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团结租金的制度后果 *
[匈]伊万·塞勒尼 彼得·米哈依 吕 鹏 苏振昊 译
内容提要 大卫·李嘉图识别并分析了稀缺租金，而团结租金(solidarity rent)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租金，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细分。此外，也有必要基于租金来解释自然资源部门的重要性。正如尼古拉斯·卡尔多和雅诺实·科尔奈几十年来一直主张的那样，完全的竞争只存在于经济学教材。而在现实中，不仅农业和(如李嘉图所分析的)开采行业的市场是寡头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市场也是如此。最有效率的公司总是能够通过更多地收取稀缺租金，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这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后果。
关键词 稀缺租金 团结租金 全球化 制度后果
我们认为应当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租金之间做出区分：稀缺租金和团结租金。李嘉图早已识别并分析了稀缺租金，但团结租金的概念则是我们的创新，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也将介绍团结租金的进一步分类。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①的观点，这两个概念应被统一看作是剥削租金(exploitation rent)。而在我们看来，这一观点是极具误导性的。
团结租金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工会的工作方式。工会的会员身份减少了工资级差。全国性的工会倾向于争取最高水平的就业率，而分支的工会则为其分支(和工会)内部的工人争取尽可能最高的工资。特别地，分支工会可以将其内部成员工资推至高于市场工资的水平，从而为其“会员”争取到租金。通过高度复杂的集体谈判制度，工会阻碍了工资激励的运用。工资激励即付给最好的工人、教师或医生以相对于表现欠佳者而言更高的工资。对工资激励的阻碍在公共部门表现得尤其突出。可以说，其工作受到工会或行业协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保护的人，他们的收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工资(wage)/薪水(salary)和租金。在发达的自由社会中，这种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团结创造条件。当工会的力量崛起时，团结租金减少了不平等。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团结租金的重要性在过去的30年里有所削弱②，并且这可能继而导致了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部门中，低技能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此外，制造业部门的衰退、新工作类型的出现以及人口老龄化也部分地引发了这一后果。
自1896年澳大利亚首次引入这一制度实验以来，国家强制性的最低工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就一直存续至今。毋庸置疑，这也是一种团结租金的类型，其以减少收入不平等为明确目标。当前，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22个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制度。在德国，其国家法定的最低工资于2015年才开始实施。在美国，最低工资的规范是由联邦劳动法及一系列州和地方法律所规定的。雇主必须依联邦、州和地方法律所规定的(三种)最低工资的最高者，付给其雇员最低工资，而不论这些雇员在其工作中的生产效率如何。截至2018年1月，有29个州的最低工资都高于联邦所规定的最低工资。值得注意的是，团结租金常常也暗含了搭便车现象，即那些并未参加工会(也没有付会费)的人，也从工会工人为获取更高工资或其他权利的阶级斗争中获益。在所谓只雇用工会会员(closed shop)的约定中，雇主同意只雇佣——和保持雇佣——在该行业有代表性的工会中的付费会员。在英国以及其他某些工业国中，只雇用工会会员的条款很少见于书面合同，但几十年来大家心知肚明的是，如果让工会会员与非工会主义者一起工作，他们就会罢工。这种情况通常存在于印刷工人、码头工人和矿工中。依据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Taft-Hartley Act)，只雇用工会会员在美国是不合法的，但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仍持续存在。
我早就估计到西山是要出事的，三十多辆蹦子三轮车成天在井下穿梭来往，车与车擦碰得火星四溅。不过西山是低硫矿，毒瓦斯的比例不到十万分之一。西山“固若金汤”。这是那个肥胖的煤老板早就向我们拍着胸脯子说的话。
那些收取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的人③、依赖社会福利的人、医疗保险由纳税人支付的人，他们也获得了团结租金(区别于那些在私人养老金计划中的人，或其医疗福利由私人保险所支付的人)。理想状态下，财政转移总是作为一种团结租金的机制在运作——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积极区别对待(positive discrimination)(也称为平权行动、积极行动，或在一些国家称为配额制度)作为一项政策，其保护先前曾遭受过(种族、民族、性别或政治)歧视的群体成员。这样的案例存在于包括欧洲在内的所有大陆。④例如在2012年，欧盟通过了一项计划，该计划指出到2020年，大型上市公司40%的非执行董事将由女性构成。这类政策的收益——即使在给定的国家背景下相对较少——全部属于团结租金这种我们新介绍的(租金)类别。这些政策力图实现下述目标：弥合就业和工资的不平等、增加教育机会、促进多样化以及纠正过去明显存在的错误、伤害或阻碍。
