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危机的十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场起始于美国次贷、发端于华尔街、正在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产生深远影响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它究竟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
中国金融改革虽然进行了20多年，但全面开放的步伐才刚刚迈出，市场化、国际化无疑是中国金融改革未来必须坚持的基本方向。
目前，虽然还难以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未来走向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作出准确的判断，但从其形成原因、过程和已呈现出的特征看，从各国政府救市或救经济的政策看，以下十个问题值得深思：
问题一 全球金融危机：必然还是偶然
关于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与常见的“制度说”、“政策说”和“市场说”之解释不同，我倾向于“周期说”。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周期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过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和校正，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会发源于美国、发端于华尔街。因为在那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已严重失衡，华尔街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把这种失衡推向了极端，金融危机一触即发。雷曼兄弟破产，不过是冲破了金融危机最后一道窗户纸。
问题二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谁主沉浮
金融危机发生后，大家首先想到，金融市场是否存在过度的扩张?那么，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是否背离了实体经济的要求?这需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的关系，谁主沉浮?
“谁主沉浮”一方面包含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必须受制于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快速发展就失去基石，若到了“泡沫化”程度，则势必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现代金融，并非实体经济的附庸。它们之间是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起着主动地推动作用。我们常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道理就在于此。
我们不能因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就否认二者之间的依存、促进关系，以及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推动地位。
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可谓“道在中庸两字间”。
问题三 从单极到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
目前的单极货币体系有其内在缺陷，包括利己性，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缺乏内在的制衡机制。我们的研究认为，它的确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改革现有的单极(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最重要的金融制度变革。
胡锦涛主席在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讲话中提出，要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从未来战略目标看，人民币显然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元。
依照我的理解，未来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可能是三元结构，美元、人民币、欧元三足鼎立的体系；也可能是四边结构，美元、人民币、欧元、日元所形成的四边货币体系。为此，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例如到2010年底)成为完全可兑换、可交易的货币，这是成为国际储备性货币的基本前提。同时，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的规模且结构必须均衡。
当然，我们也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在享有世界“铸币税”权益的同时，也将使本国金融体系更加市场化、国际化，也意味着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加。
问题四 国际金融新秩序如何重建
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是各国政府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时所考虑的核心内容。
除了建立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外，还应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1.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改革和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的行为准则，形成覆盖全球市场统一的财务监管标准，加大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特别关注各类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风险揭示，增强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透明度。
2.推动对现行国际金融组织(如IMF、世界银行等)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国际金融危机救助体系，提高国际金融组织履行职责的能力。
3.促进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变革与调整。新金融中心的出现，是全球金融新秩序重建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发生漂移，以上海为核心的另一个新金融中心正在形成，它将与纽约、伦敦一起构成三足鼎立的全球金融中心新格局(也有人认为，上海将与纽约、伦敦、东京构成一个四边结构的全球金融中心新格局)。
问题五 政府干预：并非国有化的过程
现在有一种理论上的误解，认为各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以包括收购部分金融企业股权的形式干预市场是国有化的过程，以此过分夸大政府的作用。这就如同在危机出现之前，有人过分夸大市场的作用一样。
实际上，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政府不论以何种形式干预，一定是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了系统性危机之后的行为，是一种对市场功能缺失的校正，是一种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恢复投资者信心的行为，危机之后还是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并非经济的国有化过程。只是危机之后的回归更多了一份理性，多了一些监管和约束。
