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标记化的性质之争∗
张秀松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 221116）
提 要： 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中，话语标记的历史形成（即话语标记化）是词汇化还是语法化，抑或是语用化，这是个热点理论问题，各家争论不休。本文全面介绍并评价这场争论，重点核查各家的论据是否能支持他们的观点，最终得出话语标记化是语用化的结论。
关键词： 话语标记；词汇化；语法化；语用化；历史语言学
1 引言
话语标记（discourse marker）的历史形成（下文简称“话语标记化”）是当前历史语用学研究的热点。因学界对“什么是话语标记？”这个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所以在讨论话语标记化之前，首先要在“什么是本文所说的话语标记”这个问题上作个约定。话语标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话语标记与语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是同义词，指有语篇组织功能、主观表达功能、人际互动功能的成分。这里所说的语篇组织功能是广义的，包括在语篇／话语中的承上、启下、衔接／连贯等功能，如话题引入／转换／结束、话轮开启／转换、话语修复／更正，等等；主观表达功能指对话语内容的主观评价或情感、态度的功能（例如：I think／sup⁃pose／believe）；人际互动功能包括引起听话人注意、向听话人求证、驳斥听话人观点、缓和面子威胁、加强听说双方互动等功能（例如：look you，as you know，well；我说、不是我说你、你看）。狭义的话语标记指有语篇组织功能的成分。本文所说的话语标记都是广义的话语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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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标记化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演变现象，对其本质的认识关系到词汇化（lexicalization）、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和语用化（pragmaticaliza⁃tion）研究的理论建设。这一点从Traugott（1997［1995］）的文章名“关于话语标记化在语法化理论中的作用”、Degand 和 Evers⁃Vermeul（2015）的文章名“话语标记化是语法化还是语用化？——这不只是个术语问题”即可窥见一斑。关于话语标记化的性质问题，学界至少有以下5种观点：
（1）是词汇化（以下简称“词汇化观”），以Schiffrin（1987），Krug （1998），W ischer（2000），Fis⁃cher（2007）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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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语法化（以下简称“语法化观”），以Trau⁃gott（1997［1995］），Brinton 和 Traugott（2005），Diewald（2006），Wichmann 等（2010）为代表；
（3）是语用化（以下简称“语用化观”），以 Er⁃man 和 Kotsinas（1993），Aijmer（1996），Waltereit（2002a，b），Claridge 和 Arnovick（2010）等为代表；
（4）既不是语法化，也不是语用化，而是处在语法化和语用化界面上的现象，以Heine（2013），Beijering（2015）等为代表；
“语用化”（pragmaticalization）这个术语始见于Erman和Kotsinas（1993），指词项或句段在具体语境中获得管理交际或标示人际互动作用的过程。有一批学者，如 Erman 和 Kotsinas（1993）、Ai⁃jmer（1996）、Claridge 和 Arnovick（2010）等，力主话语标记化是一种独立于词汇化、语法化的演变过程（即语用化），虽然它有时跟词汇化、语法化过程有交叉或先后关系。语用化观主要有如下3类观点：
（5）是后—语法化（即语法化的后续现象）。
相关证据参见Brinton和 Traugott（2005：136－140）及Hansen（2008：54－60）。向明友等（2016）曾经对这场争论有所介绍，但他们主要关注语法化和语用化之争，重在以对sort of和I think话语标记化的研究来论证语用化和语法化的互补交融，对争论的介绍还不够全面，对Claridge和Arnovick 2010，Berjering 2015，Degand 和 Evers⁃Vermeul 2015 等文献的观点未见涉猎。