有趣的是，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也在工资之外获得租金：他们有几乎绝对的就业保障。即使长期表现不良，或者在醉酒的状态下工作，他们也很难被解雇。因此，他们的收入只部分地反映了他们的工作，其部分收入可以说是以集体企业的“所有人”身份获得的。此外，在东欧苏维埃式体制的前几十年中，工人阶级出身的年轻人如果想要进入大学或者成为职业运动员在国际赛场参与竞争的话，他们也会得到特别优待的支持。通常，参加工作/体育竞技的同时到大学进修也会得到鼓励，这意味着这些年轻工人可以缺席工作，但并不会被扣除与缺席时间水平相当的工资。
艾吉·索伦森(Aage Sorensen)⑤提供了一种对租金的广义解释：“租金是对超过了竞争性价格或者足以覆盖成本的价格的财产的支付，因此也超过了足够租用财产的价格……租金的存在依赖于财产所有者控制供给的能力。”⑥索伦森也指出，租金并不需要与土地相联系：“租金可以从所有固定供应且行动者需要最大化其财富的生产性资产中产生。”⑦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框架，对潜在的、可产生租金的财产的持有，如执照、证书、用于开办公司或个体经营的贷款获得等，就不再局限于富有的资本家。这不是一个小规模的社会群体。2016年，在欧盟的28个国家中，个体经营者在劳动人口中占比15.8%，这一比例在美国则占到6.4%。⑧这是一个极具异质性的群体。在其顶端，是薪水达到六位数的独立顾问；其底部则是与公司或机构签约的、依赖最低工资生活的清洁工和保安。这一万花筒式的图景随着零工经济重要性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复杂，在零工经济中，人们试图增加日常工资收入的努力与他们的网上客户联系在了一起，例如程序员、Uber司机或Airbnb公寓的房主。
租金的定义和主要类型
我们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定义租金，但在这三种定义中我们所说的都是同一种东西，并且这些定义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经济学基础而构建的。根据李嘉图的传统，我们定义的方法基于成本：将观察到的交易价格和收入与先前交易中所支付的生产成本或价格进行比较(例如，在购买X年后，出售不动产)。在我们的定义中没有将主观效用递减的概念考虑在内，即消费者有时愿意以高于均衡价格的价格来购买一个单位的商品，而生产者愿意以低于均衡价格的价格出售其第一个单位的商品。换句话说，我们对租金的定义不同于教科书中关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微观经济学概念。我们不否认它们的存在，但我们不把它们称为租金。
沿着索伦森的思路，我们将租金的社会学概念定义为一组收入差值，即在“开放关系”中本应获得的收入与将此关系“封闭”至某些特定个体或个体类别以后的收入之间的差距。用简单代数形式表达：
封闭关系中的收入-开放关系中的收入=租金
租金的经济学概念，最早是李嘉图为农业用地和矿产而提出的，其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概括。例如，斯蒂格利茨将他的定义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察之上：与大多数可再生产品不同，某些资产或服务并不会因为更高的支付价格而产生更多的供应。⑨即使地主从农民那里得到更高的付款，也只有同样数量的土地可供使用。对于租金价格而言，农业用地的短期供应缺乏弹性。⑩这同样也适用于运动员或演艺明星：即使观众愿意支付两倍于当前的门票价格，他们也无法安排下更多的活动。类似的机制也适用于某些商品市场，比如零部件市场。让我们来想象这样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除了一家效率更高的公司，所有公司在生产零部件时的平均成本都相同。那么，利用其特殊地位，这家超高效的公司将享有会计所称的利润，但经济学家则会称之为“经济利润”加上租金。租金即这家公司获得的超过诱使其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收入部分。
(收入-支出)-经济利润(Π)=租金
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世界里，竞争迟早会把利润(Π)降为零。那么，如果一家公司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仍为正数，则这个差额就是我们要寻找的租金。从经验上测量所有类型的租金可能很困难，但是运用第一个定义，可以通过反事实推理来证明租金的存在。如果让一个封闭团体的成员在开放关系中竞争，那么这个团体的收入会是多少？
租金的财务概念通常用于评估上市公司的成功。其中一种方式是查看股本回报率(ROE)，这是一种测量净收益回报在股东股本中占比的财务指标。在商业术语中使用“超额利润”一词，但这和我们的租金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在许多研究中，其衡量标准是10%，这是一个行业在最低水平的竞争下，所能达到的近似最大值。阿斯沃思·达摩达兰(Aswath Damodaran)的数据库专门收集美国上市公司的ROE数据，其数据显示，2017年对大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一年，这一年美国7300家公司的平均ROE约为14%，即高于10%这一衡量标准。毫不奇怪，竞争强度(即某一行业中上市公司的数量)和ROE的绝对数值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在这一年份中，汽车和卡车行业有18家公司，而汽车零部件行业有62家。然而，前者的ROE为8.6%，后者ROE的均值则为24.1%。当产品或服务过于复杂，以致客户无法理解，且当补贴和复杂的法规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时，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租金(如医疗服务)。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寻租通常被视为腐败。
