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当代的中国军旅小说，如果从时间段来划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所谓的“十七年”(1949-1966)，一块就是所谓的“新时期”(1977- )。在十七年中活跃的那批军旅小说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经历过炮火硝烟的洗礼，尔后和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并以自己亲自体验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历程作为主要的创作素材来进行文学创造的。而且通常采用的体裁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是长篇小说。譬如吴强的《红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钢》、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孙犁的《风云初记》等等。（当然，在此之间也产生过一些短篇高手和精品，譬如王愿坚和他的《党费》、《七根火柴》，茹志鹃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等等，但总观起来，其声势还远不足以和长篇相抗衡。）上述长篇小说都程度不同地产生过广泛影响，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了十七年中的经典之作。但是，换一角度看，正因为这些作品成为了十七年的“主流文学”，或者说在某一方面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并不把它从当代文学中划分出来，来作为军旅文学或军旅小说予以特别的研究与观照，也就是说，在十七年的文学研究中，并无“军事文学”与“军旅小说”诸如此类的提法。
“军事文学”或“军旅小说”的提出并逐渐盛行，乃是和新时期逐渐展开并终于自成格局的军旅文学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从表面看来，新时期的军旅文学未能在整个当代文学中取得像十七年那样独占鳌头的显赫地位，但是平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新时期军事文学较之以往确实实现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的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兰，给军事文学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而且，更为重要的也许还在另一方面——在反映军族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表达技巧的多样和创新方面，都挣脱了许多羁绊与桎梏，较之五六十年代有了不可比拟的革命性的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事文学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取代的组成部分，并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新时期的军旅小说上面，在勾勒出它的基本格局的基础上，画出它的演进轨迹，并力图从中抓住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为简明方便起见，我再将新时期截为两个时间段，分为“上篇”（80年代）和“下篇”（90年代）进行论述。
上篇 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应该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即1977年10月），文学借用它来分期实际上并不十分贴切，因为文学的启动发展和政治的运作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具体说来，所谓“新时期文学”真正的逐渐繁荣是启始于80年代初，70年代末其实还处在一个艰涩的恢复苏醒的过渡阶段，军旅小说尤其如此。虽然在1978、1979年两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有六篇泛军事题材榜上有名（分别是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方之的《内奸》、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但也只有一篇是出身军队作家（王愿坚）之手，而且在创作思想创作手法上都没有带来多少新鲜的气息。真正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文学启动的是徐怀中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它被评论家们称做“中国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像一枝出墙的红杏，报道了新时期军事文学的春天的消息，直接引导了“南线”战争题材小说的勃兴，为80年代小说的基本格局埋下了伏笔。因此之故，我们的讨论就从80年代开始。
所谓“两代作家”并非是单纯年龄意义上的划分，而主要侧重于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和创作手法的区别。一代就是笼而统之地指的活跃在十七年中的那一批作家，他们之中在新时期葆有创作活力并不乏上佳表演的大致有徐怀中、黎汝清、叶楠、石言、彭荆风、魏巍等人，但真正突破或超越了自我，而且对新时期军事文学有突出贡献的，主要是短篇领域中的徐怀中和长篇领域中的黎汝清。
