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40年代以来战争作为大众媒体发展的驱动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驱动器论文,年代论文,战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传播得益于其与战争的关系。在美国，作为唯一在宪法中被特别提及的商业，新闻媒体天生是被保护的商业，同时作为罕见的例外，它们并不接受政府的补助。战争促进新闻媒体改进并适应传播技术与应用的发展，以获得竞争优势。成为第一个报道战争或者第一个用新方法报道战争的媒体，就意味着能够获得大量的受众份额和巨大的商业利益。历史上的一些事例证实了这一观点。印制从照片复制的战争蚀刻画，使《弗兰克·莱斯利新闻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和《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成为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主要的刊物；[1]从1938年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第一次广播报道开始，CBS新闻抢先在二战前夕和二战中从欧洲发回报道，为CBS赢得了“Tiffany Network”的美誉，并使它的广播和电视新闻报道在战后获得了统治地位。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CNN保持与巴格达拉希德酒店的卫星连线，使其建立并成为第一有线新闻网，并在美国攻占科威特期间获得了最大的受众份额。在战争报道中对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的使用，为传统媒体增添了获得信息的渠道，使得战争新闻报道比之前的报道更加生动和及时。
这些科技的发展在两个方面有共同点：（1）在速度上有了提升；（2）在信息内容上的提升，并创造出了更多的“亲近感”，具体的定义如下：
首先，是速度。第一种报道的新闻媒介——或者至少是第一种报道准确的新闻媒介——具有竞争性的优势。记者和新闻机构通过缩短事件发生和观众了解事件之间的时间差来获得利润，并不断加快报道的速度。电子媒介已经将事件和观众对事件感知之间的时间差减少到近乎为零——达到光速——从而增加了对事件感知的“亲近感”。起初是电报的莫尔斯信号，进行点对点的传播；接着是广播，进行语言传递；电视则通过先声音后图像的方法增加了信息的层次：他们都属于大众传播传统定义中“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如今，互联网和电子传播科技使所有的手机和互联网用户成为公民记者，这使新闻传播变成“多对多”的形式。无数的眼睛和耳朵能够对战场进行报道并传送到同样多、并且分散的受众中。现代战争的报道已经在实时中创造了众多贴近的战争体验，与之前相比具有更丰富的信息量。任何在大众媒介传播中的进步，都推动着受众朝着更有“亲近感”的程度前进。本文将“亲近感”定义为现实和媒体塑造的现实之间不断趋近，或者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就是使事件本身在更大程度上，与远离事件中心、通过大众媒介收听收看的媒体消费者对事件的感知相吻合。
增加的“亲近感”创造了参与度更高的传播形式（拉丁的词根communis的意思是“变成共同”）。增加的“亲近感”更像是“在那里”成为一个事件的见证者。媒体已经从打印文字发展到声音再到静态的摄影图片，到如今的视频。每一步的发展都增加了战地记者和受众之间的亲近关系，也使得受众拥有更接近于战争发生地的经历（我选择用“亲近感”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经历，而不是选择“真实”是因为我并不将通过科技发展而获得的大量可用的信息当成是增加的“真实”）。尽管对于真实的定义非常多，并且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已经戳破了那种“真实”只有一种理解的概念，但长久以来西方的传统认为真实是一种现实（reality）和事实（facts）的协约。[2]与现实和事实相一致的信息存在于每一种媒介当中，从印刷媒介到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相反地，有意无意地传递一些与现实和事实相反的信息，也是媒体同样具备的一种能力。没有任何理论认为一种媒介在这种定义下比其他媒介更加“真实”。
