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1-001-10
我所说的百年，是指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就是清末民初，一直到今天这一历史段落，大体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具体时间应该是1895年前后至20世纪末年。讲一讲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也可以说是对这一百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作简略的文化解读。就切入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文化社会学的问题。
一、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
首先在理念上，如果我们研究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三晚”最重要：一是晚周、一是晚明、一是晚清。晚周——东周末年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中国历史上鲜有的百家争鸣时期，孔、孟、荀、韩、墨、老、庄等中国最早的第一流的思想家，就产生于那个时期。那是中国的思想源头，是学术的经典时期。就世界历史而言，那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晚明——明清鼎革，那是一个文化冲突非常剧烈的时期。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夏文化经历了一次血和火的洗礼。再没有比剃发易服更令一个有上千年文化传统的民族更难堪的了。所以顾炎武有“亡国”和“亡天下”的说法。“亡文化”就是“亡天下”。晚清——对中国的历史演进来说，就更重要了。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撞击点和交汇点，是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的大转变时期。
文化学家和历史学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时刻”这一概念。“三晚”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刻，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最关键的历史时期。
其次在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到了晚清，真正开始了大变局。不是说以前没有变化，而是说以前的变化和晚清都不相同。到了晚清，中国历史的脚步不能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秩序不能照原来的样子维持下去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社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西人”与晚清的“大变局”
晚清时期的开明的官吏、先觉醒的知识人士，已经直觉地感悟到了这种社会与历史的变化，他们称这种变化为历史的大变局。下面试举几例，我们看晚清的一些政治敏锐人士是怎样看待这种历史的大变局的。
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说：“合地球东西南溯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又说：“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徐继畲(读ｓｈē、福建巡抚)说：“南洋诸岛国……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
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
王韬(著《弢园尺牍》、学人)说：“居今日而论中州大势，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又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丁日昌(苏州布政使)说：“西人之入中国，实开千古未创之局。”
曾纪泽(出使英法大使)则说：“泰西之轮楫，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郭嵩焘(广东巡抚、出使英法大使)也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
世铎(礼亲王)：“窃思庚申以来，夷人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亦天下臣民所共愤。”
薛福成(《庸庵全集》作者、学人)：“近数十年来，火轮舟车无阻不通，瀛寰诸国互为比邻，实开宇宙之奇局。”
郑观应(《盛世危言》作者、著名实业家)：“今泰西数十邦叩阙互市，与我中国立约通商，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
张自牧(驻英国二等参赞)：“今夫数千年来未经见之事，数万里不相知之人，一旦盘踞于腹心之地，往来于堂闼之间，此古今运会一大变局也。”(上述诸人关于“大变局”之言论，请参见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6至394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年初版)
我们从上述言论可知，当时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敏感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晚清社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出现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最主要的标志是“西人”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人，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入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做“西潮”。但汉的“西天”和明朝的“西教”，与晚清的“西潮”均不相同。
佛教进入中国(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是静悄悄地进入的(通过西域传入)，起初是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后来也引起过争论(沙门不拜王者论)，甚至出了好几个主张灭佛的皇帝，但都阻挡不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张灭佛的皇帝远没有信佛、佞佛的皇帝多。佛教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出现了最适应中国人心性的禅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是融佛入儒的结果，所以产生理学。然后是佛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佛教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中国文化吸纳、消融外来文化的显例，是华夏民族文明的伟大处。它的特点是充实主体、融化客体、思想再生、铸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即天主教，一般以明朝万历十年(公历1582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西方的传教士带来了天文、历法、数学、火炮制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国的文化反馈回欧洲，对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带领作用，但在宗教传播方面，始终表现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利玛窦曾经尝试着让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特征，他的努力获得相当成功，后来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引发了所谓“礼仪之争”(反对中国人的祭祖拜天)，两种文化的冲撞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次“西人”的进入中国，增加了双方的初步了解，就中国一方而言，中华文化的主体位置丝毫未发生动摇。