另一代作家指的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80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当时的年龄大多在30岁上下）。他们“人多势众”，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一次又一次地“集团冲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不仅屡屡在全国性的评奖中捧杯，而且确实为新时期的军旅文学赢得了广泛声誉。在这个青年作家军旅集团中，最为活跃和集中的是两类作家。一类是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军门子弟，如朱苏进、刘亚洲、海波、乔良、简嘉，以及大部分青年军旅女作家如丁小琦、刘宏伟、常青、王海鸰、成平、庞天舒等等；一类是出自于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如李存葆、宋学武、莫言、周大新、朱秀海、唐栋、阎连科等等。所以，缩小一点讲，又可以说“两类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所谓“三条战线”，主要是一种题材的划分：一是反映当代战争生活，二是反映当代和平军营生活，三是反映历史战争题材。
1、《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及其“南线”战争小说
1979年发生在我国南部边疆的局部战争，对于战争学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它无形中却成为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策源，一批批作家深入前线体验与采访，寻觅与挖掘，使这里一时间变成了一座军事文学的富矿。率先抱得金娃娃的是徐怀中和李存葆。
徐怀中始终是一位用真诚的心灵执拗地呼唤善的人性，抒写美的人情的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家。《西线轶事》正是通过从清淡自然的生活和平凡普通的人群里提取人情人性美，同时又力避对人物做“纯化”处理，而写出了人物的丰满性与纵深感。小说通过战士刘毛妹命运的多样和性格的变异反思了十年浩劫给予军队的创伤，在自卫还击战背景下大胆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后遗症，不仅使一篇普遍的战争小说有了开阔纵深的社会背景，而且也使刘毛妹成为了一个性格丰满的典型人物，进而表现了80年代青年军人的特有丰采。作品以“轶事”题名，也见出了作家对充满了生活情趣的轶事的爱，而选择女兵群像作了主人公也是出于作家追求人情美人性美的一贯风格。这种风格对于刚从“帮文艺”的窒息下解放出来的广大作者不啻一阵和煦的清风。《西线轶事》在1980年全国短篇评奖中以最高选票居榜首，不仅使军事文学恢复了一度失去的威信与风采，而且还深刻启示了部队作家对主体意识和审美风格的追求。
李存葆发表于1982年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在观照角度、反思意识、揭示部队矛盾方面，显然得益于《西线轶事》的启示。但是李存葆富于阳刚的个性气质和悲剧的审美意识，又使《花环》和《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更加大刀阔斧地斫除极左思潮桎梏的钳缚，放胆揭橥军队的尖锐矛盾，在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人物命运和情节安排中浓墨重彩地推出了梁三喜、靳开来等真实而崇高、痛苦而壮美的军人形象，满怀激情地喊出了“战士万岁”和“人民——上帝”的心声。作品的粗犷、刚猛和大气，强烈的故事悬念和浓郁的悲剧色彩，使其赢得了亿万群众的感动，把南线战争小说的影响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在《轶事》和《花环》的感召和诱惑下，一批批军队小说高手轮番前往南线“淘金”，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才逐渐降温。在此期间，也陆陆续续产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好作品，虽然不及《花环》的轰动效应，但在深化战争与人的主题方面，在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辩证把握方面，在战争小说表现技巧的开拓等等方面，都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朱春雨）、《痴情》（朱秀海）；中篇小说《阮氏丁香》（徐怀中）、《凯旋在子夜》（韩静霆）、《雷场上的相思树》（江奇涛）、《欲飞》（朱苏进）、《在南部排雷》（苗长水）、《黑草》（海波）；短篇小说《山上山下》（宋学武）、《最后的堑壕》（王中才）、《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汉家女》（周大新）、《只不过是一瞬间》（何继青）、《圣土》（张波）、《半面阿波罗》（雷铎）等等等等。构成了80年代末期军族小说的一条重要战线和整个新时期中军旅文学的一个独特景观。
2、朱苏进及其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小说创作
正当众多军旅小说家一拥而上去南线抢占制高点的时候，朱苏进却在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他把眼光投向了后方，投向了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射天狼》和《花环》联袂获奖，不仅奠定了朱苏进的文学地位，而且无意中为军旅小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使军旅小说家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胶着于“前方”与“后方”两条战线交替作战。
