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通胀背景下促进外贸结构调整和供给效率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结构调整论文,效率论文,外贸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2008年下半年“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那么，如何认识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如何在当前形势下既能保增长又能反通胀，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当前全球性通胀压力与衰退风险短期内不会消失
1.全球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低增长”的新阶段
对于全球增长，有两个重大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随美国IT革命和创新浪潮在2000年下半年发生调整之后，支撑美国消费和房地产的金融创新和信用创造在2007年也陷入危机。这首先预示着美国经济将在短期内陷入衰退，其对美国和全球增长的不利影响至少会持续到2009年。其次，美国经济很可能在中长期也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新阶段。这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革命的边际收益严重递减和金融全球化陷入调整和重组时期，同时美国经济缺少新增长动力造成的。由此不仅拖累了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长的减速，而且将在一段时间内降低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是为世界提供低成本要素和进口需要的中国经济，也进入一个工资、土地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幅上升的调整时期。这预示着中国经济不仅将在短期“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而且将在中长期把调整低成本优势和国际分工地位、改革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实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型升级作为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节能减排等经济的内在要求，将持续提高中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客观上加大传统比较优势转型升级的压力。
这意味着一直发挥着抑制全球通胀和促进世界增长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低成本要素供给等因素相继进入了一个中长期结构调整的时期。对此，我国应深化体制改革，调整激励导向，加快供给端和外贸结构转换，以把握下一轮增长新机遇。
2.全球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高通胀”的新阶段
对于全球通胀，也有两个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是全球出现的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尤其是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使东亚的高储蓄、石油及其他资源的高剩余更有效地转化为欧美的高消费和高进口，转化为欧美全球投资并购的高收益和金融创新的高回报。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致使美国可以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保持低利率以抵御衰退，同时不用担心通胀压力。这是全球需求端通胀压力的货币基础。
二是成本推动的作用。从2003年开始的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带动了对上游资源性产品需求的快速上升，导致石油、矿产品及相关的海运服务等全球价格的迅速攀升。但是，在这个阶段上游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并没有很快地传导到下游产品的价格上。2006年以来，需求上升、投机涌起、美元贬值等因素与相对宽松货币环境的结合，导致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升，并传导到了下游产品，出现了明显的成本推动下的全球性通胀压力。需求端和供给端交织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全球通胀环境。
在全球化造成了日益紧密经济联系的情况下，美、日、欧经济减速，金融形势动荡，投机涌起，油价粮价资源价轮番上涨，势必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由于缺少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世界各国很难协同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局面。这既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经济下滑的风险，也增大了我国出口增长和结构转型升级面对的压力，更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
二、应对全球通胀压力与衰退风险的国际经验
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美欧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西方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主要来源于作为应对1929-1933年大萧条而形成的凯恩斯宏观理论和政策。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不能自动创造充分就业的，因此，需要政府制定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在实践中，这套宏观政策组合确实熨平了长期经济波动，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经济大萧条。但是，这些理论和政策也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一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的“滞胀”；二是市场的作用受到政府管制所带来的抑制。
1979年，西方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宽容通胀，转向了严格的反通胀目标。但欧美的宏观政策组合不同。欧洲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在反通胀的过程中，实现欧洲一体化并启动欧元。因此，其政策组合是“双紧”，即实施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包括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胀率等实行严格限制。其结果，是欧洲成功地把通胀率控制在3%以下并于1999年成功启动了欧元；其代价，则是主要国家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并维持经济长期的低速增长。
与此不同，美国实行紧货币以反通胀的同时，推动了财政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是反通胀，同时要提高在日本和德国竞争下日益被削弱的综合国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结构调整和提高供给效率的措施，包括大幅降低企业税费；削减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增加了军费和军事研发的支出；鼓励官、产、学、研联合研发；学习日本支持企业出口和实施全球化战略；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等。在货币政策上，美国持续提高了利率，既反通胀又吸引国际资本净流入为其赤字融资，导致了长达5年的美元升值（升幅约35%）。在财政政策上，政策重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既避免扩张性财政刺激通胀，又通过开放竞争，鼓励企业新增投资和创新，鼓励军事研发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鼓励官、产、学、研一体化转化技术，鼓励出口，其结果是，美国从1991年3月开始进入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长达十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新经济”周期。其间，作为美国宏观政策调整的一个代价，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到泡沫经济破灭，日本陷入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
与美国当时的情况相近，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是既要保增长又要反通胀。但与美国当时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保增长之目的，是由于现阶段改善民生、增加就业、节能减排、鼓励创新的压力依然很大。但是，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如此紧密联系的今天，中国很难不受全球经济下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既保增长又要反通胀
当前，反通胀应是我国首要的政策目标，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宏观政策组合，可以保增长，尤其在外部冲击或内部不稳定波动进一步加剧由此产生经济下滑的形势之下。一是我们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不能再延迟了，由此必然产生农民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土地和水的成本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这意味着我国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这势必改变我国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二是这些改革措施一定会改变上述要素的相对成本，形成成本驱动型的通胀压力。如果再与国际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冲击相结合，如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服务价格全球性上涨相结合，与相对宽松的全球货币环境及国际资本投机相结合，就可能形成总量和结构冲击交织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组合来解决当前的通胀问题。
