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新进展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9)04-0112-05
新世纪伊始，随着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的播出，我国学术界就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等单位于2001年5月在南京举行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围绕“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和“继承发扬罗尔纲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会后出版了《太平天国史新论》。此后几年，太平天国研究虽然较为沉寂，但陆续有新成果出现。现将近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进展概述如下。
一、目前学术界评价太平天国的主要分歧和进展
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船山)在谈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说：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过也。现在我按照这三条标准分别予以论述。
第一，对腐败的清政府造反是有理还是无理的是非问题。
对太平天国评价的分歧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学者对它基本持肯定态度。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金田起义的巨幅浮雕。但是近十多年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有的学者提出要为曾国藩翻案以及全面否定或基本否定太平天国的两种意见。因为太平天国“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中国……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中世纪或奴隶制时代。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众所周知，19世纪中期的中国，早已告别了康乾盛世，进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经济衰退的“衰世”。鸦片战争前夕，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劝告清朝统治者：与其让后来者被迫改革，孰若自行改革？他预感到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认为清政府若还不主动改革，民众就会被迫起来造反，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府，进行改革。面对鸦片战争的惨败，清政府却仍拒不改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龚自珍死后十年，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容闳曾说：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1]社会要进步，人民要生存，只有自下而上地发动武装起义，才可能推翻清政府，清除社会发展的障碍。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为清政府所逼，是正义的革命的事业，造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反毫无疑问是有理的。
第二，太平天国是推动还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功过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清政府和曾国藩是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太平天国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这是又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太平天国反对清朝统治者的实质是扫荡阻碍社会发展的腐朽势力，这场战争对社会生产造成的严重破坏自然不容回避，但不能因此否认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费正清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尽管民国此时已掌握在新的精英人士手中，“但使它诞生的清朝的灭亡却是全国农村中深刻的运动逐渐取得成功的结果”，他认为“太平天国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瓦解的开始”。美国学者贾希尔说：“太平天国的革命是一种突起——所以宣布旧中国之死亡……结果乃为中华民国之诞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太平天国失败后在中国思想史上引出了“宋学复兴”、“西学之讲求”和“排满思想之引动”三条新路。历史事实证明，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使地方督抚权力加大，清政府中央权力削弱，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民众觉醒。
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教授提出农民战争不是封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观点，因为“社会动力是多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战争是中国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也就是说：“皇帝专制政制自我调节的主要动力，无疑是农民战争以及其它类型的造反”。[2]对此我深表赞同。即使有些革命或动乱只是以暴易暴，那也多少比一暴到底要好些，因为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唐太宗李世民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至于内战造成的“大灾难”，由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达七千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3]这是为沙俄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辩护。[4]太平天国起义当然会造成破坏、要流血和死人，这是无疑的，我们没有必要为它开脱责任，问题是这场内战中造成的“大灾难”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曾国藩等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惨无人道的“见人即杀，见屋就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的手段，血腥屠杀太平天国军民。湘军攻占九江时，屠杀军民一万七千人；占领安庆时，残杀太平军将士及普通人民二万人；攻陷南京时，湘军用“分段搜杀”的办法，三天之间“毙贼十余万，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大火烧了七天，天京城化为一片焦土。仅上述三城，湘军就屠杀了近15万太平天国军民。史实证明：“官军之残暴，实无以愈于太平军……太平军之对于人民皆甚和平”，“民间有贼来如梳，官兵来如篦，湘军来如剃”[5]之谚，很能说明问题。尽管太平天国在其外交实践中存在不少决策失误，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沙俄霸占我国领土时，曾国藩不仅不予谴责，反说侵略军“有德于我”，对他们要“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他赞成清廷“安内攘外”和“借洋兵助剿”的政策。1870年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明知“曲在洋人”，却残杀人民“告谢”洋人，任意判处20人死刑、25名官员充军。事后他自己说是“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我认为造成那些民族大灾难的主要罪责，应该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者来承担。
第三，上帝教是否是邪教的正邪问题。
