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由答周云龙质疑引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心论文,主义论文,周云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6-0020-07
《学术月刊》转来周云龙博士与我商榷的文章①，读后让我欣喜。一则他提出了与我研究密切相关的问题，确实在理论方向上推进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因为任何个人的研究都是思想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其意义在于后来的研究能够接续下一个环节；二则他对本人研究的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观念方法等提出质疑，是多年跟踪我的研究、把我的系列研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反思的结果，其中不乏新见解。当然，在他的观点中，有我认同并值得深入思考的部分，也有对我的研究误解的部分，我需要进一步说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质疑引发我把近来的学术反思提出来，如果能引起学界友人的关注，将中国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潜在的一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讨论下去，或许对中国近十年学术思潮的反思有一定意义。
一、什么是“问题”：当下中国的文化自觉
学术起于问题，终于理论。现代中国思想是否可能超越西方现代性观念而思考自身？用西方的“中国思想”思考中国，是否会导致中国在思想上被他者化？在我看来，背弃中国历史主体的反思，即使可以看到中国过往的陷阱，也看不到中国未来的前景。无论是“五四”时代的经典自由主义传统，还是后“五四”时代反现代西方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新左派思想，实际上都难以摆脱西方现代性观念霸权。至于如何从现代性思想中拯救中国的文化主体？这个问题直接面对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中国话语的生产分配的方式与意义。
面对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宏大问题，学者的使命首先是找到自己专业的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试图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从一个侧面思考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性自我构建的问题。这种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建立在“异域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理论假设上——首先，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入手，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与自我怀疑、自我合法化与自我批判的动态结构中解析中国形象；其次，在跨文化公共空间中，分析中国形象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思想领域提出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生成演化？如何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自我？如何在意识形态或社会无意识意义上形成“互为主观性”与“互相他者化”的关系？如何影响中西关系与世界现代文化格局？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想象？如何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形成后殖民时代的泛东方主义化倾向？如何左右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或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环境？
西方的中国形象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边界或尽头，出现的是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这个问题指向两组相关的课题：一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彼此东方化”的问题；二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自我东方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的西方形象和“西方主义”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自觉的大问题下，有必要开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发掘中国形象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意义层面与多元意义语境，在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中思考西方的文化霸权，进一步理解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国际环境。如果以专业的方式解构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霸权，那么，这种文化霸权既包括西方建构的，也包括跨文化移植的。就后者而言，俄罗斯、印度、日本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关，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与它们的关系，构成21世纪中国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国际关系；而它们的中国形象，构成它们面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国家战略背后最深层的文化动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
研究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感触最深的是西方现代性精神与制度中的某种“致命因素”，即西方现代性精神核心存在的同体异构、相互关联的两种力量——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一方面，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认同力不仅表现在西方文化内部趋向凝聚，还表现在西方文化面对非西方文化不断施展的向心性的吸引力。在“跨文化形象学”研究中，你会发现，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均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这些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另一方面，在强化自我认同的同时，西方现代性也在进行异己分化。在全球化推进过程中，西方现代性所到之处，前现代的传统社会已有的文化结构纷纷出现难以弥合的断裂冲突，当今社会误解与冲突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是前现代社会曾经构成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区域。这一点明显表现在曾经共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以及曾经共享佛教文化的中国与印度。它们在进入现代性世界秩序后对中国形象表现出的强烈的否定态度，是最好的明证。现代世界除西方文化外，还有伊斯兰文化，东亚儒家文化，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丁美洲不同地区文化。这些国家或地区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在全球化现代性观念体系中可能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再生产形式。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开始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最终可能又回归到西方。站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的起点上，前景似乎是开阔的，但研究境域越深入，却越来越感到窘迫。我们面对“西方”在强暴性的、自恋式的想象的认同关系中建构现代中国自我的困境，同样出现在我们面对全球化世界其他镜像他者的处境中。表面上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实际上已被西方的中国形象程序所操控，这才是隐藏在全球主义中转移病变的最危险的东方主义因素。②