一种行为是否腐败，是一个社会司法判断的问题。这即透明国际组织测量腐败的方式：这是专家的判断。一项符合公共决策者利益的非法经济交易是最彻底的腐败案例，如果我付款给一名政府官员，以将我的竞争对手排除在私有化或公共采购交易的投标之外，那么这是违法的，如果我这样做，我将被指控犯罪。具备坚实的“法律理性权威”、法治以及由立法机关制定的且不具追溯力的法律的自由国家，为法理上的腐败提供了清晰的判断标准。在俄罗斯等非自由政权中，行政人员的权力过大，甚至可以追溯性地修改法律，从而在事后使本应被视作“腐败”的活动得以合法化。
历史上，情况更为复杂。正如延斯-伊沃·恩格斯(Jens Ivo Engels)
在一本关于从现代早期到20世纪的腐败史的优秀专著中所言，保护主义和国家机关的购买属于微观政治学的常规工具，而在微观政治学中，人们用恩惠来交换恩惠。在许多缺乏竞争制度的国家中，国王没有其他手段来填补行政职位(如法院的部长职位、各省的征税)，而仅仅依靠家庭关系、直觉或某种形式的预付款。在天主教教义中，圣徒和礼拜者的关系也以类似的方式运作。忠实的信徒请求圣徒作为其代表，与全能的上帝交涉，并捐赠以证实他们的诚意。因此，几百年来，赞助和庇护主义与善治和高尚的道德是混为一谈的。从19世纪开始，公民开始逐渐相信政治行为只能通过高尚的观念得到合法化，因此政治应最大程度地与个人利益分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在一个定义明确的历史政治时期——比如连续的20～30年，在这段时间里，普通人可以进行个人比较——租金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持久的。发明出新技术的企业家可以收取一段时间的租金，但最终他的竞争对手将投资与其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这种租金即随之消失，处于竞争中的企业家的收入将由供求机制决定。在这方面有许多引人注目的例子：微软发明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成功，手机打破了铜缆电话公司的特权地位从而兴起以及在过去十年中彻底重塑了OPEC控制下传统石油行业的页岩革命。柯达(Eastman Kodak Company)曾是一家规模达10亿美元的公司，其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摄影胶片制作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却在2012年被迫申请破产保护。
4.说明绿色植物的生活需要水和无机盐（理解）。考查这一内容标准的考题出现在2014年和2018年，每年有一个选择题，1.5分，其他年份没有考查。两年的考点主要考查植物生长需要量最多的无机盐是哪些。
沿着索伦森(Sorensen)
和马歇尔(Marshall)
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几个长期存在的租金来源。一部分由企业家享有的垄断租金是自然产生的，因为在一个特定国家内，由于规模效益的存在，进入一项产业的成本往往高得令人难以承受(例如网络行业)。租金也可能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通过给露天矿颁发许可证或给烟酒店颁发执照。
此外，在生物学天赋方面存在个人租金，例如在受欢迎的体育项目或艺术领域具有个体层面上的特殊天赋。
所有社会中都必然存在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把他们高于平均收入的一部分称为租金(如果存在)也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直觉地称之为“租金”，而不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剥削”
，这是罗默(Roemer)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一现象的叫法。
最后，在公司和国家层面的资源禀赋方面，也有一些特别的案例，他们开发矿产资源，并利用其他类型的地理优势，如进入公海的通道、阳光充足的海滩或雪山等。可以进一步概括有关自然资源部门重要性的基于租金的解释。正如尼古拉斯·卡尔多(Kaldor)
和雅诺实·科尔奈(Kornai)
几十年来一直在争论的那样，完全竞争只存在于经济学教科书中。现实中，寡头的市场不仅存在于农业、开采业，也存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通过更多的加价，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术语来说，收取稀缺租金，最有效率的公司总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尽管在主流(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浩瀚大海中，这种对市场运作方式的解释曾属且仍属少数派，但以下主张却是管理科学文献的基础：许多重要行业从未有过三个以上的重要竞争对手。
这一取向的文献同时指出，在许多市场中，三个领先公司的市场份额比例约达到4:2:1，这说明即使是顶尖公司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市场份额差异。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也支持这一说法，例如，在2012年，美国各行业中最大的四家公司在该行业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如下：信息技术、电信和媒体行业中占到接近50%，零售业为40%，金融和保险业接近40%。
对寡头市场结构的一种解释是，大型跨国公司有能力与一些政府商谈特别的税收协定——其中很多公司享有离岸地位——通过这些协定，他们的利润得以大幅增加(麦当劳、菲亚特、亚马逊、苹果等)。此外还有进一步的证据。在安德鲁斯(Andrews)等人
对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经验研究中，一项全面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显示，相对其他公司而言，最具生产力的3400家公司同样：
·更大，
