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是双向交易:东亚出口经济中进口渗透的上升_国家经济论文

贸易是双向交换:东亚的出口经济中上升的进口渗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双向论文,贸易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华译

(原载英国《世界经济》1993年第6期)

1.引言

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在出口上的显著成功,已给国际商业环境添加了新的压力,在经济低速增长的年代如80年代初和90年代尤为如此。据称,这些国家(地区)和日本共同加剧了很多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失业和非工业化趋势。最初东亚出口大量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和鞋类。这类出口由于多种纤维协议而大受限制,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所规定的自由贸易规则的严重背离。但是,东亚地区迅速工业化和不断变化的比较利益,引发了来自这些国家(地区)工业品出口日益扩大的挑战。正如日本制造业的成功在一些工业国家激起一场强烈的保护主义浪潮一样,正面临市场进入难题的东亚出口国将招致同样的命运。据某一极为偏颇的文章,东亚在出口上的成功经历不可能得到推广,因为工业国家将无法吸纳几个东亚国家带来的进口增长态势。

本文旨在阐明,源于东亚出口的成功记录而形成的出口悲观主义或工业错位的观点是有缺陷的。这一观点忽视了一个简单但却最基本的前提,即贸易是一种双向交换。仅仅只看到东亚国家的出口成功,却忽略了该地区进口增长非常迅速这一同等重要的事实。由于东亚国家(地区)已愈加开放和面向国际市场,这些国家的进口也已大幅度增长,同时为其出口增长打下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OECD国家已从这种出口增长中受益。因而,阻止东亚出口的任何措施总合起来看都会损害双方的利益。

我们借助于东亚国家(地区)1970-89年间生产和贸易的大量数据来阐明这些命题。我们还显示,与工业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地区)的进口渗透率①通常更高,而且上升更快。我们还展示了东亚地区各国在国际面向程度、工业化阶段及政策体制上的多样性。

2.快速的出口增长

毫无疑问,东亚的出口增长迅速。九个国家地区(包括中国、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制成品出口以不变价计算年增长率至少达10%(见表1)。(主要的例外是在外向型经济改革初期的中国,以及80年代经济受政治动荡影响的菲律宾。印尼在80年代之前制成品出口额很少,故此期间增长率说明不了什么。)这些增长率与工业国家同期相比,一般至少是工业国家的一倍,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两倍。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了两种显著而立即的效果。一是东亚的工业部门在这段时期都越来越面向国际市场。从1970年至1979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产出中出口的份额,其增长为1/3,而且所有的增长都发生在70年代。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除传统的开放经济如香港和马来西亚外,所有东亚国家或地区,出口增长要更快些,尤其是后起之秀如中国、印尼和泰国。所有的东亚国家(除中国和印尼),其工业产出用于出口的比例较工业国家更大。上述九国中有五国(或地区)的这一比例达到了至少比工业国家高一倍。如果把与经济集团(尤其是EC和NAFTA)的贸易特例不考虑进去,东亚和OECD国家的差异当然就更加明显。

东亚出口增长的第二个效果是使该地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上升。在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这些国家在世界出口的份额上升了约280%。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总计只有微弱增加,而南亚、拉美、非洲地区在世界出口的份额更呈下降趋势。东亚国家这一期间制成品出口在世界的份额增加更为显著,上升了450%,远远高出世界其它地区。

3.进口渗透率高且呈上升趋势

在讨论东亚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特征时较少提及的一点是,其进口渗透率很高,而且还在上升。经济自由化和不断增强的外向型趋势形成了比工业化国家高得多的进口渗透率(见图1)。城市型国家及更小的东盟国家的这一比率是工业国家的几倍。即使对中国和印尼两个大国,该比率也是高出一定的百分比,虽然对中国的比较是在排除掉欧共体内部贸易后作出的。同样地,这些数据显示了东亚各国的差异性;两个城市型国家与两大国的数字相比较,以及南韩和台湾地区的数字相比较。

工业化国家和东亚之间第二个重要区别是这些比率的变动趋势不同。工业国家进口渗透率的上升多发生在70年代,到了80年代呈现滞趋向。与之相对比,大多数东亚国家(地区)的进口渗透率在此20年间呈现稳定增长,某些国家在80年代才出现加速趋势,最明显的当属中国。而进口渗透率出现下降则多发生在70年代(韩国),或由于起点高而下降(马来西亚)。印尼是一个主要例外情况,其炼油能力的增大(至80年代中期则占制造业增加价值的30%)加速了75-85年十年间进口渗透率的下降。