周云龙的理解没有错，笔者对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的研究，关注的问题的确是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扩张实现其文化霸权。因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扩张，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叙事。这样，笔者研究世界不同区域、国家的中国形象，关注的核心问题即成为：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西方话语霸权的实现方式。这是缘于西方现代性在现代世界观念秩序中表现出的那种强大的形塑力——自我认同与异己分化同时进行，犹如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离。这种力量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观念秩序，也塑造了现代世界的现实秩序。
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甚至文化软实力建构的诸多困境，与西方现代性的这种“形塑力”密切相关。但关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中表现的西方文化霸权，并非等于否定各自国家中国想象的本土资源以及本土资源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改造。每个国家的现代性自我想象的问题背景不同，其“利用”中国形象的方式与意义也不同。被西方宰制的非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不是简单复制西方的中国形象，它们有自己的语境，而且各自不同。所谓“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中被重新组装利用、因地制‘义’”的过程，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与本土中国形象西方化共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尽管不是笔者“问题视域”中关注的焦点，却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笔者的研究并非否认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本土资源。“俄罗斯思想”中的中国形象，既是“西方化”的产物，又是“反西方化”的产物。笔者使用的“俄罗斯思想”是有特殊意义的，指与现代俄罗斯文化自觉的相关思想，它建立在俄罗斯民族性基础上，关注诸如俄罗斯现代文化的自我确认、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历史使命、俄罗斯传统与民族独特性等问题，其极端化表现是俄罗斯思想史上带引号的专有名词“俄罗斯思想”，特指现代俄罗斯文化自觉时代的有关俄罗斯历史使命与命运的思想。这种思想起于俄罗斯民族天选独特性的意识，终于全人类统一于俄罗斯的“神人类”理想。日本的情况更典型，朝贡体系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历史遗产，使日本在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想象中国的方式，不仅与西方不同，与其他非西方其他国家也不同。“脱亚入欧”是日本特有的想象中国的方式，与日本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性格以及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印度的中国形象建构与演变，更取决于印度现代性自我认同或身份想象的特殊性。骄傲的印度文明历史与屈辱的殖民地经验，是现实政治冲突之外更深层的、促成印度的中国形象剧烈转变的原因。周云龙注意到笔者强调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结构中西方的跨文化霸权问题，却忽略了笔者相应层面的论述，即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国家实现文化霸权的意义与形式会因不同国家的本土问题的差异而不同。其中，不同国家或背叛或封存各自前现代的中国形象遗产，但这种遗产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他们的现代性自我想象与这种想象体系中的中国形象。
二、只有“问题准确”才能“理论正确”
研究的问题不同于研究的对象，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在学理上应该是严格区分的。西方现代性主导下世界观念体系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与一般的国别中国形象研究的问题不同。一般的国别中国形象研究，可能只是描述分析特定国家的中国形象如何，甚至可能在研究中根本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笔者从后殖民、后“冷战”角度分析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批判西方文化霸权才是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的问题视野中，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是作为方法而不是目的出现的，表现在世界的中国形象网络或体系中的西方霸权才是问题的核心。周云龙指出笔者的研究虽然从西方的中国形象转向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但还是在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的文化霸权。这一理解是准确的。笔者的研究始终关注的是“西方”问题：第一步，以《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一书③为标志，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精神结构中如何形成；第二步，以《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一书为标志，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如何扩张。至于周云龙质疑笔者置换了研究对象，笔者感觉有必要说明。研究对象不同于研究问题，笔者的研究对象是非西方国家的中国形象，而研究的问题始终是“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中的西方霸权”。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中国问题，必然面对所谓的“世界的中国形象”；而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必然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文化霸权问题。具体说来，它有四个在逻辑层面上需要不断深入的问题：一是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各自的特征及其演变的历史。它们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国形象及其表述策略，其动机与形式都具有自身深远的文化根源。二是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形象越来越频繁便捷地进行“跨文化流动”，形成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无法“独自”地表述中国，其表述资源与策略都具有跨文化特征。三是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中存在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往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为其设定问题、提供思想资源、想象方式与表述策略。西方的中国形象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世界的中国形象的表述，这一点不论在俄罗斯、印度还是日本，都表现得非常充分。四是这些地区或国家的中国形象既意味着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同时也隐喻着它们与西方的关系，其中包含着一个特定的、纠缠不清的、危险的三角关系。