这篇论文追溯了美国新闻媒体从前工业革命时代报道开始到21世纪第一年结束，在报道战争科技上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并对媒体如何使用和适应传播科技来增加速度、“亲近感”和利润进行了特别地关注。但这并不等于说作者维护战争作为新闻媒体经济的刺激源。与此相反，作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作者希望分析媒体是怎样适应变化的科技以及战争被当作媒体创意和弹性的欣赏形式的变化方式，以及作为对未来进行一些适度预测的平台。
一、电报：距离的消弭
要更加直观地了解现代科技对战争报道的影响，首先要了解在电子通讯和动力驱动的长距离陆地交通工具、蒸汽动力的火车出现之前战事是怎样报道的。在众多早期的战争报道者中，亨利·克莱伯·罗宾逊（Henry Crabb Robinson）在1807年为伦敦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写了关于欧洲中部拿破仑军队的情况。他并没有亲眼见证战争，而是远离战场，通过翻译德国报纸和收集附近博物馆的小道消息来报道拿破仑战争。他的报道尽管很受欢迎，但并不等同于当今读者所理解的新闻。相反，他的报道是个人化的，就像是前方朋友发来的一封信，按年代书写并且根据第二手消息进行写作。[1]由罗宾逊和其他早期战地记者报道的新闻传播得很慢。1812年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在美国历史上十分重要，交战双方是英国和美国，战争最终在1814年12月结束，以双方在伦敦签署了《根特条约》为结束标志。然而，这条新闻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传到美国。在此期间，这场战争的决战——新奥尔良战役在1915年1月8日开始，在这场战役中美国的军队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统领下向英国军队进发。整场战争已经结束，但最后的战役仍在进行，根本原因在于签署合约的新闻并没有及时地送到战士的手中让他们停止战斗。[4]美国人将这场战役归咎于马和船只的速度：在北美战争前线的急件、战争部门的信件和靠近战场的报纸报道都通过邮件邮递并且在其他的报纸上重印进行报道。历史学家唐纳德·L·迪克森（Donna L.Dickerson）认为，“在19世纪早期的新闻报纸并没有系统的战地记者，靠近战争区域出版的报纸对战争的报道更像是对社会事件的报道，叙述很多却缺乏细节。”[5]
与此相比，19世纪30、40年代后期塞缪尔·摩斯（Samuel F.B.Morse）发明电报后，对战争的报道有所改观。美国人更加急切地期待从墨西哥战场上发回的战争新闻，美墨战争从1846年开始至1848年结束，交战双方是美国和墨西哥。公民记者和美国军队一同进入墨西哥获取第一手的战争信息。乔治·维金斯·肯德尔（George Wilkins Kendall）是《New Orleans Picayune》的发行人和联合创办人，这份报纸在靠近墨西哥的美国城市发行。他们组织了名叫“肯德尔快递”（Mr.Kendall Express）的新闻传递系统去传递从战场发来的新闻信息。肯德尔安排雇员将战争急件从墨西哥内陆传递到海岸。从墨西哥开始，他的雇员借助去往新奥尔良的蒸汽船传递急件。报社雇佣小船，在蒸汽船靠近新奥尔良海岸时就进行中途阻拦，旨在使小船驶进港口之前对故事进行排版。小船一靠岸，就将在甲板上设计好的页面付梓印刷，几乎同时肯德尔的战争新闻在新奥尔良的街头引起轰动。复印件通过马和轮船向东传递到达安装了莫尔斯电报线路的城市。随后，肯德尔的新闻被重新输入并通过电缆传遍东海岸。借助于这个系统，肯德尔将墨西哥投降的新闻迅速传到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James K.Polk）总统以及华盛顿的其他政府官员处，使他们在收到和约的复印件和战争的急件之前就知道了投降的事情。[6]
作者认为现代美国报纸出现在美国处于战争中的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并不是偶然。其不像之前陈旧的党派报道模式那样为了政治资本而发表政治观点，此时的新闻报道更多地追求利润。与此同时，电报使当时的报纸具备了远距离报道新闻的能力。
