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上海市人口分布态势的巨大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市论文,态势论文,近年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8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分布变化的特点
1.1中心城区范围扩大，其人口密度显著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经济大发展的需求，上海市的行政区划和人口分布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82～1997年间，由现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十区和浦东新区12个街道组成的中心城区的面积扩大了1.2倍，而其人口增加17%，中心城区的平均人口密度因此由40801人／平方公里大幅度下降至22085人／平方公里，全市最高的街道人口密度由166400人／平方公里降至97146人／平方公里，这种变化标志着长期存在的市区人口过于稠密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初步的扭转，对改善城市功能和市民的居住条件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期间内，上海的郊区人口密度有所上升，与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差距从41.3倍缩小至21.4倍，这表明上海的城市功能分布和人口分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均衡化趋势，城乡差异有所缩小。
1.2 城区核心部分人口绝对数量持续减少，城区外缘部分人口大量导入，城市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郊区化特点
上海城区核心部分的人口在80年代已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进入90年代，由于土地批租、市政建设和老城区改造的大规模进行，再加上产业结构“退二进三”的大调整，促使中心城区核心部分的居民以更大规模向外搬迁（1991年至1998年9月底，共动迁40万户，150万人，单位12000个，拆房3000万平方米，相当于1990年全市居住总面积的1/4），其人口的绝对数量持续大幅减少，而城区外缘及城乡结合部人口则大量导入，总量迅速增大。据对组成中心城区的93个街道（镇）调查，1990～1997年间人口绝对减少的有52个，共减少74.58万人，其中减幅最大的3个街道在7年中人口分别减少了34.5%、34.1%和29.3%。上述期间内中心城区人口增长的街道（镇）有41个，共增长88.83万人，其中增幅最大的镇在7年中人口竟增长了3.9倍。
人口的大量外迁，减小了中心城区核心部分的人口密度，增大了外缘地区的人口密度，这无疑将有利于城市功能分布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化。1990～1997年，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超过6.00万人的高密度区的范围和所居住的人口都减少了将近一半，每平方公里不足1.15万人的低密度区减少约四成，而每平方公里1.15～6.00万人的中等密度区则得到了显著的扩张，其面积增大六成，人口增长四成，已成为中心城区主要的人口分布区域。中等密度区人口容量适中，土地利用集约度较高，其扩张显然是符合现阶段上海市的人口、经济状况的。
在地理分布上，以上人口减少区和增长区，也就是人口迁出区和导入区的界线，大致位于内环线的内侧，而且具有愈往中心人口减幅愈大，愈往边缘人口增幅愈大的显著特点。若以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为圆心，1990～1997年间基半径1公里范围内（仅指浦西，下同）人口约减少29%，1～2公里环带内减少20%，2～3公里减少16%，3～4公里减少13%，4～5公里减少9%，而5～6公里则增长4%，6～7公里增长11%，7公里以外的中心城区部分增幅更高达65%。郊区与中心城区接壤的地区，也是重点的人口导入区，人口增幅也很大。
如果把上海划分为内环线以内、内外环线之间和外环线以外三个部分，则1990～1997年间内环线以内人口大幅减少、内外环线之间大幅增加的态势是非常引入注目的，这一点无疑是人口分布变化最显著的特点，它标志着上海已进入了城市人口郊区化的发展阶段。当然，这一变化迄今还只是初步的。受经济水平特别是交通条件制约，上海城市人口由内向外扩散的距离还不远（一般为3～6公里），中心城区还在“摊大饼式”地向四周蔓延，因此，严格说来上述郊区化主要的还是一部分郊区的城区化，这同发达国家大都市的人口郊区化是有一定区别的。
注：*现闵行、嘉定、宝山三区和浦东新区的乡镇。
**金山、南汇、奉贤、松江、青浦、崇明六区、县。
1.3 全市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城市化区域扩大，一个以城区为核心的多层次、组团式的合理城镇体系正在形成。
