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大学何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大学论文,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的一流大学建设要走自己的路
随着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从1996年至今的10年间，中国大学得到超常规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6％提高到21％；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核心的一流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客观地说，中国高等教育的超常发展是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现的。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如何。
尽管以“985工程”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学都各有雄心壮志，甚至一些大学还曾开列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表，但都没有跳出“向国外一流大学学习”和“以欧美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为榜样”的思路。我们确实应当向教育发达国家学习好的经验，但很少有人做更深入的思考：我们简单地学习西方就可以建成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吗？不少人热衷于高等教育“与世界接轨”，但很少有人做更深入的思考：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有可接之“轨”吗？如果有，它是什么样子？退一步说，即使盲目接上了“轨”，就可以使中国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了吗？近10年来，中国的高校在硬件建设上可谓突飞猛进，远超过西方教育发达国家之大学硬件建设的速度，令人兴奋，但同时期中国大学在创新性成果方面的进展却很难令人满意。总之，当代中国大学的办学者们有足够的上进心，却对办学理念的研究与思考尚显不足。我们担心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些现实做法与思路有可能在若干年以后陷入“邯郸学步”的困境。
中国大学如何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中国何以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首先冷静思考并必须给出确定回答的问题。恰恰是在这个核心性问题方面，我们没有给出一个明确回答。
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教育，特别是建设具有充分创新能力的高等教育，其当务之急和实施路径则是尽早建设成一批具有国际性创新能力的世界一流学科，进而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认为，像现在这样跟着西方大学的办学模式跑，将有可能无功而返。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才有可能迎头赶上或超越当今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但这条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应当如何走，是急需加强研究的。对这个问题开展研究，有利于引发中国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及相关大学对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向进行深度反思，从而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大学办学理念及大学办学实践做出一些贡献。
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理念问题与发展趋势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核心目标。近年来在学术期刊及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达1000多篇。但感觉性、体会性论文较多，很少进入到办学理念层次加以研究分析。在高等教育实践部门即大学中，以北大、清华为首的中国精英大学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都是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作为目标。1995年，清华大学还曾明确提出过最早在2012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北大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参照美国模式进行教授聘任制度的改革，引起一次大讨论。同样是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纪之交，开展了大规模的院校合并，据说是要打造高等教育领域的“航空母舰”，但现在世界排名前10位的大学如哈佛、牛津、剑桥、康奈尔、麻省理工、耶鲁等，都是规模并不很大的大学。合并和扩大学校规模确实使一些大学的综合实力有所增强，在以办学资源的总量为依据的大学排名中，其地位确实是靠前了一些，但办学效果是否有所进步呢？笔者认为用这种方法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思路，显然存在认识误区。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中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教师业绩考核特别重视学术成果的数量，十几年来，中国大学的学术成果数量确有显著增加，但其质量及世界性影响是否与之同步增长呢，同样是不得而知。总之，国内近10年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做了许多工作，有经验也不无教训。需要我们去总结。
教育发达国家也在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如欧共体的“波罗尼亚宣言”，其目标不仅仅是推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更有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包含其中；如日本近年的大学法人化改革及对大学科研经费投入方法的改革，就包含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在内；其他如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发展战略和成功经验、印度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与成功经验、世界排名前10位大学所以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方式与办学理念等，都需要我们去总结、发掘及学习。同时，外国大学办学过程中也有不少教训值得借鉴，如西方一些办学时间很长的大学(如建于11世纪的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为什么并不能排在世界前10名大学之列？19世纪德国大学经洪堡改革而领世界大学水平之潮头，20世纪何以落在美国的后面？这些历史经验都对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重要启发意义。
总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理想，从教育理论研究和高等教育实践层面都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但仍没有突破性成就。目前中国大学的发展水平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现在的核心问题是：目标很明确，但路向和方略仍很不明确。中国大学如果一味地靠模仿西方办学模式，按西方的办学理念与西方大学一拼高下的思路去建设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其前景堪忧。中国非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大学发展之路不可。但其路在何方呢？尚无明确答案，还需要再探索。高等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总结多年办大学的实践经验、感受与高等教育理论相结合，在这些方面进行专门研究，使中国何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方略更具理论依据和可操作性。
三.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亟需思考的问题
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中亟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大学怎样才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当前中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实施中还缺少些什么？中国可以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增加什么新的维度？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机会在哪里？为解决上述问题，就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
1.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发生发展历程，总结经验。近代大学首先从欧洲出现，是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密切相关的。所以，服务社会是大学的天职。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开展教学与科研是其服务社会的手段。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总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并行的，只是或有所超前、或有所滞后而已。意大利波罗尼亚大学当属最早成立的近代大学，但他现在并不能列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前10名。19世纪德国大学的发展以洪堡为代表，创新大学办学理念，强调科学教育，从而使德国大学成为当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大学为社会经济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20世纪，美国也创新了大学办学理念，尤其重视大学为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从而使美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最集中的国家。