战争新闻在19世纪40年代起开始出现在报纸“电报”标题下的专栏中。这是读者第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无延迟地经历远距离事件，几乎和附近发生的事情一样真实。著名的传播理论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诸如电报之类的“电子媒介”“废除了空间维度……通过电力，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维系与他人的关系，就像是在一个规模很小的村庄里。”电报等电子通讯技术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隔阂，创造了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来自远方的新闻通过电报进行传播，扩展了人类的感觉并使得遥远的距离变得像近处一样，真实并充满强烈的情感。麦克卢汉把电报线的到来比作人脑电气化学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通过充电的电报电缆触及到每一个连接点。他写到，“电子媒介给予弱者和苦难一个强有力的发声渠道，清除了官僚主义并连接到人类指示的思想工作描述中。‘人类的利益’维度仅是迅速参与到实时发生的信息事件中去。人类在他们对遗憾的回应或者是愤怒中变成瞬间，他们需要与全人类分享中枢神经系统的普遍延伸。”[7]
即时新闻的影响能够从理查德·卡顿·伍德维尔德（Richard Caton Woodville）在1848年所创作的画作《从墨西哥传来的战争新闻》看出来。中心形象仔细地阅读着一份报纸，他的嘴巴因为惊讶而张开，同时那些围绕着他的人努力地越过他的肩膀阅读报纸或者是听着新闻被大声复述着。
19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南北内战爆发的前夕，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了电报的威力。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写信向《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的发行人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 Sr.）先生询问全国对电报新闻的着迷：“国民对于我们所说的‘电报’带来的消息总是保持着好奇。”《Philadelphia Morning Pennsylvanian》的编辑提醒他们的读者要“注意在我们当中出现的这种力量，它们比一个旌旗军队更加有效。”[8]南北内战期间，美国电报线路遍布美国的北部。1861年，第一条跨州的电报线路通过盐湖城并正式启用。其传播的第一条信息就与战争相关：摩门教教堂主教杨百翰（Brigham Young）通过电报向华盛顿报告犹他州并没有脱离美国联邦。[9]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电报的发明改变了人们阅读报纸的方式。历史学家黑兹尔·狄根—加西亚（Hazel Dicken-Garcia）教授认为，人类想要在第一时间得知战斗情况的欲望改变了新闻写作的风格，加速其转型：新闻从表达政治主张的手段转变成为现代观察家所形容的简洁、倒金字塔式的新闻结构，即把简单的、重要的事实摆在最前面，关于次重要事实的叙述则被放在段落后边。[10]
一些历史学家还认为电报也促进了新闻写作结构的变化：记者会担心电报线路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切断。南方军切断电报线路以干扰北方军的通讯，而北方军也会采用同样的手段。如果一个记者正在发送他的消息时信号被切断，倒金字塔式的结构可以确保报社和读者在报道不完整的情况下也知道战斗的结果。
加西亚教授对内战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报纸进行了大量的内容分析，总结道，战争促进了现代新闻采集技术的基本组织和后工业化媒体的形成。战争年代，记者出售“新”的产品。电报线路加快了它的速度，使记者具备光速般地把远方的消息传递给读者的能力。而此前，报纸上的消息大多数通过轮船和马匹传递。战争年代，记者主要通过电报线路传递消息，这条线路在美国东部绵延5万多英里。[11]
报纸的内容逐渐从编辑撰写的近两周内政治事件的社评转向24小时之内发生的事实性报道。[12]正如加西亚教授所言，南北战争成为美国新闻界第一次整体性关注远距离报道的节点。战争使媒体别无选择。想要扩大发行量，就得关注数千英里之外战线上的战斗。事实证明，电报是捕捉有价值战地信息的最有效手段，铁路则将报纸运向各处。