首先，反通胀的大局应坚定不移。虽然保持适度的通胀（如5%的自然通胀率水平之上）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但关键是控制通胀预期和抵消输入型通胀的难度很大。为此，应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不变，解决短期资本流入的方向不变，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一致的方向不变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政策组合在松紧之间要搭配好。当调整某一类要素的相对价格的时候，必须有前后一致的紧缩性政策措施与之匹配，否则很容易影响通胀预期，抵消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同时，我国的工资政策和财税政策等政策之间的匹配也很重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应避免相互攀比的工资上涨造成物价和工资的螺旋性上升，避免奢侈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过快增长，避免总量扩张性财税措施的同时频繁出台。
其次，应重点深化体制的结构性改革。现阶段尤其应重视在地区和部门层面上以深化改革的方式促开放、促发展，而不是在金融等部门或东部沿海地区掀起新一轮对外开放新高潮。前30年，我们主要是通过扩大开放的方式促改革、促发展，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之一。其突出贡献，一是成功地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了经济体制转轨；二是成功地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当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站在了历史的一个新高度时，现行经济和外贸体制不能适应开放和发展新形势需要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出来，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突破经济和外贸体制机制的瓶颈制约。这既包括加快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和进一步科学界定市场与政府、中央与地方的作用边界的体制转换，也包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内需立国的大国战略转型。
再次，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就业创造。由于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应鼓励和扶持企业提升技术、管理和市场综合运作能力，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提前考虑下一个阶段必然出现的机器排斥劳动力、产业转型排斥劳动力，产业转移排斥劳动力所产生的失业问题。解决这个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出路，是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包括台港澳中小企业加快产品转型。前段时期的政策主要采取的是一刀切，缺少从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出发促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的配套措施和财力支持。如中小企业缺少政策调整信息，缺少实现节能减排的技术能力和财力，缺少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结构调整信贷支持，缺少对中西部和周边国家转移的引导和鼓励，等等。虽然目前国家开始出台配套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如何落到实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四、推动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明显减速，进口增速，外贸顺差急剧减少，说明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已初见成效。目前的问题是，外贸企业，尤其民营中小企业、台港澳中小企业普遍比较困难。可以预见，如果不采取有利应对措施，2009年经济和外贸形势将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外贸既要保增长又要促转型，尤其是保增长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对此，应在相对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下降的条件下，鼓励探索短期实现外贸平稳增长，中期外贸比较优势转型升级，长期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调整方向和实现路径。
首先，应在宏观流动性过剩、微观流动性严重不足、中小民营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对内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完善金融信贷支持外贸事业发展的机制和措施。这包括应采取措施适度放松外贸信贷的控制力度；促进多层次中小金融机构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为中小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提供外贸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发债、上市等多渠道融资环境；采取切实措施改变人民币汇率预期和形成机制的改革；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入，避免出现贸易和实业部门为短期资本净流入、外汇储备急剧增加、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付出过大的调整代价。
其次，应在进一步开放竞争的条件下，系统研究扶持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转型升级的配套措施，创造新的政策环境帮助企业提升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包括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在提高经费等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等研发产出、直接或间接技术扩散等主要环节上，要鼓励探索并建立官、产、学、研一体化的联合研发创新体系；试行大中小企业组成战略联盟建立联合研发和成果共享的机制；鼓励建立知识产权的转换装置、产品检测设备、科技成果商业化、产品中试等公共服务体系和公用平台；扶持中小企业引进和采用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通过行业协会商会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合作提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咨询和资讯服务；鼓励中小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改变打价格战的竞争策略；创造全球和跨区引智条件提高人力资本含量；通过开放竞争和促进交流鼓励企业的管理和组织创新；建立跨区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共建机制带动外贸产品增长链的跨区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等。
再次，应总结和继续探索贸易、金融、实业一体化的发展路向，研究探索外汇资产由储备转化为可动用的外汇资产后，在培育直接投资组合并带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应根据不同服务贸易部门的特点，尝试通过开放竞争尤其对内开放的方式，提升为制造和出口提供中间增值服务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尤其重要的是促进综合物流和运输、研发和创新、专业服务和引入专才、金融和保险服务等领域提高效率和降低流通成本、财务成本、交易成本，带动外贸和生产企业的转型升级。应重视全球资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对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逐步形成资讯领域的竞争力和软实力，实现外贸供应链管理层次的转型升级。
最后，应增强政策调整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合理性。笔者在近两年的实地调研中发现，无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出口退税率调整，还是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跨国公司和大企业的影响比较有限，而对中小企业往往是巨大的风险和冲击。其问题，一是由于中小企业缺少政策调整信息和预期。应承认许多的调控措施都是比较合理的，但由于这些措施往往出台的太急、太猛、太集中，其效果常常被打折扣。二是政策调整往往不配套，执行尺度不一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很复杂，影响是不确定和难以预见的，需要综合协调来加以解决。比如人民币升值、加工贸易方式调整、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没有一个问题是仅仅靠主管部门就能解决的。因此，保增长、反通胀、促转型、减震荡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通胀也是我国经济快速转型和发展中必然伴随的问题，既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也包括整个发展战略转换发生的问题。现阶段，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应是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