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流派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代是中国古代散文①发展史上的又一辉煌时期，不仅大手笔云集，名作如林，作家作品数量远过前代，而且艺术流派层见叠出，竞辟新境，形成了宋文的繁荣景观。而北宋前期是直接影响有宋一代散文发展的重要起步阶段，本文试图从流派与群体的角度，考察绎理其发展状况和态势，探寻演进轨迹，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散文发展的特征及重要意义。
北宋前期时间的断限是一个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论及宋文发展，前人多以欧阳修为界碑，自宋人章得象、范仲淹、苏轼、朱熹、陈亮、吴渊至元人脱脱等，无不如是。这无疑是符合宋文发展实际的。但欧公在世六十六载，应以何年为断？据欧公自述，其早习时文，释褐后方为古文，大变文风。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议论宋文发展，曾将宋初七十年作为一个阶段予以评述。而宋朝开国至欧阳修登第恰为七十年。欧公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据此则本年可视为北宋前期的下限。本文论述散文发展的主要史实，也大体以该年为限。
一、宋初骈散两派的并峙
北宋前期散文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宋初四十年为第一阶段。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回顾开国以后散文的发展历程，以柳开、杨亿断限分期，划为两大时块；柳氏咸平三年(1000)谢世，此年当可视为宋文发展第一阶段的下限。周必大作《宋文鉴·序》称：“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是以真宗咸平(998-1003)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与范氏暗合，则宋初四十年为第一阶段，当不误。
审视宋代散文发展的全部历程，我们不难觉察：散文创作的宗旨与立意、散文体式的语言构成形式（骈体、散体），这两个方面始终是宋人关注的重心和焦点，而后者在北宋前期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以致用骈还是用散，成为流派形成的重要因素和区划标准。这对于生活在唐代古文运动发生以后的宋人来说，并不足怪。中国古代散文的语言形态，正像散文自身不断地生长演进一样，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虞夏商周时期，骈散未分，奇偶杂并；秦汉以降，骈体渐成，至六朝呈极盛；其后唐人酝酿复古，韩愈、柳宗元出而力倡古文，骈、散遂成相埒之势；五代时期古文式微而骈体盛行。宋承五代末季，前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足资宋人参考借鉴，用骈用散，散文家们自然可以任意选择，而又难免出现分歧。于是，文学发展的惯性与张力和宋初特定人文环境的结合，孕育了以骈体擅场的五代派与力倡古文的复古派的相继产生和形成，由此开始了宋代散文发展的辉煌历程。
五代派：“沿溯燕许”与华实并重
首先拉开宋文发展大幕的是由五代入宋的部分散文家。宋朝开国后最高统治者即决策以文礼兴邦，取右文政策，宋太祖宋太宗都尊儒重文，广罗人才，前朝的硕学鸿儒和文学侍臣如徐铉、陶谷、张昭、张洎、李昉、吴淑等，皆得任用，置之馆阁，执掌文柄，成为宋文的奠基者和首批作家。这些作家大都是五代时的翰林学士，曾久知制诰。受五代文风的薰染和辞臣职责的修炼，他们均精于骈体，而入宋后受到的礼遇和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自身的函养素质与喜欢奖掖后进的品德，使得他们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团结、吸引并培养了一批追随者，如陈彭年、胡克顺、李至等等。共同的写作习尚和审美情趣、相近的文学思想与艺术追求，使他们自然地形成了宋代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五代派。显然，该派被称为“五代派”，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作家多为五代旧人，二是作品沿用五代体式。
五代派的散文理论很少有人予以关注和发掘，其实有些主张很值得注意，对后来的部分散文家影响深远。五代派为文以致化为宗，强调“时务政理”，既讲功用，又重文采；主张先有充实的内容，辞采与艺术应是作家才力学养的自然流露；提出为文要“敷王泽、达下情，不悖圣人之道，以成天下之务”，“至于格高气逸，词约义微，音韵调畅，华采繁缛”，乃作者“余力”（徐铉《骑省集》卷二三《故兵部侍郎王公集序》），在强调内容的同时，肯定了音韵、华采的自然合理性。该派还提出了“丽而有气，富而体要，学深而不僻，调律而不浮”（同上）、“词赡而理胜”（徐铉《骑省集》卷二三《广陵刘生赋集序》的为文原则，要求自然流畅的文风。
