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争鸣】
编者按 ：2013年初，谢彦君、王宁、马波、肖洪根、保继刚五位教授在大连东北财经大学针对旅游学界、学科和学术进行了两天的对话，并出版了《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传为佳话。2018年底，他们五人再次相聚在广州中山大学，依然针对旅游学科的方方面面又进行了两天的对话。征得他们同意，将对话分为若干个专题先在本刊连载，以飨读者。
“旅游学纵横：学界五人对话录(续)”之引子篇：这五年
谢彦君，王 宁 ，马 波，肖洪根，保继刚
保继刚 ：各位，广州的这个季节，正是一年中最适宜人居的时候。欢迎大家在这个时节来到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相聚。中心的这座办公楼，建于1914年，已有105年的历史。我们研究中心从2001年开始在这里办公，一晃18年过去了，从这里毕业了60多位博士，他们90%以上都在高校工作，已是当今中国旅游研究和教学的主力了。
本课程所有知识点以案例为驱动，在实训过程中对基础知识逐个击破。线上课程资源涵盖常见技术方向和前沿技术介绍，使学生充分开拓行业视野，进行市场定位，零基础授课，无须相关技术储备，适合已经步入大一、大二具有一定自学能力的学员。线上课程共涵盖了Web前端及Java软件开发10个案例，所有案例都逐一进行拆解，保证学习者根据课件即可完成整个项目。课程穿插企业中的开发规范，课程中的重难点详解，更有答疑和教务服务，为学生营造一个最好的学习气氛，使学习者快速达到企业的用人标准。学习者完整实现课程中的案例，能够深入掌握Java核心编程及开发规范，为后续学习Java技术生态链打下必要的基础。
五年之前，在大连第一次五人对话时，我们曾经邀约，说五年之后再聚。正式的五年应该是在2月份，当时本来打算到阳朔去，后来时间没有协调好，害得你们票都买好了，又要退票。
为进行驾驶舱泄压计算，首先要建立飞机增压舱模型，对增压舱进行区域划分。飞机增压舱通常包括有驾驶舱、客舱、设备舱、货舱等，在计算中可将飞机的增压舱室划分为若干个独立的舱室。图1为某型民用飞机的增压舱室划分。其中A为驾驶舱，B为客舱，C为后货舱，D为前货舱，E为前设备舱，F为后设备舱，G舱为尾舱。
马 波 ：我们的票买得很快，退得也很顺。
保继刚： 这样一拖就拖到了年底，特别感谢彦君在中间不断提醒，说再不会面五年就过去了，就变成六年了。实际上现在已是五年十个月了，所以这一次很高兴能在广州最好的季节，大家又重新聚在一起。昨天晚上我们也简单地说了一下，其实我一直有点忐忑不安，在想有哪些东西可谈。五年前的无心插柳之举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学术圈的朋友们得知要继续五人谈的时候，对我们的期望也很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在想怎么谈。关于怎么谈，还是把话题交给老谢，从五年前起头，来谈谈这五年。
谢彦君 ：确实像继刚说的，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五年前无心插柳的“五人谈”，虽然历历在目，但也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了。这次到中山大学来聚，我觉得，情绪、情感又不一样了，更浓重了。特别是旅游中心这个小楼，以前我是在你这儿拎走了一幅摄影作品的，当时你让我挑，我选中了一幅很有美国摄影家李元的摄影风格的作品，弯曲的道路尽头有一个小房子，画面构图很纯粹。可惜，在一次搬家过程中，搬运工不小心给压坏了(保： 重新给你做一幅。)。这次来，我们大家聚在这里，很有点鲁迅所说的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要谢谢继刚提供了这么好的聊天场所，使我们的聚会再次成为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不过，我也感觉到，在上次的对话当中，我们实际上是把以前多年的积累集中地倾诉出来，因此会比较有爆发力。如今，五年过去了，到底怎么谈，谈什么，大家难免有所顾忌，理性的诉求会多一些，但是否能达到目标，也很难说。我看大家得首先卸下包袱，还是要制造一种海阔天空的效果。可否这样，先从这五年的个人感触、个人经历、个人视野和个人判断说起，这样既可以衔接五年前，又可以制造一个轻松的开端，为后续的交锋做一些铺垫。我感觉，五年的变化蛮大，我个人最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时光催人老，头发更白了，皮肤更松弛了。这是我对这五年时间的一种个人化的感受。同时，这五年正值中央政府换届、国家旅游局换届、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调整、新的专业目录开始实施，旅游学术共同体也如继刚说的，经历着代际的转换。可以说，从宏观到微观，从政府到学界、到业界，从科学界到教育界，事实上这五年也发生了不少事情，很有点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意思。甚至在诺贝尔奖方面，我们也有了突破，莫言和屠呦呦共同改写了这方面的历史。回到旅游教育界、旅游学术界，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也亲历了很多事情。所以，我建议，无论是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还是其他方面，大家就从这儿开始说起吧，把它作为话题的引子，调动一下情绪。王宁你先开始好不好？
王 宁 ：这五年我跟彦君的想法是一样的，老了，头发也白了，皮肤也松弛了。
谢彦君 ：我看你保持得最好，玉树临风的神韵还在。
马 波 ：你们说这个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味道了。