在依照其两阶级模型的逻辑来衡量K时，皮凯蒂忽视了21世纪先进资本主义进一步的特殊性。实际上，资本家所拥有的、主要用于产生利润的实物资产，其总价值相对较小。根据NBER，私人拥有的非住宅资产(设施和结构)仅占美国经济中累计固定资产总额的32%。
K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公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文化设施、军事资产等)。在国家手中，这些资产是通过家庭和企业缴纳的税款而累积起来的。这种资产的累积并不会对普通工人或雇员造成任何损害，并且实际情况通常正好相反。在许多方面，这些资产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免费使用的，其由此也构成了公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NBER的估计，2013年，公有制在固定资产(包括耐用消费品)净存量中的份额为25%。除此之外，美国联邦政府拥有该国25%的土地。
因此，如皮凯蒂所做的那样忽视国有资产，是一种极大的误导。
②1985年，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有30%的工人是工会成员。2016年这一比例则仅为17%。如今，工会成员大多是男性、中年(25至54岁)、在中型或大型企业工作、具有中等或高等技能，并签订了永久合同。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冰岛，这一比例在所有成员国都出现了下降。有趣的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工会会员比例的下降幅度很小，这主要是因为2006年其工会会员比例已经很低(11.5%)。于2018年8月5日访问经合组织网站获得。
发病初期开始用药，用64%杀毒矾500倍液、72%克露600倍液、70%代森锰锌500倍液，每5～7天喷1次，连喷2～3次。
·拥有更多专利，
而更重要的是，从本文的视角来看，他们通常是：
·跨国装配的一部分。
在许多行业中，强大的寡头们没有通过高得离谱的价格而对消费者造成太大的伤害，其原因仅在于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服务是免费的。谷歌和Facebook是最突出的例子。这些公司确实因其市场支配地位而产生垄断租金，但只要消费者不觉得自身受到了损害，就很难在政治和道德上用反垄断措施来惩罚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市场完全开放，消费者也能享有租金，但企业的目标是增加参与人数以使网络效应最大化。20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让·梯若尔(Jean Tirole)于最近识别出了这一重要机制，即所谓的双边市场。像谷歌或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它们提供免费服务，其前提是消费者愿意接受广告信息。在这种商业模式中，对非付费消费者而言，十分有价值的服务的费用，实际上是向商家和广告商征收的。鉴于与信息技术相关的消费在21世纪人们的生活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商业模式无疑导致了不平等的减少。
③值得注意的是，构成皮凯蒂著作基础的世界顶尖收入数据库并没有将这些养老金计算在内，虽然在许多国家，这些养老金构成了老年人口的主要收入，或至少是他们重要的一部分收入。
2.6 肾脏组织TLR4、TLR2、NF-κB、TGF-β的表达水平 结果(图3)显示：HF组大鼠肾脏组织TLR4、TLR2表达较NF组减少(P<0.05)；高脂喂养时，小檗碱干预后，大鼠肾脏组织TLR4、TLR2表达增加(P<0.05)。HF组大鼠肾脏组织NF-κB、TGF-β表达较NF组增加(P<0.05)；高脂喂养时，小檗碱干预后，NF-κB、TGF-β表达减少(P<0.05)。
“目前纳入综合征收的纳税人大多是科研人员或者脑力劳动者，而扣除20%的费用后计算纳税，体现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鼓励和重视。”刘剑文说。但在他看来，目前仅将九项个人所得中的前四项合并纳税还没有达到公平的要求，需要在以后的改革中进一步扩展。
通常，其背后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i)开拓性技术(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暂时优势)，以及(ii)任何给定国家内由企业的地理位置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这两个因素都为革命性(或熊彼特式)创新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论点也不是全新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已经认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
最近，许多研究都聚焦于金融部门对于不平等增加所起到的作用。根据斯蒂格利茨
的数据，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金融部门所占的GDP份额从2%增长到了8%，其利润增长至占据所有公司利润的40%。尽管需要管理的财富数量大幅增加(源自富油国、俄罗斯、中国等)，但斯蒂格利茨的这一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即财富收入比的增加不足以解释金融部门所占份额的增加。同样，金融部门的薪酬不能由其对资金管理的改善来解释，更无法通过整体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解释这一点。我们以租金为基础的观点似乎有助于阐明这一行业所报告的高盈利能力。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基于垄断租金的解释是该行业中寡头的集中。2012年，美国四大金融机构的收入已经接近该行业总收入的40%。
