一门学科上升到一门科学体系，我们有理由期待比较管理学重新走入春天。本文将尝试构建比较管理学制度与演化视角的分析框架，并应用演化思想对管理模式的演化机理做出一般性的解释。 (一)制度与演化视角的分析框架 1.明确研究假设与方法论 比较管理借鉴制度与演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要首先坚持制度与演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本体论假设)和方法论。在本体论假设上，坚持有机层级论，即坚持管理系统的层级性与管理要素的互补；坚持心智/世界二重结构本体论，即坚持管理活动中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组织与人的有限理性。坚持人性二重性与文明创造者的本性，即坚持管理中人的本性的利己与利他性和创造性，坚持人性与制度的相互影响；坚持异质性(多样性)假设，即坚持管理中个体、群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正是这种异质性才是管理模式演化的动力；坚持时间不可逆和不确定性及历史重要性，即坚持管理模式演化的路径依赖和多重均衡存在的可能性。 在方法论上，要坚持比较的方法、个体群的思维方法、历史与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以及动态分析方法。 在明确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在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中，还要善于借鉴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即累积因果效应、路径依赖、制度互补性与多样性以及基因、遗传、选择和变异机制等经典概念与思想。 2.选定个体与群体作为比较对象 比较管理学贯彻个体群思维，对个体与群体的划分及两者的对应关系非常重视，这是因为比较对象的不同往往决定比较的层次。如研究东方管理模式时，将东方企业视为一个种群，中国企业、日本企业、韩国企业等亚群体则视为个体，在研究日本企业管理模式时，日本的所有企业变成了一个种群，个体变成了每个具体的日本企业。 3.识别管理模式的表现型 选定个体与群体作为比较对象后，接下来就要从多样性个体中寻找个体的共同表现型，进而归纳出群体共同具有的典型特征。如研究东方管理模式时，那就要求将东方企业视为一个种群，寻找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亚群体企业管理模式中的共同要素，如东亚文化，进而归纳出东方企业群管理模式的表现型，即典型特征。而研究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时，比较的目的则是寻找和归纳日本企业群管理模式的共同要素，如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演变等，进而归纳出日本企业种群的典型特征。 4.分析具体管理模式背后的运行机制 识别出作为种群的企业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后，接下来需要分析的是这种具体管理模式背后的运行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有机层级论和制度互补理论，分析这种管理模式的具体关键要素构成及要素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逻辑关系。 5.寻找管理基因 以上从共时的维度归纳了管理模式的典型特征，分析了其运行机制，接下来需要从历时性维度，即历史的角度研究某种具体的管理模式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需要解释为什么形成了这种现存的管理模式，而非其它，为什么其他群体没有形成同样的管理模式。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历史的重要性，采用累积因果效应和路径依赖理论来分析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而历时性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首先从管理模式演化过程中寻找出其演化过程中的遗传载体——管理基因，即演化过程中那些相对稳定性的因素，因为如果没有管理基因存在的话，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则变成了杂乱无章的突变过程，毫无规律可循，累积因果效应和路径依赖则无从谈起。 6.分析管理模式的变异、选择、与传递机制 历时性研究的第二步是分析管理模式演化过程中的变异、选择与传递机制。 基因变异是新物种产生的微观基础，同样，在管理模式的演化过程中，没有新奇事物和创新行为的出现，管理模式的演化将变为一潭死水，因此，识别管理模式演化过程中的关键性新奇事件和创新行为(哪怕是微乎其微和极为偶然的)至关重要。变异提供了新的管理模式产生的微观基础，而选择机制则说明了为什么新的管理模式能够脱颖而出，是主体能动性的适应性学习还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还是两者皆有，需要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况作具体分析。新的管理模式出现并被选择出来之后，还需要解释为什么一种新的、有效率的管理模式往往会被其他个体模仿，从而成为一种多数现象，最终形成“群”。这就是管理模式演化过程中的传递机制。没有传递，新的变异就不能保留下去，新奇事物和创新行为成为个别现象而最终消亡。 最后，我们将比较管理的制度与演化的视角分析框架用图1直观地表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