五代派散文以应用之篇为多，制诰章奏甚夥，兼有记叙、议论、抒情之作，其总体风格以典丽俊伟、条畅自然见长。这些特点除了与其创作理论有关外，还同所处时代、作家的素质与审美追求有直接关系。五代派重要作家都是宿学硕儒。像陶谷嗜学强记，博通精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张昭家藏万卷，书无不读，尤好纂述；张洎博览释道之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宋白因学问宏富而被推为时彦宗师……。这些作家学养深厚、贯通百家，故为文英华外溢而自然流丽，而赵宋初起的军威国势，又使文气雄壮俊伟。诸如徐铉《上说文解字表》：“伏以振发人文，兴崇古道，考遗编于鲁壁，缉蠹简于羽陵，载穆皇风，允符昌运”，词语典丽，气势俊伟；陶谷《太祖登极赦》：“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唐汉开基，因始封而建国……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博雅雄劲，犹有气魄；张昭《请尊师傅讲论经义疏》“臣闻江海不让于细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让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圣……楚灵王军中决胜，不忘倚相之书；汉高祖马上争衡，犹听陆生之说”，征史用喻，流畅自然。而李昉《黄帝庙碑序》描述赵宋版图辽阔与升平景象，气魄极大，笔力雄劲。其他如张洎《论北方兵事奏》、吴淑《事类赋》等，都甚见五代派风格。
五代派的核心代表徐铉(917-992)曾为南唐翰林学士，三知制诰，两拜中书，入宋特授直翰林院。他以博识宏才、懿文茂学而素负重名，被推为“今世儒宗”、“文章之伯”。其散文贵理尚实，淹博雄丽，自然典雅，人谓“率意而成，自造精极”（李昉《徐铉墓志铭》），“虽丝篁金石无以均其雅，黼黻玄黄不足方其丽”（陈彭年《故散骑常侍东海徐公序》）。《质论》十四篇“极刑政之要，尽君臣之际”（《徐公行状》）；《册秀才文》以偶对述古代文化发展的纷繁与寓理的一致性；《重修说文序》缕述文字发展衍变，融知识性、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无不博雅雄赡，文采灿烂，条畅自然。
五代派以精于骈体著称，但并不忽视内容。《四库全书总目》谓“沿溯燕、许，不能嗣韩、柳之音”（《骑省集·提要》），单就散文体式而言，诚为不错。但五代派将唐代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等优良传统的因子移植于骈体创作中，给骈体散文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获得了再生，故五代派作品已非单纯追求形式华美而以贵理致用为要，华实并重。正因如此，五代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耸动天下、风行文坛四十年的昆体散文实际上就是五代派的张扬延展，南渡前后的文采派、南宋后期的辞章派，也都导源于此；甚至宋代的许多古文家皆曾得到启发。然而，宋初散文自北宋中叶始，即遭非议，被目为“卑弱”、“丽靡”，范仲淹《尹师鲁集序》、苏颂《小畜外集序》、苏轼《六一居士集叙》等，都微寓此意。北宋末沈晦撰《柳文后序》直言“国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见《四部要籍序跋大全·集部·乙辑》）；叶涛《重修实录本传》说“国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专以声病对偶为工”（《欧阳永叔集·附录》）；《宋史·欧阳修传》至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是皆将宋初之文与五代并视而论，只看表象、形式，却没有觉察个中变化。仅就五代入宋的作家而言，由于时代与人文环境的巨变，他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五代乱世藩镇割据小国进入天下一统、文治日兴的赵宋大邦，由彷徨迷惘、应日度时到振奋进取、励志济世，散文创作当然不能不发生质变。故五代派作品与赵宋控驭天下的军威国势相统一，涵纳着一种雄伟的气魄。南宋周必大说“建隆雍熙之间(960-987)其文伟”（《宋文鉴序》），正是独具慧眼，既肯定了五代派的创作，又看到了宋文开始呈现的新面貌。而五代派采用骈体为文，并赋予新时代的气息，正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发展的惯性与弹性。至于五代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如部分末流作家过分追求词藻的华美而忽视内容的表达，这是五代派本身也反对的，理应受到批评。总之，五代派对于宋文的起步和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他们的散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活跃了宋初文坛，而对后进学子的提携培养，更是功不可没。