所以如此，是由于汉、唐、明直至清中叶，中国的国力是强盛的，“西人”带来的是文化，不过是“以文会友”，所以宾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无论如何成不了主人。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丰以后，中国的国力日趋衰弱，社会问题严重，统治集团腐败。在这种弱势的情况下，“西人”来了，不再是“身怀绝技”的传教士只身远游，而是开着军舰、手持枪炮的大队人马前来叫阵。主人的态度也不是开门纳客，紧闭的大门是被人家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香港被割让出去；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英法联军且于1860年9月9日火烧了圆明园。
此时之“西人”已经反客为主，中国文化的主体位置、国家的主权地位，遭到根本动摇。
“夷务”和“洋务”
当“西人”列队扬威前来叫阵的时候，中国一方也想出了一些对付洋人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话语是“夷务”，如何处理“夷务”，成为关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问题。开始的态度是要“御夷”，也有的官员声称应“剿夷”，结果行不通，于是便想出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等方法，但都没有多少效果。不过朝野上下形成的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后了，应该自强。所以晚清有长时间的“自强运动”。看到洋人技术先进、武器精良，意识到自己要有近代工业、要有洋枪洋炮，于是开始了“洋务运动”。“夷务”因此变成了“洋务”。其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清廷开始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而在此前，处理外事没有专门机构，一般都由“理藩院”处理。
奕訢(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张之洞、丁日昌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特别是李鸿章，他是清季办洋务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觅制器之器”就是李鸿章开办洋务之始提出来的主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最早的制造机械、枪炮的工厂江南制造局，就是李鸿章一手所经办。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倾毕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而且不是败在力量悬殊的“西人”手下，而是败给了同属东方的近邻、一向被称做“蕞尔小国”的日本。中国的面子丢大了，全国上下一片沸腾。
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性，不单是败在一个小国的手下，因为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小国已经变成了强国。它的深层悲剧在于：不该战而与之战而且战败。翻检一下中日甲午战史，可以看到：战前、战中、战后，中方的应对策略，处处中日本的圈套。日本制造各种借口，想一举消灭北洋水师。李鸿章知道北洋水师不是日本的对手，本来想避免战争，但由于翁同龢为首的清流主战派挟光绪皇帝给李鸿章施压，李的具体布防措施
也一再发生错误，还是不由自主地走上应战不敌的道路。
甲午战争前三年的1891年，李鸿章在奏折里说：北洋有新旧大小船舰共25艘(大船只有镇远号、定远号等6艘)，还要增加多只船舰，才能构成战斗系列。朝廷没有理会李鸿章的请求。甲午战争的当年、1894年，李鸿章又上奏折，要求添换新式快炮21尊，如果办不到，镇远、定远两舰的快炮12尊，无论如何应该购买，仍未获准。实际上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北洋水师就没有添加任何装备(史书上说“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购买军械的银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颐和园用了。
甲午战争八月打起，七月李鸿章上奏折再次陈述：中国的七艘大船，即镇远号、定远号、济远号、经远号、来远号、致远号和靖远号，只有镇远号、定远号是铁甲船，可用，但时速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时速20至23海里。双方海上力量对比悬殊。李鸿章因此明确表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固然有责任，难辞其咎，翁同龢、李鸿藻、张謇、文廷式等清流主战派，
实际上也有误国之责。我们看当时的史料记载，翁同龢等为“摧折”李鸿章，可以
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所以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责备于李鸿章的，亦不乏明智之士从另
一角度责难他明知不堪战却不能顶住压力，没有“犯颜直谏”。
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曾在马关条约签定后致电张之洞，呼吁联合全国的督抚共同请求将李鸿章斩首。陈宝箴说：
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
后来黄秋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
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第214页，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于：不是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
中日甲午战争是1894年打起来的，第二年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其直接结果是北洋舰队的覆没——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让台湾，把我们的第一宝岛送给了日本人。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直到1945年归还中国，日本占领台湾整整50年。直到今天这一百年前的结果还在影响着我们，李登辉们的出现，显然与日本的统治、奴化、豢养，有直接关系。
我想向各位提醒一点，在我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上，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于列强的侵扰所做的初步现代化尝试，特别是洋务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积累，经过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打断了；第二次是民国政府的现代化努力，由于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被再一次打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已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成。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必要(至少应该在我们的心中)提出：我们这次的现代化进程，还会被打断吗?
戊戌变法和慈禧政变
甲午战争的另一结果，是激起了全社会的改革浪潮。自1840年以来受西方列强的欺负、侵凌，已不堪忍受。现在又败在了东方的“蕞尔小国”日本的手下，这个国家还有脸面在世界上立足吗?而日本所以变得强大，是由于经过了明治维新、走上“脱亚入欧”的历程。中国只有变革维新一条路了。
所以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全国一致的呼声是改革、变法、维新、自强。光是购买洋枪洋炮不行了，还要变革制度。光是指望自上而下的“自改革”不够了，还需要借助社会舆论。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就在这一年。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强学会”也成立于这一年。1896年，改革派的喉舌《时务报》(汪康年主编)在上海创刊。1897年，《国闻报》(严复主编)亦创刊。湖南则有《湘报》、《湘学报》。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总之从1895年秋天到1898年秋天，全国到处都刮起了改革之风。
湖南在巡抚陈宝箴和其子陈三立的带领下走在改革的最前面。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皮锡瑞、唐才常等改革派人士，一时齐集湘省，而尤以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办最具影响力。我有《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一文，近七万字，论述当时湖南改革的情形甚详，发表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第19、20期合刊上，大家有兴趣可参看。