同样合理的观点是，在西方世界的首都中，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和经纪公司正在收取垄断性租金。他们收取租金，依赖的是其长期的经验、品牌名称、英语语言，而最重要的是由其二三百年的自由民主史所建立起的政治和法律体系的稳定。鉴于这一历史遗产，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从伦敦或纽约购买服务就变得可以理解，即使这些金融服务的价格包含了大量租金。
无须列举例子来说明租金一词不仅在日常用语中，而且在学术文献中也有着不同的含义。现在我们试着描述出各种类型的租金及其特征。本着李嘉图、韦伯和索伦森的精神，如果某些收入是源于对任何资产的所有权，且其他经济行动者获得这些资产的渠道是封闭的话，我们将这些收入都视为租金。我们目前的清单包括两种主要形式的租金和13个子类别。根据不同国家的机构设置，其也可包括额外的类别
(表1)。
表 1发达经济体中不同类型的租金
基于凯恩斯主义财政需求管理的逻辑，自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来，人们就很清楚，只要各种类型的租金能够维持甚至促进消费，它们对经济就是有益的。这曾是支持失业救济金的一个有力论据，但即使是明显的消费也能够增加需求，创造更高的利润和工资，从而间接为全体民众创造财富。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从稳定的角度来看，旨在通过量化宽松来维持金融投资价值(主要是股票和债券)的反危机货币政策同样对每个人都有益，但这些措施本质上是有利于富人的，因为富人拥有这些金融资产的大部分。
必须强调的是，国家创造的垄断、寡头或对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其他限制形式并不一定是邪恶的，因为它们的正当性通常不是由社会公正，而是由其他社会目标来证明的。制药公司、个人创新者和艺术家的知识产权通过专利和版权的方式，以韦伯意义上的“封闭”得到保护，这是有着充分且广为接受的理由的。
阿吉翁(Aghion)等人
发现，美国的创新能力与前1%的人所占有的收入份额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同样，请求国家允许公司建造核电站，甚或是建造简单的两层家庭住宅，也都是很有意义的。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国际层面上，很少有经济学家会批评由国家强制施行的禁止童工政策，即使这意味着某些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相比于在不受限制的工资竞争下要更高。
医生在可以治疗病人之前，必须获得特殊的职业执照(如大学文凭)，这符合一般利益。但在其他情况下，则完全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这种限制竞争的正当性，反而更有理由怀疑对这一做法的扩大。根据一项研究，在1950年，每20个受雇的美国人中有1个人需要工作许可证。而到了2017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五分之一以上。大约有1100个职业在美国的至少一个州中受到管制，但却只有不到60个职业在所有的50个州都受到管制。在13个州中，调酒师必须有执照；除了康涅狄格州，美甲师在任何地方都需要执照；路易斯安那州为花店店主提供执照。换句话说，在许多州，这种劳动力市场壁垒的建立在大体上是特设的，其反映的是特定类型的服务供应商在当地的游说力量，而非任何内在的、可以理解的论据。
简言之，这里有很多坏的租金。
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治下的放松管制浪潮存在严重的偏向。《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明智地察觉到，在工人阶级中，一些只允许雇佣工会成员的限制被打破了，如印刷工和空管员。但在学术界——即受过高等教育、地位较高、收入较高的人群——专业化的内部成员雇佣中，仍然充斥着各种限制性的惯例(如终身教职体制)。学术出版商把几种寻租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可以获得免费的内容、免费的同行评议和大量的编辑工作，因为大学教师们面临着发表及与期刊合作的巨大压力。这些期刊也有着固若金汤的市场，因为大学图书馆不能停止订阅已被认可的学术期刊。
总之，原则上我们不拒绝“看得见的手”。如果国家为了创造“公平”竞争而干预劳动力市场，这当然是可取的，因为它减少了寻租(例如对未受保护的儿童的剥削)。但看得见的手所制定的其他类型的法规和干预(例如城市地区的土地使用章程)却更可能存在问题，并且应当对它们进行评估——证明其合理或对其进行谴责——如果可能的话，要逐个评估每个案例。
租金的制度后果
如果租金的上涨追上甚至超过了利润和工资收入的上涨，就可能会产生重大的(通常是无意的且不希望产生的)制度后果。我们至少可以想到两个这样的制度后果。首先，特定类型的、在一定程度上的租金是社会凝聚和社会创新的必要条件。这类租金可以被视作“应得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仍然是“非劳动所得的”。市场资本主义主要的合法性声明是能人政治。然而，从某种观点上看，如果民意认为对于那些“没有为之付出劳动”的人来说租金太多了，那么不论何种方式所产生的租金都是“过高的”。
大多数人都接受药品生产商/研发者收取一定的租金，但租金可能存在一个上限，即收取多少是“合理的”，而收取多少则是“剥削性的”。社会福利也是如此。在文明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接受这一观点，即穷人(或残疾人)应该得到一定的社会支持，即使这是“非劳动所得的”——但当其达到某一程度时，就可能被认为是“太多了”。即便在美国，像社保制度这样最神圣的社会制度也经受着挑战，虽然这种挑战迄今为止还不成功。社会保障是否应该“私有化”，就此将其从“收取租金”转变为由终身存款所获得的“利润收入”？这是一个经常被讨论到的替代性方案，不过考虑到社保所拥有的广泛政治支持，其很可能仍是美国政治中不容置疑的制度(它实际上也运作得非常好，而没有一个合理的提议，能够用基于市场的替代性方案将其取代)。