复古派：宗经尊韩与垂教尚散
在五代派势盛而骈体流行的同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习尚淳古的散文作家。他们接受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影响，以宗经尊韩相号召，积极倡言复古，并逐渐形成一派——复古派而与五代派并峙。孙复《上孔给事书》论宋初散文说柳开、王禹偁、孙何、种放、张景等“继往”；范仲淹序《尹师鲁河南集》称晚唐五代古文薄弱，至宋“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都是讲的复古派。复古派分别以柳开、王禹偁为核心，形成了两大作家群体，高锡、梁周翰、范杲、赵湘、张景、孙何、丁谓、罗处约、柴成务等，都是该派的重要作家。
复古派尊崇韩愈而以散体古文为尚，创作理论有别于五代派，与唐代古文家也不尽相同。首先，复古派从社会学的角度倡言文风复古，旨在以文兴儒传道，垂教于民，借以提高全民族全社会的道德文明素质，达到社会的安定与发展。这是迭经五代战乱之后人们的普遍要求和美好愿望。如所周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华夏文明发展的最大贡献之一是设计构筑了一个以礼为核心，以三纲五常为表象的稳定有序的社会模式。宋初古文家对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故柳开指出“儒之教，防乱也”（《河东先生集》卷一《默书》），王禹偁则认为“主管风骚胜要津”（《小畜集》卷九《前赋春居杂兴……》）。由此，他们提出为文须“宗经树教”（同上卷一九《送丁谓序》）、“有意于圣人之道”（柳开《再与韩洎书》）、“务将教化于民”、“教民以道德仁义”（柳开《应责》）、“咸然使至于善”（柳开《上王学士第四书》）。
其次，复古派为文主张社会意识与自我意识并重，提出文章“传道而明心”（《小畜集》卷一八《答张扶书》）。“传道”强调了散文创作内容的社会化，要求从儒家的角度反映现实，表现社会；“明心”又强调了散文创作内容的个性化，倡导写心，表现自我；二者构成了散文创作内容的并向统一性。而“明心”则体现了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儒家强调内省和自我修养，追求人格的完美②，并符合社会规范，故“明心”、“传道”又是统一的。
复次，复古派强调文道并重，并倡导平易自然、朴实流畅的文风。柳开《应责》将“吾之文”、“吾之道”对举并论；王禹偁《再答张扶书》提出“有言”、“有文”说；都是强调内容与艺术并重。由此，复古派批评“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声律为能”（柳开《上王学士第三书》）、“秉笔多艳冶”（王禹偁《五哀诗》）的文风；反对“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柳开《应责》）；要求“句易道，义易晓”（王禹偁《再答张扶书》）。这些思想立足垂教致化而从接受者的角度发论，对于扩大作品的读者群，充分有效地发挥文章的社会功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到唐代古文运动经验的弘扬和新乐府运动对宋文的影响。
复古派的创作与其理论相表里，其以散体古文作为创作的主要体式，作品内容又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性、现实性和强烈的抒情性，而总体风格则弘扬并发展了韩愈散文平易的一面，以自然流畅、浅近通俗为主，不同作家的风格略有区别。首倡文风复古的柳开(947-1000)十六七岁习学韩愈散文，二十六岁前即写出了一批为世注目的古文作品，中年以后“取六经以为式”（《河东先生集》卷二《东郊野失传》），终生以复古自任。他在《应责》篇中还明确界定了“古文”的特质、内涵与要求，并特别强调了文章的寓理与立意，指出“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河东先生集》卷一）。柳开“以当世大儒从事古学”（陈亮《变文法》），自称其文“能与孔子之言合二而一”（本集卷二《补亡先生传》），而其作品向来被说成“奇僻”（《四库全书总目·小畜集提要》）、“艰涩”（同上《河东先生集提要》），近人章士钊甚至说“使人读之上口不得”（《柳文指要》下册卷八），其实不然。今传《河东先生集》中散文，内容质实而文风流畅。《代王昭君谢汉帝疏》借古言今，批评当轴者对“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束手无策，屈辱求和，献媚于外；《来贤亭记》写“欲举天下之人与吾同道者，悉相识而相知”的理想与“化今警古”的用意；《上大名府王祐学士书》论人生“有幸与不幸”，“君子笃道而育道，怀仁而合义”；《东郊野夫传》叙述自己的资质、性格、行事与修养；《上言时政表》议论国事政体；或切言时事，或述其理想，或论修身治国，无不深厚质实，自然流畅。