深入研究和剖析这次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和演变过程，系统评估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所带来的全面、深刻影响，对于政府为何必须救市，如何救市，以及在什么环节上救市都具现实意义，对于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就中国目前经济和金融体系(主要是资本市场)出现的问题来讲，面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正确且必要的。不过，需要进行结构性微调的是，这个旨在救经济的政策应充分体现市场原则，同时兼顾金融体系和结构的稳定，因为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有利于刺激内需。
问题六 金融创新与市场监管：如何匹配
有人把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简单地归结于金融创新或金融创新过度，这种认识过于肤浅，也过于武断。
金融创新的基本驱动力来自于实体经济需求和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管理。金融创新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前提是与创新同步的风险监管。风险监管就是要防止那种脱离实体经济需求，不断制造风险、任意放大风险的金融产品的出现。所以，充分揭示风险来源，合理评估风险程度，提高市场透明度，是风险监管的核心要素。
为此，我们必须改进信用评级机制，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风险定价模型。
问题七 创新型金融机构发展的基石
这里说的市场化创新型金融机构，指的是以市场(主要是资本市场)为平台、具有较强创新功能的金融机构，一般不包括以信贷为主要业务的商业银行。因为后者有严格的杠杆约束和非常标准化的风险监测系统，前者则无论在资产扩张还是在风险约束方面都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在市场化创新型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无疑具有最典型的特征。
美林(Merrill Lynch & Co.)、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 Cos.)都曾是现代版金融学教科书经典故事的制造者，推动着金融结构的变革和金融功能的无限延伸。在投行100多年的演变进程中，其外在功能从资本市场金融服务提供商(如证券经纪、IPO、购并、投资咨询)到基于收益与风险对冲服务的资产管理业务，再到直接从事风险交易的投资理财和产品设计、销售服务。对风险利润的疯狂追逐使得他们在创造金融巅峰的同时也在挖掘掩埋自己的坟墓。
事实证明，包括投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建立一个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相制衡的机制，风险约束过度而激励功能不足则会损害金融的效率，从而丧失竞争力；而风险约束不足、激励功能过度，又必将使风险急剧加大，从而可能丧失存续的能力。
所以我认为，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集体迷失，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的迷失。
问题八 金融高杠杆何去何从
有研究认为，从技术和市场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之所以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如此强烈，与金融的高杠杆率有密切关系。
杠杆化是金融与生俱来的特质，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相当长时期里，金融杠杆率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一般在10～12倍，投资银行的杠杆率通常在30倍左右，最高时的杠杆率曾超过40倍(摩根斯坦利)，衍生产品的杠杆率一般在20—30倍(保证金在5％～3％左右)，个别衍生品的杠杆率曾达到过100倍(其保证金为1％)。商业银行10—12倍的杠杆率通常被认为是金融的基准杠杆率，是现代金融杠杠率的起点。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金融的高杠杆率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它创造了金融的活力和流动性，也加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和不稳定性，金融繁荣时它是天使，金融危机时它是魔鬼。
为了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防范更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到来，金融的去杠杆化在全球金融特别在美国，成为危机时期重要的防御性措施。而在中国，不存在美国式的金融高杠杆，因而也不存在去杠杆化的问题。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改革开放和创新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
问题九 资产证券化：制造危机还是分散风险
资产证券化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有两点似乎已经清楚：一是资产证券化不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二是资产证券化改变了风险的表现形式，使风险的存量化变成了流量化。从次贷危机到次债危机，风险的源头没有变，改变的只是风险的载体和形式。
资产证券化不是制造风险，而是分散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证券化背后的资产是什么，以及如何评估基础资产的价值，如何充分揭示证券化资产的风险。
在中国，资产证券化还处在初始阶段，资产证券化率还很低，这客观上制约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宽度和厚度，中国商业银行体系巨额的优质资产使资产证券化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大力加速资产证券化是我们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突破口，对构建一个富有弹性、可以充分有效分散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意义重大。
问题十 货币政策目标：单一目标还是均衡目标
在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时，有人认为格林斯潘式的货币政策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一分析值得商榷。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现代货币政策的倡导者和最重要的实践者。他率先将货币政策关注的目标从CPI的变化转向资产价格的变化，并以此来调节经济增长。这种转向意味着现代货币政策时代的到来，这是格林斯潘对这个时代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格林斯潘也曾天真地认为，贪婪无度的华尔街在法律的威慑和道德的感召下，会变成遵纪守法、内心自律的模范，因而放松了外部的严格监管。现在看来，内心自律的防线在巨大的利益冲突下都会崩溃。
我们一方面应当铭记格林斯潘的失误或教训；另一方面必须深刻体会格林斯潘货币政策目标转向的宏观战略宏图和理论精髓。中国在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基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外部监管仍十分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推动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转型。货币政策十分关注实体经济某些信号的变化如CPI的变化，并无不当，但当这种关注到达置其他而不顾的极端状态时，就可能走向目标的反面。
中国经济的崛起需要一种具有变革精神并顺应现代金融发展趋势的强国金融战略。没有推动金融结构变革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形成强国金融战略。所以，在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关注CPI的变化，还要关注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变革和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资产价格的变化理应纳入其关注的视野之内，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才会具有更殷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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