2 话语标记化的词汇化观
（4）语用化观虽抓住了话语标记化往往伴随着相关语言要素语用功能的强化这个特征，但“语用化”的观点对话语标记化过程伴随哪些形式和结构演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
3 话语标记化的语法化观
3.1 语法化观的主要观点
综上所述，如果非要在“词汇化”和“语法化”之间选择一个来作为话语标记化的标签，那么我们宁可选择“词汇化”。但由于很多话语标记不是语法词，如汉语责备标记“（你）看你”、话轮开启标记“我说”、话语延续标记“这个”、面子威胁缓和标记“不是我说你”等，用词汇化来概括所有话语标记的形成也不恰当。所以，我们主张将话语标记化看作语用化。
比特币作为重要的密码货币之一，它的产生、交易和记账都依赖于严谨的密码学原理，首先介绍几个密码学的基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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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话语标记化往往伴随着去范畴化、去语义化、语音弱化、语用强化等语法化过程中经常见到的特征，但这些特征都不是语法化必需的。比如，语义泛化只是一种语义演变，与语法化无必然联系。普通词义演变也会表现出这种特征。而且，（交互）主观化是语用化的主要特征，是语法化的附带特征，有时在语法化过程中甚至无显著（交互）主观化趋势（Claridge，Arnovick 2010：186－187）。至于语音弱化，更可离开语法化独立发生，伴随语法化的音变也未必都是弱化，有时是强化。比如，汉语“是”从动词语法化为“确实”义肯定语气副词之后，语音上反而读得更重。汉语“非”在“非……不可／不行”结构中随着“不可／不行”的脱落，从否定词语法化为表示强调的肯定语气副词（意为“偏偏”）之后，从轻读变成重读，话语标记化呈现语用强化特征更说明应把该演变归入语用化。Claridge和Arnovick指出，“那种因语言要素在语用化时的形变／音变与语法化时相似就否认相关演变是语用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同上）。虽然有些过程在语法化和语用化中都可见到，但是，第一，并不是所有见于语法化过程的也必然见于语用化（如必有化、聚合化仅见于语法化，而不见于语用化）。而且，有些过程（如位置固化）在语用化中出现频率似乎比在语法化中低得多。第二，有些过程在语法化和语用化中表现不同。比如，合并在语法化中指语法化项附着在周围其它项目上，从而最终跟该项目合并；在语用化中指语用化项自身的一体化。主观化和语用强化经常被看成语法化和语用化的共同特征，但主观化和语用强化是语法化的阶段性特征，却是语用化的关键特征和最后过程。第三，语用化的输出项可能是不合（语）法的，例如as it were.至于Brinton和Traugott的如下论证，则显得苍白无力：尽管话语标记主要表示语法意义，辖域是整个句子，但它们是语法的一部分，是句子结构的一部分（Brinton，Traugott 2005：139），因为句法成分是句法结构（含短语和句子）的组成成分。独立语只能出现在句子中，不能出现在短语中，因此不是句法成分，只是句子成分。认为“话语标记是句子结构的一部分”并没有错（具体地说，它们是句子中的插入语），但说“话语标记是语法的一部分”则错了，因为话语标记既不属于词法结构，也不属于句法结构。话语标记是独立语，而独立语根本就不是句法成分。
（2）话题、焦点等与话语相关的范畴是语法或句子结构的一部分。所以，短语型话语标记当然也是语法或句子的组成部分，其形成过程自然是语法化。
（3）短语型话语标记的语义演变往往是渐变而不是突变，而语法化过程中词语或结构的语义演变多是渐变，词汇化过程中词语或结构的语义演变多是突变。所以，短语型话语标记的形成通常也不适宜归入词汇化。
在历史语言学中，似乎还没有谁认为所有话语标记化过程都是词汇化，但有一部分学者主张单词型话语标记的形成是词汇化。如Krug（1998）认为，英国英语中求证型话语标记innit的形成是词汇化，因为在其形成过程中，原表达式的句法可分解性、语义透明性、语音实在性都在减弱。比如，it和is变得越来越恒定，不会再根据前导小句的内容而发生人称或时态变化。Wischer（2000：363－364）认为，英语话语标记 methinks和 y'know 的形成是词汇化，Schiffrin甚至认为，Imean，Ibelieve等短语型话语标记的形成也是词汇化，只是词汇化程度不高（Schiffrin 1987：319）。我们认为，methinks，y'know，innit的形成可以看作词汇化，因为 innit等已经是词或准词；但是，Imean与I believe的形成是词汇化的观点则有些牵强，因为它们在语法上还是短语，这种观点其实是在放大“词”的所指范围。他们所说的词可能是“韵律词”或“词汇词”，但绝不是语法词。小句向话语标记的语用化进行到高级阶段可能会表现为词汇化（如：is it not＞innit），但话语标记化并不总能达到词汇化这个高级阶段，所以不能说话语标记化都是词汇化。Fischer指出，Traugott为了使她的语法化观能自圆其说，坚持认为instead，anyway等话语标记的形成是词语向句子副词的语法化（Fischer 2007：282）。其实，当这些词用作话语标记时，其辖域未必是句子，也可能是话语。