其《补亡先生传》自叙为文情景：“凡作之书，每执笔出其文，当稿若书他人之辞，其敏速有如此，无续功而成者；苟一举笔不终其篇，虽十已就其八九，亦弃去不复作矣”（《河东先生集》卷二）。柳开作文敏速，习惯于一气呵成，“性不喜二三为之”（《补亡先生传》），是文风流畅的重要原因和辅证（当然，这也可能同时带来粗率或拖沓）。那么，“奇僻”、“艰涩”从何说起呢？笔者疑出两源。一是误解张景《默书序》“其言渊深”。《默书》为柳开晚年作品，思想精深，语皆渊源有自，如“解人患在深，解己患在浅”、“兵败如鼠，兵胜如虎”等，近于口语格言，精警深刻，而后人或将“渊深”误解为“艰涩”评其文，谬以千里。二是将复古派末流作家的文风转嫁柳氏。据《宋史》，与柳开更相引重的范杲“为文深僻难晓，后生多慕效之”（卷二四九），知当时确有此劣风，故柳开以“非在辞涩言苦”矫之。后人或疏于细察，转嫁柳氏，讹传不息。
柳开“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周、孔”（张景《河东先生集序》），赢得了有识之士的赞誉和推重，“髦俊率从”，名士争交，由此聚集了一批同道者，共同致力于复古。高锡、梁周翰、范杲皆习尚淳古而与柳开“齐名友善”（《宋史》卷四三九）；柳开门生张景得座师真传，所作《河东先生集序》、《河南县尉厅壁记》等，风格酷似其师。
比柳开小七岁的王禹偁(954-1001)“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苏轼《王元之画像赞序》），曾“四入掖垣”（《小畜集》卷一《三黜赋》），“三知制诰，一入翰林”（同上卷一八《答郑褒书》），诗文兼胜，“主盟一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二），成就与影响均在柳开之上。王氏为文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本集卷一八《答张扶书》），反对“模其语而谓之古”（同上）。其散文大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深刻的社会性，体现出鲜明的弘扬儒道和垂教致化倾向，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其《待漏院记》描摹贤、奸、庸三类宰相上朝前心态思绪，褒贬规讽，乾隆帝弘历推称“理正言明，脍炙人口，无可雌黄”③。《唐河店妪传》写边境老妇机智杀虏，进而议论边政，建言御戍方策，文字简明生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写谪居心绪与情趣，意境清幽深邃，语言流走如珠，情韵优美，王安石以为胜于《醉翁亭记》（见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六《书王元之竹楼记后》）。《录海人书》迷海上奇遇，文字尤凝炼精警，古雅明洁。至其《五代史阙文》叙庄宗告庙，为欧阳修《伶官传》所用，“遂成绝调”（王士祯《香祖笔记》卷四）。王禹偁也精于骈体。他的应制文字宏丽典赡，尤喜以赋传道明心，除《三黜赋》外，《仲尼为素王赋》、《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圣人无名赋》等无不以弘扬儒道为旨归，而精深可传。苏颂曾从唐宋文风衍变史的角度说“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于六经，枝派于百氏，斥浮伪，去陈言，作而述之，一变于道，后之秉笔之士学圣人之言，由藩墙而践窔奥，繄公为之司南也”（《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小畜外集序》），高度评价了王氏于宋文发展中的作用、贡献和影响。
王禹偁的门生孙何、丁谓；同年罗处约、乡谊柴成务、师长毕士安等，也都是主张文风复古的作家。孙氏为文必本经义，遗文22篇皆质实雅畅。其《文箴》历述文章衍变，高度评价韩、柳，且充分肯定宋初“力树古风”的发展趋势；《尊儒》指出“儒者即人伦之大宗而世教之总名”，都颇有见地。丁氏文风简古，如《书异》描述自然灾害：“五月乙卯，震，雨雹，大风拔木，屋瓦皆飘”，可窥一斑。
宋初两派尽管在语言形态、美学观念、创作习尚、宗法渊源诸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同时也有很多共同点，如兴儒传道、宗经树教、联系现实、文道并重、文风自然等等，因此两派基本上呈现着并行发展相济互补的态势。五代派作骈文但不排斥古文；复古派批评的也只是轻浮的文风，实际上依然赞同有内容的骈文。这种风气，对后来散文的健康发展乃至宋文独立风格的形成，有着积极影响。
二、时文古文的对垒相埒