王 宁 ：这五年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宏观环境的变化。个人好像按部就班，没有太大的变化。我现在的期待就是尽快从行政管理位置退下来，专心致志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横生出来的行政事务太多，希望以后只做些学术上的事。这几年学术界的变化不小，其中一个是彦君提出的本土化，国内学者，特别是社会学界的学者，对于本土化的呼吁非常强，对国外理论体系及方法的态度与之前不太一样，这是我感觉到的社会学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本土化的呼吁使得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两派之间的张力比过去更强了，不像以前国内学者比较羡慕国际化，羡慕国外的理论和方法。现在大家的自信心有所增强，认为国外的那一套也不怎么样，自己开始想要建立一套立足本土且能走出去让国外学者接受的理论。但是回归到现实情况，发现又达不到这个境界，现在就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状况。
以某计算期内JP柜为例对所有供应商的绩效按照上面的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计算结果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平均分为82.3，方差为7.1，绩效水平得分的分布曲线近似正太分布，根据正态分布概率函数确定供应商分级标准。
谢彦君 ：这一次我建议把对话的切入点和落脚点都设法归结到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一框架当中，正像王宁说的那样，我也感受到了二者之间的张力，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统辖各种话题的总线索。这种想法，我觉得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我们曾几次面临这样一个学术和文化激荡的时代。第一次的规模最为宏阔，那就是五四运动前后；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短短十年，规模虽小，但对中国的影响也极大；最近这一次，可不可以说就在这五年当中？我觉得这五年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逐步走向丰裕社会时，科学和教育界在各种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当中，崛起了一种自我反思意识。尽管没有明显的运动形态，也还看不出明显的时间节点，但我感觉，最近五年，这种集聚的力量在增强，带有更明显地爆发的动力。如果从社会、经济、政治层面去审视它，超出了我们的话题的边界。但是，站在旅游教育和旅游学术领域来感受这种张力，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思考框架，还是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不仅技术上可以操作，功效上比较直接，而且政治上也不至于犯忌。我觉得，我们旅游教育和旅游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纳入到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个框架中来思考、评价，寻求下一步发展的方向。为什么？因为时机到了。你看中国旅游教育的规模，高等院校上千所；你看中国旅游研究，学术论文篇数已经逾百万篇；你看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规模，不管宏观统计的结果是否真实，都可以肯定达到了空前巨大的体量。在这种情况下，与知识生产相关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不仅要向里看，还要向外观；不仅要从外边拿，还需要自己生；不仅要自成系统，还要融入世界潮流。所以，我的想法是，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一对儿概念，代表着激荡，代表着碰撞，代表着互望。我觉得，以互望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旅游高等教育和旅游科学研究，可以既避免狂妄的心态，又避免自卑的心态。
试验的荷载(p)-沉降(s)曲线如图3、图4所示。在较低的荷载范围内(200 kPa)，地基基本处于弹性变形状态。
谢彦君 ：国外的经济学发育得太成熟了，而国内的经济学除了政治经济学思维外，可能还谈不上真正从学理的角度生产本土理论的能力，加上经济学这几十年被定量研究的工具导向所主导，哪还能张罗起来本土化的热潮。国内外的管理学都远不成体系，国内的管理学更是处在模仿国外定量研究的阶段，所以也顾不上喊本土化，这与直面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旅游研究由于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而且产业本身又开放最早，也开放得比较彻底，因此确实涉及到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
马 波 ：关于这五年，我先从自己的改变说起。可以说有两点：一是离不开手机了，二是开始种地了。原来也有手机，但是头脑里一直留存柳传志只用500块钱的手机、主要用来接打电话的故事。这五年，手机变成了个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变成了个人联系世界的主要工具。过去习惯看报纸，现在主要看手机；过去外出旅行，口袋里总要装点现金，现在带现金，家里人会说土，有手机不就OK了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正在被手机改变，我们被信息化了。由于手机的使用，小偷这个职业尴尬了，街道上、商场里几乎没有小偷了。