太平天国上帝教是洪秀全把自己掌握的基督教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民间信仰习俗相糅合并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创立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宗教，在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学者将上帝教斥为邪教，根本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150多年前《贼情汇纂》作者张德坚和曾国藩《讨粤匪檄》观点的翻版。“邪教”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学术问题，把上帝教说成是“邪教”，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显然是不可取的。邪教有其特有的本质特征，即其主旨违反社会普遍道德规范和人类一般的生活准则。而上帝教的主旨是反清、提倡平等，并不以反社会反人类为其手段，一点也不具备邪教的本质特征。专门研究清代邪教的学者郝治清指出：“同治、光绪朝增修的《大清律例》，也没有把上帝教列为邪教。”[6]
二、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和太平天国史研究前瞻
目前学术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
对太平天国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学者是从反清的合理性、正义性、革命性的视角去研究，强调太平天国的正面作用；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农民不能建立新世界，只能“药方只贩古时丹”，建立更为专制的新王朝，强调的是其负面影响。虽然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但需要确定以哪一面为主。农民阶级是近代破坏旧世界的主力，但他们不能建立科学的新世界，这是产生太平天国历史悲剧的原因所在。目前中国大多数专家学者对太平天国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对持全面否定太平天国态度的学者与专家，应采取宽容平等的态度予以讨论，“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胡适在讨论白话文时，反对陈独秀坚持“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事实证明，从不同的视角考察太平天国历史，有利于研究的更深入和更全面。
近十多年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产生上述严重分歧，与中国学术界出现一种否定近代一切革命的思潮有关。他们反对和否定1840年以后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一切革命，说什么“近代的一切灾难多少与革命有关，坚定地把革命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以此来解答中国当前的现代化问题。……革命是罪恶的渊薮”。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连《告别革命论》作者之一的李泽厚先生也曾说：“我们‘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他提出“告别革命”，虽然是评价历史上的革命言论，但宗旨是反对那种无休止的革命。事实上，李先生对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评价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太平天国的特点是，它从西方学来了一种新形式，把这种反剥削的理想提高到一个空前水平，构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以之作为发动、组织、统帅农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阶级斗争的根本思想武器。它搞得如此充分、完整和自觉，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当然首先要归功于洪秀全……‘向西方学习’必须适应和结合中国实际才有用，洪秀全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创了这样的范例。”[7]研究历史必须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内，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无常是，今日之是，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我们不能因今天要推进现代化或讲和谐，就否定过去的革命。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幸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前提，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前仆后继的斗争，最终于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赢得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就说不上推动现代化和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我不赞成那种“侵略有功”“压迫有理”“造反无理”“革命有罪”的“告别革命”的看法，这种观点和做法是背离实事求是原则的一种唯心历史观。
近六十年来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在经历了几度热冷之后日趋正常化；对它的评价，在经过了美化、神化和丑化、鬼化之后，正在向人化方向前进，即还历史本来面目了。我认为展开争鸣是件好事，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展开平等自由的讨论，有利于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对今后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我提出三点建议：
1.太平天国史研究与近代“三农”问题相结合。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和忘记农民。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农村、农业不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农民具有革命性、理智性、开放性，当然也有自私性、保守性、落后性，太平天国是转型时期的农民战争，无论是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留给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农民问题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美国学者裴宜理认为“中国是在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的最好实验室”。
2.从东亚19世纪民众运动的视角来研究。19世纪中叶后东亚民众运动有着这样的共同特点：无论是韩国的东学农民革命还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在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下爆发的，目标是反对内外敌人，为了外争独立、内争民主的民众运动。太平天国史研究应扩大研究领域，拓宽知识面，不但要研究农民战争史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还要研究世界近代史、日本史、东亚史，这样的拓展性研究对“太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会有新的启示。
3.太平天国农民要求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公平正真之世——大同世界”，即为“万世开太平”，方向是正确的，其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方法是错误的。恩格斯说：“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①我们不能因手段的错误而否定其方向的正确。《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的纲领性文件，体现了太平天国的平等思想，虽然在实践中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但它曾对太平天国起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那么《资政新篇》则是“欧风美雨驰而东”的结果。
此外，太平天国史研究还需要摆脱一些长期困扰的理论框框，例如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人道主义、如何看待革命和建设的关系。
持“告别革命论”的许多学者是从人道主义观点出发来否定革命的。马克思早年说：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8]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考茨基也说：维护人权，弘扬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贯彻始终的精神。长期以来，我们片面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私有制”，而忽视“人道主义”这一重要内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宣称自己一生追求的是：经过革命夺取政权，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以达到解放全人类，以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人道主义的精髓。因此，把人道主义与革命对立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