《射天狼》堪称是慧眼独具地较早而又成功地揭示出了和平时期军人的牺牲与价值，第一次将一个军人在没有刀光剑影中的奉献与艰辛表现得如此高尚而真切，其真谛在于“把高山一样的功劳铺得又平又远”，而且感人至深。主人公袁瀚典型地概括了一代军人在心灵和现实两个世界中的艰难历程。此后，朱苏进更加执著地倾诉职业军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而不可得和将对战争的热爱与憎恶集于一身的矛盾与痛苦。《引而不发》把这种倾诉推向了极致，甚至以丧失部分真实性作了代价。等到了《凝眸》、《第三只眼》和《绝望中诞生》等，朱苏进对军人的把握已然超越了一般功利观念和道德评价，而已经通过对和平军人生活的具体写真达到了对军人的人性洞察和对民族心态的哲学抽象，突进和逼近了人的本体、人性的内核以及人的根本生存困境等形上思考，最终超越了军人职业，超越了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的一般价值判断，从而不断地走向开阔和永恒。朱苏进是军旅小说家中不可多得的思想者，在关于军人职业命题的思索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比肩，他的每一部新作问世，都标志着一个新的高度。他的冷峻凝重的“铁蒺藜”式的审美风范和劲道规范的军人风骨，以及严谨稳健的创作风格，都对年轻的军旅小说家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仿效者一直不少，但鲜有人能得其真髓和神韵，他始终在他独特的小说领域里（作为职业军人理想的代言人）进行着金鸡独唱式的小说表演。
当然，在整个广阔而漫长的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小说“战线”上，除了朱苏进高亢明亮的声音之外，还有众多高手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层面上的放声歌唱，从而组成一曲关于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交响乐。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有以探索新时期部队政治工作为主旨，并且浸染了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色泽的刘兆林的中篇《索伦河谷的枪声》，短篇《雪国热闹镇》；以反映西部边陲哨卡生活和雪域景观为特色的李斌奎的长篇《呵，昆仑山》，短篇《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短篇《兵车行》；李本深的《沙海蜃楼》；以探索军人与社会以及军人的人性深度见长的海波的长篇《铁床》、短篇《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以表现将军生活和两代军人情怀的刘亚洲的长篇《两代风流》；反映士兵生活的充满“绿色幽默”的简嘉的短篇《女炊事班长》；在军事科技领域中独辟蹊径的朱春雨的中篇《沙海绿荫》；以及充溢着诗情画意的王中才的短篇《三角梅》；还有宋学武的短篇《敬礼，妈妈》，李荃、方南江的短篇《最后一个军礼》等等。比较起来，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毕竟是一个更为稳定，更为恒久，更为广阔的表现领域，军旅小说家们在这条战线上持续不断地收获得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当其它两条战线（当代战争和历史战争）相对萎缩以后，它仍然生机勃勃活力强旺。进入90年代以后，朱苏进又相继推出了反映中高层领导机关及指挥员的全景式长篇《炮群》和《醉太平》，使这一领域展现出了更加开阔深邃的前景；而在农民军人作家方面，则有阎连科、陈怀国等人唱起了农民子弟兵的“农民军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些话将留到下篇中我们再作讨论。
3、莫言的《红高粱》和黎汝涛的《皖南事变》及其它历史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
莫言用来撼动新时期文坛的首先是他发表于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等农村题材的中短篇系列，但从军事文学的立场看，他的主要贡献却是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对传统的抗日题材作出了全新的处理，通过对生命伟力的张扬和民族精神的呼唤，为今天民族性格的重铸提供了一种参照。这种对民族历史母题重新开掘与处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了军事文学的既定范畴。而且，在小说形式的革命方面，《红高粱》也堪称是一个传奇故事与地域文化与外来技巧三结合的成功范例，它将灵活多变的叙事方式、随意开始的结构方式、披头散发的语言方式、奇异超常的感觉方式作了一次极端而又和谐的集中展示，使它在思想内涵和技巧表达方面都对当时的小说界发生了“挡不住的诱惑”，从而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小说界的一个经典文本。