近20年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的推动下，上海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过去多年中城镇人口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萎缩的不正常状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据推算，1982年分布于市中心10区以及郊区各区、县的街道和小城镇建成区内的人口计约710余万人，1990年为850余万人，1997年已增至930余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由60%依次升至66%和71%以上，已与发达国家的平均城镇人口比重(74.5%)相去不远。若把上述范围称作城市化区域，则其土地面积已从1982年的不足350平方公里增长到1990年的420平方公里和1997年的662平方公里，短短15年中增幅达到近九成，充分反映出城镇大发展的强劲势头。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上海郊区农村的高速度城市化特别引人注目。1982年郊区平均的城市化率不到15%，至1990年已达25%，1997年更急升至39%以上，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近2倍，从而很好地发挥出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相互促进的作用。尤其应予强调的是，在郊区城市化进程中，36个国家级和市级试点城镇发挥了显著的骨干作用。上海自1994年开展小城镇建设试点工作，至1998年底，平均每个试点城镇的常住人口达2.1万人，比试点初期增长61%，平均每个镇区面积为3.88平方公里，也有明显扩大；此外，供水、供气、环保、绿化、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通过上述发展进程，在上海整个市域范围内，一个以城区为核心的多层次、组团式的合理城镇体系正在成形，它对城市功能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国际性大都市，以及最终实现上海市“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功能定位，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上海市的城镇体系由中心城区、新城、重点或中心集镇、一般集镇四个层次组成。中心城区是上海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市域城镇体系的主体或核心，近年来其范围扩大，正迅速地向外环线拓展，人口规模保持稳中略增，人口密度则大幅度下降。
新城指郊区具有二级市或辅城功能的集中城市化地区，由各区、县老县城和依托重大基础工业设施的石化地区发展而成。在全市范围内，新城担负着分担中心城区部分职能（尤其是工业）的卫星城作用，在所在的区、县，它们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近10年来，宝山等6县的县改区，对新城的建设很有促进，而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区工业向郊区的大扩散，以及一批市级工业园区的建设，对新城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到90年代中后期，各新城人口和用地规模均显著扩大，经济实力和现代化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典型的如：金山卫新城，它是1997年原金山县和石化地区联合建政、撤县建区后形成的，城市规模达到占地20平方公里、人口12万多，而20几年前，金山卫不过只是一个仅约千人的滨海小镇。松江区政府所在地的松江镇是郊区最大的新城，建有市郊第一个市级工业园区，经几年高速发展，现城区面积已达20平方公里，人口近20万，比10年前都增长了1倍多，已初步达到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框架。
上海郊区的重点或中心集镇和一般集镇总数约190个，它们如繁星一样遍布整个郊区农村，构成了城镇体系的基座。其中重点集镇是90年代以前的老建制镇，它们历史基础好，交通条件优越，经过9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人口普遍从几千人增长到近万人。一般集镇过去规模均极小，只有几百人至千余人，目前普遍达到两三千人以上。重点集镇和一般集镇数量多，与农村联系紧密，是吸引接纳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的基本载体，在上海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1.4 农村人口分布出现自然聚落减少、农民向城镇和中心村迁移、集中程度增大的新特点。
上海郊区农村从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问题，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鼓励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加快建设农村小城镇问题，在此基础上90年代中期又明确提出了“三个集中”的方针，即工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农田向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和合作农场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三个集中”方针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农村人口的合理再分布，体现出社会经济生活现代化的客观需求，在实践中显示出许多优越性。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上述政策的引导上，上海郊区平均每年有7万多农民搬迁到中小城镇落户，“三个集中”方针提出后，其规模显著增大，1996、1997两年均达到12万余人，前后累计，进城落户的农民总数已接近100万人，由此促成了郊区农村城市化率的大幅度提高。
