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与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
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经历了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科学、企业文化等阶段，从本质上讲，管理理论和实践可归纳为二类，一个是“理性管理”，一个是“非理性管理”。两者在管理的前提、管理的内容和管理的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对立或较大差距，二者是此一时，彼一时，不同时期管理的重心往往倾向一边，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很难统一。
科学管理——理性管理。本世纪初出现的泰勒“科学管理作为一种系统的管理体制，是由（1）时间和动作研究，（2）任务管理，（3 ）职能化管理这三部分构成的”〔1〕。 科学管理法强调“效率的决定因素不是经营者的个人经验和感觉之类的人的因素，而是形成基于科学原理的系统的管理体制”〔2〕。 与泰勒并驾齐驱的经营管理论的创始人昂里·法约尔不仅将经营活动中管理与其它职能（技术、营业、财务、保养、会计）区分开来，而且明确将管理职能规定为计划、组织、指挥、调节、控制。这种古典管理理论前提是假定人是有理性的。即：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企业家和争取最大限度工资收入而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都是“经济人”。事实证明，古典管理理论通过将生产技术的合理化、管理机构和管理程序公式化等手段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科学管理开创了理性管理的先河。
行为科学——非理性管理。梅奥以霍桑实验的结果向泰勒主义发出诘难，认为“经济人”假设并不全面，经济动机并不是人的行为唯一动机，并提出“社会人”的假设：在社会上活动的人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某一集团的一员有所归属的“社会人”，是社会存在，“社会人”不仅要求在社会上寻求收入的源泉，而且作为人，他还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所谓社会人，是指作为集团的一员而行动，以这种人类的社会需要动机的有关人的假设，霍桑实验表明：尽管工资和休息时间等作业条件发生了变化，但生产效率仍然继续提高，这种现象只有根据把组织中的人不是作为“经济人”而是作为“社会人”这种新的假设才能得到解释，西方学者注意到了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要其它诸如情感、友谊、自尊等非理性需求，人际关系论首次将非理性纳入经营管理之中。
管理科学——理性管理。照人际关系论，在企业的技术组织和正式的管理组织中，效率逻辑或成本逻辑的合理主义（理性主义）起着主导作用，效率逻辑成本逻辑是经营者的逻辑，而感情逻辑是职工的逻辑。〔3〕 实际上，由于人际关系论强调在企业的人与人关系方面起作用的非合理的感情逻辑，所以在经营实践中开展以人与人关系为中心的经营活动时，个人决策的合理性就被企业中非合理的人与人关系所歪曲，结果造成了利润显著下降，对“经济人”假设过分否定是不现实的，只要企业是具有经济机能的经济组织，那么轻视企业组织成员的经济需求就是走极端，西蒙指出：“不把经济刺激放在重要位置上的人的模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完全的模式”〔4〕。正因为如此， 伴随着战后生产力巨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展，理性管理又一次抬头，战后众多的管理学派如：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和管理科学派等等。其总体倾向是理性管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科学方法上，如：系统论、运筹学、计算机科学的技术、数学模型、控制论。强调管理活动的科学性，系统性，管理科学群重温“理性、科学、硬性和量化的”旧梦，突出地体现在伯法的管理理论中，他极力寻找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的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试图求出最优的解以达到企业的目标。这种管理理论再一次把人的灵性抛开，只看重人的数学意义而忽视人的社会性。
企业文化——非理性管理。80年代初，西方管理学界掀起一股“企业文化”热潮，他们比较日本与美国企业，终于发现：世界上成功的企业背后，必有一套强有力的文化，人是企业的最大资源，而管理他们的方法是通过文化的微妙的暗示，一套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一套非正式的规则，但它指导着职工的日常言行，且能使他们对所做的事感到满意，并努力工作，在他们看来，管理的根本原则是以人为核心，人的因素第一，而传统的管理模式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它过分拘泥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科学管理”的思想方法，从而导致了目前管理界那种过分依赖解析的、定量的方法；它只相信复杂的结构、周密的计划、严格的规章、自上而下的控制、明确的分工、经济的大规模生产等“科学的”、“理性的”方法和手段，结果它最终忽视了管理的原则，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了那些技术方法和方案上去了，却忘掉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人以及使用产品和服务的人；据此，非理性倾向认为，这种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因而，它声称要以研究企业文化等涉及到人的价值观的管理哲学问题出发，发掘出一种活生生的人为重点的带有感情色彩的管理模式来取代传统的纯理性模式。
理性与非理性在西方管理中交替出现并非偶然，它实际上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特有的两种追求在管理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我们将概要地分析理性与非理性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性以及相互关系，对于把握管理实践和理论的过去，现在以及发展趋势是大有裨益的。
二、理性与非理性。
1、人是理性的存在。理性主义发端于欧洲， 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可以发现理性的端倪。古希腊人理解人不是从神出发，而是从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天赋出发，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阿拉克端的诗表达了这一点：“自然赋予牛以尖角，马以双蹄，野兔以快腿，而赋予人以思想”。这里的“思想”亦就是理性，指的是人具备了逻辑推理的思维能力，正是有了这种能力，才使得人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人成了万物主宰，柏拉图认为思维着的意识是灵魂的最高部分。