其次，如果个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地来自租金而不是工资或利润，那么几乎没有什么制度能激励人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对租金进行再投资。暴发户或继承人被诱惑去浪费他们所收取的租金：来得快，去得也快。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们倾向于用最佳方式来投资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以击败其竞争对手。收租人不面临竞争，其租金可以用于“炫耀性消费”。暴发户企业家倾向于在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开销之前，就购买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或一架私人飞机。第二代，尤其是第三代的“继承人”，在好的情况下，可能会把他们继承的财产花在慈善事业上，而在坏的情况下，则会将其花在炫耀性消费上。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第一代人积累，第二代人维持，第三代人就常常会浪费掉剩余的家庭财富。缺少一个能够使财富所有人以最有效的方式来运用财富的制度机制，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它可能导致国家失败、经济停滞甚至崩溃。
衡量资本和财富
衡量资本存量(K)充满了理论上的矛盾。相对而言，在总体(国家)层面上衡量财富则比较容易。对新古典主义资本理论的基本批判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斯拉法(P.Sraffa)、罗宾逊(J.Robinson)和卡尔多(N.Kaldor)的著作中。这场辩论在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被称为“剑桥资本争议”——暗指辩论的主角来自美国剑桥(哈佛大学所在地)和英国剑桥。
合理协调旅游资源，引入或鼓励差异化竞争机制，比如低价或者特色项目的开发，利用AR技术实现景点的错峰差异化实现，如让冬天在AR技术的展现下，实现夏天的景象，让游客能用极低的价格体验夏天高价旅游资源，获得心理平衡的满足感。
英国剑桥的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利润和租金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启示性的分类。事实上，很难找到这些概念的统计度量方法。即使它们被用作测量到的经济变量的名称，它们通常也只反映了国家现行的税收框架，而不是潜在的政治经济事实。例如，不论在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都有着将劳动收入(工资)宣称为资本收入(利润)的强烈动机。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购买居住房产而不租房居住的主要动机，可以用个人所得税中利息支出的扣除来解释。本文开头提到的对个体经营者的激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税收规则的问题。因此，当富人或相对富裕的人缴纳低税率时，很难知道问题的症结究竟是税收制度不够先进，还是避税和逃税。世界银行决定用消费而非收入来衡量不平等并非偶然。
不论从概念还是从统计数据收集的角度来看，总财富都很容易把握。相比之下，皮凯蒂理论的重点，即私人财富
，则只能从税收记录中获得。而对于极富有的人来说，税收记录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不完整或不可靠的。在世界顶尖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中，没有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足够长的时间覆盖面，这并非偶然。调查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在中小型国家，人口中前1%或前0.1%的观测值数量很少。
私有资本由直接参与经济生产的资产所构成。K从长期来看需要创造利润，否则，银行将不会提供资金，最终公司将在竞争中落败。相比之下，很多形式的私人财富却不意味着产生财务收益。不动产、艺术品、养老金、人寿和健康保单或现金持有是其中的一些小例子。财富可以以K的形式运作，也可以转化成K，但当代际转移以继承的形式发生时，相反的转化也同样重要。例如，当婚姻破裂时，离婚通常意味着从K到财富的转化。
正如斯蒂格利茨在一篇如书籍厚度的论文中所证明的，大部分财富不是通过利润产生的，而是通过偏离标准竞争范式的租金产生的。
他的例子表明，企业可以通过创造和利用信息不对称来为其所有者产生租金。
但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财富的变化——上升和下降——也与相对资产价格波动有关。房地产、艺术品以及股票和外币持有的价值围绕平均通胀率大范围波动。
工程从涝河右岸的涝河灌区干渠引水，分水设施处高程约为529.0 m，引水水位528.5 m。滩地片区高程493.0～510.0 m，采用引水自流灌溉；贤庄村周围片区高程为545～583 m，无法满足自流灌溉要求，采用泵站加压灌溉。
ACS是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溃、继发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性血栓形成为病理基础的临床综合征，包括UAP、NSTEMI、STEMI等类型，其不稳定斑块破裂和随之发生的血小板聚集及血栓形成是导致患者发病的主要机制[18]。近年来有研究指出，冠状动脉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稳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9]。ACS不仅可给患者造成严重的身体痛苦，而且还可造成重大的精神刺激，以焦虑和抑郁最为常见[20]。而这些情绪障碍均可促发或加重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症状，甚至可导致患者死亡[21]。
①Stiglitz, 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Among Individuals”, Parts I-IV.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 2015.