农民进城落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小城镇的发展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一大批多年来面貌始终变化不大的农村小集镇，在短短数年内都发生了巨变，无论人口数量，还是第二、第三产业的规模，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增长。松江区小昆山镇在80年代初镇区面积仅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满300人，全镇只有一条长不足百米，宽仅2～3米的小街，连自来水厂也没有。而到1997年镇区面积已扩展到1.6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万人，而工业产值比80年代初更猛增了100多倍。松江区泗泾镇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到1997年初不仅吸引了1500多户农民进镇，还有300多户上海市区居民也前去落户，全镇已初步展现出现代化小城镇的风貌。
城市化的发展，使上海郊区的乡村人口总量显著减少，1982年为470余万人，1990年为430余万人，至1997年已减到360余万人。他们散布于近5万个自然村落中，规模多不足百人，虽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但村落规模太小、居住过于分散的状况，对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仍然是突出的不利因素。为改变这一现状，从1997年起，上海郊区在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同时，开始了试点中心村的建设，即经过规划后，拆并若干个自然村落，形成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不少于200～300户）、地方特色和设施配套的中心村，使农民的居住做到有序集中，以利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化。经过不长时间的建设，郊区21个中心村试点单位在出形象、出经验上都取得显著成绩，其中被列为市级试点单位的浦东新区孙桥镇环东村的建设尤为引人注目。环东中心村由62个原自然村落合并而成，人口近4000人，是一个人口集中度高，具有现代气息和田园风光的新型农村，展示出未来上海郊区农村建设的光辉前景。
2 人口再分布中几个应予重视的问题
2.1 人户分离现象大量增多
人户分离，即人迁户口不迁，是近年上海市区人口大量搬迁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迁入地与迁出地距离愈远，在社区成熟度、综合环境质量和文化品味上落差愈大者，人户分离现象愈严重。如嘉定区真新街道，距内环线5公里，是90年代以来在原农村地区建设起来的大型住宅区，居民绝大部分来自中心城区；据1998年9月底统计，该街道实际迁入50467人，申报户口的只有741人，仅占1.5%。
产生人户分离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搬迁者对新迁入区在心理和感情上尚缺乏充分的认同感，其中不少人属于市政动迁性质，他们的搬迁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被动的。此外，一些实际利益，如幼托和中小学入学均与户口挂钩，而人口导入区各种设施的配套一时难以完善，质量和水平也难以与老城区相比，也促使一部分人不愿意在搬迁后及时申报户口。
人户分离现象的大量产生，确实在一个方面反映出某种程度的社会失常，它不利于新社区产生凝聚力，对加强管理、建设和治安是个明显的消极因素，同时还扭曲了人口迁出区和迁入区之间与户口迁移有关的财政转移支付关系，理应针对其产生原因采取多方面的完善措施，并严格执行相关的规章制度，这对于人口再分布的善始善终是十分重要的。
2.2 中心城区出现“空心化”现象，消费力流失
近年来，由于产业布局“退二进三”的大调整、人口外迁及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相当一部分中心城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心化”现象，其表现主要是工商业占全市的比重下降，且降幅明显超过人口比重的降幅，消费力流失，并对财政收入的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据统计，1990～1997年间，浦西中心城区十区占全市人口的比重由49.1%降至48.4%，而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53.0%锐降至28.0%，其中静安区的人口比重由3.6%降至2.9%，工业由3.4%降至1.6%；虹口区人口比重由6.6%降至6.2%，工业由4.7%降至2.0%……在工业明显地后退的同时，人口迁出区相当一部分第三产业的相对地位也出现了下降，号称“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商业街在90年代初占全市商品零售总额14%，近年已降至10%，日均客流量降幅近四成。据1998年调查，南京东路商业街的客流量中，上海市民所占比重略大于半数（其余为外来流动人口），其中步行往返者占23%，他们的居住地距南京东路一般不可能超过3～4公里；自行车往返者占29%，距离一般不可能超过10公里，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口分布变化对市中心老商业区的影响。淮海中路和四川北路两条商业街的情况与南京路很相似，近年在中心城区新建成的新客站商业城和新上海商业城单位营业面积的营业额也非常不理想，这些都是造成上海商业效益明显滑坡的重要原因。