内战时期，北方军方面在战场上有约350个记者，而南方军有150个记者，他们记录了这场战争。摄影记者的作用尤为明显。从1853至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起，摄影成为记录战争的一种形式。当时罗杰·芬顿（Roger Fenton）开创了火胶棉湿版印刷法，这一技术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中得到应用。芬顿并不是报纸记者，而是服务于伦敦出版商托马斯·阿格纽和桑斯（Thomas Agnew —&Sons）。芬顿向阿格纽提供战争照片的副本，后者在伦敦贩售原版的银盐感光照片。然而，当时没有途径直接把相片直接复制到另一种媒介上，直到1890年“点染”印刷技术才出现。因此，《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插图艺术家必须通过重新绘制芬顿的照片使其出现在该报上。不过，战争年代公众对照片的需求使芬顿不得不提高对摄影师的要求，去捕捉工作室之外的图像。照片需要3至60秒的曝光时间，图像被印制在由火棉、酒精、乙醚并由光敏物质覆盖的玻璃上。感光底片必须在潮湿状态下曝光，并在干燥前冲洗出来。这要求芬顿建立一个移动的摄影工作室来携带冲洗照片所需的化学物质，以便随时捕捉身边的图片。[13]芬顿把一辆酒推车改造成了移动摄影工作室。内战时期，以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为代表的很多人模仿芬顿的这一行为，后来这种移动摄影室被称为“布雷迪推车”（Brady wagon）。[14]
内战时期插画广受欢迎，刺激了插画杂志的激增。《弗兰克·莱斯利新闻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周刊和《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通过描述校园生活的插画娱乐大众，同时刊登的大屠杀照片又令人震惊。摄影照片为《纽约先驱报》和《纽约论坛报》提供了大量素材，图片资料成为了日报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15]
二、广播：时间的消弭
麦克卢汉认为，与电报相比，广播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快。这种速度性加速了其他媒介的信息传播。“它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并激发了流言蜚语以及人员之间的恶意的传播。”[16]
尽管1906年有声广播才开始广泛应用，但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道中广播作用重大。《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泰晤士报》（The Times）在互相竞争的同时也共同合作，使得广播发展为战争报道的第一途径。
1903年末，《泰晤士报》的经理查尔斯·莫贝利·贝尔（Charles Moberly Bell）让记者莱昂纳尔·詹姆斯（Lionel James）准备好去日本去报道预期爆发的战争。之前詹姆斯见证了广播行业的领军人物李·德·弗雷斯特（Lee de Forest）的尝试，后者通过无线广播报道了美洲杯游艇出海渔船的比赛。德·弗雷斯特在英国游艇上装上广播设备，实时更新赛况。《泰晤士报》还试图在朝鲜和中国游艇上安装类似的信号发射器，以报道发生在日俄海域之间的战争并观察驻阿瑟港的俄国守备军。《泰晤士报》坚信添加广播设备能促成观察海战时新闻传播的快速发展。
詹姆斯是在一条横穿大西洋的船上遇到德·弗雷斯特的。他问弗雷斯特能否在一艘轮船上装一个信号发射器，使其可以向几十英里外的岸上设施发射信号[17]。弗雷斯特说如果可以在中国海岸铺陈120英尺长的输电线的话，一个180英尺高的旗杆可以接收160英里之内的信号[18]。
《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资助詹姆斯进行无线播报并协议分享他提供的新闻。詹姆斯雇佣了《泰晤士报》的记者戴维·弗雷泽（David Fraser），后者雇佣工人在中国威海卫搭建无线信号接收塔。[19]从那里，接线员接受信号再转到可以发向两个报社的电报线路上，而接收站的位置十分具有战略意义。他们预计日本军舰将要通过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水域，向阿瑟港以北约90英里处派遣军队。
2月8日到9日夜间，日军袭击了阿瑟港和仁川的俄国军队，当时广播塔刚刚建成。紧接着日军试图将俄军困在阿瑟港，并在“满洲”聚集足够兵力击退预期的救援部队。詹姆斯的舰艇Haimun号吨位1200吨，2月14日驶至威海卫。这艘船的无线操作员给船上安上无线密钥的莫尔斯电码、天线和其他相关装置。[20]这艘驶向长崎的船3月8日登陆。
