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的组织嵌入与行业秩序改善——基于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业协会论文,天津市论文,案例分析论文,秩序论文,自行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我国一些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以行业自律为目标的治理组织，如行业商会、行业协会或同业公会等（以下统称行业协会）①。由于这些行业协会具有明显的企业自组织特征，本文称之为企业“自发型”行业协会。本文在对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揭示出一个既非企业“自发型”亦非政府“派生型”行业协会的创生以及行业治理特点，即通过行业协会的“组织嵌入”所实现的行业治理②。可以为我国经济转型中行业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派生型”协会的成功转型提供一种思路和参照。
一、“嵌入型”行业协会案例
为了清晰展示天津市自行车行业治理结构的发展，我们将该行业协会的嵌入与治理分解为以下几个过程：
1.治理缺失。在计划经济时期，天津自行车行业拥有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和全国闻名的具有国有性质的“飞鸽”、“红旗”品牌；与此相适应，对该行业的治理也始终处在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营企业进入和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消失，使自行车行业逐渐成为一个竞争性行业，行业利润不断下降。为了扩大利润空间，企业不惜通过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甚至一度因“低质低价”产品大量充斥而被业界称为“天津现象”，并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虽然有一系列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但却不能有效遏制企业的交易行为失范，也没能从根本治理市场秩序的混乱。由于行业声誉不佳，天津自行车产业长期徘徊在低端市场，行业技术水平也无以提升。
2.协会创生。1995年，出于对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一种感情和责任，“飞鸽”集团几位退休老领导发起倡议，联系63家民营小企业组建成立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但是，协会在成立之初却遭遇到意料之外的尴尬：一是行业内小企业并不“买账”，二是政府并不“认帐”。从根源上看，这种尴尬正是源于自行车协会的“嵌入性”特征：虽由国有企业退休老领导发起却无政府职能，虽有企业参与但非企业领导。显然，这是一种独立于企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我们将这种既非“派生型”又非“自发型”的行业协会称为“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简称“嵌入型”）。
3.利益兼容。既无政府派生的职能，亦无企业拥戴的权威，行业协会要有成效发挥行业治理作用似乎不可能，但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却创造了这个奇迹。协会秘书长和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原国有自行车行业的专家，他们既懂技术，又懂经营，加之对政府、企业以及相关政策都比较熟悉，从而使行业协会具有民营企业所不具备的社会资本、政府相关部门所不具有的“草根性”。在积极沟通和大量调查基础上，行业协会找到“市场开拓”这一在当时制约天津自行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2000年春天，由行业协会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展会”隆重开幕，几百个优良产品在“天津自行车”大旗下登台亮相，一扫以往“低质低价”的老形象，国内外客商也对天津自行车刮目相看，定单随之纷至沓来。展会之后，天津市的自行车产销量从1999年的800万辆，一跃上升到2000年的1300万辆。展会的成功实现了多方的利益：企业从展会中获得了市场信息和销售渠道，通过加入协会进而参加展会的热情大大提高；行业协会通过“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这两个服务性产品，赢得行业内企业的拥戴，进而获得了整合行业资源、实施行业治理的权威。
4.治理成效。在获得行业成员信任之后，协会开始对行业进行有效治理。首先是市场准入的治理。协会抓住自行车的升级产品——电动自行车兴起的机会，通过建立专家技术委员会，制定电动车零部件的行业技术标准，并与政府协商实施了电动自行车企业的目录管理，由此控制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准入，避免过度进入和过度竞争；其次是开展行业维权。2003年北方某市交通管理部门公布该市限行电动自行车的决定。协会敏感地意识到该决定对全国电动自行车市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于是及时通报全国各地自行车行业协会，并采取一系列联合行动，成功地维护了电动自行车这一新型产品的正面形象，抵制了地方政府的区域壁垒行为，维护了企业权益；第三是行业发展规划与引导。由于意识到行业潜在的生存风险，行业协会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参照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经验，积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指导自行车产业发展。在认识到技术研发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掣肘之后，协会于2004年组建了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从资金、人力和组织等多方面对自行车企业的技术进步进行引导。