宋初两派的核心作家徐铉、柳开、王禹偁诸大老相继谢世，标志着该阶段的结束。与此同时，宋文的发展也迈入新的时期。南宋周必大曾言：“一代文章必有宗，惟名世者得其传。……若稽本朝，太祖以神武基王业，文治兴斯文，一传为太宗，翰林王公元之出焉；再传为真宗，杨文公大年出焉”④。是以王禹偁、杨亿为北宋文坛前后相继的两大宗主而分属两个阶段。王氏卒于真宗咸平四年(1001)，此后三十年至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及第，是为宋文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于宋室初建时已有不同，赵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处于旺盛期，统治稳固，社会安定，“民风豫而泰”（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而真宗继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之后，也“道遵先志，肇振斯文”（《册府元龟·序》），倾力于文德致治。他不仅自己刻苦勤奋，博览群书，而且还推出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活动。诸如咸平四年(1001)命模印颁行刚刚校定完毕的七经旧疏；景德二年(1005)诏修《历代君臣事迹》（三年后成书一千卷，更名《册府元龟》）；景德四年(1007)令重加编录校定《文苑英华》；大中祥符元年(1008)追封孔子为“元圣文宣王”，且封禅泰山，朝圣曲阜，《宋史》讥称“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真宗本纪》）；祥符二年(1009)还下诏“风励学者”，“戒其流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散文沿着宋初的路子继续延展深化，骈体时文和散体古文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于是遂有西昆派的崛起与古文派的抗衡。
西昆派：崇尚骈丽与盛世风采
西昆派是宋真宗祥符(1008-1016)天禧(1017-1021)前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刘颁《中山诗话》曾论及该派的形成、代表作家、创作旨趣和师承渊源。因为此派得名于杨亿所编诗歌《西昆酬唱集》，加上欧阳修、蔡宽夫、葛立方、严羽、方回等均以西昆派、西昆体专论诗歌，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只注意其诗而鲜言其散文，西昆派也遂之成为论诗的专称。其实西昆派作家都能诗善文，他们的散文更能体现该派的特点，而且影响甚大，只是对西昆散文缺乏客观认真的研究，而在散文史上遂不如在诗歌史上的名声显著。
西昆派宗法李商隐，以骈体为文，崇尚富丽，讲究辞采、声韵，虽然也强调文章的内容与功用，但更追求文学语言的色彩美和声韵美。杨亿提出文章要“文采焕发，五色以相宣；理道贯通，有条而不紊”（《武夷新集》卷一八《答并州王太保书》），既特别强调辞采，又要求辞采与内容的整体统一和协调。西昆派散文的风格，“鸿丽”“自然”（《武夷新集序》），典重博雅。杨亿、刘筠、钱惟演、晏殊、李维、路振、刁衎、陈越等，都是西昆派的重要作家。
杨亿(974-1020)为西昆领袖，十一岁以神童应试，“词体优赡，灿然可观”（《太宗皇帝实录》卷三），授官制词称其“精爽神助，文字生知”。后在朝廷执掌文柄，“以斯文为己任，繇是东封西祀之义，修史修书之局，皆归大手，为皇家之圣典。当时台阁英游，盖多出于师门”（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杨亿学殖深厚，自称“励精为学，抗心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润，思觌作者之灵奥”（《武夷新集序》），而为文挥洒自如，珠璧炫耀，奇彩彪炳。今传《武夷新集》二十卷中四分之三是散文，又全取骈体，大都气势雄伟，博雅典赡，瑰丽自然，绝“无唐末五代衰飒之气”（《四库总目·武夷新集提要》）。《天喜观礼赋》、《议灵州事宜状》等都是气势恢宏的长篇巨制。就是短札便启，也都气势充沛，典赡富丽。如《答集贤丁孙二寺丞启》“伏以学士
电奇恣，天球遗韵。翔而后集，同威凤之得时；声志成文，类洪钟之待扣”；《答东京转运使馆姚起居启》“起居学士气冲斗极，名震京师，学通忘箧之书，理胜论都之赋”；无不语势如注，宏伟典赡。其《与章廷评书》写居处情景：“郡斋岑寂，宛在深山。狱讼甚稀，赋输易辨。引领西月，群峰倚天。清溪南奔，浅深见底；人家栉次，多在岚烟中，修竹乔木，宛如图画”，可谓巧述妙喻，意境深远阔大，字字趣味横生，而自然平易，格调清新。
杨亿主张“文章随时”（《杨文公谈苑》），故“在两禁，变文章之体”（田况《儒林公议》），实践中或有过火不妥处。如骈体为文，宋初五代派尚限于章奏表启类应用文字，碑文墓志仍用散语，而杨亿撰碑文也取骈体，像《文简毕公墓志铭》、《钱公墓志铭》等，虽运意措辞贴切自然，终乏庄重肃穆。杨亿唯一的一篇古文《殇子述》是为两岁夭亡的独子而写，情深意切，生动感人，语言朴实质直，简炼形象，无愧大家手笔。杨亿文风曾受到古文家责难，后世部分学人也将其作为形式唯美的典型批评，实在是一误会。杨氏虽有“雕章丽句”之说而旨在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今读其集，亦无轻巧浮靡，反多豪迈瑰奇。王士祯指出“石介作《怪说》三篇刺之，张皇其词亦过矣”（《跋武夷新集》），已有洞察。王安石说杨亿“以文辞染当世，学者迷其端源，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颠错丛厖，无文章黼黻之序”（《临川文集》卷八四《张刑部诗序》），则过在“学者”。《宋史》云“宋一海内，文治日起，杨亿首以辞章擅天下，为时所宗，盖其清忠鲠亮之气，未卒大施，悉发于言，宜乎雄伟而浩博也。……至于文体今古，时习使然，遑暇议是哉！”（卷三○五）论者用历史的眼光，结合时代环境特征、个人素质境遇和风俗习尚评论杨亿文风，足可征信。