Diewald也赞同语法化观，其主要观点是：话语标记的语用功能是正式的语法功能，因为话语标记在口头会话中是组织话语的必备要素，这和语法成分的必有性并无二致；鉴定某演变是否是语法化的首要标准是意义和功能，而不是形式和结构；语法化通常伴随着辖域收缩和位置固化，但不能一概而论，这种形式特征因语言而异，不能因为话语标记化没这些特征就否定它是语法化；语法规则是语用法的固化，语法和语用之间界限模糊；定冠词、连词、时态标记、语气标记等本属语法范畴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语用性的，与说话人及其说话时所处时空等密切相关，涉及语用上的指示或语篇的衔接与连贯（Diewald 2006：405）。总之，Diewald主张通过拓展“语法”这个概念的外延来把话语标记化归入语法化，他认为这是话语功能的语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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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语法化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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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能因为话语标记不表示真值条件义而主要表示语用意义就将话语标记化排除在语法化之外，因为时体标记有时也不表示真值条件义，但它们却被视为语法的组成部分。比如，英语中的进行体形式有时有特殊的语用含义。例如，瞬间动词的进行体形式往往表示动作的反复发生。再如，现在时进行体句子若用于指谓将来事件时，常有“该事件是预先计划好的，但并非不可更变”的语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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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ton和 Traugott（同上：136－140）反驳语用化观的论据不能成立，这是因为：时体标记表示特殊语用含义不是常态，而话语标记表示语用含义则是常态，所以不能因为时体标记有时有语用含义就得出结论：“话语标记这个语用成分，与时体标记一样，本质上是语法成分”。话题、焦点等与话语相关的范畴（即语用范畴）只是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特别是信息结构分析）时用到的概念。除非话题、焦点已语法化为主语、宾语等句法成分，否则它们就不可能是语法的组成部分。若非要强说话题、焦点是语法概念，那么这时“语法”的含义已经蜕变，正如转换生成语法学中的“语法学”已接近于“语言学”，因而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框架中也包括音系层。Traugott为了自圆其说，无限扩大“语法”这个术语的外延，认为“语法不仅包括语音、形态—句法和语义，还包括从语言形式中产生的推理，比如话题化、指示等。要而言之，语法指语言的一切要素（包括话语要素）的组织法则”（Traugott 1997：5）。这与“用法语法”（usage grammar）的观念有些近似，该观点把语音组织法则（如汉语声韵调的配合规则）也都视为语法。短语型话语标记的历史形成很多时候也是短语词汇化过程，不能因为词汇化多意义突变型而话语标记化多意义渐变型，就否认相关话语标记化是词汇化。即使短语型话语标记的形成不是词汇化，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语法化，它还可能是语用化。接受语用化观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考察话语标记化所伴随的语法、语义和语音演变。正如我们在研究语法化时可以考察语法化的语用动因，我们在研究语用化时当然可以考察语用化的语法、语义和语音表现。