谢彦君 ：按照艾尔·巴比的说法，抓小偷的职业也可能会受到牵连而不景气了。
马 波 ：在种地的时候也想一些学术的事。过去，我个人的学术关注点比较散，种地让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这几年的想法慢慢集中到了制度方面，觉得中国旅游的特殊性有可能会体现在制度上，所以就有一些想法，希望形成一个新的中国旅游研究视角。
保继刚 ：教材确实是十分重要的。洪根提到的彦君的《基础旅游学》和我主写的《旅游地理学》，对学科建设和教学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关键是我们用写专著的要求来写教材，我们自己在该领域做了很多研究，是在取得的大量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教材。而现在有的教材，撰写者在该领域研究成果很少，写教材称为“编教材”，“编”就是“抄”，按现今的学术标准，“抄”是学术不端，但因为是“教材”，没有人去追究。旅游教材使用的学生多，出版社为了利益，纷纷出版系列教材，其中不乏粗制滥造的垃圾教材。
实行电子公务可以帮助企业精简流程。企业推进电子公务的具体做法是：完善企业局域网络系统，推行内部无纸化办公，并落实专门人员负责制，保证在企业内部所有工作信息传递、交流、报送顺畅，并逐步实行网络运作，实现无纸化办公。
保继刚 ：上一次相聚是在2013年2月，到现在也快6年了。第一次五人谈的时候正好是“八项规定”刚刚出台不久(2012年12月)，所以当时我们还没有感受到“八项规定”所引起的消费转型。之所以称之为“消费转型”，是因为从旅游领域来讲，“八项规定”带来的就是中国消费的变化。这种消费转型也使得中国旅游业和中国旅游研究在这五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我个人感受的第一点，也一直在做相应的研究。
马 波 ：是的。其实已有一些学者在重新解释“农民”二字了，说来话长。我不太喜欢流水线生产式的大学，也不喜欢考核教师职业过于追求数量。基于这样的想法，就起了这样一个自己喜欢的网名。刚好这五年里我有了自己的一小块菜地，自己种胡萝卜、土豆、西红柿、辣椒等。我原来没有种过地，所以经常会误了农时，有时候人家种了一个月之后，我才想起来要种。尽管这样，我好像也挺喜欢的，误了农时自己也还在种。今年寒流来过之后，萝卜都冻在了地里，但是从地里拔出来以后仍然可以吃，而且自己院子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总是觉得它比较干净。
谢彦君 ：看来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一定是一边种地一边浮想联翩了。
他们的父母此时可能还在烈日下辛苦地劳动，他们的父母此时可能还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奔波。他们能理解父母吗？父母最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在学校学到很多知识，将来有更好的生活。学生连亲爱的父母都不能理解，更何况他们的老师呢？
马 波 ：是啊。现在虚拟世界的活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整个社会或者产业也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手机使用的角度思考这五年里的变化，我会联想到智慧旅游的发展。我有一次还跑到一所大学做智慧旅游的讲座，胆子也比较大。当时我就在想，智能手机引起的一系列变革归根结底是什么？在我看来，以智能手机普及为表象之一的信息时代，深层的变化是降低了交易成本。工业化时代主要是降低生产成本，而信息化时代非常重要的是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就会促使个人和社会获得更好的发展。
种地时的另外一个感受是对时间的感悟，就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2005年做《山东海滨度假旅游规划》的时候，外方专家组组长说“长期即短期，短期即长期”，当时也就一听而过，后来逐渐有所理解。一边种菜，一边感悟：其实你所做的短期工作就是长期工作，长期工作也一定要积累在短期工作之中。
对于我们所处的共同世界，我感受比较强的有两点：一是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新常态很有意思，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也似乎在适应它，但又无法知道它的全部。新常态包括王宁刚才说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关系的演变。另一个是旅游领域所发生的快速转变，这个转变以政府的形式和消费者的形式体现出来，而这种新的变化也可能使得我们所做的工作，比如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然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我也并不清楚，今天也想从大家那里获取这方面的信息。今天开头先给大家如此汇报一下个人的五年。
王 宁 ：的确。不过，不同的学科对本土化的呼吁的强度不同。有些学科，比如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就不像社会学界那样有很多人很强烈地呼吁本土化。旅游学界的本土化呼声好像也没有社会学界的这么高。
德国殖民者以胶澳总督府为核心建设城市行政中心，设计“三支道”[注]三支道：Spiro Kostof将以3条街道为一组形成的放射状道路称为三支道系统.中央的那条是轴线，旁边两条支道与它的关系是均等或近乎均等对称状，同时总有一个广场作为这3条路的空间起源.青岛行政中心“三支道”以青岛路为轴线，日照路和莒县路属支道. 壮丽风格城市形态.总督府建筑、叶什克纪念碑和琴岛灯塔组成了这一区域的对景.几何对称构图和精致的城市轴线极尽奢华地宣扬统治的权威[5](图2).