与杨亿齐名的西昆派中坚钱惟演(962-1034)、刘筠(971-1031)“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杨亿《西昆酬唱集序》）。钱氏博学能文，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家中藏书极富。其散文清丽自然。如《春雪赋》描述春天悖时降雪情景云：“冰霰杂下，温寒相搏。才褒褒而纷揉，更霏霏而交错。因方就圆，填溪满壑。迷匹练于素鹇，混高云于皓鹤”，骈丽清雅，意境瑰奇。《梦草集序》叙家族人物“怀黄垂紫，盈于朝阙；缡华掞藻，充于家庭”，色泽艳丽，骈对雅赡。刘筠文善对偶，“词标典丽”（杨亿《与秘阁刘校理启》），初为杨亿识拔，后遂齐名。名篇《大酺赋》“述海内丰盛，兆庶欢康”，气势宏伟，富丽雄赡。与杨亿不同，刘氏奏章兼用散语，凝炼自然，如《礼生引太祝升殿彻豆事奏》简洁明达而又口语化。
曾被认为“与西昆无涉”（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的晏殊(991-1055)实际上也是西昆派的重要作家。刘颁《中山诗话》、吴渊《鹤山先生文集序》都把他与杨亿并称；叶梦得《避暑录话》、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均记述了晏、杨许多相同相近的经历。晏殊以词名，学养才力实在于文，故欧阳修说他“以文章为天下所宗”（《居士集》卷二二《晏公神道碑铭》）。晏殊十三岁时即与杨亿成忘年交，受其影响颇深，与刘筠也交谊甚厚。今传世文53篇，多是骈体。《中园赋》、《雪赋》气势恢宏，藻丽典雅。《傀儡赋》云：“外眩刻雕，内牵缠索。朱紫坌并，银黄煜粉。生杀自口，荣枯在握。”不仅描述精妙形象，且暗寓机趣，意味深长。《举范仲淹状》谓范氏“为学精勤，属文典雅”，《谢
飞白表》推称“文皇凤字，近愧于流芳；炎帝穗书，远惭于逸品”，或述评凝炼，或渲染典赡，均属对精工。晏殊中年始读韩柳集，酷爱之，文风大变，其《与富监丞书》言之甚详。《答中丞兄家书》、《答赞善兄家书》全用古体散语，平易自然，细腻亲切，简洁质朴，置之古文名家集中也不失为上乘之作。
西昆派的崛起并非偶然。欧阳修为晏殊撰《神道碑铭》称：“臣伏读国史，见真宗皇帝时，天下无事，天子方推让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讲礼乐，以文颂声，而儒学文章、隽贤伟异之人出”，指出了西昆兴起的时代土壤和环境气氛；而西昆作家自身的学养素质和宗趣习尚，又自然适应了这一时代，故崛起于文苑，蔚成大宗。田况《儒林公议》称西昆“赋颂章奏虽颇伤于雕摘，然五代以来芜之气，由兹尽矣”，评价近于事实。
古文派：力涤排偶与独高古文
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称国家祥符(1008-1017)中，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唯穆修与石曼卿“自任古道，作古文，必经实不放于世”（《苏学士文集》卷一三）；朱熹《名臣言行录》说天圣(1023-1031)初，穆修与尹洙“矫时所尚，以古文为主”；《宋史·文苑传》也有关于穆修于西昆盛时“独以古文称，苏舜钦兄弟多从之游”的记载；可知在西昆派崛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以穆修为核心，石曼卿、尹洙、苏舜钦兄弟等一批作家为羽翼的古文派。
古文派沿着宋初柳开、王禹偁等开创的文风复古的路子，继续倡导宗经尊韩、贵实向道、反骈尚散，强调文章经世致用、联系现实、传道明心，要求文风自然朴实，其文学思想和创作主张与宋初复古派大同而小异。穆修仍以韩柳古文为旗帜，号召同道，批判时文，指出韩柳古文“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辞严义伟，制述如经”（《穆参军集》卷二《唐柳先生集后序》），而“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
滥辙，相迹而奔”（同上《答乔适书》）。苏舜钦提出为文应“原于古，至于用”（《石曼卿诗集序》），“泽于物”（《上三司付使段公书》），“追还古风”（《投匦疏》），反映现实，发挥“警时鼓众”、初偏“救失”（《上孙冲谏议书》）的作用。古文派作家还开始了对时文、古文实质性区别的认识，指出学古文是“为道”、为“仁义”，而学时文是“为名”、为“爵禄”（穆修《答乔适书》）。尹洙则从“功名”与“文章”的辩证关系，提出“行事泽当时以利后世”、“立言矫当时以法后世”、“务求古之道”（《志古堂记》）。苏舜钦《上孙冲谏议书》还详细论述了道、德、文、词、辩五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文章应“业问追古，放言遗怀，剖昏出明”。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古文派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系统以增强对抗四六骈体散文的能力。同时，穆修与门生李之才还克服重重困难，花了近30年时间校订、整理并募金刻印韩柳文集，广其流传，这不能不说是倡导古文的一大力举，故朱熹称“韩柳之文因伯长而后行”（《名臣言行录》）。