詹姆斯很快从战地发回第一个无线电报。电报未包含太多重要的消息，只是暗示了存在预期的暴力行动。然而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消息却凸显了其中的历史价值：发电时Haimun号轮船正在行驶的途中。“由于冰块消融很快，我在之前电报中预测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将发生。”[21]这条信息安全抵达，这是为了检验无线设备并赢得日本情报机构信任，使其没有反对理由。
3月15日，Haimun号的工作人员发现日本运输舰运送了成千上万的军队。一艘日本巡洋舰拦住Haimun号查看其是否具备可在日本控制的领海内行进的官方通行证。在詹姆斯第二天发送的目击电报中他描述了在港口看到的大量悬浮码头、登陆驳船、大冰块。[22]
当周，詹姆斯发送了几条类似的消息，每条从400词到2000词不等。一些通过广播，另一些是在Haimun号回到中立码头时直接通过电报发送的。其中一个报道讲述了Haimun号如何驶入仁川港并目击日本工人拆卸两艘俄罗斯军舰——九曰稿烈号和瓦良格号。这两艘船在2月9日第一场战役中严重受损并被移走。詹姆斯同样记述了日本工人搬运俄罗斯人尸体的场面。[23]
这些无线电广播让俄罗斯军队很困扰。4月15日，俄国政府宣布他们将逮捕战区内任何装有无线设备的轮船并以间谍罪处理。此外，还将扣押违规船只。俄国的这一法令引发了外交领域的波澜。在阿瑟港的俄国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完全无力实现这一威胁。即使俄军当时有能力，扣押中立国的船只会引发很大的外交冲突。[24]
由于当时战区内只有一艘配有无线装置的船只，詹姆斯明白他的报道触碰了敏感区域。他意识到俄国人对自己的目击报道十分不满。报道中对日军在阿瑟港布置地雷和炮击场景的描述给世人勾勒出一副俄罗斯舰队的全景图。俄国人并没有上钩。然而，当俄罗斯战舰彼得罗巴浦洛夫斯克触雷后船壳脱落时，詹姆斯在场并在杂志社报道了该事件。这一事件造成了数百人死亡。[25]
几周后，日本防卫省也开始限制Haimun号的行动，迫使其远离战区。日军向日本政府提出安全警告，要求詹姆斯放弃其海上无线播报活动。6月，詹姆斯转而进行陆上播报。
在传播消息方面，《泰晤士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仅仅展示了无线广播的部分潜力。它就像一个无线电话，从海洋到海岸点对点地发送信息。无线广播收集新闻的潜力在20世纪30年代真正发挥出来。当时欧洲大陆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8年3月，爱德华·默罗及其所在公司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有能力进行实时国际播报。就像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后，为了向纽约CBS总部播报这次侵略，默罗铺设了陆地电话线路和短波发射器。对于驻扎在欧洲国家首都的记者，系统切换在预定的时间内进行。尽管在80年后，这项技术显得奇特而有趣，但在当时确实是革命性的。通过来自伦敦、巴黎、柏林、罗马和维也纳记者的工作，美国的听众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听到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新闻。至此标志着当代广播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技术工程部起初认为在欧洲建立多源交换和衔接线路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威廉·佩提到的用“特殊的东西”来纪录吞并这一事件的驱动下，技术人员实现了技术上的重大突破。[26]两年后德军对伦敦进行大轰炸时期（1940年到1941年），默罗也享受了这一技术成果，在伦敦进行每日播报。根据默罗的传记作者约瑟夫·波斯科所说，这一效果激动人心。“听众有了一种现场感，就好像是某个亲历现场的朋友告诉听众的。”[27]从遥远的伦敦传来的广播促成了美国人转变观念。当德国开始进行闪电式空袭时，仅有16%的美国人支持派军队支援英国。在默罗对德国的轰炸行动进行了几周实时播报后，大多数美国人转向支持英国。[28]
三、电视：分歧感的消弭