肖洪根 ：记得上次在彦君家里谈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最白的，现在是最黑的，说明其中一个变化可能是装扮。装扮有很多因素造成，一方面是关注community(同行)对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则是源于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可能五年前的自己更加真实，现在已经不那么真实了，这是一个变化。这五年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在香港住满了七年，又重新把中国身份捡了回来，进出内地很方便，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再一个就是生活空间发生了变化，小孩和家人三年前去了加拿大，给我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思考问题，同时也增加了很多牵挂，包括对今后去向的牵挂。另外，这五年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做了一本旅游百科全书，也由此有过很多反思，感觉心也变得更为宁静了。在现行的科研考核制度下，编书、编期刊、写教材经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保继刚 ：像做类似百科全书这样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很多学校的科研考核体系并不认可，这样就导致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有时候没有人愿意承担。但是在真正学术界里，大家是非常认同的。像地理学的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这些年就是由郑度院士一直花很大的精力在做，学界对此是非常认可的，不过科研考核体系是不认同的。
胡思乱想了一阵，竹韵又感到万分惊慌，心底涌出一股罪恶感来，于是扭开龙头，让清凉的自来水浇在自己发烫的肌肤上，企图浇灭心中熊熊燃烧的烈焰……
谢彦君 ：这个话题我们后面可以再深入探讨。确实，编制百科全书其实属于基础工程，精品教材建设也是基础工程，这在知识传播和人才培养方面都非常重要，但是在大学现行的考核体制里面，目前基本不很重视，这块儿根本纳入不进来，并不作为主要或重要的考核对象，加上其他一些个人功利性原因，大学里的教材建设呈现的是很混乱的一种情况，旅游教育界也不例外。
马 波 ：这样的工作不一定是学院的工作，但一定可以是学者自己的工作。有时候学者应该有一些个人内在的总则。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立言立行，就没有说一定要用外在的标尺或是组织的标尺来衡量。
谢彦君 ：你强调的是个人的内在学术修为，其实在现在的体制下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几乎凤毛麟角。大家都要吃饭，都要过上好生活，所以一定会跟着制度的指挥棒趋利避害地去做事。我是在旅游教育第一线工作的，知道所选用的教材的品质究竟如何。我的一个突出感受是，旅游学科教材建设的精品化需求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任由任何人编写任何模样的教材用到教学过程中，这可能是制约旅游高等教育质量诸多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我觉得，作为一种基础性工程，旅游学科的精品教材建设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既需要唤起学者个人的自觉，同时我们也要唤起一种社会自觉，以便在制度层面上鼓励学者投入精力去认真做这个工作。
谢彦君 ：洪根把境外的情况给我们做了介绍。我们这次对话的话题特别希望能体现两个视野：外向的国际化和内向的本土化。所以，任何一个话题能否都尝试一下从这个框架中加以审视，都去看看国外怎么样，国内怎么样。上面所说的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像这种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考虑，比如说在国外，《旅游百科全书》以及教材面临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在旅游学界，这些成果又是什么情况。在社会学和史学界，这些学科本身发展比较成熟，已经有很多积累，就有很多比较好的称得上工程性的成果，包括《百科全书》和教材，这既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学科成熟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旅游这个学科，尤其在大陆，学科发展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评价体系的问题更为突出。我曾与某位“985”院校的管理学院院长交流，聊起学校考核导向的问题。他说，他们学校的考核体系里面根本就不会有教材，自己也从来不做教材，就连专著他认为也不算什么，他们学校就是看论文，就看SCI或SSCI论文。你看，在他的话语里，教材建设几乎没人管了。其实，大学的使命最突出的是两个：一个是科学研究，一个是人才培养。这就像是一驾马车有两个轮子一样。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大学评价体系中把科学研究放在了压倒一切的地位——且不说论文发表是否就意味着真的是科学研究，把这个轮子磨得浑圆，而且还总往上浇润滑油。相反，尽管口头上也注重人才培养，但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考核与激励手段来，于是，就把人才培养这个车轮挤压得成了椭圆，甚至成了方饼。这样的大学怎么能够真的跑得快呢？所以，我就想，中国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恐怕也是靠两个形状不同的车轮在往前滚，一种是圆形的车轮，跑得很快，另一种是椭圆的甚至是方形的车轮，很蹩脚。这个问题典型地表现在工程性、基础性教材建设的缺位上。我想，国外的情况会好些，旅游学科之外的一些老学科会好些。而这，就是需要我们警觉的。这样的话题，我想是不是在后边也可以延伸一下。