2.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与现状中考察中国大学在21世纪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可能性。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是要建成创新型国家，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国大学确实面临发展机遇和挑战。欧洲“波罗尼亚宣言”的重心是区域化，使欧共体国家高等教育相互接轨，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全欧各国教育体系一体化，其实很难做到。经济可以率先实现全球化，但教育要实现“全球化”难度极大。中国现在关注和学习最多的是美国模式，对欧洲大学的发展模式的关注很不够。中国高等教育要想引领世界潮流，决不能简单地以美国模式或欧洲模式为榜样。在大学发展模式多样化的时代，中国有可能走出自己的路，从而迎头赶上或超过世界其他高等教育发达国家，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这就是机遇。
3.从对21世纪科学发展重心和趋势分析中考察大学发展与一流大学建设的突破口与方略。21世纪科学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有不少人进行过趋势研究。20世纪人类对核能的发现、对DNA的发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发展水平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有人写《物理学的终结》，认为物理学很难再有像量子力学那样的科学创新，21世纪的物理学不会有重要理论突破了。有人认为，人类对科学理论的重大发现和发展是有边际的，21世纪可能主要是在应用性科学方面有重大发展而不是在原始科学理论创新方面有重大突破。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并不仅指在科学技术的原始性突破创新，还包括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所以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建立在对人类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势较深入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方有可能找到行之有效的方略。
4.从对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考察中，寻找中国大学可能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增加什么新维度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在对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认识上是有很多差别的。对于相对简单的系统，分析科学可大显神通，但对复杂系统，则非综合分析不能解决问题。随着科学与交通的发展，“地球村”正在形成，无论是社会经济系统还是科学技术系统，都日益呈现复杂化趋势。这在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重综合分析的特点将会大有用武之地。它可能成为21世纪复杂的应用科学系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最有用处的理念和认识逻辑之一。但当代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基本是学习西方式思维模式，忽略了对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的训练。西方强调改造世界，20世纪后期才认识到世界不是人类可以随意改造的，所以才提出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命题。西方发动战争，是传统“决斗”式思维的扩大，志在征服对方，使之成为自己的殖民地和奴隶式附庸，20世纪后期才发现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提出博弈论，提倡“非零和”与“双赢”的理念。其实，我们可以从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和谐思想中找到这种理念的原生态。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创新方面着力研究，力图提出中国对世界一流大学发展中可能会有所贡献的新的维度。
5.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必须从沾沾自喜中走出来，认清忧患意识对教育发展的意义与作用。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与改革，都是建立在民族忧患意识基础之上的。美国提出“2061计划”、欧洲出炉“波罗尼亚宣言”、日韩等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都是以民族危机感为前提的，都有科教兴国、科教强国的涵义。早在23年前的1983年，美国就发表名为《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1996年，日本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21世纪日本教育的发展方向》的报告，提出“今后必须自己进行科学技术创造，开辟新的领域”，必须改造“培养了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和创造性能力的、没有个性的模式化人才”的现行教育，倡导以培育学生的“生存能力”为根本出发点的教育理念。韩国将教育改革视为“国家生存战略”，决心要使教育“脱胎换骨”，从以记忆为主的教育向以培养创造力为重点的教育转移(1995，《建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的新教育体制》)。可见，世界各国教育改革是以民族危机感为基础的。那么，我国当今教育改革中危机感何在？这种危机感是否已形成人们的共识并成为教育改革的基本动力源了呢？近年中国教育的发展，可圈可点，功不可没，但我们不能总是讲成绩，总想给人一种“到处莺歌燕舞，又有潺潺流水，高处入云端”的印象。其实这是一种缺乏危机感的肤浅表现，与教育改革的动因及目标不符。
6.从中国近代以来开办高等教育的经验与教训中，勘察中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诺贝尔奖得主斯坦伯格(Jack Stcinberg)基于他对中国留学生及也曾得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等人的了解，认为“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但这些人都是在旧中国受教育的。两弹一星的元勋们，也大都是在旧中国受教育然后出国留学，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优越生活条件回国服务的。西南联大时期的师生在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努力从事教学科研，出了大量划时代的研究成果，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张伯苓集一生心血成功地开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创新型人才，其中的经验是什么？其动力源是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千名在海外留学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不计个人得失，主动回国参加建设，原因是什么？我们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要救国，就是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就是要让自己的祖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爱国意识。面对民族的危亡，高等院校的师生有一种强烈的共识：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让中国站起来。不可想象，如果当时的高校教师首先想的是让自己的名声大起来，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大学生首先想的是高薪的工作找得来，小资式生活过起来，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民族振兴还会有望吗？与那个时代的高等教育相比，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其说是资金不足、人才不足，不如说是民族危机感不足、原动力不足。人们都知道，21世纪是人才的竞争、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但它不应成为口号，而应落实到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中，落实到政策与行动之中。
7.认真反思现行高校科教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着力解决制约教师多出精品成果的制度性因素。当前中国大学实行的科教人力资源管理机制的总体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句话：以管理学人性假设中的“X理论”为出发点；以量化考核为手段；以急功近利为导向；以制度性外在行为控制为特征。即先假定所有大学教师都是懒惰的，如果没有外在强力控制监督，都是不会自觉努力工作的。所以，尽管各大学的具体考核方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并没有超越“泰罗制”。对教师的年终考核制度，与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挣工分”，年终按工分分红的分配制度如出一辙。这种科教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没有给需长时期艰苦努力，“十年磨一剑”才能出创新性精品成果的科研课题的实施留下必要的制度空间。这种科教人力资源管理考核机制，已经成为出创新性成果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桎梏。这是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拦路虎之一，必须及早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