1898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发表《定国是诏》，开始了近代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成了变法维新的主角。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也在这一年。百日之内，光绪皇帝颁发的改革谕令有180多条，七月二十七日一天就颁布11条维新谕旨。包括建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但这一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通缉康、梁，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1898年是农历戊戌年，“百日维新”所以也叫戊戌变法，慈禧政变称做戊戌政变。
变法改革有渐进和激进的区别，变法过程中一直有两种思想的争论。例如张之洞、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等，就主张采取渐进的方式，康、梁、谭嗣同等则主张用激进的方式。戊戌政变的发生，实是激进变革所致。晚清本有帝党、后党，清流、浊流之分，激进变革的结果，诱发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矛盾，致使中国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一次变法，以失败并且流血而告终。但戊戌变法是近代历史的一个大事件，不是几句话可以讲得清楚的。戊戌之后的历史事变就更有戏剧性了——
1899年，慈禧大规模清剿“康党”，想废掉光绪未果；义和团开始起事，与“西人”矛盾激化。包括日本在内的“外人”，都反对慈禧的政变，他们袒护流亡到海外的“康党”，这样一来越发激起慈禧对“洋人”的仇恨心理。
1900年，慈禧改变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剿灭变成利用，直至向西方诸国宣战，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演出近代史上又一次洋人占领中国都城的悲剧。1901年，清廷与十一国公使团“议和大纲”签定，是为“辛丑条约”。李鸿章在这一年病死。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底)，两宫还京。慈禧出逃时，身无长物，回来时装载箱笼的车辆有三千之多。因李鸿章的推荐，授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晚清到民国，可是个重要人物)。
1904年，日俄战争2月9日在中国领土上打起，至第二年秋天方结束，结果日本占领了更多的中国领土。同年，清廷赦免戊戌在案人员，除康、梁、孙中山外，全部赦免。(为庆祝慈禧太后70寿辰)
1905年，废除科举。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这一年成立(国民党成立于1912年)。1908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光绪死，二十二日慈禧死。光绪38岁、慈禧73岁。
戊戌之后，慈禧太后死之前，清朝的权力中枢做了些什么?过去讲这段历史，戊戌变法之后接着就讲辛亥革命，对中间的10年研究得不够。其实1902年慈禧回銮以后，除了继续惩治维新党人外，同时也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变法维新，特点是变革机构、不变革思想。再就是所谓“准备立宪”的活动。晚年生活在台湾的近代史学者郭廷以教授，把这一时期的改革叫做“反动后的新政”。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之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清帝逊位，享受优待条款(仍住故宫、待遇不变)。同时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2月15日，袁世凯任“新举临时大总统”。延续三千年(我取范文澜说，前1066至1911，共2977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以上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简述百年中国的文化问题为什么从晚清讲起，以及清末民初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晚清到民国的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大体轮廓稍作梳理，特别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百年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在晚清社会所遭遇的危机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
我们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前，需要对“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个概念稍作区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时不宜混为一谈。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称作传统社会；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型态逐渐凸显。当然无法用1911年把传统与现代作一截然划分，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比政治事变要复杂得多。宽泛一点看这个问题，也许讲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在语义和事实上都比较恰当。总之晚清以前的中国文化可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也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
人类学家对文化一词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50年代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列举出160多种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70年代以后，符号学盛行，对文化的定义就更多了。我个人使用的定义，是自己在研究中尝试着抽绎出来的看法。
我倾向认为，文化应该指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这是广义的用法；狭义的用法，可以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因此广义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指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些什么特质呢?
第一，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自夏、商、周三代的夏朝算起，有四千多年，所以号称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从周秦算起，有三千多年。世界四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其中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古文明之一。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不间断的同时也是在较少变化的传统社会型态框架内生存的文化系统。梁漱溟先生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中国文化要义》)秦汉到晚清都是封建制度的社会，说传统社会型态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较少变化，应该能够成立。但这不妨碍不同历史段落的文化有不同的特色。如殷周时期的青铜器文化、秦汉的制度文化、唐的多元繁荣的文化、宋的思想、明代的城市生活、清的学术等等。就文化的形而上学术思想而言，不同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类型的高峰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朝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文化型态。就其发生来说，是多元的。过去说中国文化是黄河文化。现在学术界的看法，长江文化是与黄河文化不同的一源。就其族群的构成来说，华夏文化为主体、同时包括众多民族的文化。就文化思想来说，儒、释、道三家主要思想学说，呈多元互补之势。