例如，在学习《晏子使楚》这篇课文的时候，对班级中的优等生、中等生以及学困生，可以分别给予他们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楚王为什么要说“寡人反取病焉”，请学生们根据本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详细说明楚王自取其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根据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详细分析本篇文章中的晏子和楚王，说说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第三个问题是运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文章的所描述的事情进行概括。采取这样的措施能让班级中的所有学生都参与到语文学习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班级中的学困生在学习过程中被边缘化。
肖洪根 ：院校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基本上很保守。我们从去年开始一直到明年，在组织材料申报新一轮的科研考核。各个学科都有选报项目，也基本上是以期刊文章作为最首选的评估材料，除非像艺术类学科，它们是以作品、艺术品来考核。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是以期刊为主。虽然《条例》中也提及可以报送别的材料，但大家不太可能考虑任何别的东西。我曾经给院里建议，能否将内容覆盖面与用户覆盖面等因素纳入考核。据《旅游百科全书》出版社给我们反馈的下载量来看，从2016年底出版到现在，已经有33 000多次下载量，这么短的时间，这个下载量已经算是很高了。其实从内容设计、同行参与、词条完成质量、各地征订状况，及下载使用数量等方面看，这本书或许也算是一件可上报的成果。但是院里认为，提交这个很冒险，还不如上报期刊文章。一个人可以提交4篇期刊论文，提交之后，先作模拟预评审，请两位外审专家对提交的期刊论文，按1、2、3、4等级，进行评审打分；然后再由学校聘请的学术顾问进行评审打分。总之，现在科研考核基本上是以期刊文章为主，同时，为了保证期刊文章能够在学界获得很高的认同度，大家也会尽量在A+等高级别的杂志上发表。
肖洪根 ：在旅游学科的英文圈子里，还是有那么一些学者热衷/热心于编书、编教材的。因为外面的教材没有外加的“建设”内容，这类书籍大体还是由着编(著)者的研究兴趣(或教学兴趣/需要)来完成并出版的。读者/用户这只无形的手，往往会很有效地决定这类图书的再版频次与册数。在优胜劣汰中，好的教材，编(著)者连同出版社，会把它做得更好、令读者/学生感觉更为好用。值得庆幸的是，这五年，中英文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反复再版的经典教材，如中文版的《旅游地理学》《基础旅游学》，英文版的《Tourism： Principles， Practices， Philosophies》等。编著一本好用的教材，往往心里每时每刻得装着学生与读者，且要站在教学/互动角度，并以科研与知识积淀为基础，绝不是一件可以轻易做到的事。
信息化时代时空被压缩，个体选择机会或者选择方式更加多样化。一方面个人行为被手机所控制，另一方面，个性也可能在这里得到彰显。当然看手机会影响视力，眼睛会更花。你们说这五年皮肤松弛了，我是觉得眼睛更花了。有了手机以后，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蓝岛农夫”，“蓝岛”是个地理位置，“农夫”来自于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理解。自从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以后，越来越觉得做教育应该像农业，教师应该像农民。
马 波 ：这个话题和我们上次所谈的内容也有一定的衔接性，上次座谈的关注点之一就是知识的生产。我觉得知识生产不管以何种方式表现，都应该纳入考核体系当中，当然即使百科全书和论文的知识生产不一样，但只要在知识生产里有溢出，那就应该是属于学者该做的工作。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学者完全服从当下的学术考核技术和手段，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衡量，也许并不是一种好的行为选择。当然，这些考核制度会影响到个人，如果个人觉得做这件事很有意义，预判也有知识的溢出，考核体系就令人纠结了。
教材的问题确实是旅游教育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应该有所改变。如果教材并不能够反映知识的体系和知识的演化，教材的发育连整个学科发展的水平都不及，那么就会导致教育体系混乱低效。当说到延伸话题时，我头脑中最初的反应是，真正的学者应该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而不是跟着外在的标尺走。所以洪根说现在的心比较静，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内在的变化。
红色代办员是企业与政府的“中间人”，每个代办项目均由专人负责材料准备、流程图制定、组织协调、全程指导、跟踪督促、疑难会商，实行“一对一”审批跟踪服务，建立全程代办工作台账和日志。实现项目审批由“企业跑”向“政府跑”转变。
谢彦君 ：我虽然赞成你的这种观点，但现实中这种观点并没有立足的制度基础。首先，校长、院长、科研处长这一关你就过不去。我们也都当过几天院长。你自己当了校长、院长，也会拿这样那样的指挥棒要求学者，甚至你不这样要求他，他还会怪你不会当校长、院长。报奖啊，评头衔啊，一边是抱怨表格，一边得埋头填表格。这就是“势”。当一种情况成了一种“势”，个体若不顺势而为，就比较麻烦。中国人最擅长的是“顺势”，这个大家都承认吧？我注意到，很多人的书房或明堂中都喜欢挂一幅“宁静致远”的条幅，但你观察其人，往往是最不静的一个人。原来是他“要静”而静不下来，写个条幅提醒自己一下，最终还是静不下来。这一点连我自己也都一样。这样一种情况聚少成多，集腋成裘，于是，心态扭曲也就成了文化。我但愿这只是中国文化的短暂过渡阶段的现象。
此模块用于实现用户界面与虚拟现实世界的连接，采用Unity 3D游戏引擎技术。Unity 3D目前是最著名的虚拟现实系统开发工具之一。该模块根据患者不同部位的识别以及医疗器械数据进行分析，通过VR眼镜虚拟呈现。