国外大城市在进入郊区化阶段时中心城区也都出现了“空心化”现象，严重的甚至导致城区的深度衰退。上海部分城区的“空心化”虽有临时性的客观因素的作用（如大规模市政建设对正常经济活动的干扰），但消费力随人口向外扩散则是主要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未来若干年内城区人口还将进一步向外扩散，为减小“空心化”的负面影响，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以下一些对策措施：(1)第三产业尤其是商业应根据新情况改变类型结构和经营模式；(2)在已进入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传统的办公大楼云集的“中央商务区”(CBD)的意义有所变化，对上海中心城区核心部分的功能定位也应作某种修正；(3)加速培育城市型工业；(4)由于经济水平和人口国情不同，上海在中心城区空间结构上不能简单地向发达国家大城市看齐，人口再分布的规模、速度和距离都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适应。
2.3 各项生活服务配套设施与人口再分布态势不相适应
近年上海人口再分布的强度很大，各项生活服务配套设施虽然也进行了大量的建设或调整，但二者之间不相适应的情况仍是明显的，许多人口导入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出入交通难、看病难、文化设施少等等矛盾。
例如，人口导入的普陀区、长宁区、浦东新区等与人口迁出的卢湾区、静安区等相比，1997年平均每1万人口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和医院床位数，都要相差1倍，甚至2倍；以致一部分病人不得不长距离跨区看病。在文化设施方面，集中分布于人口迁出区的情况十分突出，人口导入区则远为稀少，如人口迁出的黄浦、卢湾、静安三区合计人口约100万人，却拥有艺术表演场所22处，人口导入的徐汇、普陀、长宁、闸北、杨浦五区加上浦东新区合计人口达560万人，却仅有6处，这种状况不仅造成大量居民文化生活贫乏，而且实际上也抑制了一部分消费潜力。在教育设施的调整方面，为适应人口再分布的新态势，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在人口迁出区，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显著减少了，如卢湾区1988～1997年间，中学减少1/6，小学减少1/3，幼儿园减少1/2，而在人口导入区，则投入大量资金，新建和改扩建了多所幼儿园和中小学。但由于主客观多种原因，调整教育设施配置的工作仍不尽如人意，产生出不少新的矛盾：(1)在某些人口导入区，因配套不齐全，或因迁入人数不多，一时难以建设配套设施：以致出现学生“无学可上”的情况，虽然人数不多，且是暂时性的，但影响很大。有的虽有学可上，但距离远，加重了学生负担。(2)新设立的学校开办时间短，缺少骨干教师，一时难以达到理想的教学质量；而新校周围居民来源广，原住的农民占相当比重，学生素质参差不齐，也使得一部分家长和学生难以对新学校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不少家长宁可让学生长途奔波，在老城区的学校就读，据估算，老学校的学生中家庭户口已迁出、本人仍滞留老学校读书的大约占1/5。(3)人口导入区在教育方面承受着重压，如普陀区仅1996年就要接受1500多名中学生转学，相当于要增加30个班级。教育支出也急剧增大了，嘉定区教育经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从80年代的30%猛增到目前的75%，市财政对人口导入区的补贴又因为严重的人户分离现象也难以正常地转移支付。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对满足教育需求和提高教学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上述生活配套设施相对滞后的问题，对提高人口导入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显然很不利。据1999年初调查，浦东新区居民有13%对文化生活不满意，而对教育卫生条件表示基本满意的仅占30%。凡此种种，均应引起高度重视，切实改变重建设、轻配套，重硬件、轻软件的弊病，以保障搬迁居民的切身利益。
2.4 城市交通压力增大，市民通勤成本上升
自进入90年代以来，上海市市区人口的实际分布范围显著增大，向北、向西、向西南、向东南普遍扩展了5公里以上，有的甚至更远，在80年代末，这一分布范围大致成一20公里×12公里的椭圆形，而到90年代末已演变为30×22公里，再加上大量工业向郊区扩散，从而显著拉大了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工作学习地点之间的距离，促使市民通勤成本上升。据统计，1997年上海市民人均交通费支出为125元，比1992年的39元增长2.2倍，大大超过同期内全市职工人均工资1.6倍的增幅。1998年上海市区机动车平均时速为12公里，比前期有所改善，而市民平均花在公共交通设施上的时间却超过40分钟，比过去延长，充分说明通勤距离更长了。另据调查，1990～1998年间，在浦东工作而居住在浦西的职工由11万多人增至23万多人，增幅达1倍以上，占浦东职工总人数的比重明显上升，也反映出市民通勤成本正在增大。