第四，中国文化是富有包容性的文化。它的同化的功能很强，古人所谓“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文化是最好的溶解剂。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能力是惊人的，明显的例证是对佛教的吸收。华夏民族不排外，即使穷乡僻壤，也懂得尊重外来者的文化习俗。中国文化精神的指向总的是主“和合”、“中和”，而不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
第五，就生活形态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农耕社会，所以其文化精神的表现，正面说有吃苦耐劳、生生不息的特点；负面说常常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心理、缺少冒险精神、重农轻商等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抑商，所以商品经济不够发达，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症结。晚清政府与外人打交道陷入被动，国力不强固然是主要原因，缺少商品意识和市场观念，也是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欧洲人来华，并不为了侵吞中国的领土，他们的直接目的是开拓世界市场，如果清中叶的统治者应对得法，也许发展不到后来的那种惨况。
第六，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制社会。以家族为本位、家国一体是传统社会型态和文化型态的重要特征。家不仅是生活单位，而且是生产单位。家庭成员一般不远离家庭。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如果一个家庭的成员长时间出离在外，就叫“游子”，“游子”如同幽魂离开躯体，其身份是很悲哀的。“游子”和“他乡”因此成为传统社会文学的一个方面的主题。传统社会的家庭不只是一家一户的家，还要扩大，辐射出“家族”。因为家庭中以父亲为主轴，父的父是祖父、父的兄是伯，父的弟是叔，父的姐妹是姑；母亲方面，母的父是外祖父、母的兄弟是舅、母的姐妹是姨；父亲的兄弟姐妹生的孩子，又构成堂兄弟、堂姐妹系列；母亲的兄弟姐妹生的孩子，构成表兄弟、表姐妹系列。祖、父、兄、弟、伯、叔、舅都会娶妾，又会生育，于是又衍生出庶出的一大群。于是便有了嫡、庶的问题。而且每一枝系都有固定的名称。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可以变得非常庞大，像《红楼梦》里的贾家那样。大的家族有族长、有管家、有佣工、有保安巡逻人员、有统一的祭祖活动，对有过失的家族成员可以刑讯处罚、甚至处死。俨然是一个“准”国家。
中国古代在理念上(不是说事实上)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家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或者说家族的分布和联结网络就相当于社会，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而不是靠契约来维系。家族还有传宗接代的功能，娶妾的直接目的就是对家族传宗接代功能的补充(对男性亦有性调剂的作用)。因此能生育的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往往会得到特别的照顾。家的横向辐射是家族，纵的联系就是世系。传统社会常把“家族”和“世系”并称，叫“家族世系”。因此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家谱，谱牒学是一项专门的学问。宋代的范仲淹曾呼吁，要切实保护宗族的利益，因此宋朝有“义庄”之设，明清两代更为普遍，使聚族而居成为风气，常常一个村庄只有一个姓氏，甚至“六乡一姓”的情形，也并不少见。西方人类学家重视“族群”的概念，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家族”。
甚至中国传统社会很少使用“国家”这个概念，经常使用的是“家国”。有的研究者说，中国传统社会只讲“忠君”，不讲“爱国”，至少中国古代并没有“爱国”这个概念。但重视“天下”。“天下”包含“社稷”和“苍生”两部分内容。“社稷”原意是对土神和谷神的祭祀，后来用来指国家政权。和社稷连用的是“江山”，“江山”指疆土、国土。社稷和江山加起来，相当于国家。“苍生”本义是指长得很乱的草木，后专指百姓。总之，在中国传统社会：
社稷 + 江山 = 国家
社稷 + 苍生 = 天下
这个公式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但却觉得颇能反映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特征。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指单独的男性个人，而且是很普通的男性个人，如果是念过书的男性个人，就叫“匹士”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顾炎武说“天下兴亡”，没有说“国家兴亡”。也许“天下”既包括国家政权又包括老百姓(苍生)?
第七，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家庭网络主要靠儒家学说编织而成，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具体地说，“三纲五伦”就是这一核心的主要道德规范。“三纲”是对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行为规范，第一项关乎国，第二、三项关乎的都是家，可见“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五伦”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的关系。孟子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称这“五伦”及其规范为“人伦”。后来汉代又有“六纪”之说，包括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对“五伦”作了外延性的扩大，其实就可以规范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师长”和“朋友”，是家族以外的取项。传统社会重教育和教化，师的地位很高，这从孔子开的头。各级官吏实际上也担负着教化的任务。即使是王者，也需要有师。天、地、君、亲、师，师的排序仅次于君、父。师的含义不仅指直接的授业启蒙者，科举考试时代考取的进士，也称录取他的考官为师，考官视他录取的生员为门生，同榜进士则称同年。所以传统社会就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一面大网，“三纲五伦”或“三纲六纪”是这面大网的纲，通过纲常伦理来维系家庭和社会的秩序。史学家陈寅恪甚至认为，“三纲六纪”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定义。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三纲六纪”所规定的伦理规范和语词概念，有越来越细化的趋势。光是孟子讲的“义”和“信”，觉得还不够完善，所以又发展、衍生出一系列对应性的重要伦理概念。君臣关系使用“忠”、父子关系使用“孝”、夫妇关系用“义”、朋友关系用“信”。特别是“孝”，更居于核心位置。《孝经》上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把君、父完全连接在一起，所以古代文本语言，常常以“君父”和“家国”并提。当然这些是道德规范，同时如陈寅恪所说，也是最高境界的文化理想。所以传统士人的最高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能否真正做到，是另一回事。但我有一个理念、同时也是经验的看法，就是如果了解了儒家思想及其道德规范、了解了家庭和家族的构成和来龙去脉，我们大体上可以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文化。《红楼梦》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对传统社会的家族构成和文化结构作了一次总解剖。
第八，中国人的自然观、对自然的态度，是主张“天人合一”的，相信“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点许多学者都有过论述，我主编的《中国文化》还专门就这个问题作过讨论。“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使人与自然不那么对立，很适合现在的环保主张。但也有专家认为，中国人的这种哲学思想，是传统社会缺少系统的科学和科技不发达的原因。