人民有发动革命、把自己从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权利，这是最重要的人权之一，是完全正义、进步、合理的。一切人权，都可以被人侵略、被人蹂躏、被人剥夺，只有革命人权永远在人民手里。不能因法俄等国家革命胜利后从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专制主义来否定革命。因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即夺取政权后怎样建设的问题，即娜拉出走后怎么办，与她该不该出走是两回事。革命当然会流血、死人、破坏，但是它破坏旧世界，是为建设新社会扫清障碍和创造条件，也不能把它和建设对立起来。[9]
三、近期新出版的两部大型太平天国史资料集
继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8册之后，本世纪又新出版了两套大型太平天国历史资料：一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档案史料》)，二是《太平天国续编》(以下简称《续编》)。现将两种资料加以简介。
(一)《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库藏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档案有数万件之多，共计3 000万字左右。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官方的、部分被扭曲的材料了解和印证很多有关太平天国从兴起、发展到衰败的史实。因此，这些档案文件，不仅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而且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清史和近代史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8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后，经过十个春秋的辛勤耕耘，编者完成了1 400余万字的选材任务，选辑档案的时间范围从道光三十年五月(上帝教开始活动)直至同治五年(南方太平军失败)，并定名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档案史料》中所辑各件，主要选自馆藏军机处全宗的录副奏折(简称录副)、上谕档、剿捕档，方略馆全宗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稿本》(简称方略稿本)，宫中全宗的朱批奏折(简称朱折)，内阁全宗的题本及京城巡防处档等各档册，各件均于标题及日期之下注明材料出处。所辑档案采用编年体例，各件原则上按照具文时间依次排列；具文时间缺载的，则用朱批或收文时间，以*号注明，并依次编入。既无具文时间，又查不到朱批或收文时间、但其年月日有据可考者，附于有关年月日之后，另行加注说明。为便于读者阅览检索，原稿文后的具文或朱批日期，均经编者一一移于文前标题之下。所辑各件档案，原则上均予全文公布。但对奏折中引用的本书已经刊载的上谕以及个别文件中与本书主题无关的内容和重复的文字，为了节省篇幅，编者作了必要的删节，并于删节之处注明“谕文略”或“略”字。所选用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有的结尾缺载皇帝的朱批，编者尽量查对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分别予以补充，文内不再一一加注说明。文件中凡有皇帝朱批、朱改、朱点、朱圈、朱杠之处，编者分别予以注明。所辑各件档案，原档并无标题、标点，且不分段落，现有者均为编者所加。
这套《档案史料》总计约1 200余万字，从1990年至2001年先后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及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26册出版。
这套丛书大致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1.代替和弥补《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之不实记载和缺陷。《方略》共420卷，选辑档案5 000余件，约有400万字。该书对一些重要的、有史料价值的文件没有收录，更主要的是所录各地领兵将帅和地方大员上报的奏折，编纂者秉承清统治者的意旨作了大量删改，有的删节幅度达百分之六七十，有的竟多达百分之九十。为了弥补《方略》的缺陷和不足、恢复档案文件的本来面貌、方便读者利用，本书的编辑原则是：第一，凡是《方略》所载的档案文件，全部予以辑入。原件现存第一档案馆的，照录原件；原件不在或已经散失的，则依据馆藏《方略》编辑稿本予以补充。第二，尽可能地选录《方略》缺载但具有研究价值的档案文件。因此，这部史料，无论是文件的数量，还是文件的完整性、可靠性、广泛性，其史料价值远远超过《方略》。
2.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全过程。编者除大量选取有关清政府直接镇压太平天国而进行的历次战役活动的文件，更多地选取战争以外其他有关档案，诸如这一历史时期同清政府镇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背景以及与太平军斗争有联系的其他人民起义、会党活动等多方面的档案文件。
3.发掘选取了大量的新史料。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档案馆公布了部分军机处和京城巡防处的档案，这对研究太平天国的早期活动和北伐战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类似这样的新鲜史料此次亦选入不少。
(二)《太平天国续编》。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以下简称《正编》)于1952年7月出版，分为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共收太平天国官书39种，诏旨9件，文书75件，诸王自述8篇，公据14件，附金石13件，天地会文书10件，另有清方记载52种，外人记载7种，专载2种，附年谱1种，合共220余万字，分订8册。这部丛刊是首次大规模汇编太平天国资料，它的出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正编》出版至今已30多年，其间不断有新资料发现和刊布。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计划》决定开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工作。
续编体例基本照原《正编》用丛书编纂法。
续编所收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印书、文书、诸王自述等。其编选原则为：凡《正编》出版后新发现的印书和出版后才复制回国的印书，都予编入。凡《正编》系据抄录本付印的印书，据今尚存之原刻本再印。凡《正编》所收文献有缺陷者，据今所存较好之底本重印。凡太平天国印书，均按原格式付印。凡太平天国翻印的《圣经》或修改后翻印的《圣经》，则参考原书的段落格式整理付印，不改动文字。所收太平天国文献，都于书末记明收藏单位及形制等。所收太平天国文书，凡《正编》刊出后发现的或以前未收的诏旨、本章、布告、照会、名册、簿记、挥条等，都予编入。编入的太平天国文书以时间先后为序。文书上署有年月而无日期的，编于该月后；署有年而无月日的，编于该年后；未署时间而能考明年月日的，依时间先后编排；凡年月日都不可考的，则编于最后。原件系成册的文书，如名册34件，为保持原貌，不拆开编次，仅按册中多数文书大概的时间编排。所收文书大部分据自原件照片或复制件，无原件或复制件则据自排印件。文献中的错别字一般均予改正。
外人记载则主要翻译了《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及《英国议会文书》两种，这些文书精选了当时西方人士有关太平天国的官私记述，有较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续编收入太平天国印书9种(包括王庆成先生新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诸王自述19篇、文书267件，附太平天国被俘人员口供专辑1种、清方缴获太平天国文献汇报名册1种，有清方记载68种、外人记载2种，总计350余万字，分订10册。编辑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延续至21世纪初，历时20余年，于2004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与罗尔纲等老一辈史学家编辑出版大量太平天国史料是分不开的。上述两套大型太平天国史料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列宁认为恩格斯这句话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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