另一方面，以《红高粱》为发端，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诱惑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譬如乔良的反映湘江之战的中篇《灵旗》；苗长水的反映沂蒙山区军民抗敌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等等，并以此和“当代战争战线”，“当代和平时期军人战线”鼎足而立，最终形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批从历史烽烟中走过来的具有战争体验和人生经验，和从历史资料的长期爬梳中获得的历史理性的老作家，在抒写革命历史题材方面也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重要的作家作品有魏巍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东方》；马云鹏反映解放战争的长篇《最后一个冬天》；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和黎汝清的《皖南事变》等。其中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对他个人和整个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创作都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新时期伊始，黎汝清接连发表了《万山红遍》、《叶秋红》、《雨雪霏霏》、《芳茗园之夜》等多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共近三百万字，但真正奠定他的文坛地位的却是发表于1987年的《皖南事变》。毫无疑问，这部作品以它宏大的构架，磅礴的激情所传达出来的对特定历史悲剧的深邃洞见以及对历史人物命运的辩证把握，证明它已具有了相当的史诗品格。它不仅实行了历史观念的解放，尽可能地做到实事求是，而且从政治、军事、哲理、人生和人性诸多层面进行揭示，从而将皖南事变写成一曲悼念死者、启示生者、警醒来者的悲剧和壮歌。此后作者有意集中在悲剧题材上进行探索，连续推出了反映湘江之战和西路军蒙难的《湘江之战》和《碧血黄沙》，但影响都不及《皖南事变》。
小结：“三条战线”的普遍收缩及其原因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80年代初，最终形成于80年代中期，比较典型地概括了80年代中军旅小说的发展态势和立体辉煌。但是，这一基本格局在1988年左右开始瓦解，几条战线都程度不同地普遍萎缩，使新时期军旅小说蓬勃旺盛的势头受到遏制，并逐渐走入低谷。究其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环境的改换之外，军旅小说本身也还有如下几条局限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考虑：
(1)南线战争的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都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撑他们在战争小说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
(2)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往往陷于一种浅表的功利主义的理解，技巧形式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和重复；
(3)军队作家普遍存在学养学识上的先天不足，在经过了几年的消耗之后，明显地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军队作家的落差尤为触目惊心；
(4)由于兵员成分的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军旅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原有的一些作家或改行或搁笔，就只剩下朱苏进等少数人而孤掌难鸣，形不成气候；
(5)商业意识的强化和政治意识的淡化的双重夹击，使军旅文学集团运作的方式解体，写小说逐渐成为了真正个人化的劳动，“集团军”变成了散兵游勇，人心涣散，溃不成“军”。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80年代中军旅小说的辉煌将极可能成为一个不可再得的文学奇观被载入当代中国文学史。
下篇 90年代：悄然涌动的军旅小说潜流
如所周知，进入90年代以后，军旅文学和当代文学一样，都是在复杂的社会背景，萧条的文学环境和骤然而至的商业语境中艰难地启动的。传统意义上的军旅文学的组织形态（集群运作方式）的解构和观念形态（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都使军旅作家面临新的挑战、选择和调适。但是，就在这种磨合过程中，在这看似平静的水面底下，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一股股悄然涌动的潜流，可以捕捉到军旅小说发展变化的一些新动向。概括来说，大致有如下三点。
一是正面切入当代军人生活。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在呼唤真正贴近当前现实同时又具有典型品格的反映行进在商品经济大潮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当代军人形象。这无疑是当代军旅文学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它关系到当代军旅文学能否再次振兴继续深化的整体命运。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军区的作家们率先打出了“特区军旅文学”的旗号，对处于特区这样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中当代军人的行为方式和心灵历程作出了深浅不同角度各异的快速跟踪，旨在反映出在重大历史转型期中我军迈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和广大官兵一起咀嚼着困感、痛苦与迷惘，也一同体味着喜悦、欢欣和激动。张波的《白纸船》、何继青的《歌手》、雷铎的《古剑》、张为的《永远的活细胞》等，都从不同侧面与层面对当代军人心灵的袭变和品格的重铸的历史进程有所体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相互激荡。目前虽然还缺乏代表性力作，但这一动向无疑是值得关注的，因势利导，它有可能为反映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军旅小说带来转机。