“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包括天和人两个方面，实际上说的是两个对立体彼此的关系。既然是两个方面、两个对立体的关系，就有孰强孰弱、谁占的成分大、以谁为主的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是“天”的势力大，还是“人”的势力大?是天为主导还是人为主导?在观念上，恐怕是要人往天那边靠而不是相反，所以古代有“顺天”、“听天命”等说法。当然这个命题也有要提升人的境界的意思，所以冯友兰讲“天地境界”。但要求太高，不容易达到。孔子讲的“五十而知天命”，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也只是说应该知道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人的一生能够成就到怎样的程度，是天命决定的，不可强求——这就是孔子的意思，如是而已。
第九，中国传统社会有最完整的文官制度，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文官制度和科举考试有关，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独有的。唐代以诗取士，后来考八股文增加试帖诗，所以传统社会的文官大都会写诗。文官制度的最高表现是宰辅制度。相权对皇权有一定分解作用，他可以让皇帝少犯错误。
第十，关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信仰问题，总的看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比较马虎。孔子说：“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呢?难道神就不存在了?宗教的态度是不允许对信仰的对象作假设的。佛教中国化之后演变为禅宗，宗教的味道已大为减弱。民间化、世俗化的佛教，随意的成分也很强。道教是自然宗教，操作性强、信仰的力度不是很坚实。中国人对待超自然的力量，信仰的成分不如崇拜的成分大，但崇拜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在中国人的眼里，天是至高无上的，是最大的神。但对天是崇拜而不是信仰，因为天并不总是能满足人的愿望。对祖宗也是崇拜而不是信仰。拜天祭祖是中国人的最高礼仪，近似宗教仪式，但绝不是宗教仪式。
第十一，中国传统社会有发达的民间社会，朝野、官府和民间界限分明。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儒家学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家和佛教主要在民间。因为有发达的民间社会，有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互动互补，中国传统社会反而有较大的思想空间和活动空间。
第十二，中国传统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风格的艺术与文学。古人的文章写得很好，记述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文体。诗学尤其发达。书法艺术很独特，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在书法中找到。
第十三，中国传统社会还有一些比较特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比如阉官制度、有太监(明代和晚清的太监作恶多端)；施行一夫多妻制，可以娶妾；女人裹小脚等等。这些恐怕就是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东西了。
我仅仅是为了讲述问题的方便，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标志性的现象列出了13项内容，远不能概括于万一。这些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异现象，但中国文化也有另外的特质，我无法在一次演讲中穷尽。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有好有不好的，不能一概而论。
文化传统和传统的更新
但如果说到文化传统，就是另外的概念了。
文化传统是指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能够连接成传统。有的文化现象只不过是一时的时尚，它不能传之久远，当然不可能成为传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涵义应该指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从过去传衍至今的东西(至少应该传衍三代以上)。文化传统当然存在于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之中，但它更多地是指这些文化现象所隐含的规则、理念、秩序和所包含的信仰。能够集中地体现具有同一性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的文化现象，就是传统的文化典范。我们面对一尊青铜器、一组编钟、一座古建筑或一个古村落，人们有时也说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其实这样说并不准确，实际上看到的是传统的遗存物，这些遗存物所涵蕴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才是传统。但能够留存至今的遗存物本身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典范，里面藏有该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系列密码。
对于文化传统来说，信仰的因素非常重要。因为传统之所以被称为传统，往往由于这些传统有一种神圣的感召力，希尔斯把这现象叫做传统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可参见希尔斯的《论传统》一书)，即传统所具有的某种权威性和神圣性。可以说，如果没有信仰的因素掺入，能否形成真正的传统，不是没有疑问的。即使缺少信仰的成分，也必须融进崇拜的精神，才能凝结为传统。中国传统社会用儒家思想编织起来的纲常伦理，对家庭的结构和文化传承来说就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它里面的崇拜的成分大大超过信仰。
但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例如儒家思想，在先秦、在两汉、在宋明、在清代，都有所不同，都有新的成分添入。希尔斯说，对传统而言，“增添是一种最常见的形式”(《论传统》)。事实上，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但新增入的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弹。除非已经进入传统变异的另一情境，即固有传统和新成分实现高度融合，人们已经无法分清楚传统构成的新与旧，甚至以为新成分原来是旧相知，传统就成为既是现在的过去又是现在的一部分了。
文化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唐代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激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吸收异质的文化。汉朝和唐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具备这种条件的，所以有佛教的传入、有与西域文化的交流。
到了晚清，国家处于被东西方列强瓜分的境地，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完全弱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条件，更不要说文化的濡化了。张之洞算是有心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也不过是“应变”的一种方式而已。其实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与当时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彼此之间有好大一个时间差，西方已经是建构了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国还没有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转过身来，双方没有站在同一水平线上。这种情况，不可能有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异质文化的正常吸收，必然爆发激烈的文化冲突，冲突的结果大家知道，是中国文化打了败仗。
中国的“近代”何以开始得那样晚
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面，没有为走向现代化准备好充分的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种机制。我说的是“社会与文化的机制”，没有笼统地说中国文化本身。因为这是学术界的一个争论问题。为什么西方早在16世纪就有工业革命、就开始了近代的进程?为什么我们的“近代”开始得那样晚?到1840年鸦片战争人家打我们才开始“近代”?