Diewald（2006：405）为 Traugott等人的语法化观补充的论据也不能成立，这是因为并非所有话语标记都有衔接／连贯话语的语篇组织功能，有些话语标记只是言者主观情态的外显或对听者面子进行关注的符号，即只是在情感表达或人际互动层面起作用。话语标记并不总是话语表达的必有成分（Diewald也只能说它是口头会话中组织话语的必有成分），且这种必有性和句法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必有性不同，并不像Diewald声称的那样“两者并无二致”。Diewald（2010）把 Lehmann（1995［1982］：12）所说的语法化的参数“必有化”从语法上的“必有”扩大为交际中的“必要”，就是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的行为。对某过程是否是语法化的鉴定还要采取一些形式标准，因为形式—结构标准比意义—功能标准更具可操作性。不能因为语法规则是语用法的固化，语法和用法之间界限模糊，就否认典型语法现象和典型语用现象之间的差别。同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否认语法化和语用化之间有区别。
最为重要的是，话语标记不是一个语法概念。它在语法上可能是名词（如now）、副词（如well）、叹词（如 jee）、介词（如 like）、连词（如 so）等，也可能是短语或跨层结构（如 after all，sort of），还可能是小句缩简后的产物（如you know，Imean，loo⁃kit）。话语标记的语音特征往往是语音短小（但未必然），经常占据一个独立调群；其形态—句法特征就是句法独立、位置灵活（尽管话语标记多在句首）、跟语句其它部分之间关系疏松、辖域宽广；其语用特征是使用频率高（尤其是在口语中），往往会被打上语体烙印（比如有些话语标记频繁出现在即席发言中）；其语义特征是没有实义或实义很弱，不会对语句命题意义的形成起作用。总之，话语标记不是语法形式类，而是语用功能类，所以话语标记化不是语法化，对话语标记的传统定义往往多关注其语篇衔接功能。Schiffrin（1987：31）把话语标记界定为对言谈单位进行切分处理的线性依存成分；Günthner和Mutz认为，话语标记是启发听话人在当前会话环境中如何理解其后续话语与前导话语之间的关系的语块（Günthner，Mutz 2004：83）。确实有很多话语标记发挥语篇衔接功能（如话语开端语、话语结束语、话题转换标记、话题结束标记、话轮转换标记、话语修复或更正标记，等等）。但也有很多话语标记主要发挥主观化表达或人际互动功能（如德语中的obwohl可以用作引出异议的标记）。Brinton认为，“话语标记除了发挥语篇功能外，也可发挥人际功能”（Brinton 1996：35－40）。所以，话语标记的近期研究开始关注听说双方之间的关系。
Beijering认为，“多数语言学家不愿赋予话语标记化以特别的地位（如不愿名之曰“语用化”），虽然他们也承认该过程起码不是典型的语法化”（Beijering 2012：57）。Traugott（1997［1995］）和学生Brinton力主话语标记化是语法化。她们为其语法化观提供的证据是：话语标记化往往伴随着去范畴化、去语义化、语音弱化、语用强化，而这些变化是语法化的典型表现（Brinton，Traugott 2005：136－140）。她们还援引如下事实为证：I think／suppose／believe等话语标记是从原来主句中的“主语＋谓语动词”结构演变而来的，演变后成为句法上的插入语和语用上的话语标记（同上：137）。这种演变涉及主动词think／suppose／believe及物性的降低等过程，这些过程恰恰是Hopper的语法化原则理论所阐述的语法化现象的表现。所以，她们认为这是“主语＋谓语中心”向表示认识情态的插入语的语法化现象。Brinton和Traugott反驳语用化观的论据有：
将WV-词语向量化的结果输入到CNN，经过卷积层、池化层、Dropout层和Flatten层的处理，得到2个文本的语义相似度。
4 话语标记化的语用化观
4.1 语用化观的主要观点
㉟郑石桥、安杰、高文强:《建设性审计论纲——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审计》，《审计与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第一类从演变结果看，代表学者有Aijmer，Fraser，Waltereit，Günthner和 Mutz 等。Waltereit认为，“话语标记化之所以不是语法化，是因为话语标记的源式最终没有并入到句子的语法结构中”（Waltereit 2002b：1006）。Aijmer和 Fraser都着重强调演变的结果——话语标记——不是语法项，无语法地位。Fraser指出，“话语标记显然没有语法地位，不属于句法范畴，而属于语用范畴，是语用类，因为它对句子命题内容的形成没有贡献，而只对话语理解起作用”（Fraser 1999：913，916）。
第二类从演变过程看，代表学者有Günthner，Mutz等。Günthner和Mutz指出，“话语标记化并不是狭义的语法化，最好把它看作语用化，因为该过程的主要特征是语用功能的获得”（Günthner，Mutz 2004）。Hansen认为，语用化不是语法化的子类，而是演变过程与语法化存在部分相似性的独立演变（Hansen 2008：64）。她把语用化定义为早期处在内容层面的项目变为只在语境层面起作用的过程（同上：82）。
第三类兼顾演变结果和演变过程，代表学者有 Erman，Kotsinas，Onodera，Claridge，Arnovick 等。Erman和Kotsinas认为，从演变结果看，语法化生成的是语法标记，主要在句子内部起作用，多发挥概念编码功能；语用化生成的是话语标记，主要在话语层面起作用，多发挥语篇组织或人际互动功能。从演变过程看，语用化有两种：一种与语法化无关，另一种是在语法化之后发生的（例如：实词