1952年，当电视出现在战场的前线时，美国人民对于战争有了更清晰的理解。爱德华·默罗曾竭力主张CBS派遣影像摄制组到朝鲜战争的前线中去，在战区中制作电视节目，这是战争新闻报道从未有过的一次尝试。默罗的电视新闻制片人，弗雷德·弗兰德利强调指出这次任务的艰巨性：摄制组每位成员将不得不携带摄像机、音响设备和灯光设备赴战争前线。而每套设备重达1000磅，弗兰德利将这些设备称为“千磅重的笔”。[29]摄制组全体成员在零下摄氏度并冒着雪、雨、雨夹雪等恶劣环境下工作着，制作出一档CBS 一小时特别节目——《在朝鲜的圣诞节》。摄制组成员在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熟练地操作着设备，拍摄了山脊、空军基地、手术医院和被炮火毁坏了的村庄等画面。记者们还采访了前线的士兵们。节目制作者还配备了许多关于朝鲜战争的小图片，用于填补弗兰德利所说的战斗“马赛克”。这档节目于1951年12月28日在美国播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评价道：“这是我见到的最好的电视节目之一。”[30]两位电视新闻史的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描绘这档节目的影响力时，曾这样写道：
“在朝鲜战争期间的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每天播放的电视报道大多都是以美方为基础的战斗报告或者温和的战争视频镜头，这些常常是由政府提供的……一看到真正的战争描绘画面……观众立马被震撼了……
这档节目忽视了习以为常的战争报道主题——为什么战争会爆发、战争进行得怎样、休战的谈判中会暴露出什么样胜人一筹的政治伎俩，默罗却将节目的重点放在普通人的身上，并报道他们对于战争的反应：一名法国军官一直耸着肩膀，担忧没有人知道怎样结束这场战争；一支疲惫的巡逻队正在接受命令，然后艰难跋涉地面对敌人……爱德华·默罗的圣诞纪录片报道了驻扎在世界另一头的普通战士们的困惑、挫折和个人愿望。”[31]
在十年内，技术的进步将创造出轻量级的16毫米胶片摄像相机和同样轻巧的音响设备，可以让电视记者们轻松前往任何地方。在越南战争期间，科技的进步让彩色电视报道战争成为可能。胶片可以被拍摄、发展、制作，48个小时之内在美国播出。数十年时间内，电视的战争新闻报道可以通过卫星连线，实际上，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实现现场直播。
四、因特网：媒体干预的消弭
著名记者卡罗·古恩斯伯格曾经说过，“电视播放的越南画面中，充斥着血腥、狰狞的痛苦和精神的厌倦，这些画面直接在我们的起居室内播放。CNN给我们全方位的关于巴格达的视角，还有五角大楼授权的解放科威特的波斯湾战争。现在，因特网的出现使它有能力把科索沃危机近距离地带给我们每个人。”32]互联网史无前例地为我们提供了亲密接近战争区域的可能性，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国对科索沃的干预。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应该被宣布为第一个网络战。然而，很明显，通过网站、邮件和其他数字的连接设备为我们提供的近距离战争片段画面，为受众提供了一种即时性的快感和详尽的新闻背景与更为宽泛的新闻故事。这导致了战争参与者与受众之间形成了更深层的个人代入感。数字时代的战争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事件参与者与观察者能够绕开新闻媒介，叙述他们自己所见到的战争情况，以此来吸引和扩大潜在的受众群。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时，数字摄像机已经被压缩制成口红管尺寸大小的设备了。他们可以被轻松地带入战场，甚至安置在头盔上。将这些摄像机与持续不断的卫星信号连接起来，可以为观众呈现出荷枪实弹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行进的场景。通过这种方式，NBC找到了一个更具竞争力的战争报道方法。NBC的记者大卫·布鲁姆跟着美国第三步兵师一起进入伊拉克，行驶的速度经常是每小时五十英里，同时美国观众们可以实时观看战场画面。他所在军用车辆拍摄的画面通过微型电波被传输到了两英里外的美军卡车内。这卡车装备有信号陀螺仪和卫星上传连接器，可以将这些画面通过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反射传输到位于纽约的NBC总部里。这些画面就会实时呈现在NBC的官方网站MSN-BC.com上。[33]
