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祭品——聚焦《红处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祭品论文,处方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作家毕淑敏女士同名小说改编的19集电视连续剧《红处方》有一种直视灵魂的冲击，这是一部迄今在屏幕上少见的颇为成功的心理悬念剧。它摒弃了故弄玄虚的设计，它直视灵魂、梳理心灵、纪录人生生活无法消褪的痕迹，有一种强烈的审美刺激。这部国内首次以戒毒为题材的作品之所以成功，我想不仅仅源于它对《红处方》片名所引喻的那种陌生、边缘和神秘领域对观众具有的某种禁忌的诱惑力；不仅仅源于对观众接受心理和收视热点的把握；不仅仅源于深刻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价值取向契合所燃放出的崇高使命感的火花；也不仅仅源于对人类境遇的审视，诸多人物关系在典型情境中极端对峙和具有强烈震憾的戏剧性撞击。更在于关注生命本体，探索幸福与苦难对生命所具有的意义，揭示吸毒带来的“人失其伦，好浊恶清”的腐蚀性变异。
电视连续剧《红处方》由吸毒、贩毒、戒毒环环紧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不同于常规的生存层面：令人战栗的母女关系、挣扎生存的夫妻、诡诘多变的情侣、吸毒与戒毒的人们之间形成的难以沟通的敌对关系……以各自极端的方式面对生命的淘洗。在这里，生命之河流过了“寂寞的日子、痛苦的日子、孤独的日子、幸福的日子。”；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迷狂、生命的扭曲、生命的耗尽、生命的危机、生命的毁灭、生命的壮丽……面对生命，我们恐惧、怜悯、充满汹涌的激情！
电视剧《红处方》中，心理医生沈若鱼可以冷静平和地面对病人的难题，却无法面对受海洛因侵害的女儿沈佩蔑视人伦道德的叛逆性心理。面对女儿沈佩在毒品的诱惑下一天天地丧失起码的人伦亲情，面对女儿对生命的消磨和提前支取，面对女儿对世上美好情感的鄙弃，面对完全丧失了彼此信任令人战栗的母女关系，人类生命中最无可指责的母爱经受着无法延续生命的最沉痛的磨难和打击。亲生骨肉漠视生命的态度，虽挡不住母爱舍身忘死的追寻，但毒品的威慑力却让人类很轻易地背离人性。女儿沈佩在男朋友毒贩子高朋的唆使下，为了彻底扫除自己吸食毒品、尽享“幸福、快乐”的最后阻力，对深切关怀自己的母亲进行了漠视人道的谋害，使母亲沈若鱼在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想就此把母亲“改造”成俯首听命的毒品的奴隶，就此摆脱正常的家庭束缚，把母爱之情变成放纵欲望的特殊环境。两种对立的人生观、价值观使母女之间的冲突激化，母亲无助的灵魂在急骤地异化变形。最终母亲沈若鱼只有用毁灭的方式解脱艰难的、曾经相依为命现已崩溃的母女之情，让自己彻底绝望的生命不再痛苦。心理医生沈若鱼从拯救女儿摆脱毒品到无法对抗女儿毫无理智的纠缠和反击的所有动作，既让我们感受到母爱的深情，又让我们在怜悯和悲愤中体验现世中遭受苦难的母亲沉重的道德压力和生命困境。表现在电视剧中最惨烈的影象冲击是母亲沈若鱼在得知已被女儿用毒品残害万念俱灰的情境下，在女儿沈佩“孝敬”自己的生日蛋糕上下了毒，想以此毒死女儿和自绝生命，以斩断自己生命的延续来否定自己。心理医生沈若鱼这种极端的病态心理最终被女儿绝望、恐怖的自戕行为所唤起的深藏内心的母爱本能所克服。“弑子”这一人类最大的困苦和禁忌，导致了母亲撕心裂肺的自责哀鸣和灵魂爆裂的惊醒。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受物质世界的侵害，生命处于危机状态下邪恶与理性的界河成为一个极易交替的场域。电视剧《红处方》，对这种母女亲情在尘世中的沦陷、破裂与修齐，这种活灵活现的生命纠缠，爱恨交织的情感透析，从改编的角度可以说对原著是一种超越，或者说是一种贡献。
