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尊的误区与现代文化的选择——对一种东方怀古情结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结论文,误区论文,民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将近年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关系比喻成西方人打一个喷嚏，中国人就张一张嘴。这话听起来虽有些刻薄，但倒也的确道出了中国文化界的某种尴尬的处境。缺乏自己的理论话语，只能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边嘀嘀咕咕，唠唠叨叨。于是中国人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西方人数百年的理论话语复述一遍。中国人也讲起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也讲起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还讲起了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
但是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有人却渐渐悟出中国人应该言说自己的话语。只有如此，才能在国际交往中喊出自己的声音，显示自己的存在。有人并且发现其实中国人的失语并不是近来的事情，上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即在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初就已深深地埋下了失语的祸根。那就是彻底打倒旧文化、埋葬古典文学、扼杀文言文和繁体字。这样一些显示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与优势的东西竟被毫无理性地加以废弃，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沦丧。而这种传统文化恰恰是能在世界上喊出自己的声音和显示自己存在的东西。于是呼唤文言文、繁体字以及形形色色传统思想的再度青春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连《二十四孝图》、《女儿经》这样一些鲁迅先生曾给予坚决批判的东西也得以死灰复燃。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即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反对全盘西化和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旗帜下进行。
一个怀古主义的幽灵在京华大地徘徊！
在一片怀古主义的声浪中，于是有的学者开始撰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清算，这当然是很智慧并且是非常策略的，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之肇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厄运。比如说，为什么中国近百年来出不了一个世界级的诗人，而中国是出现过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国度啊？又比如说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言说自己的话语，而老是那样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啊！而中国是一个并不缺乏智慧的民族啊！我们的东方式智慧到哪里去了呢？！
于是人们发现这都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头没有开好，陈独秀、胡适之们不该那么义无反顾地打倒中国传统文化，是他们的激进主义把事情搞糟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拨乱反正，重新回归传统，重新祭起文言文与繁体字的旗帜，重新浸淫于“经、史、子、集”的文化长河。回到民族传统的基点，重新开始言说自己的民族话语，以找到一个与西方现代话语相抗衡的话语系统，这种恢复民族话语自尊的用心是多么良苦！
当然他们也不反对民族文化的适度进化，只是这种进化是在维护旧质基础上的点滴改良。所以他们对胡适之陈独秀们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感到痛心疾首。这种“要么新文化，要么旧文化；”“要么文言文，要么白话文”；“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根本就不给传统文化留下一席之地。
对于“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与中国新文化的选择的关系问题我已有另文详说，这里只想提及的是这些“独断独行”的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果真是他们从西方引进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发明？
其实这种思维模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并不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严格地说来所谓“二元对抗”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一元观念，即一统观念。其本质在于否定多元相容，兼收并蓄。如果追溯中国文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政局多元也随之带来了学术思想的多元，其时各种学术流派百家争鸣竞相发展十分活跃。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焚书坑儒建立了一个一统的政权，随之也便实施了文化统制政策，差不多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断裂。随着秦王朝的覆亡，在文化上重新出现了短暂的繁荣，但到了汉代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政治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定于一尊，文化重新归于一统。其后中国封建的文化历史又何尝有过真正的理论创建，有过真正的百家争鸣，多元相容的时代？这不正是一个“二元对抗”的形象历史？胡适之与陈独秀恐怕也正是在不自觉的意义上使用着传统文化所赋予的“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来反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战法恐怕陈胡也是未能意识到的。因而胡陈在主观上企图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而在客观上却难以做到，甚至连其思维模式也还是传统赋予的，这不正可说明传统文化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连胡陈这样的激进主义（并非贬义）者也难以逃脱其巨大的阴影，不正好反证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如不具备摧枯拉朽的革命魄力就不足以动摇传统文化的坚固根基吗？！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直在以顽强的姿态与新文化激烈的竞争着。只不过是以一种隐形的文化结构模式在不声不响地制约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彼此消长的竞争体现于一次次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文化文学运动之中。三、四十年代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到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民歌运动，再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有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成功反击。王权思想、迷信观念、等级制度、非法制的观念与主张科学、民主、自由与法制的现代文化始终处于对抗的状态。事实是由于传统巨大的潜在影响，现代文化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尊严。当然现代文化尊严的未能建立不仅是狭义的文化问题，而且还与广义的文化即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物化形态的确也给予了适当尊重的。
我们还是回到问题的出发点上。