古希腊对理性的把握仅停留在“理念”或“思想”上，而真正理性主义奠基人首推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他指出自由的意志超出理智是人犯错误的原因；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特别是十八世纪以来，工业和物质取得的巨大进展，理性的内涵也比古希腊大大地丰富了。虽然对理性的定义无定论，但并不妨碍我们对理性的理解。笔者以为理性的狭义理解可以是理智，其对立面是情感、意志等。我们说一个人较理智，是说他具有较强的克制能力，从事实出发，应用逻辑思维方式，而不是凭一时感情冲动，按主观意志或个人的好恶去行动或作为判别事物好坏的标准，理性的广义理解可认为在思维方式上遵循分析、演绎、推理、综合和归纳等法则，对任何事物抱有探根求源、不抱偏见、不畏权威，反对愚昧和迷信的大无畏的态度，其价值追求是知识，科学和真理，是事物的必然性，简言之，理性追求“真”。
正是在理性推动下，人类在近两百年来取得辉煌的成就。本世纪主要成就更是令人赞叹惊绝，微电子技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激光技术、海洋技术、宇航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完全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风貌、以及人的世界观。“人类在万年务农，一、二个世纪勤工之后，现面临的是：超工业社会”〔5〕。 即便不是生活在工业化国家的人们也能感觉到或享受到理性的成就，现实生活必然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当我们谈及理性的成就时，不能不涉及理性的局限性，不能不顾及人类的另一需求：非理性。理性的极端恶果最好证明是罗马俱乐部令人震惊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历数人类肆无忌惮地掠夺大自然的恶果：粮食危机、人口爆炸、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失业问题、社会公害、杂乱的城市扩展、传统的价值被抛弃、人的异化、军事的两极分化和核扩散等二十五个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地球上的自然条件无法承受目前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速度，因为全世界的资源储备与这种发展速度的要求不相适应，世界再也不能容忍目前大规模工业生产带来的严重污染，蔚兰色的天空被日益增多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污染，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渗透了有毒的化学剂，真正可怕的是人的“异化”，这是19世纪哲学家们开始热烈讨论的话题。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还没有哪个时代有19世纪和20世纪那么典型和突出地表现出人的异化。人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开始反过来奴役人本身，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喜剧大师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生动地再现了人与机器设备一样的悲惨情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必须学习专业知识，以适应工业文明的要求，学知识不再有洞悉自然和人类奥秘的志趣，而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金钱关系，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远甚于封建社会。为了追求效率，整个西方社会成为一部毫无目的快速奔驰列车，生活节奏如此之快，变化速度如此迅猛。许多人无法适应这个发狂发疯的世界，变化的浪潮以其日益迅猛的速度和空前强大的冲力席卷所有高度工业化国家。狂澜之后，留下的是一片光怪陆离的社会众生相，从幻觉教会、“自由大学”、北极科学城到加州的换妻俱乐部，无奇不有。尽管上述描述过于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西方社会奉行发挥技术、追求效率的理性文化价值观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2、人的非理性存在。 与西方理性文化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东方非理性文化。在我们东方人看来，人与大自然是浑然一体，亲密无间，从未把大自然当作人的对立面加以探讨。与欧洲人不同，东方人没有精神性地和技术性地统治自然的要求，如果说，极力向外探求扩张是西方人的主要特征，那么，追求自我修养和内心世界的平衡是东方人的重要特征。东方文化不仅强调与大自然合谐相处，“天人合一”，而且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社会稳定和秩序，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逐步形成，其主要内容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封建儒生所力求走完的全部人生道路，以“德为首要，知在其次”的非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追求情感生活，赋诗填词和棋、琴、书、画无所不能的人格完善远甚于追求事物的本原和探求客观世界的奥秘。与文房四宝所创造的丰富灿烂、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宝库相比，“四大发明”显得太无足轻重了。