（Erman，Kotsinas 1993：79）。Onodera（1995）通过对日语でも类接续词和な类叹词话语标记化的研究证明Erman和Kotsinas的上述观点。他的研究发现，日语な类叹词的话语标记化与语法化无关（な直接从叹词演变为表示呼唤的话语标记），而でも类接续词的话语标记化则是继语法化之后的语用化。でも类话语标记都源于句首接续词，有でも（demo）、だけど（dakedo）、だから（dakara）、だって（datte）、でわ（dewa）、で（de）等。这类词都以 d开头，d是日语系词だ（其敬体形式是です）的弱化形式。根据Onodera的研究，这类词原本是跨层表达式，用在让步分句末尾，表示让步，而后通过重新分析语法化为句间关联副词，表示转折（作用类似英语中的转折连词but），最后进一步语用化为话题转换标记或暗示后续话语将转入对对方观点的驳斥的标记。例如：でも（demo）是で和句末表示让步的助词も合并而来，而で是系词だ的名词化形式（即て形）だて（date）的缩合。换言之，最初，日语中有“V⁃て形＋も”型让步分句（始见于11世纪），其中も是表示让步的句末助词，作用类似英语中的让步连词though.后来，当V恰巧是系词だ时，其名词化形式（即て形）だて缩合为で，で又与紧邻的も合并成词，在16世纪前后语法化为一个表示转折的句间关联副词でも。关联副词でも在20世纪之后语用化为话语标记。Erman和Kotsinas及Onodera（1995）的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话语标记化都是语法化的后续现象。Claridge和Arnovick（2010）以他们对英语限制语 as it were，会话程式语goodbye和bless you以及其他学者对话语标记 well，礼貌标记 pray（you）／prithee，诅咒／感叹标记Jesus／gee的研究为基础，探讨相关演变在演变过程和演变结果上是否表现出语法化的典型特征。研究发现：从演变结果看，语用化的结果——话语标记——不是句子的必要组成部分（更不是表达语法意义必需的元素），经常充当独立语，位置相对自由（可在句子左边缘或右边缘，偶尔还可插在句中），没有真值条件意义。这与语法化的结果（即语法标记）“位置相对固定，往往是表示某种语法意义所必需，具有强制性”不同。所以，他们坚信话语标记不属于语法，而属于话语。从演变过程看，在语法化过程中常可观察到辖域收缩、位置固化、使用强制性加大、输出项聚合化（比如完成体标记与进行体标记形成一个聚合）、功能择一这几大特征（尤其是前4个特性）在话语标记化中未出现。相反，在话语标记化中出现的是辖域扩大、位置自由化、使用强制性变小、输出项异质性强等相反特征。Claridge和Arnovick认为，这种差别对我们确定话语标记化的性质至关重要，“语法化过程中必定出现的是辖域缩小、位置固化、使用强制性加大、输出项聚合化；语用化过程中必定出现的是（交互）主观化和语用强化……虽然有些被我们界定为语用化的过程表现出语法化过程中可观察到的某些特征（如语音弱化、形式合并），但这些特征不是语法化的本质特征（在词汇化过程中也可见到），而且并不是所有被我们界定为语用化的过程都具有语法化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用‘语用化’来描写话语标记的形成更合适”（Claridge，Arnovick 2010）。正如有些词项从实词语法化为虚词后还会进一步语法化（例如：动词→介词→连词），有些语言项目在语用化以后还会进一步语用化（语用意义增强）。Beijering在研究英语I think的话语标记化时提出，从I think由自由短语变成程式语这个角度来看，该过程是词汇化（Beijering 2015）。如果认为它是语法化，那么问题是，演变结果是I think的位置自由化，它在语言表达中也不是必有的。
有些学者是语法化观的坚定反对者，但对语用化观似乎也不那么认同。如Waltereit（2002a）虽然对话语标记化的语法化观进行过驳斥，但没有明确说话语标记化是语用化，他认为“它涉及话语的重新分析”。他指出，话语标记化只是语言演变的一个子过程，不是一个独立的演变过程，所以不能用“语用化”这个术语来命名（Waltereit 2002b：1006）。Waltereit观点的实质是话语标记化有时会牵涉到词汇化、语法化，所以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对此，我们不能认同。Erman和Kotsi⁃nas（1993）及 Onodera（2000）的研究已经表明，有些话语标记化并不涉及词汇化或语法化，也不是词汇化或语法化的前导或继发过程。况且，学者们并没有因为词汇化或语法化有时与其它过程相交织或存在先后关系就否定“词汇化”和“语法化”这两个术语存在的必要性。同理，也不能因为语用化有时与其它过程相交织或存在先后关系就否定其存在的必要性。再如，Heine（2013），Beijering（2015）等认为，话语标记化既不是语法化，也不是语用化，而是一种“双选／互适”（coop⁃tation）过程；“语法化多是渐进过程，有时会历经几个世纪，而话语标记化往往是突变过程”。De⁃gand 和 Evers⁃Vermeul（2015）对这种观点进行过批判。他们指出，对不同语言中话语标记化的很多研究（Brinton 1996；Waltereit 2002a，b；Evers⁃Vermeul 2005；Degand，Fagard 2012）已经表明，话语标记化多数时候是渐变，而非突变。Heine（2013）及 Beijering（2015）认为，语法化多表现为“章法＞句法＞词法”，而话语标记化却表现为从句法到章法，即从句法作用对象到章法（话语／语篇组织法则）作用对象的演变。对此，我们表示认同，但这正说明话语标记化是语用化。