当人们意识到西方文化的侵入使得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理论话语，而回过头来向自己的传统寻找对抗性话语的时候，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尴尬，那就是中国的传统话语是否就是我们今天适用的话语呢？我们今天重写繁体字，重操文言文，再来那种“一日而三省吾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不是就算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我们自己的话语到底应该怎样确立？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今西方世界的话语，是否还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时代的话语，是否还是黑格尔，康德时代的话语？事实上，我们的确要言说自已的话语，而且也应该言说我们自己的话语，但是我们却象错过了最先步入现代化的机会一样错过了最先步入现代话语的机会。如果我们因为厌弃西方现代话语的异已性，而又找不到我们自己的现代话语而不得不转向传统话语时，是不是觉得这样的民族自尊过于狭隘了呢？！我们要言说自己的话语，但不是放弃西方的话语去重操东方古人的话语，如果硬想那样做，必然会走向民族自尊的误区。
我们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我们也应该建立自己的话语，但这必须有正确的出发点与指归。在这个问题上我十分赞同汤一介先生的观点，即不应该从与西方争一日之长出发而转向传统。这种态度其实正是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叶就已作过深刻批判的。他在其著名短篇小说《阿Q正传》中就曾借阿Q这个艺术形象尖锐地嘲笑过那种“先前阔”的没出息的思想；后来又相继在另一短篇小说《白光》中借陈士成这个人物批判了那种挖地三尺寻找祖宗“遗产的迂腐与穷酸”。其实这是一种恋祖情结，是一种童稚的意识，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我以为在我们尚未建立起新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话语之前，我们不防操一操西方的现代话语。正如我们在未制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奔驰车”的时候，不妨先引进西方的“奔驰车”，这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当然我们不能永远满足于引进人家的，我们还应该想方设法地超过它，这个前提便是彻底地消化它。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的民族没有能发明出蒸汽机车，就拒绝引进，为争回面子而搬出诸葛孔明的“木牛流马”，那一定显得滑稽可笑。
抱有怀古主义情绪者，常常只看到传统文化现有价值或绝对价值，而无视这种价值随着时空的推移而表现的相对性，看不到这种传统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联系与转化。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既然西方社会发展到后现代阶段，已遇到西方文化本身所无法克服的问题，而转向东方从中国古典哲学中寻找智慧，那么我们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则更有理由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
这种观点看似正确，其实不然。因为它忽略了一定的文化与一定的时空的某种对应关系。一般地讲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而中国文化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文化显示出一种人对自然的强烈的征服欲望，而中国文化则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合一与共处。因此，这两种文化具有某种天然的互补关系，而改革开放的中国当下状态正是这两种文化互补的最佳时期。中国文化迫切需要再一次输入西方文化的强劲动力，而西方文化也需要输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合理精神以对西方文化进行微调。因而同样的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中西当下的社会文化状态并不具有等同的意义。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过分注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并不会起太多的积极作用。当然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而且必然避免重踏西方人在某些方面的覆辙的，这才是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正确定位。
言说自己的话语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却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实，并没有人会一般地反对民族自尊，除非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但我们讲民族自尊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以区别真正的民族自尊与自卑的民族自尊。真正的民族自尊是以承认落后为前提，然后设法赶上去，超过它。而自卑的民族自尊，却是在挫败面前，要么退回内心，搞腹诽政策；要么退回历史去寻找祖宗的法宝。其实我们从前如果因为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因而失去了我们自己的话语的话，那么重新捡起传统的话语，我们也同样会失却自己的现代的话语。因此我们在进行新的民族文化的选择与重构的时候，全盘西化与归回传统都是不行的。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超越中西现有文化，才能形成自己的现代民族文化，获得现代的民族话语。
我们的祖先的确为我们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历史。我们应当为我们的祖先过去的创造感到骄傲。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决不是什么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而简直是民族的不孝子孙。但祖先创造的文化只属于过去，我们今天的人并不能重过祖先的生活，因此在整理研究传统文化与选择现实运用文化之间就有一个严格的界限。
怀古主义者同时也是现实民族文化的自卑主义者。他们往往在与西方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着一种民族现实文化的挫败感，因而大大刺伤了其民族自尊心。他们逃向怀古主义情绪，试图以我们祖宗的荣耀来掩饰现实文化的不足和洗刷现实文化落后的耻辱，他们企图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抗衡西方文化的东西。因而一些从事于中西文化交往的著名学者加入到怀古主义的行列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应该说这部分人都有着满腔的民族自尊，与那种为了迎合西方人审美的猎奇趣味而向传统文化开掘的人们当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的认识行为却不能不说是已偏离了民族自尊的正确轨道。这种在挫败面前的返祖性文化选择是一种消极的退缩性策略，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但时代发展到今天，这种策略恐怕只能是缘木而求鱼，最终可能会由无奈的以退为进而走向更无奈的彻底失败。
事实上我们的民族新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一直未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现实文化的内部结构。
如果粗略地讲，我们的现实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化；（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三）传统封建主义文化。由这三种文化的合力作用构成了我们的现实文化层面。而在苏联模式为主导文化的社会中，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与传统封建文化是作为隐形文化结构而存在的。传统文化的隐形结构由于受到文化惯性力的作用，使自己具有极强的底气，足以让那浮于表层的苏式社会主义文化常常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色彩。而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表层的苏式社会主义文化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传统封建文化结构乘机进一步加固，（这种特征在广大农村范围内表现尤其显著），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也乘虚而入，而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文化尚待建构，这就出现了一种暂时性的文化失范。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观点或主义都可以找到自己表演的舞台，因而民族现代文化的选择与建构已迫在眉睫。
民族现代文化的选择与重构，只能是在“生产力”的标准原则下，吸收中西一切优秀文化因子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其运作的过程中可能会背离设计者的原初意图。因为它仍然是沿着历史的合力方向，即在各种文化结构的明争暗斗之中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