保继刚 ：静是一种心态。这个话题与后面要谈的话题有很大的关系，与学科发展、知识创新、理论范式等都有交叉，所以在整理的时候，我们第一段还是先整理这五年的变化和感受，这里面可能会谈到很多与后面相关的东西。
肖洪根 ：我认同彦君试图描绘的这种矛盾心情。我也时常下意识地提醒自己，不可过分宣扬“To win is to lose”(得则失)之思想。另外，关于这五年的变化，再补充一点，就是我的工作小环境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从我刚加入香港理工大学到现在，学院可以说是逐步上升到了一个辉煌期，现正处于翻过这一页、书写新一页/下一页的过渡时期。昨天晚上也聊到，过渡时期对于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影响，也都在催发大家思考今后要朝哪个方向发展。本土化多一点、还是国际化多一点？整体而言，这五年我感觉自己的心更静了，静到极致的时候，外部再怎么变都没有关系。
谢彦君 ：恐怕你要好好解释一下你心目中的农民了。
第二点感受就是，这五年当中，学科的独立、学科的自觉，还有学术共同体的稳固，都是一直在强化的。五年前我们所谈的学术共同体可能才刚刚形成，但这五年我们看到，学术共同体在一年一年的不断强化。学术共同体强化的标志就是以旅游为终身职业的人越来越多，以旅游牵头举办的会议规模越来越大，学科的影响力持续增强。比如，在前一个阶段，我们会思考，随着旅游地理学者逐渐更多的偏向于旅游领域，它对地理学的影响力是否会发生变化？但是从最新的可比较数据来看，实际上旅游地理学对母学科的影响是加强的，为什么呢？《地理学报》作为国内地理学界最好的刊物，其中刊发的旅游地理主题的文章数量是增加的。《地理学报》的编辑部主任告诉我们，旅游地理领域的文章在该刊物上的下载率和引用率都是名列前茅的。从个人角度来讲，吴必虎和我在《地理学报》中刊发的多篇文章，都有较高的下载率和引用率，被列入刊物最有影响力的几十篇文章之中。所以说，学科独立、学科自觉以及学术共同体的稳固，在这五年中都在持续增强。
第三点感受是，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地位和旅游教育水平有所提升，提升的标志之一是上海软科排名。上海软科从2017年开始有“旅游休闲管理”学科排名，英文是Hospitality & Tourism Management。它在全球选择了大约60个旅游休闲刊物统计全球各大学的发文、引用率、国际合作等指标情况，香港理工大学连续两年排名第1，在大陆的高校中，中山大学2017年是第17名，今年(2018)是第10名。也就是说，纯粹用英文发表文章在全球比拼，中大已经排至第10，实际上我们的实力应该是超过第10的，因为我们用英文发表的文章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的文章是用中文发表的，这就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文章没有纳入到评估体系当中。所以说，从软科排名来看，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地位是在提升的。
游戏过后，孩子们也静了下来。我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们，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就像浩瀚宇宙中的星辰，每个人都有闪光的一面，只要我们找出自己的亮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康庄大道。所以老师希望大家都能发现自己和他人的优点，保持自信，用智慧描绘锦绣前程。”
旅游教育水平提升的另一个标志是旅游教育国际研讨会的吸引力在逐步提升。去年中山大学承办了一次国际旅游教育的研讨会，全球排名前20的旅游学院中，有10个学院的院长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以前大家都不太敢想象，在广州召开的国际旅游教育研讨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吸引这么多优秀学者来参加。
从个人来讲，当然这里的个人和集体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在用旅游管理学科申请“长江学者”的时候，申请了五次，五次也都进入了答辩环节，最终在2016年申请成功，于是也就有了旅游管理学科中的“长江学者”。同时也有两位旅游管理专业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一位是就职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David Weaver，现在受聘为东北财经大学的讲座教授，另一位是就职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Dogan Gursoy，受聘为西南财经大学的讲座教授。此外南开大学的李辉教授2017年也入选了长江青年学者。所以，从学科认同的角度来说，现在已经有4位长江学者，包括长江学者特聘、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和长江青年学者，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意识到的另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代际转换的学术特征越来越明显。关于代际转换，以后还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只是先提一下，说明我自己的感受。一部分学者已经快到60岁，接近退休，像马耀峰老师已经退休了。这是在国内成长的第一代学者，当然我们比西方晚了一些，西方的第一代学者像Geoffrey Wall教授，他们现在处于65-75岁之间，比我们年长大概10-15岁。这些学者比我们更早一点进入这个领域，但不同的是，我们代际传承的速度更快，新一代成长的更快。2000年之后获得旅游管理专业博士学位的这批学者，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学科的主力。所以说，代际传承和代际转换比较明显。这大概就是我对这五年的感受。