在毕淑敏的原著中，沈若鱼的身份并非是电视连续剧中那位饱受创伤和折磨的沉重的母亲，一个由吸毒——贩毒——戒毒事件构成的特殊社会存在的直接的受难者、艰难的反抗者。她的身份只不过是由作者直接操纵的这一特殊情境的窥视者、旁观者，一个介入不深的过客，是作者结构文本最简捷的视角切入点，与文本的叙事者毕淑敏一道承担小说文本叙述的重任，可以说只是一个叙事的工具。小说中的沈若鱼是一个因为进驻过西藏高原，早早地享受了退休待遇的女军医。为排除退休生活的空虚，想通过写作来转移自己无聊的心情，为自己寻找精神栖身的领地……她借助好友简方宁——戒毒医院院长的权力，戏剧性地闯入到戒毒医院这个陌生而刺激的领域，收集和寻找自己文学创作的素材和激情。小说中的沈若鱼始终只是一个由好奇到惊骇到最好逃离的旁观者，窥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至于她最后选择与电视剧中的沈若鱼同样的人生道路——做一名戒毒医生的决定，只是作者仁慈的感情无法面对心中的理想女性简方宁被害后自杀殉职的悲剧，为小说的结束来一点儿聊以自慰的安宁。小说中的沈若鱼与电视剧中的沈若鱼相比，从人物矛盾关系的处理（注：小说中的沈若鱼与丈夫没有子女，他们之间热热闹闹的分歧里有一种攻守同盟的默契；而在电视剧中沈若鱼与相依为命的女儿沈佩从矛盾冲突的发生、发展、高潮、尾声，不论她们之间的爱恨向那一方面延伸，母女俩都无法摆脱难以弥合的裂痕。）到人物灵魂深度的部析和心理追寻，都难以产生电视剧中沈若鱼母女面对面极其残酷的杀亲危机和生命撞击给予我们刻骨铭心的审美感受。我想，这种审美的产生，也就是说电视对这一人物改编的成功，从人性角度让人们受到深深的震撼，对毒品之于社会的强大的摧毁力痛心疾首，也满足了我们对生命个体与生命之间隐私的暴露，灵魂交锋的窥视渴望心理。电视剧中沈若鱼的角色定位是因女儿吸毒而心力交瘁、与毒品交战而内忧外患的母亲。这一定位极大地提高了人物介入规定情境的迫切性和激烈程度。她遭遇的苦难——自己的骨肉“鄙夷生命和践踏人道”的叛逆，和母爱在泥泞中的挣扎与艰辛，足以让我们瞠目无语，我们平凡的神经受到震惊，不能不正视社会发展过程中物欲的侵害、生存的困境对人生的异化和扭曲。电视这门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操纵时空、视听的灵活性、客观性和纪录性，使《红》剧在表现人物冲突方面呈现出直面人生，现在进行的时态空间，给我们造成一种强烈的感性刺激的同时，使我们快速自觉地进入到它所提供的时空状态和经验中去，把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地转移到角色中，去体验由角色产生的多重人性以及对人性的思考。电视剧中沈若鱼的扮演者奚美娟女士面对镜头，内心焦虑细致入微的传递、情感控制的层次分明、人物行动恰当贴切的节奏把握……所有这一切使沈若鱼母女的生命的危机和苦难的激情拥有了我们的同情、怜悯以及震惊和对毒品的憎恶。
“当人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这是作家毕淑敏在小说《红处方》中对她所钟爱的女性，戒毒医院院长——干练、敬业、智慧、美丽的简方宁的命运所作的评议。这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最振奋的悲剧命题——对有限生命价值的肯定。不管是毕淑敏还是电视剧的改编者都把大量的精力倾注给这位有着坚强生命意志的职业女性，都把她视为生活的强者，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使命。就是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简方宁是一个具有高尚的情感和坚不可摧的生命意志的女性角色楷模；是一个面对灾难、面对死亡用精神和肉体进行抗争的悲剧英雄。