由于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有效工作，天津自行车这个一度被认为是“夕阳”的产业又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仅自行车的产销量成倍增长，而且在天津聚集起近千余家生产企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零部件和整车产业配套网络。目前，天津市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和集散市场，天津自行车产业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二、“组织嵌入”的关联博弈模型
我们通过设计一个不同组织间的关联博弈模型③[1]，证明当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通过展会和整体品牌帮助会员企业拓展市场使企业收益增加时，企业自愿加入行业协会并参与行业利益的维护。基于此，行业协会与企业在一个服务平台上实现了企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兼容，进而实现了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利益均衡。
假设自行车行业的初始状态为低价竞争的“囚徒困境”——一个“N人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显然，任何使行业走出低价竞争的策略都将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假设自行车行业有N个均质企业，对于行业协会的存在他们面临两种选择：入会或不入会。入会需缴纳会费，假定每期（一般为一年）为C[,i]，如果企业都入会，则每个企业可以从协会中获取的每期收益为R[,i]（N）；如果有n家企业不入会，则每期入会企业的收益为R[,i]（N）－nr[,i]。这里的r[,i]代表一家企业不入会所带来平均收益的减少，也可以看作是单个企业不入会时的机会成本。这样，对于每个企业来说，就存在下面的决策矩阵：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不加入协会的收益（C[,i]）要大于加入协会所付出的成本（r[,i]）；而对于整个行业来说，为此所承担的成本（Nr[,i]）要大于单个企业的收益（C[,i]）。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不加入协会便可享受其它企业加入协会所带来的收益——行业环境改善、秩序良好，因此企业普遍具有“搭便车”动机。
命题一：如果行业协会只对会员企业提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尽管这些服务的宗旨是整个行业秩序的改善与行业有序发展，也不能为企业提供足够激励加入协会并遵守相应的规则与规范。
但是，如果行业协会能够改变服务机制，使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企业的个体利益形成一种关联，就会形成一种利益互补；自行车行业协会提供的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就具有这种互补性特征。假定企业加入展会的成本为C[,j]，收益是其它参与企业数目的非递减函数，用R[,J]（n）来表示，其中n代表参与展会的其它企业数目。显然，展会具有规模效应，即参与企业数目越多，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将会越大；但也并非参与企业数目越多规模效应就越大，它存在一个饱和点。假定存在n≤N，使得对于所有满足n≤n＜N的n有R′[,j]（n）＝0，即展会存在饱和点。由于展会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并非一次性，这里用δ代表时间贴现率，因此只要下面的公式能够满足，企业就将有足够的激励来参加展会。
在举办展会之前，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因加工成本比较低而导致小企业大量涌入，但这些企业对市场的开拓能力却远远不足，使企业在产量增加的同时库存也增加，最终导致整个行业只能在低水平价格和成本上过度竞争。大型展会无疑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扩大市场销售量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展会给企业带来的收益R[,j]（N）比较大。因此，公式（1.2）将严格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展会并不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对于协会成员具有俱乐部性质，即如果企业是非协会成员，那么其或者不具备参展资格，或者参展的成本要远高于协会成员。这样，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展会服务就与协会具有公共性质的服务形成一种关联博弈。具体支付见表2。
表2 企业对协会提供服务的选择
在这种关联博弈结构中，理性的企业将采取的策略组合如下：如果选择不入会，就选择不参加展会，否则在选择加入协会后就必然选择参加展会。这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因为任何偏离这种策略组合的选择对企业来说都是不理性的：第一，如果企业不加入协会但参加展会，则不会提高最终收益；第二，如果选择加入协会但不参加展会则显然非理性，因为不加入协会的收益可以看作是加入协会并参加展会的机会成本即
，而成本则是不加入协会及不参加展会所可能带来的损失
。因此，企业加入协会的激励约束就由以下公式给出：
结合（1.1）公式，对于企业来说，即使协会提供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时没有足够的激励加入（即