·更年轻，
根据前述的经合组织研究，在跨国家比较中，其测量到的生产力差异惊人地高。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在某一特定行业中，在全球范围内代表该行业技术前沿的最好的100家企业，其生产率是样本中其他企业的15倍。尽管如此，位于世界前沿的竞争和选择仍然十分激烈。一年以后，只有其中55%的公司能够设法留在世界前沿位置，而在5年后，则只有不到20%的公司可以留在那里。
④维基百科列出了18个国家的案例，2018年4月24日访问。
⑤⑥⑦Sorensen, B.,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2000,105(6), pp.1523～1558, p.1536, p.1537.
⑧https://data.oecd.org/emp/self-employment-rate.htm，2018年1月13日访问。有关由此可能产生的疑难，参见Guerriero, “The Labor Share of Income Around the World: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set”,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 Working Paper No .32 , 2012.
⑨Stiglitz, E., Economics , New York and London, W.W. Norton, 1992, pp.357～359.
⑩长期的世界历史证明了相反的结论。
参见如German CESIfo DICE Report, Vol. 13. No. 3. Autumn 2015杂志英文版中一系列专门探讨寻租的文章。
Engels, I., Die Geschichte der Korruption :Von der Fr ühen Neuzeit bis ins 20 , Jahrhundert [The History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o the 20th Century],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14.
Sorensen, B.,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Social Ineq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1(5), pp.1333～1365; Sorensen, Aage B., Toward a Sounder Basis for Class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0516), pp.1523～1558.
美国的一项研究
发现，利润排名前10%的公司已经远远地把其他公司甩开。他们的投资回报率从20世纪90年代的3倍于中位数公司上升到了8倍。正如该研究所表明的，这远远高于任何合理的资本的成本，其很可能是纯粹的租金。报告利润(包括租金)的这种愈发偏斜的分布也可以解释某种类型的工资不平等。当一个行业中只有少数几家大公司时，这些公司就不必为了吸引员工而彼此激烈竞争，因此，相比于在一个存在真正竞争的市场中他们所愿意支付的工资而言，他们就可以付给工人更少(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然而，相反的机制也可能起到作用。由于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中隐含了租金的成分，他们也有能力为其全部或部分员工支付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工资。事实上，一项研究表明，美国低层管理人员和低技术、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存在于公司之间，而非公司内部。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工资不平等比完美竞争模型所认为的要高，不是因为低技能工人的工资过低，而是因为有资格的员工(即管理人员)的工资过高。
使用最近美国的另一项研究中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是超级明星公司的超级明星工资。
皮凯蒂(Piketty)整个论证中的一个主要驱动力是经济产出中劳动力所占份额的下降，这是由超级明星公司市场份额的不断增长引起的，而不是因所有美国公司中劳动力份额的普遍下降所引起的。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 London: Macmillan, 1920.
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范围内每个行业的公司数量都在不断增加，因此，即使各国政府试图保护其“国内冠军”，国际层面上的竞争实际上也在不断增加。
早在2011年5月，麦肯锡咨询公司(M从kin色诱安戴Company)发布了《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大数据：创新、竞争和产生力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报告[8]。所以大数据是海量数据和复杂类型的结合体，包括分析、带宽和内容三大要素，它的核心要素是蕴含价值[9]。
201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让·梯若尔所谓双边市场的本质。
No matter English used as the first language in western countries or used second language in Chinese context,a certai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is essential for learning to read.So,in turn,does the progress of reading skills play a role in improving phonological awareness?
Roemer,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240～243.当然，罗默的主要观点是，即使在理想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程度上的收入不平等也必须存在。“租金”一词甚至没有被列在罗默《剥削和阶级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一书的索引中。
Kaldor, A Classificatory Note on the Determinateness of Equilibrium, In Essays on Value and Distribution , 13～33, London: Duckworth,[1934a]1960; Kaldor, Nicholas, The Equilibrium of the Firm, In Essays on Value and Distribution , 34～50, London: Duckworth,[1934b] 1960; Kaldor, Nicholas, Market Imperfection and Excess Capacity, In Essays on Value and Distribution , 62～80, London: Duckworth,[1935] 1960; Kaldor, Professor Chamberlin on Monopolistic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 Essays on Value and Distribution , 81～95, London: Duckworth,[1938] 1960.