宋朝和明朝，城市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相当繁荣，有的研究者论证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认为如果没有外来势力的入侵，自己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说明朝的中叶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定萌芽，历史材料可以找到一些证据；但如果说将来可以自己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则只能是学术上的一种假说。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没有给予验证。事实是中国始终没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能不能自己开出现代的民主的花朵，这是学术界另一个争论问题。
学术界没有争论的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演进的速度实在太慢。仅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就走了三千多年。我以为有两个因素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具有游牧特点的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并统治全国，典型的有两次，一是宋朝之后的元朝、一是明朝之后的清朝。两次都曾造成经济与社会的大破坏。元朝时间短，只有97年，这里先不去说它。清朝267年，有的研究者喜欢讲“康乾盛世”，但在所谓“盛世”之前，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康熙22年平定三藩，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是在圈地、劫掠、战乱中度过的，其对生产力的破坏可以想见。
就是所谓“盛世”时期，问题也堆积如山。满汉矛盾是个大问题，乾隆时期，任用官吏，督抚中没有一个是汉人。再就是大兴文字狱。何况对外交往的“闭关”，就是“盛世”统治者的决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想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商务关系。带了许多礼物，据说价值1万3千英镑。两广总督郭世勋奏报，说英国人听说皇上八旬大寿，特来“叩祝”，并带礼品“进贡”。既然是“进贡”，当然可以接见。但在觐见时如何行礼，发生了争论。中方坚持，一定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英方不同意，说只有对上帝才能下跪，对英国国王也才行单膝下跪吻手礼。马氏农历七月十五到京，争论一个多月，最后中方妥协，同意屈一膝觐见。对所提的贸易要求，清廷一律拒绝。但据说马戛尔尼在承德行宫谒见乾隆时，还是行了双膝跪地之礼，不知他为什么临时发生变化。所以有人作诗说：“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而当清代中期的统治者正陶醉于“盛世”的“繁华”之时，西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英国的达比发明焦碳炼铁技术；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英国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织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北美独立宣言发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成功。西方的科技革命带动的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般突飞猛进。
但中国还在为外国使臣要不要行跪拜礼争论不休。
到晚清，我们在近代科技文明方面与西方相比，中国已经落后差不多三百年。我很诧异：现在我们的史学家、作家，为什么要花那样多的气力去歌颂所谓的“康乾盛世”。即便是“盛世”，又和今天的我们以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有什么关系?《红楼梦》在写贾家的富贵的时候，总是说“瞬息的繁华”，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我总疑心作者不光是讲贾家，恐怕也是在批评那个清朝统治者的“盛世”。中国失去与外部世界平等对话、良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机会，就是从康熙和乾隆的“盛世”开始的，是他们闭关锁国种下的祸根。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起义造成的改朝换代。推倒了前一个王朝，换上后一个王朝，一切又照原样重复一遍，历史并没有真的前进。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器。正面地看，农民起义对统治集团吸取教训减轻对农民的剥削程度，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此循环的结果，使得传统社会的生产关系不容易发生改变，新的社会因素不容易诞生。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缓慢还有其它一些综合因素，比如皇权过重，统治者虚骄、妄自尊大等等。还有更主要的，是长期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即使等到江河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总算知道有世界了，还是囿于传统、放不下架子。
曾纪泽在光绪初年出使英法之前，先写信给法国使馆，提出要求：说他此行带眷属，但他的妻子只可以与西国的女宾往来，不能与男宾“通拜”、“通宴”，尤其不能行握手之礼。他说此事与中国“名教攸关”，希望对方能“委屈商酌，立有一定规矩”。林畏庐有一首诗叫《瞌睡汉》，其中说：“华人只争身份大，铸铁为墙界中外。挑衅无非在自高，自高不计公家害。”本来已经接受了地球是圆的说法，仍然认为中国是在地球的“中央”，其它国家不过是“四夷”。中国的关着的门户刚被打开的时候，有人甚至认为，英国人是鹰嘴、猫眼，腿长只能站立、不能奔跑；眼睛呈绿色，畏惧日光，中午的时候不敢睁眼。中外通商，西方人买中国的商品，以丝绸、茶叶、大黄为主。于是有人说，大黄和茶叶关系洋人的性命，一旦没有了这些东西，洋人的肠子就会堵塞、眼睛就会瞎掉。知道了有世界，还不肯正视，用臆想蒙骗自己。这样的文化，能不发生危机吗?
中国文化 = 文化传统 + 传统文化
我们常说的中国文化，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两部分。中国古代并没有中国文化这个直接的概念。只有到了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了，与之相比较，才有中国文化之说。换言之，“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是晚清知识分子自我反省检讨传统的用语，它既包括传统社会的文化现象，又包括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连接链即文化传统。现在我们使用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古与今、传统和现代，都连接在一起了。
三、现代文明体系的建构与文化传统的流失和重建
20世纪中国的一百年，或者说自晚清到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危机并逐渐解体的过程，也是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混合着血和泪的极端痛苦的过程，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大。
换句话说，晚清时期的中国是被人家拉着拖着打着骂着羞辱着蛊惑着走上一条“情非所愿”的路。说“情非所愿”，是因为每一步都是人家逼出来的，是“应变”，不是自觉自愿地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国力虚弱、封建制度作祟，是不是还有国民性问题?也就是说在文化上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起作用?
五四运动与反传统思潮
晚清大故迭起、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把保国、保教、保种放在第一位，来不及系统探讨中国打败仗的深层文化原因。1911年清帝逊位，到1916年，称帝不成的袁世凯也死了，国内陷入军阀混战局面。而国际上，1914年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先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有了畅所欲言、反思传统、检讨文化问题的时间和空间。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人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有了新的推动力。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忌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后来学术界总结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一致认为，五四文化运动带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性质，这样评价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
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文化型态的核心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措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够激进的了。
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他在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提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后来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又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京报副刊》请他给青年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的建议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五四时期形成的反传统的潮流，其锋芒之锐利、规模之宏阔、对传统打击之沉重，为中国历来所未有、也为世界历史所少见。
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调适的作用。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力图摧毁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的被削弱，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希尔斯语)。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激烈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精神，将永载史册。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可贵。