当得知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戒毒权威人士潘天星教授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期间被国际贩毒分子报复残害，已丧失记忆和自理能力，成为虽生犹死的植物人时，她忍受着内心巨大的悲痛，悄悄地接回丈夫，独自承担这一切的不幸。面对厄运，她没有退缩畏惧，没有逃避使命，而是加倍地工作和进取。丈夫潘天星仍然是她前扑后继，攻破难关的精神动力。如此的境遇使她更加感到，战胜毒品，拯救生命是她生命存在的意义。当简方宁发觉自己已遭吸毒者庄羽丧心病狂的暗算，染上了无法摆脱的海洛因“极品七”的毒瘾时，她没有失掉理性，深知困境的简方宁凭着毅力，来不及抱怨，来不及忧郁，在自己的生命一天天等待死亡来临之际，一边忍受着毒瘾的肆虐，一边向“0 号”戒毒试验发起了最后的冲击。其实对于简方宁，切除大脑中的蓝斑，完全可以延续生命，只是将永远丧失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力。但简方宁认为“人的生命，应该是完美无缺的精品，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具备高尚的情感，因为美好的事物而快乐，因为丑恶的事物而愤慨和斗争”。她不能容忍自己存活的生命不再拥有激情。因此她面对死亡，没有沉没，没有畏惧，而是用理性的、科学的态度坚韧不拔、绝不妥协地抗争下去。在自己还没有被毒品完全占领之时，用医生的身份以身试药，从容地服下了希望和危险各占一半的试验品，用自己的身体去体验，测量生与死的距离，去获取最宝贵的生命数据。
简方宁在死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坚定意志和旺盛的生命主体，显示出高尚的人格魅力。这种设计顺应了广大观众和主流文化对崇高的事业与坚贞不渝的爱情合二为一的期待心理，和呼唤正义、真情的社会责任心。而小说作者毕淑敏以女性的身份使她更情不自禁地关切女性事业成功背后惨重的个人危机和婚姻悲剧，有一种独行者的孤寂。因此在小说里简方宁的生命抗争中包含着更复杂的心理动机，蕴藏着一种沉郁悲怆的诗意。毕淑敏激动、悲壮地让小说中的简方宁说，我爱生命，但当我不可能以我热爱的方式生存时，我只好远行。小说中的简方宁最后不是在众人的担心、敬佩和注视下喝下了自己亲手配制的成功与失败各占一半的试验品，没有如此的英雄壮举。小说中的简方宁最后是通过自杀的方式来越越生命，用生命去作了自己伟大事业的祭品。她只是向世人证明毒品的威力永远抗拒不了人对生命价值的追寻和肯定。《红处方》的电视编导者自然回避了小说作者以女性的角度给简方宁内忧外患的生命中注入了孤独抗争的女性意义，也就放弃了生命悲剧和女性悲剧交织一体所产生的双重的悲情轰鸣。通过他们对女主人公简方宁的近乎完美的处理，我们看到了萦绕在他们心中单纯、完美的英雄受难的情结。这种处理既不会影响电视剧主题的充分表达，也不会引起负面意义，符合中国社会所渴望的要看苦戏，但不需太悲凉，让人看不到希望的观赏心理，既强化了毒品的危害、唤起人类对生命的警醒，又集中了所有的力量展现出受难人格的绝对的精神力量和一种纯粹的、理想化的“自然威力”观照下的崇高。客观地说，电视剧中的简方宁固然让我动情，但我更喜欢毕淑敏笔下的简方宁，被生活的苦涩包围着，面对丈夫的背叛，并没有顿足捶胸、哀怨命运，把悲痛“凝结成铁硬的一块，顶天立地占据着心灵的半壁河山……，不去碰撞……，它就完整着、僵硬着，不会掉下来一片渣滓……”坚强的简方宁；喜欢那个把自己最后的记忆、经验、感情、矛盾、动机整理成句，在临死之时，因为并肩走过这么久的路原谅了丈夫的简方宁；临死之前，清洁着自己的身体，抚摸着自己的身体，为她的坚实而洁净而欣慰的简方宁；临死之前在一个卖花的小姑娘手中为自己寻找到一支红玫瑰，挣扎着把玫瑰插在药瓶里的简方宁；临死之前以一个医生和女性的思绪理性又充满诗意地描述即将死亡之旅的简方宁；在给好友沈若鱼的绝笔中，相信生命会以另外的方式存在，愿和自己最亲密的女性知己并肩飞翔的简方宁……她给我更多的思绪，她的悲壮和不幸真真切切、贴近心灵，因此她用身体的抗争和超越生命，就无形中有了一种辛劳而沉重的女性生命痛苦和眷恋之后展翅“飞翔”的意义。