二是一批中青年作家转入长篇创作。
在整个80年代中，军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出自老作家之手，青年作家在这方面很少问津，给人留下印象的大概只有刘亚洲的《两代风流》和海波的《铁床》等少数作品。但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这一批青年作家人到中年，生活经验和艺术积累的日见丰富，促使他们中相当多的人不约而同地向长篇小说进军。仅我个人所见到的就有《炮群》、《醉太平》（朱苏进）、《十三岁》（莫言）、《走出盆地》（周大新）、《绿色的青春期》（刘兆林）、《百年风流》（雷铎）、《伤悼》（施放）、《错乱》（刘增新）、《死亡诱惑》（常青）、《平常人家》（张波）、《生命乐园》（何继青）、《灵性俑》（黄献国）、《河湾旧事》（节延华）、《洗夫人》（文新国）、《纸项链》（崔京生）、《有梦不觉夜长》（周大新）、《明天突然来临》（范军昌）、《青春游戏》、《欲念军规》（刘毅然）等。其中就军旅题材而言，恐怕还是朱苏进的两部作品更见分量和代表性，它们不仅将笔触伸向了鲜为人知的高级领导机关和高级指挥员的内心世界，给人们提供了一幅当前我军生活形态的立体长卷，而且在其中融入了作家关于现代军队建设的真知灼见，尤在把握与洞察军队的世态人心方面，依然表现了“第三只眼”的深刻与犀利，标志着当代军旅生活长篇创作的又一高度。
三是一批军旅小说新人崭露头角。
相比较而言，这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填补了一种“断层”，为已呈青黄不接之势的军旅作家队伍一下子就输送了这么多新鲜血液，不仅使军旅文学在当下显示了新的生机，更为未来预示了光明的前景。
具体来讲，他们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他们的年龄层次的特殊意义。他们在90年代初露头角，与前两代作家显见不同之处除了创作的时代背景之外，就是年纪轻起步早，而今大都在20-30岁上下。年轻的缺陷之一自然是不成熟，还难以更宏观更深刻地把握社会和人生，但因而也就少有前两代作家那样沉重的使命感和明晰的群体意识（如第一代的“颂歌意识”，第二代的“反思意识”等）。这也导致了他们切进军旅人生的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其创作都带有一种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的投影。恰恰最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我军现代化行列中的当代士兵的体验、情感与渴望。这正是前两代作家所难以办到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一个年代的兵都必须有自己的代言人，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军人的情感表达和形象塑造的历史重任将责无旁贷地要落到第三代军旅作家的身上。因此他们必须尽快的从一已的局限中超拔出来，力求深刻而全面地描绘与反映出世纪之交纷纭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成为这一代军人当之无愧的发言人，这是这个大时代赋予他们不同于前辈作家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的年龄层次的特殊意义之所在。
二方面是这批新人中的少数佼佼者已经开始成熟，形成了较为鲜明的个人风格，并对推进军旅文学某些方面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这指的是新的农民军人作家阎连科、陈怀国等人的反映当前农民军人的“农家军歌”系列，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中“农民军人”这一重要主题的延伸与深化。如果说，80年代初期李存葆等人对农民军人采取的是热情膨胀的“仰视观照”，80年代中期莫言等人对农民军人采取的是心态失衡的“俯视观照”的话，那么，阎连科们则是心平气和地采取了一种“平视观照”的“新写实”态度，更加贴近了真实的自我状态，贴近了当今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景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其间复杂痛苦的异化与蜕变过程，给军旅文学在如何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军人形象方面，在如何重铸与军人品格相一致的当代军人的民族魂方面，在如何给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精神参照或导引方面，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启示。
总之，第三代军旅小说家（或苗子）将是真正跨世纪的军旅文学人才，他们将和前代作家一起共同推进军旅文学的新的辉煌。
第三代军旅小说家（或苗子）主要有——
阎连科、陈怀国、石钟山、赵琪、陶纯、裘山山、蔡秀词、陆颖墨、徐贵祥、天宝、柳建伟、张香林、张慧敏、赵建国、毛建福、叶宏奇、胡玉萍、刘静、黄涛、何况、郭木、简直、李亚、卢萍、赵伟等等。
1994年夏秋之交黑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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