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有压倒之势，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创造的一些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分、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科学主义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是有杀伤力的。如果用科学作标准，古代的许多东西都要不得了。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杜甫、程朱、王阳明，都谈不上什么科学。朱子提倡的读书方法，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个字，也不好用科学来衡量。宋代的司空图写的《二十四诗品》，雄浑、冲淡、典雅、旷达，列了一大堆，都跟科学没有关系。中国的写意画，也无所谓科学。中医，望气切脉，至今科学难以解释得通。20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医。鲁迅不相信，连家世显赫的大史学家陈寅恪，他的曾祖、祖父都擅长中医，他还是不相信。但中医的治疗效果不容置疑。完全用科学来解释传统文化，有时难免遇到困难。
所以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引导人们走向现代文明可赋予理性和方法，另一方面虽不一定割断传统，却足以让人们失去对传统的温情。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五四的反传统和后五四时期的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面积流失，应是不争的事实。
“大传统”和“小传统”
五四反传统主义所打击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也就是封建礼教。儒家伦理、封建礼教是弥漫于整个传统社会的，牵连所及，打击的面实在无法计量。但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型态及其传衍，叫做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做小传统。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添加、融合的几率比较多，而且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政策，因此相对变易得比小传统快一些(我说的是相对，无论哪一种传统，只要是传统，就是一种惰性力，就不容易变化)。
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因此变易得就相当缓慢。就是说，小传统更具有超稳定的惰性力，改变起来不仅缓慢，而且困难得多。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是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家庭并没有因之发生太大的变化。遭到五四精英痛批的“孝”这种家庭伦理的核心道德，在1949年以前以及以后的长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的运动。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使小传统遭到大的破坏。古人说：“礼失，求诸野。”这是说当主流文化型态因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官方已经不再流行的礼仪秩序，还可以在民间找到。原因就在于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比大传统更具有稳定性。小传统和过去连接得更紧密，传统文化的密码在小传统里埋藏得更深邃。大小传统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关系。如前面所说，特别有家庭的网络在伦理上和把民间小传统和大传统连接到了一起。没有大传统，小传统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没有小传统，大传统失去辐射全社会的功能，主流文化的根基就会不牢固。
文化传统流失的原因
如果一个民族的大传统被彻底清算而又不及时修补、小传统遭到根本的破坏却不知道破坏的严重程度，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流失得差不多了。
本来由于中国人在信仰这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宗教情感比较薄弱。这不能说是我们的缺点，只能说是特点。宗教情感薄弱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宋儒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特别强调“敬”这个范畴，认为“居敬”、“持敬”是为人行事的关键。20世纪的大思想家马一浮因此提出“主敬”的思想。他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这种规范，可以提升人的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庄重和庄严的精神境界。但“敬”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不如宗教信仰来得坚实。由于信仰的原因，我们的文化是比较松散的，传统也是比较松散的。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虽然悠久，但不容易凝结为传统；有了传统，又不容易传衍。传统社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主要是理性的认知，而且有实用的成分，因为要做官，就得熟悉儒家这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就儒家传统的传衍来说，官员、知识人士反而常常打折扣。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湖南巡抚)一次在湖南南学会演讲时说：
孔子之教，自为至中至正，而后世之真能效法以传其教者，复有几人?韩退之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原远而末益分。孟子亦只言宰我、子贡，智足以知圣人。在当时，及门弟子且然。然则所传述圣人之一体者，特子夏之儒耳。就以儒论，今之服儒服，冠儒冠，而能行儒行者，几人?(参见拙著《陈宝箴和湖南新政》，载《中国文化》第19、20期合刊)
所以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传衍，并不是那么顺利，实际上从汉到清经过无数次变易，孔子也成了“圣之时者也”；倒是小传统传衍稳定而少变易。但文革把小传统彻底破坏了，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都大部分付之一炬了，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道德，全部荡然无存。
中国的传统不要了，外国的传统也不要了。“封资修”三字概括得多么全面，“封”当然是指中国的过去的遗留，“资”是外国的西方的遗留，“修”是外国的东方的遗留。要把这些遗留全部彻底扫除干净。试想，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实际上是全民大“易服色”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请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还能保留下什么传统呢?
1644年清兵打进北京、第二年南下打下南京，于是发布“剃发令”，要求所有的汉人接到命令十天之内，必须剃发留辫，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有人说，明朝的灭亡是亡文化，就是指这点说的。从此以后，华夏民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衣冠了。你能够承认清代的那种怪怪的服饰、再加一条大辫子，是很好看的打扮吗?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吗?唐宋装好看，日本“拿去”了。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民族服装。我们的文化传统清代就开始流失了。
“文革”的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而且是失掉传统的表现。也许文革初期大规模地破坏民间小传统犹嫌不足，1974年又添加一次“批孔”运动，对传统社会的大传统再一次发起总攻，直称孔子为“孔老二”，说他是历史上的开倒车的“反动人物”。
所以，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少到几乎看不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是专门研究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
中国不应该“与自身脱离”
2003年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8月14日的《参考消息》译载了这篇文章)，其中写道：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文章还说：
“只要到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走走，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国人每个星期都在对城市过去的遗迹、对所有让人感觉是这个国家活遗产的东西进行着改造。能够逃过改造的只有那些官方公布的受到保护的古迹。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社会破坏。”
这位汉学家最后写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走向没落吗?现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与房地产、官僚主义、致力于现代化有关的愚蠢行为同重新找回儒学过去的前民主主义之间在进行斗争。要消灭一种历史，必须真有消灭这一历史的愿望。也许正是中国的广袤无垠保护了自己，中国确实拥有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
我觉得联合国这位汉学家官员还是有点客气，或者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不愿失去作为客人的宾礼。他询问：“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想探讨这个问题。只是我的看法，我们“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因为以前许多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都轻松地放弃了，现在还能够抓住吗?