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的延长，必须加大对城市交通的压力，虽然近几年来全市有百余万职工下岗或提前退休（1998年全市职工人数比1991年减少108万，减幅达21%），职工和学生人数都有所减少，客观上减少了对通勤的需求，但这一因素并未能抵消人口再分布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外来人口因素近年变化不大）。其突出表现是在公交客运总量持平或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大幅增加公交线路，延长线路长度，1991年全市有408条公交线路，1996年达510条，1998年更激增至1085条，每条线路的长度也大约增加1/5。尽管如此，不少人口导入区居民候车时间长、外出转车次数多、夜晚进出不便的矛盾仍相当普遍。
上述情况反过来对人口再分布的方向也有影响，居民对住房选择的区位考虑由“等距线”向“等时线”转变，近年来全市房产价格多呈连续下降趋势，地铁沿线却不降反升，这一点对未来城市人口再分布的方向选择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2.5 人口迁出区和人口导入区的社会重构问题
近年上海经历了强度前所未见的城市人口再分布，一部分城区人口大幅减少，其功能显著变化，另一部分城区人口迅速增加，其中不少在几年前还属于工业仓储区，甚至是农村，现在已转变为城市居民居住区。很显然，无论人口迁出区，还是人口导入区，都面临着社会重构问题，相比较而言，后者的重构任务更为艰巨。
一般说来，除了地处城区边缘、人口迅速增加外，人口导入区都具有社区形成时间短、外来流动人口多、迁入居民来源复杂的显著特点，如嘉定区真新新村街道，1995年底才成立，原为农村，共有4个行政村，建为城市居民住宅区后，人口大量迁入，在1998年9月底，常住人口总数已达8.2万人，比3年前激增十余倍；其中迁入市民5万余人，占62%，原住农民0.6万人，占7%，外来流动人口2.5万人，占31%，街道5.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新建住宅、农民旧房、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屋，以及大片待建的空地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要迅速形成一个相对成熟完善、综合居住环境质量良好的社区，显然是有许多困难的。此外，人口导入区各种生活服务机制尚不完备，居民一时对新区难以产生充分的归属感，加上与人口再分布有关的种种社会矛盾（如原住农民与新住宅区开发之间的矛盾，动迁户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情绪，因动迁而产生的离婚和拆户，等等），对新社区的构建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加强社区建设和物业管理、完善配套设施、倡导文明新风等综合治理措施来加以解决，以保证人口再分布的善始善终。
3 未来上海的人口再分布趋势
3.1 为实现“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城市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必须进行大调整，工业将进一步向郊县搬迁扩散，更大幅度的人口再分布势所必然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上海要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基本确立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并成为带动长江三角洲及整个长江流域发展的龙头。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进入90年代以来，已对城市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进行了调整，中心城区已逐步转为以第三产业占极大比重，工业生产的重心则转移到了郊区，特别是建于郊区的各大工业园区。据统计，1990年现位于浦西的中心城十区占全市工业总产值53%，至1997年已剧减到28%，近郊的浦东新区和闵行、宝山、嘉定三区的比重则由32%上升到51%，远郊六区、县亦由15%升至21%，工业从城区向郊区的大搬迁成为促成人口再分布的重要动力。1990年浦西中心城十区共有工业从业人员近200万人，1997年仅为120万人，所减少的约8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已迁至郊区。
但从“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要求来看，上述调整还只是初步的。目前，中心城区仍明显地存在着用地结构不合理，未能充分体现级差地租优势，以及工业污染等问题，有关部门计划到2010年把内环线内侧106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工业的1/3外迁，1/3关停转向第三产业，其余1/3改造为无污染、集约化的都市型工业（如服装、食品、电子、印剧、装饰品等行业），区内现有的工业从业人员预计将再减少一大半，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将迁往效区。而工业布局调整及其所带动的人员搬迁，对各类服务行业也提出了调整布局的要求，这些都表明上海市更大幅度的人口再分布势在必行。
3.2 目前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仍然过高，用地结构不合理，环境质量低，交通矛盾突出，与建设国际性大都市的目标不相适应，亟待通过动迁扩散进一步降低人口密度
