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型与集约型概念新探——从农业经营方式—农业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增长方式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概念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讨论是关系到经济科学的严肃性和实践中“怎么做”的重要问题。然而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概念上主要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没有表明经典作家所规定的内涵及其使用范围；二是疏漏了从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农业中粗放型经营与集约型经营到如我国所提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概念之间的一系列的转换环节；三是对现代人所赋予的涵义缺乏明确的界说。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发表一点陋见。
一、精放型与集约型概的本来涵义
在经济思想史上，对粗放型与集约型作出权威性论述的是李嘉图和马克思。
在李嘉图那里，虽然尚无明确的概念，但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所论述的有些关思想是确定的。李嘉图指出：“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2]他还告诉我们，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量的差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在不同的地块上所带来的各块地产量的不同；另一种是等量的资本和劳动，连续地投在同一地块上所带来的各次产量不同。李嘉图将这两种情况称之为农业的两种耕种方式；[3]通过对历史和李喜图地租理论的考察“两种耕种方式”的前者即为农业的粗放型经营；后者则为农业的集约型经营。
在世界经济史上，英国近代农场企业形成最早，先于城市机器大工业而产生。我们知道，英国产业革命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了李嘉图时期(1772—1823)，企业经营的农场在英国农业中无疑已取得主体地位。这从李嘉图本人的地租理论中也能看出。他在论述农业中的以上两种耕作方式时，总是将其与价值、资本、利润率等经济范畴联系在一起。所以，可以肯定，他实际上是在论述资本主义农场企业的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即粗放型经营和集约型经营。
马克思的地租学说是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直接扬弃。马克思在论述级差地租时指出：“若干资本同时投在不同的地块上，所以，每投入一笔新的资本，土地的耕作范围就会相应扩展，也就是耕地面积扩大”[7]（粗放型经营，作者加）。同时，马克思还指出：“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毗连的土地上”。[8]马克思一再强调，这两种投资方式的生产率（或效率或产出量）是相同的，并举例加以论述。他首先举出4笔3镑的等量资本分别投在A、B、C、D，4块面积同为1英亩、质量等次不同的土地上，其产量分别为1、2、3、4夸特；然后指出，按照相同的顺序，投在同一英亩上，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9]在同一个场合，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所以会发生影响，只是因为不同的肥力使投在土地上的各个资本在资本量相等或就资本的比例量考察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产量。不论这种不同的结果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还是投在好几块等级不同的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都不会使肥力的差别或它们产量的差别发生变化”。[10]马克思的地租学说更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为考察对象的。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农场企业中，农场主将一定量的资本是投入未耕土地还是追加到同一块已耕土地上，完全受利润最大化规律的支配。因此，马克思将这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明确称之为粗放型经营和集约型经营。
根据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对粗放型和集约型概念的本来涵义，可以作出以下几点界说：(1)粗放型和集约型是农业中的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2)粗放型经营是一定量的资本与多量土地的结合；集约型经营是一量的资本与少量土地的结合。因此，在耕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实行集约型经营可以节约耕地。(3)粗放型经营和集约型经营，在资本使用效率上无差别。
二、从粗放型农业经营方式与集约型农业经营方式到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农业增长方式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是从生产关系层面上来考察资本主义农业粗放与集约问题的，所得出的是农业粗放型经营和集约型经营的思想和概念。这是由他们各自特定的理论任务决定的。李嘉图所代表的是当时英国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赞扬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断定农业地租的存在必然使农产品价格提高，进而促使工人工资和工业生产成本上升，这会降低工业资本家的利润，不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李嘉图的基本立场决定了他对资本主义农业两种经营方式的研究，意在证明农业资本家无论采取哪种经营方式，地主同样要收取地租，都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以必须消灭地主和地租。马克思从当时欧美的实际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出发，确定了他的理论任务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农业两种经营方式的考察，建立起了他的科学的地租理论。而他的地租理论旨在揭露资本主义农业中分配关系上的矛盾、冲突和不可调和性。马克思根本无意去分析、比较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中哪种投资方式更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增长。这等于为资本主义出谋划策。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农业仍然是适用的。但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农业来说，马克思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理论遗产。加上社会主义中国如今也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农业中地租、地价、利润等经济范畴依然起作用。因此，从生产关系层面上研究我国农业的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从而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地租理论，是用以处理好我国农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经济利益关系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当今经济学已经形成了细密的分工，这类问题本应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的课题。“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作为经济学说中的一个分支，必须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的研究。具体到农业问题上，就是要从生产力的层面上研究粗放与集约问题。而在生产力的层面上，农业的粗放和集约问题便是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
三、从粗放型农业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农业增长方式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实行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对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来说，可以节约耕地，对耕地资源充裕的国家来说，具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