无法满足），但只要参加展会能给企业带来足够大的收益，公式（1.3）仍可成立。可见，协会提供的两种不同性质但却有关联的服务形成了对企业加入协会行为的激励，加大了企业加入协会的积极性。进一步考察（1.2）公式，可以看出，即使企业对协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强烈的“搭便车”动机，但是只要有n（n≥n）个企业加入协会就可以达到均衡结果，也就是说，只要有n（n≥n）个企业支持协会对行业的治理以及相应的规范，行业秩序就可以得到改善。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展会这个具有俱乐部性质的服务平台，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可以给所有的参展企业带来收益，因此形成“帕累托改进”。同时，协会也借助展会嵌入到行业中，使行业治理的目标得以实现。
命题二：如果行业协会提供的服务能够将行业利益与企业利益两者关联在一起，企业就有激励加入协会并积极遵守协会的规则。
正如奥斯特罗姆（Ostrom，2000）所指出的，在解决公共事务的所有方案中，“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2](P3)。“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事实上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3](P358)。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成功嵌入以及实施的行业治理说明了这一点。
三、“组织嵌入”的理论分析及比较效率
我们从“嵌入性”理论入手，运用经济社会学、契约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构造了一个“组织嵌入”的理论分析框架，说明外部性“组织嵌入”行业治理的可能性、内生化的路径选择以及与其它生成方式行业协会的比较效率。
1.“嵌入性”分析的经济学意义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它的思想最早由经济社会学思想家卡尔·K·波拉尼（Polanyi，1957提出[4]。基于此，新经济社会学从“社会嵌入”的视角挑战了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指出任何人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该理论认为，由于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因此人们的经济选择往往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5]。青木昌彦（2001）运用这一理论对日本早期的社区灌溉系统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排除“搭便车”行为的技术困难，合作性规范不可能自我产生；但这些人如果同时参加一个具有足够社会资本的社会交换博弈，则合作性规范就可能出现[6](P48—51)。
从经典博弈论的分析来看，解决“囚徒困境”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重复博弈，但是在一个制度转型和治理缺失的环境下，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企业更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导致重复博弈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受到很大冲击。对此，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关系型契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型契约的运用实际上是将人际关系或社会约束引入契约，这与“社会嵌入”的分析思路一致。由此可见，引入“嵌入性”的组织、习俗、社会网络等，将会改变原来的博弈均衡结果，最终产生“帕累托改进”。因此，在“嵌入性”分析框架中，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取得成功就不再只是一个个案，它是中间性社会组织通过嵌入参与行业治理的一个均衡博弈结果。
2.行业组织生成多样性的制度背景
在契约经济学的研究中，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张五常，1983; Palay,1984; Joskow,1987,1988,1991; Levy and Spiller,1994; Menard,1996,1998; Saussier,1997）都指涉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为什么在相同的部门和相同的制度环境里持久稳固地共存着不同的契约安排”[7](P275)。通常情况下，人们运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契约的多样性安排，但这种解释却忽略了契约所嵌入的制度背景。事实上，制度环境对契约的绩效和持续性有很强的影响。在类似美国移民社会的制度环境下，交易的自我实施依赖于一个非人格化的、完备的执行机构以及包罗万象的法律体系[8]。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管制机构的退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私人交易秩序的缺失，使行业秩序的改善无法仅仅依赖私人秩序的自发演进而形成，它需要在现有条件下整合既有的行业组织资源，包括促进具有增量性质的“自发型”行业协会，改造具有存量性质的政府“派生型”行业协会，以加快市场治理体系的再造与完善。经典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治理组织多样性的分析[9]，但这些分析大都从“制度的起源”亦即制度形成的初始博弈开始，很少涉及转型体制下组织演变的复杂局面。在我国转型过程中，行业组织的生成有企业自发创生的，有政府派生转型的，还有中间组织整合的。这种复杂的组织重组和再造过程，无疑为制度多样性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3.“组织嵌入”的内生化路径