与追求“真”的理性相对立，非理性追求“善”，强调情感、意志、潜意识和感觉等等，追求以人为目的的价值关系、行为准则或道德法则等，往往充满了理想的色彩，带有终极目标性质，以形象思维代替逻辑思维。非理性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特有产物，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的反映，因为科学语言不可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广大朦胧情绪领域统统描写出来，科学理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生观、价值观等人际关系问题。如前所述，在西方发达国家里，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带来的高度物质文明相伴随的是人的失落感、孤独感——人对自我价值、自主性的不满足感和盲目的追求。非理性文化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利益，却可以通过各种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等手段，使人变得具有积极向上的富有生气的精神和开放智慧的心灵，人类生活需要情感，需要诗歌，需要音乐，需要艺术，需要宗教，需要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生存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东方文化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3、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严重背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文明的繁荣，并没有伴以人类个体高度丰富，而是靠“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方法”〔6〕达到的，但是， 正是通过这种极度片面地榨取个人生命力的途径，才酿成了科学文化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高涨，社会交往的发达。简言之，在把人类个体抽象化的同时，造就了人类总体的全面性和普遍性，从而为更高社会形态下每一个体的普遍性，全面性创造了前提，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意义所在，它决不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偶然插曲，而是人类发展的必经之途。早先个人所以显得较为完满，那恰恰是因为内在的一切都是处于未展开的萌芽状态，共产主义个性的丰富性，不是原始的丰富性所能比拟的，而是在更高文明阶梯上的综合。
马克思对历史的鸟瞰使他坚信：愈是文明发达的社会形态，愈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更大发展，最终必然能够导致人本身的更为充分的发展。社会“自身登峰造极的时期，是它自己完成这样一种形态的时期，在这种形态下它和生产力最高限度的发展相一致，因而也就是和个人最丰富多彩的发展相一致”。〔7 〕西方非理性主义者对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对理性追求而导致对非理性的否定抱着徒劳的感伤情感，因为他们不懂得，为更高文明形式的发展付出代价，是人类不可摆脱的命运。正是源于这种悲壮的历史感，马克思才把几千年的文明人类史称为人类的“史前阶段”，也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现实感和恢弘的历史感，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批判那些把人的不自由归于观念的统治，他把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实现，寄托于一个物质条件发达、文化艺术繁荣、才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8〕 理性追求与非理性的满足才能合谐统一，即一旦人不受制于经济，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变为现实，在共产主义最后阶段，人将返朴归真，与自己、与伙伴、与自然完全一致，人将自由地实现他的更高级的精神性，他将生活在一个凡人所具有的东西他都具有的世界上。
三、管理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对立统一
人类的理性追求和非理性追求在管理实践和理论中表现为“科学管理”和“人性管理”；前者本质上是理性的，后者本质上是情感的。如前所述，人类理性追求来源于人类生存所迫，而理性追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演变为一些基本价值；个人追求生存与发展（没有人不追求生存和发展）；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没有人追求最大成本和最小收益）；在科学活动中追求真理和事物的必然性（没有人去追求谬误）；在管理和组织生活里追求效率和效用（没有人主张组织运转应当缺乏效率与效用）；等等。正如数学大厦的根基是由“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等诸多公理所构所，人们对这些公理是不加证明的，公理总是证明定理成立与否的前提，人类社会这些基本价值观通常是不加以怀疑的，并且根深蒂固地潜入了人的意识，基本价值观不仅作为人们权衡事物的标准，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无疑社会生产力提高是与这些基本价值观分不开的。譬如，现代的技术过程和系统被设计成这样，即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它们的最大效益，就必须遵循它们的功能原理（分工、标准化，适应于流动性机械过程，轮班，等等），人们创造出物质设备来扩展自己的物质能力，并在其自身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再象驱赶牛那样去驱赶拖拉机，不能再象支配一只榔头那样来直接支配和控制技术系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它们强制我们，这就是泰勒的科学管理合理性所在。同样地，在管理和组织系统中，科学管理意味着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组织机构必须坚决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并在技能和效率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感情或友谊的基础上，以公平的态度，有效率地工作。总之，理性管理是组织机构管理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类非理性追求那样，在组织管理活动中，理性管理缺乏人情味，将人置于机器设备同样地位，并且，业主在经营活动中追求最小成本和最大收益时，会降低工人的工资和对社会产生污染，还有追求效率可能会使人牺牲其它精神需求，贬低人性，等等。“人性管理”正是为了弥补“科学管理”的不足而应运而生的，从根本上讲，“理性管理”和“非理性管理”是一致的，因为行为科学、马斯洛心理学以及企业文化等非理性管理力图通过动机理论和经验研究，对人的精神需求的探讨来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即通过非理性管理手段同样来达到理性管理或甚至理性管理达不到的目标。遗憾的是，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在实践中很难达到统一，大概是矫枉过正的缘故，天平重心总是偏向一边，往往走极端；泰罗学派关于人的假设的观点（X 理论）往往导致“一种带有康德哲学强调责任的工作道德规范，使部分服从于更大的利益”，从而最终承认历史、国家、组织和工作要高于个人快乐的满足；而马斯洛学派关于人的假设（Y 理论）就会导致充满浪漫色彩的“带有康德哲学强调个人完整性的自我实现或自我完成，从而主张部分高于整体，个人高于国家——赞美自我和享乐”〔9〕 。