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侵略行动发生在个人博客爆炸性增加的时期。1999年，公认的个人博客只有23个，而到2006年中期，根据著名的博客搜索引擎Technorati的统计，个人博客的数量已经突破了5千万。[34]在此期间，傻瓜式博客软件的出现为数百万非专职记者的人们提供了书写自己经历和想法的平台。在美军入侵伊拉克期间，他们中间有人就是普通平民，但却扮演了战地记者的角色。只要他们有访问网络服务器的渠道，博主和“网络记者们”就可以立即把他们所见所闻的战争片段上传到网络中。更多的新声音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一位伊拉克的平民，29岁的塞拉姆·帕克斯（一个寓意和平的笔名）发表了一些未经审查的战争以及战争给他的家乡巴格达带来的创伤的报道，内容是他的家乡正在遭到轰炸，他写道，“整个城市看上去是着火了一样，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为什么发生在巴格达呢？’”军队的士兵也通过博客发表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这些博主们也通常使用假名，如“粉碎”。只要博主没有讨论敏感的军事情报，美国国防部就允许它们存在。他们不仅提供了新的战争的视角，同时也成为士兵缓解压力的一个窗口。士兵可以告诉家人，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35]CNN著名记者凯文·塞茨用自己的个人博客报道那些被雇主毙掉的新闻。当CNN要求他暂时关停自己的博客，将全部时间用于为本单位提供新闻信息时，塞茨辞职了，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营他自己的博客中去了。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报道战争新闻的专业模式，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博客吸引读者从而获得资金支持。另外，美联社的记者克里斯托弗·奥尔布里顿在去伊拉克之前，发起了个人捐款的倡议；等到达战区之后，通过电子邮箱和上传至博客的方式，把自己的观察报道分享给了那些为自己这次行动捐款的人们。[36]
五、社会化媒体：亲近感的最大化
自1991年海外战争之后的20年里，科学技术已经超越了军事的能力去控制战场信息。记者们可以将即时的远距离的信息通过卫星电话和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发布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受众。此外，公民记者们能够通过无所不在的手机摄像机实时地参与战时战况进展的报道，传播战争报道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专业”记者范围的报道速度。决定什么信息可以发布的审查权旁落到了能够控制自己发布内容的公民记者手中。
社会传播网络Twitter让战时审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对获取信息方式的限制也变得极其困难。如果每个拥有摄像功能手机的人都能成为有潜力的记者，那么，那些“全副武装”的专职记者们应该关心他们被见证新闻发生的公民记者们赋予了怎样的角色。Twitter最初是服务于手机短信的，每条信息或“推文”最多输入140个字——短信服务的最大值标准。[37]2006年3月，Twitter作为一种微博客开始服务于大众。[38]Twitter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个不起眼的工具，用户通过它来相互交流私人的活动、思想和情感，发布其在某个特定时刻在干什么，比如吃个甜甜圈或者遛狗一类的内容，到了后来，用户开始通过Twitter的推文将储存在互联网服务器的媒体内容的缓存，即植入所谓的“微型URL”网络地址发送给其他用户。
真正让Twitter变得无所不在，并可以轻易渗透严格的审查制度的是它那宽阔的进入渠道。用户使用Twitter不仅可以通过电脑的网络连接，还可以通过视频游戏控制台、手机或者其他掌上移动科技设备实现连接服务。根据Twitter公司所说，用户还能通过超过5万个第三方协议的网络和移动设备，包括博客软件和Facebook的更新等形式连接Twitter，进而享受它提供的服务。[39]2009年夏季，伊朗政府试图加大对公民记者报道言论的审查力度，审查的内容主要是和选举相关的暴力活动，此时，Twitter服务的优势就突显出来了。伊朗政府屏蔽了手机短信，还试图禁止Twitter用户进行日常的信息更新，但是反对者迅速学会利用其他国家的代理网站使用Twitter，绕开了政府的禁令。一位代理服务商的代言人说，伊朗的反对者们发现了代理网点，依旧使用自己的软件，然后通过口口相传的方法传递信息。[40]