周云龙提出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翻译”，是个有见解、有价值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跨文化翻译”是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第二阶段关注的问题：在第一阶段，他们强调西方文化霸权的展现；在第二阶段，矫枉过正，他们开始强调本土力量的参与、协商与抵抗。但这种理论推进的价值取向虽然可嘉，实际论证结果却是可疑的。因为强调非西方世界本土资源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与协调，起点可能是对立的，终点却是妥协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经过改造与重组，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意义特征与价值取向。在当今全球化文明格局中，一个危险的事实是，即使是某些在政治观念与文化价值上与西方不同甚至对立的国家，其中国形象也是在复制西方的。
目前中国面临着两大文化困境：国内政治上，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幸福指数的不平衡；国际政治上，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与文化软实力发展不平衡。从后者来说，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之所以没有为中国赢得应有的国际影响力，与后殖民、后“冷战”时期西方的文化霸权相关。观察世界不同文化区、不同国家媒体的中国报道，几乎无一例外都在重复西方的“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神话，而且“中国崛起”与“中国威胁”是相关的，似乎“崛起”的中国势必“威胁”世界秩序。如此说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面临的西方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才是中国思想界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学者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问题准确”，然后才可能是“理论正确”。
跨文化形象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事实上有“三组问题”：一是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是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是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这三组课题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的战略文化背景。在第三组问题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现代性自我想象之间的冲突、协商、妥协与互塑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的方向与方法。
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第二阶段讨论的本土资源的“跨文化翻译”，就是“第三组问题”中的一个要点。现代中国在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同时，也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念体系。现代中国在西方的镜像面前确认自我，西方既表现为一种强大的现实压力与欲望对象，又表现为一种超现实的幻象。现代中国不断从这个虚幻的他者镜像中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与其说是确认，不如说是误认。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念体系的核心，是西方现代性思想围绕着进步、自由、文明等概念构筑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宏大叙事系统中，在特定的中西之间、自我—他者之间的想象域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也就可能成为自我异化的过程。于是，必然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思想延伸线上的问题，就是所谓“欧美眼中的亚洲形象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人自己眼中的亚洲形象的一部分的”的“自我东方化”问题。
西方的中国形象支配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形象的同时，也支配着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并塑造中国的现代性自我。西方现代性想象正是通过中国现代思想转换成现代中国反思历史、改造现实、憧憬未来的思想视域与问题框架。繁荣与进步、自由与民主、启蒙与文明、民主主义或民族主义、革命或保守，等等，现代中国文化的问题与方法，都变成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复制或变体。解构跨文化的中国形象，必然延伸到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对中国自我形象的回馈性影响，揭示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所隐藏的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危险与诱惑。从停滞衰退、东方专制、野蛮半野蛮的中华帝国形象到剧烈变革、动荡危险的现代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在话语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多义性。但是，变化的是中国形象的特征，不变的是构筑中国形象的、存在于西方现代性内在逻辑中的、具有历史连续性活力的话语构成原则。在这种文化霸权中，现代中国看得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却看不到现代化的未来前景；似乎为中国找到了现代文化身份，但这个现代文化身份是不是中国的，依旧可疑。
周云龙思考的有关“跨文化翻译”与“跨文化形象”建构的公共场域的研究，可能会推进笔者设想的“跨文化形象学”第三组课题的研究，并有可能推进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本身的发展。但笔者怀疑，强调“跨文化翻译”，是不是一种自我解嘲的“共谋”？承认非西方世界在自我形象建构过程中有限的自主性“份额”，并不能回避西方文化的主导话语势力。就理论本身而言，重要的不是笔者是否关注“跨文化翻译”，而是这种理论是否针对“问题意识”，是否对笔者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文化自觉有所启发。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真正困境在于，单纯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或许能“解构”陷害非西方世界现代性身份的后殖民主义观念体系，但却不能把非西方世界从后殖民主义文化陷阱中“解放”出来；强调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的跨文化建构，难道就能拯救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文化主体吗？笔者不怀疑其价值，却怀疑其方法。
三、难以“理论正确”：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
当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一种“理所当然”的流行方法时，我们就有必要反思其作为方法的“合理性”了。表面上看，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试图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否真能否定、哪怕是动摇西方中心主义，还有待观察。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体系中“扮演”对立面，其真正的作用不是否定西方现代性，而是以“辩证法”的方式证明或巩固西方现代性。因为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包容对立面”上。在这一点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实际上是“共谋”的。即使是强调跨文化翻译，也无法摆脱这种“共谋”宿命。
当今时代人们的思想困境是，在全球化的现代性观念秩序中，人们无法不用西方现代性思考，除非人们不思考。笔者有关“跨文化形象学”的研究出现问题，不在问题与理论的缺漏上，而在前提与立场的动摇上；不在国内友人的质疑点上，而在自身反思出的方法困境上，居首位的是后殖民主义批判方法。