经过大规模的人口再分布，1997年上海中心城区以及内环线以内地区的人口密度比1990年都下降了大约1/8，过于沉重的人口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与著名的国际性大都市相比，其人口密度仍然过高，并由此产生种种矛盾。
统计时间：上海为1997年，余为1990年。
以上可见，上海内环线以内地区与功能相似的纽约曼哈顿区和巴黎市区相比，人口密度均超出1倍，上海中心城区比功能相似的东京市区则超出0.6倍，亟待进一步降低。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将内环线以内的人口密度降至3万人／平方公里，将中心城区降至2万人／平方公里，应是一个必要且可行的目标。为此整个中心城区的总人口应减少70万人，其中内环线以内减少100万人；人口再分布的重点要放在每平方公里6～10万人的高密度区（1997年底合计面积达16平方公里，118万人）和每平方公里4～6万人的中高密度区（40平方公里，185万人），使城区街道的最高人口密度逐渐降至每平方公里5万人以下。
3.3 城区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迫切需求，以及家庭的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再分布也将不断产生推动力
城市土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结构是城市功能和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载体。上海市土地资源紧缺，核心部分矛盾尤为突出，1997年中心城区人均占有土地45平方米，与国家建设部推荐的大城市主城部分人均75平方米的用地标准相差甚远，这一点决定了上海市必须逐步扩大城区范围，并进行产业和人口布局的调整，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许多矛盾将很难从根本上得到缓解。目前中心城区的建设正迅速向外环线拓展，预计10年内整个外环线以内范围将演化为城区，其面积约620平方公里，1997年总人口780余万，10年后，可扩展至815万，届时其平均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1.3万余人，人均占有土地75平方米，与现在相比，情况将有明显的改善。
从土地利用结构看，虽经多年改善，但矛盾仍不少，迄90年代中期，中心城区工业用地仍占近1/5，这一比重大大超过国外许多大城市，而道路、广场、绿化等用地比重则明显偏低，人均占有的绿地面积仅及欧美大城市十几分之一。为了充分利用中心城区的级差地租优势（上海的内销商品房开盘基价，若以市中心区为100，则向外5公里处降至50%～60%，9公里处降至25%～30%），并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上述土地利用结构仍需作大幅度调整，由此必然带动相应规模的人口搬迁。
市民对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以及家庭的小型化（1982年上海每户平均3.6人，1990年为3.1人，1997年仅2.8人）和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再分布也将不断产生推动力。1997年浦西中心城十区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5.8平方米，而人口密度最高的黄浦、南京二区分别仅为其1/2和2/3，卢湾、静安等区也显著低于平均数。很显然，要解决这一矛盾，实行新一轮的人口扩散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从商品房销售形势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1997年闵行区和浦东新区的销售量高居各区之前两位，合计竟占全市2/3，1998年浦东新区、普陀、闸北则居前3位，这就充分表明市区人口分布正迅速向外围拓展。
3.4 预计未来一二十年内城区人口郊区化将是一个基本趋势，郊区农村将基本实现人口城市化
上海存在着进一步实施人口再分布的迫切需求，其主旨就是降低中心城区，特别是其核心部分过高的人口密度，城区人口近年主要是向位于内外环线之间的近郊区扩散，其中一小部分已伸至外环线以外。预计未来10年内，外环钱以内将全部演化为城区，人口将进一步向远郊区部分交通便捷的地带扩散。目前中心城区范围内的人口在未来10年中将减少70万人以上，这标志着城区人口郊区化的强度将比前一阶段显著增大，扩散距离也将显著延长。
未来一二十年内，上海绝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将分布于现郊区范围内，城区人口大量向郊区扩散，整个郊区的产业结构将由近期和中期的“二、三、一”向远期的“三、二、一”演化，因此这段时期将成为郊区农村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牢牢抓住这一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适时地通过政策对农村城市化加以引导和推动，对上海早日建成城乡一体发展的国际性大都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预测，上海全市的城镇人口比重将由1997年的71%上升到2005年的76%，2010年和2020年进一步升至79%和85%，将基本达到欧美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郊区范围内的城镇人口比重也将由1997年的39%提高到2020年的大约73%。在此过程中，将基本形成全市城镇体系，建成几座人口达25～30万人的新城，和一大批几万人的小城市，而城乡的现代化水平都将比现在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