140字的推特内容，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大的意义。然而，哈佛大学法学教授、网络专家乔纳森·吉特瑞认为，“促使Twitter看起来无意义和不完美的特性，恰恰就是Twitter如此有影响力的原因。”[41]Twitter的用户不仅是在简单地更新自己的信息状态，还有助于构建公共舆论。每一条微博本身可以形成舆论，微博引导出的巨大转发量下的视频片段、静态图片、文字、图表和网页也合力构成了公共舆论。一条又一条的微博都是关于战争的碎片式画面或者其他世界性的危机，这些都会刺激形成新的模式，就像弗雷德·弗兰德利在朝鲜战争期间描述的马赛克中的小方片一样。用户常常会设置一个特殊的标签“#”来界定一个特别的微博话题。“#伊朗大选#”是自发出现的关于伊朗反对者们的标签信息，这是为了在受众和信息来源之间建立联系而采用的方式。随着关注伊朗反对者信息的网民日益增多，新闻媒体就会采纳微博中常被谈及的话题作为新闻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讲，微博话题既是新闻来源也是新闻受众。新闻媒体通过Twitter来选择新闻话题。此外，ABC新闻部门还通过Twitter请伊朗人提供一些只有他们才能获取到的视频资料；在伊朗反对者反对政府钳制言论的禁令时，BBC阿拉伯语频道的电视部门通过Twitter平均每分钟就可以收到5个业余的视频。[42]
当然，Twitter作为草根的、普通群众的新型信息服务终端确有其缺点与弱势。首先，其网络所需的主机业务（即NTT美国企业托管服务）随时会因为巧合或者强制命令而被关闭，而在任何一场危机中，都要求用户寻找或创建新的在线网络去传播信息。考虑到众多的网络用户与他们无穷的智慧和资源，一些新的上网渠道很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出现。但是，这些新的网络手段是否可具操作性并及时地最大程度地利用实时传播来组织构建公众的意见，这些依然还都是不确定的。其次，发布到Twitter（或者其他社会性网络，就信源发布而言）上的信源信息不一定具备可靠性。微博的内容来源于那些并非他们声称的话语源，这些内容可能会被断章取义或者误导性的宣传。因而，一个政府或者利益宗派集团可以利用Twitter发布一些虚假消息，断章取义别人话语的内容，或者隐藏身份大量收集关于对手的诅咒性信息。最后，因为混杂着其他传播媒介，推文的内容可能并不是全部是真实的。媒体在引用其内容时，需要谨记，无论什么原因，任何人都可能会发布假信息。即使链接的视频片段或者静态的摄影图片都有可能会是伪造的，一些人会因为特殊的政治目的而蓄意制作出假的信息来捉弄媒体或者其他任何用户。
与数百万配备有数字传播设备的公民记者们相比，传统的印刷和广播媒体由于自身能力的缺陷，在报道现代化战争的活动中根本不具备竞争力。因此，媒体不得不加人数字化革命的行列，招募更多的公民记者来充实新闻记者队伍。目前，美国的各新闻媒体经营机构都在通过公民们完善整个新闻事件，以此来扩大报道范围。这意味着媒体正在依赖非职业新闻记者们通过社会化媒体来传递信息。而专业新闻记者为了厘清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的工作转变成了筛选过滤并综合社会化媒体的海量信息内容。
在现代和未来战争中，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新闻媒体经营机构更多工作的将是综合梳理越来越多的公民“贡献”。这可能会释放一个重大的转变媒体战争报道形式的信号。新闻媒体机构会将公民视为媒介触角的再延伸，而非竞争者。一旦某个新闻事件在任何地方被任何人报道过，捆绑着地球和人类的具有高链接性能、以光速传播的网络系统将会以最快的速度把该新闻事件传播到世界各地。受众和远距离战地的关系将只会变得更加亲密。考虑到媒体从战场现场播报的能力日渐增长，不管战争信息来源于专业记者的摄像机或者非专职记者的手持数码手机，作者相信在战斗伤亡的信息被实时地分享给遥远的受众之前，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一旦预想照进现实，遥远的受众将拥有掌握消息十分灵通的能力和一种与战争最为亲密的经历。那么，作者也诚挚地希望，在没有新闻工作者的最丑恶的干预经历下，当受众最终可以实时地观看到真实战争的残酷以后，那些受众将会行动起来一起终止一切作为政治工具的罪恶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