特定理论的意义，决定于其出现的文化语境。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出现在西方文化或理论体系中是合理的，它以“自我解构”的方式完成“自我建构”。但将这种理论移植到非西方文化语境，其意义与文化功能就完全改变了。一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所利用，就成为粗暴地排斥他者、褊狭地自我肯定的思想工具，设置一种文化陷阱。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生长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否能够面对“中国问题”？带着全球主义视野与期望进入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思考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问题，最终发现，其困境或者说绕不开的文化陷阱，还是西方文化霸权问题。什么才是从“中国问题”中产生的“中国思想”？吴励生在《思想中国》中通过对邓正来、汪晖、陈平原、许纪霖与周宁五人的学术批判反思“中国思想”主体的问题④，遗憾的是，作者也只看清来路，没看清出路。
在周云龙提出的系列问题中，最深刻也最迫切的是“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论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出版，弗兰克质疑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完全是虚构，是“欧洲中心论”的神话。弗兰克试图以“亚洲世界体系论”或某种“亚洲中心论”挑战沃勒斯坦欧洲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论”，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沃勒斯坦反驳弗兰克的“亚洲世界体系论”不过是“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沃勒斯坦并不否认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亚洲相对于欧洲具有一定的文明优势，欧洲只是世界的边缘，但问题是现代欧洲的确成功建构了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承认欧洲中心是错误的，而不承认“欧洲中心论”，则无法认识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就不能从根本上批判“欧洲中心论”，引导世界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弗兰克与沃勒斯坦的学术观点表面上看相互对立，实质上却内在统一。弗兰克用一种外在的“全球学的视野”试图颠覆“欧洲中心论”，沃勒斯坦则从“欧洲中心论”内部出发，批判“欧洲中心论”。两者同样否定“欧洲式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论”，但两者同样无法否定“欧洲式资本主义”创造的“欧洲中心”。这个事实前提是强大的，而试图动摇这个前提的学理批判却显得新奇而脆弱。两者实际上都是“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
这场论争的过程与结局是值得反思的。它让我想起有人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时说过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批判黑格尔容易，然而他是对的。”发自“边缘”的理论足以撼动“西方中心”吗？或许现代知识分子任何一种批判理论，实质上都是乌托邦。它的动机是动摇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结果却成为无伤大雅的“挑衅”。而且，在以伪善的姿态稍微动摇了那个中心后，一切又重新恢复平衡，反而巩固了这种意识形态，毕竟西方学术体系在思想与制度上是包容对立面的。此其一。其二，发自西方现代性思想体系边缘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果真能够解决“中国问题”吗？事实是，它不仅不是面对“中国问题”的“中国思想”，而且可能为某种“中国偏见”遮蔽“中国问题”。因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在它产生的西方文化语境中，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意味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开放与包容性以及自我反思与批判的活力。而在那些后殖民或后半殖民的社会文化中，却可能为褊狭的文化保守主义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所利用，成为排斥与敌视西方甚至现代文明的武器。
“跨文化形象学”从中国形象研究入手，试图在现代性世界观念体系中重建中国现代性思想主体，其问题直接来自对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是在西方现代启蒙思想框架下进行的，90年代开始反思“新启蒙”思潮；“新国学”与“新左派”叙事试图从西方话语中解放中国主体，却依旧无法摆脱西方“汉学”与西方后现代“左翼”话语。如果说西方思想曾经陷害了我们的思想主体，那么拒绝西方思想的中国思想，是否能够担当起为自身重建主体的重任呢？“跨文化形象学”在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的终点上发现的困境是，现代中国没有办法摆脱西方的中国形象来讲述自身，所有的讲述几乎都成为复述。这不仅是一个丧失思想主体的问题，还是一个丧失思想的问题。中国思想似乎无法解放自身重塑主体，不是因为没有思想的主体意识与主体诉求，而是因为主体意识与诉求没有思想的支持。现代中国尚未建立健全的现代性思想体系。就目前的状态看，中国思想比“主体缺失”更严重的问题是“思想缺失”；中国现代性精神自我建构的最大危险是，中国思想的主体诉求目前正在陷害中国思想本身。
如何从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拯救中国思想，才是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首要问题，也是“跨文化形象学”以专业的方式从一个特定角度思考的重大问题。“跨文化形象学”试图揭示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格局以及该格局中西方的文化霸权，即使能够解放中国的思想主体，也不能指向创建中国现代性思想之路。进入现代化历史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结构在西方现代性冲击下解体，只留下没有思想唯有激情的主体意识，支持这种主体意识的唯一力量就是盲目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开始塑造中国思想，从问题到方法，现代中国模仿西方思想思考自身，既没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中国的方法。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中国思想的两难困境：或者是没有思想的主体，或者是没有主体的思想。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现代性思想路径，就在这两难中摇摆不定、挣脱不出。
“全球文明一体化”与“文明的冲突”两种思潮影响下产生的重建中国文化主体的理论诉求，不是走错了方向，而是选错了方法。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作为方法，其解构力量似乎有利于动摇西方文化霸权，却无益于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如何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确立“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方法，回应中国文化自觉与文明崛起的时代命题？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研究者应该饱含理想，以专业的方式关注时代的重大问题。遗憾的是，目前我们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却不知道如何去做；因为在现代性思想体系中，我们缺失的不仅是中国的思想主体，更严重的还有中国思想。中国现代性思想能够从西方文化霸权中解放出来吗？或许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追问：我们究竟是错失了方法，还是错置了问题？
①周云龙：《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载《学术月刊》，2012(6)。
②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第13—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③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④吴励生：《思想中国：现代性民族国家重构的前沿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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