4.国家地区和行业之间进口渗透的型式

进口渗透率随行业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按主要因素密度划分集群如表2所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轻工业,该比率在工业国家中呈稳定上升,但仍低于大多数东亚国家(地区)。在该类别下,主要行业组别ISIC32即纺织、服装及鞋类(TCF)的发展情况,从严格的贸易控制角度来看尤其值得研究。尽管施加了贸易限制,工业国家在此期间内的进口渗透率迅速上升。到该期末,该行业组别的进口渗透率已跃居各主要行业的首位,虽然小杂品类(ISIC39)的数字更高些(31.3%)。与之形成对比,除城市型国家外,东亚国家(地区)该比率70年代均呈下降。但到了80年代,所有国家(除印尼外,印尼是八国之中最后一个实行自由化和大力促进出口的国家)的情况正好倒转过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上比较利益的丧失,进口流行服装的需要,以及普遍实行贸易自由化,都说明了在这些国家对出口严格管理的行业中为什么进口渗透率提高。实际上八个东亚国家中有四个国家的进口渗透率比工业国家要高,东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

在两个重工业组别中,东亚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在这两个类别下以及每个明期中,东亚国家的比率一般要高,且常高出许多。在工业国家中,技术高的机械类行业的比率上升很明显,这表明了在汽车及电子行业的国际一体化趋势。几个东亚国家在这些行业实施了成本高昂的进口替代计划,尤以印尼、韩国和马来西亚为最。但这种超度保护做法的作用相对有限,而且对下游产业及面向出口的行业造成的有害影响很快表现出来。“四小龙”中较大的韩国和台湾最成功地使重工业与整体经济发展相适应,因而其进口渗透率最低。其它东亚国家的这一比率要高些且常常上升。

5.进口来源

由于东亚地区的活力和地区联系加强,几乎不可能期望工业国家能继续维持他们原先的市场份额。但他们的市场份额维持得相当不错,这进一步表明了这些国家与东亚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国家的贸易仍最大量地集中于他们自身之间,其进口份额在过去20年间仅有微弱下降,即从86%降到80%(表三)。日本是欧共体、美国、日本中得以扩大其进口份额的唯一国家。欧共体在工业国家中的进口份额一直过半,当然很大一部分属欧共体内部贸易。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四小龙,是工业化国家进口增长加速的来源。四小龙的份额增长了两倍,且在此期间内呈持续地增长;而东盟四国的份额增长了67%,但全部发生在70年代。

东亚的进口型式主要表现两种趋向:一是区域间贸易重要性增加,二是与其它主要工业国家相比日本的作用要大得多(虽然也在下降)。但不复有相似之处。两个城市型国家从工业国家进口的份额一直最低,这说明它们与毗邻大国的贸易关系之密切。这种倾向以香港表现最为明显。香港是八个东亚国家(或地区)中从亚洲发展中国家(当然主要是中国)进口超过50%(1988年)的唯一地区。新加坡是把东盟四国作为很大进口来源的唯一国家。另外两条“龙”迄今为止从日本的进口一直是最大的进口来源,这说明它们对工业国家的贸易定向更加明显(虽然稳定地在下降)。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份额虽然数额仍很小,但在迅速上升,东盟四国和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是这种进口扩张的主要来源。东盟四国间贸易重新管理向也日趋明显。工业国家的份额已经下降,某些情况下归因于殖民时代结束后贸易联系的明显减弱。工业国家在东盟四国进口中所占份额较在城市型国家(地区)进口中的份额要多,但比在韩国和台湾中的要少,这反映了地区商业联系的传统力量。但是,尽管采取了一系列区域贸易促进措施,东盟四国间贸易仍然很少,这说明新加坡在东盟中所起的关键商业作用。

6.结论

如果仅热衰于谈论东亚出口的巨大增长而抹杀这些国家商业关系的双向性质,则是很不幸的。虽然进口渗透的加强已影响OECD国家的某些行业,但对包括正在崛起的东亚在内的世界经济,尤其是对OECD的消费者以及东亚国家的生产商可带来巨大好处。本论文力求较详细记述东亚成功的出口实例中常被忽视的一面,即对这些国家进口渗透的同样迅速的增长。不论在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型国家,还是在两个东亚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印尼,出口增长和国内政策自由促进了这种增长。简单经济理论告诉我们,OECD国家与一个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环境利害相关。东亚的经验还表明,单从利已角度看就表明了,对这些国家出口设置障碍将是不合算的,而且仅受其害。

表1 制成品出口增长,1970-89(按不变价计算的年增长率,%)

注:广义和狭义定义分别参见ISIC3和SITC5-9。

表2 国家和行业的进口渗透率

注:数据指三年平均移动线。组别分别为:L:轻工业,SIC代码31,32,33,342,355,356,39。HP:重加工业,ISIC代码341,35(不包括355及356),36,37。HE:重工业,ISIC代码38。

表3 进口来源(占总进口额的百分比)

注释:

①[注]进口渗透率(IP)在此定义为[M]/[P+M-X],其中MP和X分别代表进口量、产量和出口量,用百分比来界定。极限的案例(),表示没有进口,或100表示所有产品都出口。不可能取负值,因为出口不可能大于进口与产量之和;同理,若值大于100,表示出口大于生产,这在计入再出口因素时可能发生(唯有新加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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