由于社会制度具有整体性和动态性的特征，所以当任何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或组织嵌入其中时，原有的制度结构就会发生改变，最终外生的制度变量内生化，成为新制度形成的决定因素。从此可见，天津市自行车协会的发起虽系外生作用，但通过发起人与行业成员之间激励兼容的策略互动，最终使之成为影响自行车行业制度结构的主要因素。如此，行业协会就完成了由外生到内生的演化过程。通过为行业成员提供“展会平台”和“整体品牌”这两个服务性产品，自行车行业协会实现了与行业成员之间的激励兼容，从而寻找到一条进入行业、参与治理的有效路径。借用青木昌彦进化均衡博弈的COSE盒子⑤，可以看出“嵌入型”行业协会嵌入行业治理的内化博弈过程。
表3 行业协会嵌入行业治理的科斯盒子
上表假定，作为博弈初始参与人的自行车企业的行动集合A和报酬函数均相同。当行业协会作为一个外生性制度供给产生时，初始参与人面临着是否接纳行业协会的策略选择（S），而对其影响最大的环境因素则是因参加展会而受益的决策后果函数（CO）；（E）作为行动集合的稳定因素，与参与人的（CO）发生抗衡。这就意味着，一旦多数行业成员都因“参加展会受益”而采取了接纳并加入行业协会的策略，则外生性的制度供给就内化为行业治理组织了。
4.行业协会的比较效率
与企业“自发型”和政府“派生型”协会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的行业治理比较效率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专业化。一般来说，“自发型”行业协会的会长及秘书长等都是由具有一定实力或威望的企业家兼任，因此在行业协会的决策中往往带有“企业化”特征，这为会长企业“一企独大”而引发“家长”制决策偏好以及对小企业歧视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企业家兼任协会负责人还会因时间、精力的有限而影响到协会运行效率（这是目前“自发型”行业协会所遇到的普遍问题）。“派生型”行业协会由于与政府存在人、财、物支持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协会所体现出更多还是人格化的政府意志，这往往会影响协会对企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考虑与服务。由“游离”于会员企业与政府之外的专业管理人员来从事行业治理工作，就可以避免上述种种弊端；同时，还能充分发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业化优势，提高协会运行效率。
二是第三方。因超脱于企业与政府之外而存在，“嵌入型”行业协会在协调和治理机制的实施中可以超越“自发型”行业协会的人格化局限，更倾向于采取非人格化机制而运用正式规则来约束会员企业。与“自发型”行业协会惯用的人格化治理方式和多边声誉机制（如协会内部成员企业间对违约企业的口头声讨）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更像一种行业内部的第三方治理组织，而与“派生型”行业协会在协调上的硬性、刚性以及行政干预色彩相比，“嵌入型”行业协会在协调机制上更加灵活，在约束上更加直接，在规则制定上也更加公平和贴近企业需求。
三是互补性。作为服务于企业但又独立于企业的行业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制度互补和组织学习空间。通常情况下，从政府部门退休下来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掌握着大量的宏观信息、市场动态，并携带着大量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而这些都是“自发型”行业协会相对缺乏而又非常需要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事实上，没有一个行业协会不在积极地吸引具有政府背景和专家学者型人才担任领导职务。行业协会中“嵌入”的跨领域人才越多，就越可以与行业内企业形成制度互补，产生一种互动式学习机制，从而更加有益于行业内企业发展与行业秩序整顿。
四、总结
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论思考案例，而且从深层次上为我国转型过程中行业组织治理、改革以及相应的政策设计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参考。首先，对于行业协会来说，只有将行业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在一起，企业才有加入协会并遵守协会规则的激励；其次，为“派生型”行业协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不仅是对我国行业治理的一种制度补充，也是对我国既有制度禀赋的一种积极适应。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案例支持这一观点。
注释：
① 现在已经颇具知名度的温州烟具行业协会、温州服装商会、温州家具商会等，大都是在行业竞争无序、产品质量低下、企业信誉扫地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而产生的。
② “组织嵌入型”行业协会是与行业内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相对而言。二者的区别在于生成机制、组织内部治理机制以及组织自身特征等方面。其主要区别为：第一，自发型行业协会的发起者是行业内的企业，而“组织嵌入型”协会的发起者是非企业的其它主体；第二，自发型行业协会的核心决策层既是协会的决策者，也是本企业的决策者；而”组织嵌入”的行业协会的核心决策层是专职人员，与企业是相互独立的。
③ 本文关联模型参照青木昌彦的相关分析。
④ 作为一种嵌入型而非企业自发形成的行业协会，天津自行车行业协会在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在行业秩序的改善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实施对自行车主要零部件强化质量检测、向社会公布质量承诺、举办企业家联谊会等。但由于这些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企业普遍具有“搭便车”动机，对这些工作并不十分热衷。因此，这里所做的假定C[,i]＞r[,i]且C[,i]＜Nd[,i]，就说明这些服务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公共产品。
⑤ 根据青木昌彦“表述一般性博弈结构的科斯盒子”改变和应用，见参考文献[6]，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