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总是交替进行，此一时，彼一时；不过，后者不是简单地否定前者，（后者的崛起总是涵括了前者的合理部分而又有所创新），而是一种扬弃行为科学并不是否定泰勒的科学管理，否定对于生产经营的计量化、标准化和最优化的管理方法；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会知道科学管理能提高生产效率并由此带来丰厚的利润，行为科学否定的是，仅仅把人当做“经济人”是不够的。人，作为一个社会人还有其它的非经济需求，在企业经济条件许可下，给予职工的更多关怀和精神满足，这本身又会提高劳动效率，何乐不为呢？！同理，管理科学并不是对行为科学的否定，当代兴起的企业文化也不是对管理科学的否定，其道理不再赘述。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告诉我们，采用理性管理或非理性管理，并不是人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一个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自然出现的产物，一般而言，总是理性管理在前，非理性管理在后，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追求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提供物质财富，而非理性管理虽然也能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但由于非理性更多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生活，往往事与愿违，很难想象一个物质贫乏的社会或一个生产率极低的企业能顾及工人的福利，对工人的精神需求给予关注，非理性管理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只有当理性管理带来了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企业职工才有可能得到改善，一定时期的科学管理手段所能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有限的，此时，如何提高职工积极性又成了管理的主要问题，于是，非理性管理就会起到作用。在西方社会里，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是认可的，对于资方不断改善生活待遇，并逐步满足个人各种精神需求，企业职工积极性会得到提高，劳资双方的冲突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理性管理与非理性管理交替出现过程是一个对职工从低层次满足逐步到高层次满足的渐进过程。在管理史上，确有人试图颠倒理性管理在先，非理性在后的次序，其代价是昂贵的，结果总是归于失败。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理性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有效、最重要的方式。
四、对中国企业管理的思考
现代管理史告诉我们，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变贯穿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过程，换言之，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到企业文化兴起是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合乎逻辑的自然演变过程；而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背景与之截然不同。从社会历史进程来考察，中国是在西方外力（暴力与和平方式）切入之后而被迫走上现代化之途，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存在如经济学家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结构”，而且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反映出低级与高级、愚昧与文明等并存的“二元结构”乃至更为多样复杂的形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更是形态万千：既有原始作坊又有现代化大型企业、既有根植于黄土地的乡镇企业也有新兴崛起的跨国公司、既有具有勃勃生机的私营企业又有主宰国民经济命脉的大中型国营企业，……，正是由于企业在所有制类型、生产技术水平、员工素质、生产规模等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决定了企业管理模式多样性和灵活性。
譬如，在技术密集型、员工素质高的公司，不仅要注重理性管理，更要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关心员工的业务成长、塑造企业文化。然而，在劳动密集型员工素质差的乡镇企业就不一定非要创建企业文化，严格的科学管理模式更为合适。对许多大中型国营企业而言，情况就不那么简单，长期以来，企业管理更注重人的思想工作，靠启发“主人翁”意识和提高“阶级觉悟”等手段来提高员工积极性，而不是靠扣罚工资、开除厂籍等手段来管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时过境迁，这种倚重于非理性管理方式受到了挑战。按理说，要改变这种管理中的理性不足非理性有余，需加强科学管理，但由于产权虚置，对员工人性假设的偏差、传统体制形成的价值取向、社会文明程度不可逆性以及社会失业保险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过于严格的理性管理只会激化企业员工的矛盾，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和社会不稳定，所以在加强科学管理的同时，还必须辅之必要的非理性管理。
总之，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国度里，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家采用理性管理还是推行非理性管理，或者二者兼用之，应酌情运用。
注释：
〔1〕〔2〕〔3〕〔4〕〔日〕占部都美《现代管理论》第26页；第49页；第129页；第31页，新华出版社。
〔5〕〔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第14页，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5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16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127页。
〔9〕〔美〕克里斯托弗·霍金森《领导哲学》第1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