一国非农业的增长也要占用土地，在非农产业的增长过程中，也有一个节约土地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因此，在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本来涵义上实行一国经济总体上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有意义的，但其实际意义较小。因为对非农产业来说，土地作为空间场所或依托，固然也是实现其增长的一个条件，但非农产业对土地没有肥力地要求，主要依靠的是不宜耕种的贫脊土地。再从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来看，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非农产业的增长受土地因素制约的现象并不多见。所以说，中共中央提出实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所要解决的还有比土地更为重要的问题，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因此，当粗放型增长方式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概念从农业一个部门扩展到国民经济总体时，概念的内涵必然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以致几乎变成了仅仅包括本来那种涵义的另外一种概念。
我们应当赋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涵义呢？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尊重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又要明确我们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到底是什么？这里，笔者试图就此作以下几种不同的界说，然后取其一。
1.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将一定量的可变生产要素稀薄地投在较多的固定生产要素上，所带来的产出量的一定增长；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将一定量的可变生产要素集中地投在较少的固定生产要素上所带来的产出量的一定增长。这里的固定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设备、机器和工具等等；这里的可变生产要素包括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和劳动等等。如果从这种意义上理解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意味着在投入的可变生产要素和产出量不变的情况下，固定生产要素的节约，抑或在固定生产要素存量下变的情况下所吸收的可变生产要素增多，固定生产要素存量的使用效率提高。其意义比起原来在农业中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是，这一规定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这一规定虽然涵盖了所有固定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问题（而不只是土地），但它是把固定生产要素的存量当作与土地一样的自然物而存在的，事实上是不能成立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包括土地资本在内的所有固定生产要素都是通过人类的长期投资形成的。除去作为自然物的土地以外，所有的固定生产要素都存在着磨损和重置投资问题，加上产业结构的转换和不断高度化，固定生产要素的投资永远不会停止。这就带来了一个固定生产要素本身投资的效果、效率和效益问题。对概念的以上规定，由于是把固定生产要素作为给定的条件来谈论增长方式的，所以，忽略了固定生产要素本身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第二，对概念的以上规定，是以投入的可变生产要素和产出量为一定的，那么，将一定量的可变生产要素由原来投在较多量的固定生产要素上转变为投在较少量的固定生产要素上，仅仅表现为对固定生产要素的节约，至于这可变生产要素的“一定量”是否最佳量或最低量并未涉及。
2.所谓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高投入，低产出型增长方式；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低投入，高产出型增长方式。两种增长方式相比较，可以表现为多种组合；要么投入量相等，产出量后者大于前者；要么产出量相等，投入量后者小于前者等。这里的投入包括所有固定生产要素和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这里的产出包括所有的物质产品和劳务（或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概念规定的涵盖面虽然远远大于第一种规定，但仍不科学。问题不在投入这一头。让我们来作一些具体分析：从定义本身看，在投入方面，虽然只涉及到了两种增长方式投入“量”（高或低）的问题，而没有提到投入的“质”。但笔者认为，其“质”的问题已经寓于之中了。比如说：以上所说的两种组合：两种增长方式的要素投入量相等，但集约型增长方式产出量大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的产出量。为什么能够大于？其中便隐含着所投入的各种要素的量态和质态的组合问题。具体来说，在投入为一定的条件下，要想获得更多的产出，就必然要优化投入要素的组合，加大科学技术的含量等等；反过来说，在产出量为一定的条件下，要想减少投入数量，就必须提高投入的质量。对概念作这种规定之所以不科学，问题出在产出这一头。我们知道，产出的高低是单纯的数量概念，并无质量和效益的含义。而在现实中，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数量的增长往往是低质和无效的。如果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理解为从高投入低产出到低投入高产出的转变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较高的产出品可能因为不为社会所需要，不能增进国民的福利，或者因为造成环境污染等等成为无效益增长。
3.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界定为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成本与低产出、低质量和低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之相对应，把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界定为低投入、低消耗和低成本与高产出、高质量和高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投入产出公式的左端，投入、消耗和成本三个逻辑环节中，投入因消耗而起，成本是消耗的结果，消耗是核心；在公式的右端，产出、质量和效益三个逻辑环节中，效益是归宿。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又可以简化为：高耗低效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低耗高效型经济增长方式。对概念作出这一新界说，虽然与经典作家马克思的粗放型与集约型的本来涵义相距较远，但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矛盾。马克思由于所处时代的需要，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上考察农业中粗放型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同时，他又给后人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新的经济条件的出现，从生产力的层面上考察粗放型与集约型问题留下了理论发展空间。另外，我们所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拘泥于马克思本人的个别观点和概念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定。更重要的是：对概念的以上新的界说，在生产力的层面上涵盖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所要解决的所有的基本问题，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注释：
[1]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第8页；奚兆永：《论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第57页等等。
[2][3]〔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21年第3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9、58—59页。
[4][5][6]〔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译本），商务印务馆1983年4月第1版，第123、128、130页。
[7][8][9][10]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Ⅲ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759、760、763、759—760、7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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