4.2 对语用化观的评价
话语标记化可以在语法化之后发生，也可以在词汇化之前或之后发生，但这不足以否定它是一个独立的演变过程——语用化，因为话语标记化未必总在语法化之后发生（故而不可以说它是后—语法化现象），也未必总要在词汇化之前或之后发生（故不可以说它是副—词汇化现象）。
第一，我们认为语用化观比语法化观更深刻。比如在连词问题上，语法化观认为连词是虚词，起语法作用，所以连词即便用作话语标记，也是语法化的产物。语用化观则认为，当连词不再连接词、短语、分句而是连接话语时，它是语用项，所以连词型话语标记与名词型、副词型、叹词型、习语型话语标记一样，本质上是语用化的产物。我们赞同语用化观。比如汉语口头禅“然后”，它虽然是连词，但出现在话语层面时主要是话语延续或维持当前发言权的标记，有填补沉默／空白的作用。这时它已经从复句中的承接关系连词语用化为话语标记。
第二，把话语标记化视为语用化可以避免削弱语法化理论的解释力。比如，有些持语法化观的学者主张Lehmann（1995）的语法化参数理论只适合用来考察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语法化现象，而刚刚启动的语法化现象换用Hopper（1991）提出的语法化原则理论来考察更好。所以，如英语“look you＞look ye＞look'ee”这样的演变表现出的是辖域扩大（而非收缩）、组合可变性加大（而非减小，即在句子中的位置变得更灵活），按照语法化参数理论，这种话语标记化就不是语法化。但是，该演变经历去范畴化（从作主句谓语降格为作独立语）、语义主观化（从表示看到、引起对方注意，再到表示言者的主观责备情态）、语形融合、语音弱化的过程。演变过程中还有多种形式的并存、择一等现象。因此，按照语法化理论，这种话语标记化肯定是语法化现象。这种通过无限放宽对“语法”和“语法化”的界定标准来把话语标记化归入语法化的做法会模糊本质上不同的语言演变现象之间的不同，从而使语法化理论显得无所不能，最终会消弱语法化理论的解释力。比如，这种做法使语法化参数理论中的“辖域收缩”“位置固化”“使用强制度提高”都遭遇例外。Traugott等人认为参数理论只适用于部分语法化现象，这正是基于把话语标记化看作语法化这个前提。令人困惑的是，Brinton和Traugott又指出，“参数理论已遭到Traugott和Dasher（2002）的质疑，所以不能因话语标记化不符合参数理论的预测就否定它是语法化”（Brinton，Traugott 2005：136－140）。显然，Traugott等人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先用“话语标记化与参数理论的预测不符”来否定参数理论，然后又利用“参数理论已被否定”来证明话语标记化违背参数理论的预测无关紧要，从而证明话语标记化即语法化。
第三，把话语标记化看作语用化也可避免一些争论，如话语标记化是语法化还是词汇化之争。Brinton和Traugott（2005）认为话语标记化是语法化，而董秀芳（2007）基于汉语事实认为，有些话语标记化是词汇化。其实，正如Beijering所说，话语标记化既有一些词汇化特征，又有一些语法化特征，但又不具有所有词汇化特征或所有语法化特征（Beijering 2015：88）。词汇化和语法化与语用化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与语用化又有本质的区别。词汇化的结果是生成词汇系统中的要素，语法化的结果是生成语法系统中的要素，而语用化的结果是生成语用成分，如话语标记。话语标记其实不是与句子，而是与句子构成的话语、话轮、话对、话段等发生关系。
5 话语标记化性质之争的根源
“话语标记化是否是语法化”这一问题其实可化简为“话语标记是否是语法的组成部分？”和“语法化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讨论“话语标记化是否是语法化？”“语法化和语用化的关系怎样：是包容、并列，还是先后继发关系？”，自然就会各执一词。Evers⁃Vermeul指出，“观点分歧来源于对语法的概念化、对话语标记的范畴化和对具体演变过程中哪个方面比较看重”（Evers⁃Vermeul 2015：116）。Haselow在话语标记化问题上持语法化观，但他却客观地指出，“把话语标记化看作语法化有一个前提，即对‘语法’概念进行扩大化处理，不仅词、短语、句子，而且话语的组织法则，都应包括在内。这样，连接不同话语单位的成分就是起语法作用的成分”（Haselow 2015）。我们认为，狭义的语法涉及不到话语组织和信息处理，严格意义上的语法是语法单位（含语素、词、短语、小句）的组织法则，它包括词法和句法。词法是把语素组成词的法则，涉及复合、派生、重叠等构词法和附加、语音交替、重叠等构形法；句法是组词成句（或短语）的法则，涉及虚词、语序等句法手段的运用。典型的语法范畴是名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体、态、人称，形容词的级，小句的语气／式等。而话语标记化与上述语法范畴、语法手段都没有关系，除非把发挥语篇组织功能和人际互动功能的成分都视为语法的必要组成部分，否则相关表达式的形成就不是语法化，而只是语用化。