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以女性的身份来继续评议电视剧里简方宁的悲剧命运中来自女性的困境。
电视剧《红处方》中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最直接的对抗者和最残酷的谋害者是一个用性别而不是用头脑来思考问题的女性，这就是吸毒者——画廊经纪人庄羽。她用“极品七”毒害了简方宁后，一种病态的满足和自责使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电话另一端的，此时此刻正承受着毒品折磨的简方宁说出了埋藏在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然而却难以分辨的话：“我爱你，胜过极品七……，我恨你，胜过极品七……”。这是电视剧因袭了小说对这个人物的设计之后，刻画出的价值取向最矛盾、最难以用简单的善恶来把握的女性。庄羽在一切方面都与优秀的女性代表简方宁形成鲜明的对比。简方宁深沉、自律、克己；庄羽却任情使性，有着不顾一切的激情。简方宁的美让人产生敬意，庄羽的魅力让人怵目惊心，深受海洛因毒害的她时而颓废、萎靡，时而率真、热情，情欲炽热地追求爱情和友谊。她在清醒的时候对挽救过自己生命的简方宁充满了感激，然而在高贵的简方宁面前她那桀傲不驯的性情里又潜伏着某种生性抗拒的情绪。她爱上了画家支远，渴望与支远结婚，过一种正常幸福的生活。然而海洛因的魔力使她无法摆脱醉生梦死的迷幻情境，她一天一天地耗尽自己年轻的生命，用以捕捉那种由吸毒所带来的“无理幸福”的快感。支远为了使她相信人的意志定能战胜毒品，竟自己尝试着吸食之后，然后寄托于自己的意志来戒掉毒品，给无望的庄羽信心。但当庄羽意识到自己的恋人支远为拯救自己而不敌海洛因的侵淫时，她又自责、痛惜，发誓要和支远一块儿戒断毒瘾。在戒毒医院，简方宁这个高度职业化的成功女性稳重高雅的气质让她着迷，又使她萌发了一种同性相斥的东西；对支远无意识中流露出对简院长的医德和风度的敬仰之情，庄羽明显地产生了妒嫉之心。她又以一个吸毒者极端病态的心理强烈地鄙弃简方宁高高在上的“关怀”，嘲弄简方宁俯视众生的“特权”。简方宁的威严和自信给予她精神上巨大的压力，这种不平等的医患关系更是让敏感多疑的庄羽愤愤不平。为此她掩示自己潜意识里因吸毒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简方宁面前表现得愈发色厉内荏、桀傲不逊。庄羽的自我保存本能极端畏惧遭到简方宁的影响和牵制力。因为简方宁的存在、智慧和魅力让她“多了痛苦、多了绝望、多了恐惧……”她残破的、扭曲的女性机体本能地抗拒自己潜意识里对美好的向往和占有之情。简方宁对生命负责的态度，不仅没有激励她对生命的珍惜，反而使她更加放纵自己弃绝了理性的生命，她要以一种极端对抗的方式摆脱自己与简方宁的社会关系中永远受审的困境。然而她开始由被动接受简方宁的治疗、训导到主动出击“找回尊严”的过程，始终包含着一种非常强烈的认同心理。电视剧因袭了毕淑敏在小说里为这两个迥异的生命安排的针锋相对的对话场景。两个女人在这个对话的场景里，“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每个人都想了解对方，又处在不断误解当中，她们不停地解释、说明，捍卫着自己……”庄羽最根本的目的是希望得到简方宁平等的女性友谊。