关于代际转换，我再补充一下，国内第一代学者的行政职务转换，已经全面展开了。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创院到今年(2018)，我已经担任了14年的院长，在今年7月份进行了换届。大家也知道，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的王昆欣教授作为中国旅游职业教育的领军人物，也于今年退居幕后，不再继任党委书记。他从校长到党委书记，大概已经任职20多年，现在也进行了换届。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在行政职务方面的转换开始变得明显。
马 波 ：我于6月份向校方递交了辞去院长职务的申请，估计能被批准，也算是对代际转换的一种响应。
谢彦君 ：关于这五年的感受，首先在起点上我跟继刚的感觉有类似的地方。2013年中央实行的“八项规定”对旅游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对我们的专业、学科、学术研究的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借用你的话来说，就是需求转型。在有些地方的高档餐馆，需求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幅下降，很多高档餐馆倒闭了。随之而来就感觉到，在新时代和新常态背景下，政府对于教育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影响力度事实上也是在加大。原来可能觉得一些具体话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事实上，政府对于整个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力也是在强化着，尤其是对于高强度发展和大规模发展的产业来说，政府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有时，政府的力量也会影响学术研究该怎么走，怎么为政府决策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的特殊使命，也面临着一些新的考验。这是这五年来对于宏观形势的一个比较突出的感觉。
2年区试与生产试验结果采用DPS数据统计软件[4]，对黔糯优11的全生育期、有效穗、株高、穗长、穗粒数、实粒数、结实率、千粒重主要农艺性状和产量构成因素与产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第二个感受就是教材建设非常迫切。我和王宁、洪根是不一样的，王宁是在比较成熟的社会学领域，洪根是在香港，所以估计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不太一样，你们那里面临的教材问题一定没有国内旅游学科这样突出。我在担任院长的时候，一方面给本科生上课，另一方面我也会直接去研究任课教师的授课情况和教材选用情况。有一个学期我还在全院推行了“全院老师听全院老师的课”的活动。一个学期下来，很多老师都意识到了教材、课程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具体的问题。在这五年里，这种感觉似乎越来越强烈，以致于有时候在会议场合说话，容易一竿子打下去，捎带着就得罪了不少人。比如不久前的旅游教育分会的年会上，我说“人人都写教材的时代应该过去”，这样一句话，不知会让多少人听了不舒服，因为听众当中就有很多人在写教材。但是站在教育的前线上，确实感觉到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基础工程有待加强。这是我心里比较迫切的触动和感受。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面对的，需要进行系统的思考，需要有一种反思。
再有就是，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知识的问题，实际上是从2011年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最近这几年也几乎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这个地方，其中部分观点性的认识收录在《灵水识谭》那本书中。在一定程度上，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与旅游专业没有直接关系了，但相信有些观点是可以结合到本专业领域里来的。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心也在慢慢地变静，好像是你心静我心也静。但事实上这种静也伴随着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好像在走一条另类的道路，所以，有时候自己就会反思，思考自己的东西应该如何与主流的东西进行衔接。这是这五年期间我的心路历程。另外一个变化是空间上的变化，从2018年开始，我调到海南大学来，这对我个人的学术方向和治学理念也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总的来说，个人的生活与这五年的学术体验是彼此相融的。我也赞同刚才继刚的判断，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Random Thoughts on Tourism Studies ：A Dialogue Among Five Scholars (Ⅱ)——Chapter One -The Last Five Years
XIE Yanjun，WANG Ning，MA Bo，XIAO Honggen，BAO Jigang