Kornai, Anti-equilibrium, On Economic Systems :Theory and the Tasks of Research ,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1971.
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创始人布鲁斯·亨德森(Bruce Henderson)首先论证了这一发现，随后里维斯(Reeves)等人用更大的数据集再次经验证实了这一发现。从那时起，像通用汽车和其他成功的公司，就都依照此条座右铭进行经营。如果他们不能成为一个行业中的第一或第二名，他们就退出这一市场，并把资源重新投资到其他地方。见《经济学人》2016年3月26日。
《经济学人》2016年3月26日。
Andrews, Criscuolo, and G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Public Policy: Micro Evidence from OECD Countries”, The Future of Productivity :Main Background Papers , Paris: OECD, 2015.
这项研究使用了经合组织-奥比斯(OECD-ORBIS)的公司层次的生产力数据库，数据库包括了2001～2009年期间，23个经合组织国家的30万家公司的数据。行业详情为2位数的NACE层级，包括了非农业、非金融的商业部门。
（2）在做动物肝实验时，先让学生观察猪肝外形、肝门结构及肝的静脉，用手触摸肝的质地；然后解剖猪肝，观察肝内大的血管及肝管；最后让学生用力压迫肝，结果发现肝脏破裂。通过该实验使学生不仅掌握肝的形态、结构、功能，并且真实感受到肝的储血功能，理解了临床中为什么易发生肝破裂以及肝破裂后为什么会发生大出血。
虽然这可能在“政治上不正确”，但由于缺乏替代性的经验证据，我们并不排斥这一可能，即基因配置也可能成为租金的来源。没有遗传证据证明这种租金存在，但大量的经验观察表明它们可能存在。参见Clark, G., The Son Also Rises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也许是去年效益好的缘由，今年的园里栽了不少美人娇花，园林的负责人说，美人蕉花是鸡冠花好几倍，难怪前些年那片土慌着。给人一种园好企业兴的感觉。
Furman, and Orszag, A Firm-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Rents in the Rise in Inequality, Presentation at “A Just Society” Centennial Event in Honor of Joseph Stiglitz Columbia University, 16 October, Manuscript, 2015.
《经济学人》2016年10月1日。
Autor, Dorn, F. Katz, Patterson, and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NBER Working Paper , No. 23396, May, 2017.
Stiglitz,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 and Policies to Contain It, National Tax Journal , 2015, 68 (2), pp.425～448.
Weeden, A., and Grusky, “Inequality and Market Fail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 2014, 58(3), pp.473～491.
在将此作为结论时，我们充分了解了其他人的观点，例如林赛(Lindsey)和特莱斯(Teles)，他们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以反驳当前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Lindsey, and Teles, The Captured Economy (How the Powerful Enrich Themselves ,Slow Down Growth and Increase Inequalit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Aghion, Akcigit, Bergeaud, William Blundell, and Hemous, “Innovation and Top Income Inequality”,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10659 , 2015.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童工主要集中在农业(71%)，另有17%在服务业，以及12%在工业部门，包括采矿业。换言之，童工本质上是前资本主义留给现代世界的遗产。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Global Estimates of Child Labour :Results and Trends ,2012 ～2016 , Geneva, 2017.
《经济学人》2014年2月17日。
3）在煤岩层对比中，摆脱了以往借助区域地质规律和钻探、测井等资料进行分析对比的状况。充分发挥地震勘探的本身优势，通过地震对比解释提出初步煤层对比方案，再根据钻探、测井、化验等多手段进行调整、完善。提高了煤岩层对比的可靠性和精度，同时也让地震勘探更深入的融入整个综合勘探工作中。
《经济学人》2018年3月24日。
更多关于辩论结果的近期讨论，参见Keen,Debunking Economics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11; Felipe, and McCombie,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echnical Change : “Not Even Wrong ”, Cheltenham: Edwar Elgar, 2013; Moseley, F., “Piketty and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A Superficial Application of an Incoherent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44(2),2015.
在皮凯蒂的解释中，发达国家的公共财富微不足道，甚至可能由于累积的公共债务而呈现负值。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8.
经济分析局，最新修订日期为2014年9月17日。土地价值没有包括在此处引用的NBER财富账户数据中。
《经济学人》2015年6月13日。
*本文为作者所著Rent -Seekers ,Profits ,Wages and Inequality (Palgrave Macmillan，2018)一书的第3章，经作者授权翻译。
作者简介： 伊万·塞勒尼(Iv
n Szelényi)，美国耶鲁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彼得·米哈依(Péter Mihályi)，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教授；吕鹏，198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苏振昊，199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丁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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