古文派创作以反映现实、内容质实见长。穆修(979-1032)是该派的核心代表，入仕前曾习时文，及第后致力复古，不怕众排诟罪毁，不怕背时远名，不怕阔于富贵，沿溯韩柳，“以古文相高而不为骈丽之语”（陈亮《变文法》），“大凡有作，莫不要诸圣贤而立言，合诸仁义以为质”（祖无择《穆参军集序》）。晚年所撰《唐柳先生集后序》评价韩柳古文并讲述自己研读整理的经过，朴实简洁，自然流畅。《法相院中记》、《静胜亭记》寓理于事，不假雕饰，平实明白；《上刘侍郎书》、《上监判郎中书》皆以口语谈身世，无涩语奇字；均可见出穆氏文风。穆氏也有气势沛然、笔力雄劲之篇，如《亳州魏武帝帐庙记》。李慈铭称穆修“生昆体极盛之世，独矫割裂排比之习，以文从字顺为文而说理明确”（《越缦堂日记》第六册《孟学斋日记》乙集），颇为中肯。
与穆修齐名的尹洙(1001-1047)今传世散文187篇，数量远过穆修，内容大都关照社会、建言朝政，尤多议论疆防边事、军旅守备，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兵制》建言御戍方策、《叙燕》与《息戍》指斥时弊并警劝朝廷提高军备意识，皆议论精密，“时人服其有经世之才”（韩琦《尹师鲁墓表》）。尹洙散文“简而有法”（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语言古峭劲洁，辞约而理精。他为以力死战而捐躯沙场的将士们所写的《悯忠》、《辨诬》，摆事实，讲道理，质直有力，义正辞严，剀切明达，而又章法谨严，凝炼简洁，古朴劲健，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南宋尤袤说“古文之盛倡自师鲁”（《河南先生集》附录）实非虚语。
古文派另一位重要作家苏舜钦(1008-1048)与穆修交谊笃厚。欧阳修为序文集，对其写作古文、始终自守推评甚高。今传世散文78篇，“议论侃侃，慷慨切直，皆有关于社稷生民”（徐淳复《苏子美文集序》），“瑰奇豪迈，自成一家”（施元之《序》）。《乞纳谏书》、《火疏》、《论西事状》均直言警劝皇帝与当轴者，无所顾忌。其晚年所作《沧浪亭记》代表着他古文创作的最高水平。文章将优美的景色与悲愤的心情融为一体，形成了深沉悲壮、雄奇瑰丽的意境，表达了对朝政的不满和对现实的抗争，写景近于柳宗元山水游记笔法，议论又有韩愈意味，字句凝炼简洁，风格劲峭拗折。《浩然堂记》、《处州照水堂记》、《苏州洞庭山水月禅院记》诸篇，也都气势恢宏，意境雄奇，寓理深刻，文笔隽永。前人称苏舜钦文章雄健负奇气，“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宗荦《苏子美文集序》），庶近事实。
总之，古文派在舆论声势与创作实绩方面，已形成了抗衡西昆的局面，为古文的进一步发展兴盛并超越时文，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文风新变与“有愧于古”
由上述可知，北宋前期是骈体散文与古体散文同步发展且文风新变的时期，骈、散呈现着双轨并辙平行发展而骈体略占优势的状态，散文发展以不同流派的形式反映出嬗变的轨迹与出现的矛盾，《宋史》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文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⑤（卷四三九《文苑一》），正是从骈、散两条线索勾勒描述了北宋前期散文的发展态势。应当指出的是，历代以来对于宋文称颂古文者多，推誉骈体者少，人们似乎形成一种偏见，往往将骈文作为古文的对立面予以指责。其实，从文学角度看，骈、散是古代散文一个枝头上的两朵鲜花，未可抑此扬彼。就体式而言，二者各有特点。骈文讲求用典、对仗、音韵、声律而雅化程度较高，读者群自然受到限制，从而缩小了垂教致化的有效范围，故五代派、西昆派力主自然流畅以补不足，而复古派、古文派则以“乘骥渡海”相讥刺。我们不必囿于前人成见，陷入传道框架模式内，而应予客观审视。
北宋前期又是宋文丕变的发轫期、酝酿期，各派作家共同探索着宋文发展的新路子，且在不少方面达成了共识，如宗经树教、济世致用、寓理尚实、自然平易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各派作家都表现出较强的历史意识和群体意识，重要代表作家几乎无一不是以斯文自任，从而使北宋前期散文的发展充满了开创新局面的活力和积极因素。前人指出，“唐末五代文体卑弱，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宋史·尹洙传》），王禹偁“全变五季雕绘之习”（《四库总目·小畜集提要》），西昆派的创作使“五人以来芜之气由兹尽矣”（田况《儒林公议》）……这些评述清晰地讲明了北宋前期散文在文体、文风和气象诸方面，不断显示出来的革新变化。南宋周必大称“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宋文鉴·序》），则揭示了宋前期散文内在的变化线索和流派不同而风神相同的实质，充分肯定了该期散文的新风貌、新成就。