如果持狭义语法观，认为语法只包括词法和句法，并且主要关注演变结果，那么自然会得出“话语标记化既不能归入词法化，也不能归入句法化，故而不是语法化”的结论。如果持广义语法观，认为话语标记也是语法项，并且坚信语法化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非典型语法化不宜用Leh⁃mann（1995［1982］）的“六大参数”等标准来考察，那么自然会得出话语标记化是语法化的结论。
我们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语言学家对不存在亲属关系或接触关系的很多语言的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话语标记化既不是语法化，也不是词汇化，不具有语法化或词汇化的典型特征，比如不具有语法化的词汇意义虚化而语法意义增强的特点，不一定具有词汇化所必然涉及的语言项目之间的边界隐现或转移。虽然用法和语法之间、语用学和语法学之间界限模糊，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话语标记化是语用化，因为典型语用现象和典型语法现象之间的区别很清楚。如果在“语用化”这个术语没有出现之前将话语标记化放在语法化这个名目下进行研究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语用化”这个术语提出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在大家都认同典型语法现象和典型语用现象之间有本质区别的情况下，还在争论话语标记化是语法化还是语用化则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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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bate on the N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Zhang Xiu⁃song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In historical linguistics，whether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is lexicalization，grammaticalization，or pragmatica⁃lization is a key topic，which triggers much debate.The present paper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the debate，especially，checks the validity of the argumentations each part provided.It conclu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scourse markers is prag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markers；lexicalization；grammaticalization；pragmaticalization；historical linguistics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9）04－0043－8
DOI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9.04.00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功能—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14ZDB098）和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电子邮箱：zhangxiusong＠ pku.edu.cn
定稿日期： 2019－06－10
【责任编辑 王松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