Abstract ：Community percep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rather “spontaneous” dialogue on tourism studies in Dalian 2013 have ever since intrigued our long thoughts for a second dialogue， which eventually took place in Guangzhou on 22-23 December 2018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s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For the matter of continuity， and overarched by the broad the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ourism studies”， this two-day dialogue began with reflections on changing/changed situations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Quintessentially， this opening session took a comparative lens to reflect upon the changing/changed landscapes of tourism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 vis-a-vis the felt changes， either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in the state-of-mind of the five dialogue participants over the same lustrum.Issues brought up or discussed in the opening session include， amongst other things， 1)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t the ministerial level， the corresponding changes in the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y， the shift of focus on leisure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new states or stages for China tourism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2) current practices in 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and the consequences， either positively (e.g.， university ranking by subjects) or negatively (e.g.， over-emphasis on top-tier journal articles against other publications such as textbooks and encyclopedia)， in influencing the career path of individual academics and the growth of a field or discipline in general； 3) a heightened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China tourism education and research， which is now built on a growing body of knowledge in milieu of an ever-maturing context against the more established disciplines such as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as well as in interaction with the English research community； 4) the transition of tourism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from the pioneer to the pillar generation and further onto the younger hands； and perhaps existentially or individualistically， 5) the positioning and positionality of tourism researchers in the changing academic community. Overall， it is felt that the opening of the second dialogue has opened up the minds of the five discussants in their forthcoming exchange of ideas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ourism studies”.
Key Words： random thoughts；tourism studies；dialogue among five scholars(Ⅱ)；the last five years
作者简介： 谢彦君，海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宁，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马波，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洪根，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保继刚，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收稿日期： 2019-01-20
标签：random论文; THOUGHTS论文; tourism论文; studies论文; DIALOGUE论文; AMONG论文; FIVE论文; scholars(Ⅱ)论文; The论文; last论文; YEARS论文;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论文; 中山大学论文; 青岛大学论文;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论文;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