北宋前期散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从整个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角度看，又实在难以抗衡前贤，依然沿袭多于创新，故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六一居士集叙》）。这种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就文章体式言，五代派、西昆派崇尚骈偶，而复古派、古文派又“独为古文”（苏舜钦《哀穆先生文》），气象虽不同于前代，终觉囿于一体，如长江、黄河各为一系，并流而东，源头不一而又不能相互涵纳融汇，且“华者近于俳优，质者几于俚”（夏竦《厚文德奏》），欠缺文体改造意识，故各派均处于“因陋守旧”的状态。
其二，北宋前期散文的艺术境界偏低而艺术活力偏弱。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力首先决定于自身的艺术境界和艺术活力。这种境界和活力是由作品的内容、形式、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的一种协调有致的完美合力，且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参与、欣赏乃至创造。北宋前期散文反映现实，议政论道，记叙抒情，题材丰富，但各派均过于强调和注重文章的实用性、功利性和现实性，又偏重体式，忽视了艺术的锤炼与升华，多数文章有其现实意义而缺乏持久的艺术生命力，作者与读者都被囚禁在“传道”的框架里。这种定向式的思维方式，使艺术的发挥受到限制，造成艺术境界偏低而艺术活力、张力变小变弱，使读者只能被动接受却不能积极参与，降低了作品的吸引力。这只要同后来欧、苏散文那种将宇宙、社会、自然、人生与自我融合为一，综合表现和精心锤炼的情形相比较，其视野封闭而局面偏窄的状态就更明显了，故苏轼认为“论卑气弱”。
其三，北宋前期散文没有出现一批脍炙人口、广为后世传颂的艺术精品，尤其没有出现类似韩愈那样起衰济溺、领袖群彦、雄踞一代的散文大家，各派的代表作家都不具备开创并树立一代风气的大家素质和雄伟气魄。如徐铉虽有“宗伯”之誉，而无振兴散文之雄心；杨亿才力雄赡，创为昆体，风靡天下，并能识拔俊彦，领袖一派，而终囿于一式；且二人为文一是“率意而成”（李昉《徐铉墓志铭》），一是“挥翰如飞”（欧阳修《归田录》），均不喜反复锤炼。柳开虽首倡古文，“而其力不足转移风气”（《四库总目·穆参军集是要》），加之狂而任气，“大言凌物”（沈括《梦溪笔谈》卷九），“喜功名，急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故“学者率不从”（韩琦《欧公墓志铭》）；穆修立志复古，而学养欠深，又“专以古文相高”。二人地位偏低，影响力和号召力都十分有限，故《宋史》说“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王禹偁是宋前期唯一骈、散兼善的散文家，文学主张与创作实绩均有相当影响，且能“力振斯文”，“主盟一时”，甚至为后来的欧阳修和苏轼所倾慕（参看欧阳修《书王元之画像侧》、苏轼《王元之画像赞》），惜其为文“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又“无师友论议”（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政治影响力也偏弱，终于难副大任。名派诸大老尚且如此，遑论他哉！
另外，北宋前期文风大变而超越前人的条件尚不成熟。其后，欧阳修出，苏轼、王安石、曾巩又起而和之，宋文遂脱颖而独立，“乃复无愧于古”（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
注释：
①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具有历史性、衍化性、多层性、相对性等特点，其取舍标准学界尚无共识。仅就语言组织的表现形态，即有骈体、散体之分。本文取其广义，骈文、古文皆在论列。
②参见拙作《华夏民族理想人格的基石》，《孔子研究》1992年4期。
③四库本《小畜集》前附《御制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
④《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一三《初寮先生前后集序》。
⑤近人或以为杨亿生于柳开之后，故《宋史》此处有误，其实这里并非以年代为序，而是以文体分列，况《宋史》杨亿传写得精彩生动，柳传亦颇详明，不致疏忽其生年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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