然而各自身份、位置、角色的不同，权力和知识、道义的差距，又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这里代表道义、权力和知识的简方宁无疑成为庄羽这个极具女性本质的生命个体极欲征服和颠覆的男性话语。简方宁即作为一种庄羽无法启及的男性象征成为庄羽女性绝望的客体。她永远无法成为“他”、于是便绞尽脑汁地征服“他”、破坏“他”、占有“他”。这种性别上的“错位”，使庄羽对简方宁的矛盾情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她通过电话的方式纠缠着简方宁，又痛苦地感受着自己情感的赤字；她更是不满支远被送进戒毒医院，也就是被简方宁驯服的神情和改过自新。看到支远全神贯注、煞费苦心为简方宁再次而作的油画《生命》，庄羽意识到她不仅得不到简方宁的情感回报，更失去了支远曾对自己刻骨铭心的爱情。丧失了理性的庄羽在这幅送给简方宁的油画里注入了大量的足以让人丧命的极品海洛因。早已被毒品扭曲了心灵的庄羽要在自己的生命崩溃沉没之际，拉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企及的对手简方宁，这样一个太高尚、太尊贵、美丽、卓越的女医生，使她在地狱里靠近自己。庄羽这种令人发指的邪恶动机，使得善良真诚的简方宁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入了死亡的困境。电视剧的改编者承继了小说作者毕淑敏对庄羽这个在简方宁有价生命体现的过程中，最关键而疯狂的生命存在，以一种病态的合理性，在荧屏上塑造了一个个性迥异，充满异彩的残破女性，她的存在、背离了人性中太多美好的东西；她与简方宁异常惨烈的较量在衬托简方宁生命存在的悲壮、崇高之余，又渗透了太多人类复杂生命各种欲求的深刻撞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个体生命的各种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将我们对于人的认识用这五个层次去把握一下，相信我们不会很轻易地抛弃任何一个生命。因此我们才会看到电视剧《红处方》中，沈若鱼和女儿的生命撞击，我们才会从庄羽和简方宁的生命对抗中较量中，体会中，唾斥庄羽的行径，感慨简方宁的胜利。这也可以看出毕淑敏并不采取那种极端的边缘的女性书写，而是在一种对国家社会之中本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背负着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的创作。关注社会问题，追寻深刻的社会意义。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予以热忱、动情的肯定；但她并没有消融自身的女性意识，并没有消融女性生命本体对自身的探寻，而是对女性角色的一次彻底的张扬，是对女性生命的一次理性的“洗礼”。
《红处方》的电视改编是成功的，它准确地把握了小说与电视剧这两类叙事艺术存在的某些触类旁通的脉搏，只不过小说中用语言、文字去分明、强调的东西，电视剧通过镜头、场面、光、影、声音来表现而已。虽然电视剧较之小说更平民化、商业化的需求而有所限制，使它无法包容和表达出小说中传递的人物的主观领域更深沉、更繁复的心理和思绪，但是它能够使毕淑敏小说丰厚的思想维度和深邃的人生经验得以以一个又一个充满视觉刺激的人物形象，一个接一个慑人心魄的动态时空、真实的场景传达给我们；电视剧《红处方》虽然难以把小说中人物细致入微的内心倾述、大面积扑朔迷离的意识流搬上屏幕，然而通过人物扮演者出色的体验后表现出的心理动机、行为动作、精神状态……这些屏幕上的形象足以让我们生发出痛苦、焦虑、怜悯、喜悦和振奋之情，我们的目光穿梭在规定与期待之间，就如同搭乘了一班陌生的列车，把自己对人生的期盼交给一个个生命的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