我住北京40多年，我作为学人我想我知道什么是北京的好。但北京城市建设的不尽如人意处，实在比比皆是。我不反对有最现代化、最前卫的建筑耸立于北京，但一些特殊的街区，还是应该有传统文化的特征。我说的传统文化，不一定就是清朝的文化。北京虽然是元明清三代帝都，但元朝的时间短，文化发展的层次不是很高。明代在北京压根就没展开。清代最长，但文化偏执。我们应站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观照北京。五十年代初期，有围绕梁思成建筑思想的争论。毛泽东不赞成梁的穿西装戴草帽的设计。其实梁思成是有道理的，总带上了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些特点。建国门内长安街段，交通部、长安大戏院承袭了梁的风格，还是比较好看。可是又说不行了，因为什么什么“同”主张这种风格，所以我们就跟什么“同”不能相同。其实只要说得对，管它是什么人的意见，我们都可以同意，不必因人废言。
文化传统的重建问题
我们自晚清到五四以来，就面临一项不能绕开的任务，就是需要更新和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既然觉得原来的传统有毛病、不那么好，那只有想办法去改造它、建设它、完善它，使它变好。因为你不能真正做到抛弃传统，你也无法重新选择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即使住到外国去，你的华夏血统也改变不了。
我们的前辈、那些20世纪的文化大师、中国的有心人，尽管20年代到40年代，混战、内战和外战占去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做了不少重建传统的努力。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以及引起的东西方文化的论战，就是一例。1935年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又一例。他们在《宣言》中慨叹：“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对重建民族文化传统做出切实努力的，是新儒家对儒家传统的新诠释。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及冯友兰、张君迈、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直承宋明的理学和心学，在中国文化的“花果飘零”之际，慧命传薪，试图重建儒家的学统和道统。但他们也每每苦于传统儒家只能自我升华为“内圣”(达到圣人境界)，却开不出“外王”来，即在现代生活中能够发用。
清末民初到五四以来的批判传统和现代文明的建构过程，一直隐含着、存在着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一、如何重新诠释文化传统的价值?第二、实际上有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第一个问题比较好理解：要重建传统，就必须重新衡定固有传统的价值，通过重新诠释使传统得到再生。第二个问题似乎费解：难道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还要提出认同的问题吗?然而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清末民初到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唯西方是举，只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流。那么作为中国人，你的文化认同究竟在哪一方呢?直到今天，这两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显得更加迫切了。
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使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然的话，你将不知道自己是“谁”，行动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说、“谁”在做。
五四精英、上一个世纪的文化先进者，他们虽然不留情面地批判传统，但他们又是受传统熏陶的有十足的中国文化味道的从业人员。胡适之攻击传统可谓激烈，但他整理国故成绩斐然，个人的新旧道德都少瑕疵。他的太太是个小脚，而且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他们终生厮守，在他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太太也随同前往(当然，后来知道，他与美国的一位叫韦莲司的女画家，曾有过五十年的深情。美国的周质平教授为此出版一本专门的著作，叫《胡适与韦莲司》，大家可找来看)。令人忧虑的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现在的中青年一代，长时间处身于大小传统齐遭毁坏的环境，没有机会接受传统文化典范的熏陶，他们身上的文化含量累积得不够，难免精神气象显得单薄而不够从容不够厚重。
至于如今的少年和儿童，教他们的老师大都是民族固有文化的缺氧者，流俗的电视文化、浅薄的搞笑、逻辑错乱的“脑筋急转弯”，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外时间。他们错把猪八戒、孙悟空当作中国的文化传统，以为“康乾盛世”比现在还要好。春节觉得没意思，喜欢过圣诞；中秋节不好玩，喜欢在感恩节吃火鸡，虽然不知道感谁的恩。如今的生活时尚是一切层面都追求和国际接轨，五四时期的“西化”主张反而成了光说不练的小儿科了。刚卸任的台北市文化局长、很有名的女作家龙应台，不久前写了一篇极好的文章，题目叫《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她说：
“现代化”是很多开发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已开发国家盘算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开发中国家在趁势而起的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
龙应台长期住在德国，她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她满以为会到处看见人的“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现代化和传统的重建，都不应该是表面文章，而需要扎扎实实地做，需要非凡的创造力，需要用文化搭建和传统衔接的桥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际上并行一个恢复记忆、连接传统、重建传统的过程。不能说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成绩，但由于长期与传统文化脱节，似乎一时还不能完全找到与传统衔接的最佳途径。“病笃乱投医”、“事急乱穿衣”的现象，每每有之。人们看到的，大都是比较浅层的模仿或没来由的怀旧，而缺乏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层底蕴。何况一些影视作品不着边际的“戏说”，尤其“清宫戏”的泛滥，还把刚刚开始的重建传统的努力，弄得不明所以以至失去准绳。龙应台说：“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她说得非常好。他是针对台湾的情况说的，我看对我们完全合用，而且更加合用。因为台湾文化传统的传承与连接比大陆要好一些，至少没有遭到我们这么多的破坏。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如同给心脏病患者做搭桥手术，那是要慎之又慎的。总之如龙应台所说，“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如果我们走到、做到龙应台所期待的那种境界，传统就活在我们中间了，我们每个人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它的优秀者必成为涵蕴传统味道的现代人。
至于文化传统的重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具体实施、采用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以列出一些可以着手的方面，例如中小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文本的经典阅读、文化典范的保护和开放、礼仪文化的训练和熏陶，等等。特别是礼仪，可以帮助人们恢复对传统的记忆。但重建我们的文化传统，创新和想象力非常重要。没有缘于传统的创新，重建传统不过是一句空话。缺乏想象力，会不伦不类、闹出许多笑话。除此之外，还需要有心人。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重建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一份敬意与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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