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蔬菜对日出口贸易增长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贸易论文,中国论文,对日论文,效应论文,蔬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日趋老龄化，导致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蔬菜产业在日本日益弱化，蔬菜自给率逐年下降，蔬菜进口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日本蔬菜自给率为91％，2005年降至80％，为弥补国内供给不足，日本蔬菜进口量由1988年的141.22万吨增加到2005年的298.58万吨。当日本大幅增加蔬菜进口来填补国内蔬菜生产不足时，中国对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日本贸易统计，1988年中国对日本出口蔬菜总量仅34.96万吨，2005年增加到172.15万吨，增长了近4倍，出口额由520亿日元增加到1935亿日元，增长了近3倍。中国在日本蔬菜进口市场的份额分别由1988年的25％（中国对日蔬菜出口量）、29％（中国对日蔬菜出口额），增长到2005年的58％、53％。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的上升趋势毋庸置疑，但近年来该市场形势起伏不定，尤其是2002年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蔬菜生产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入世后，随着WTO规则逐渐发挥作用，各国关税与非关税门槛大大降低，将给我国蔬菜出口带来很大的机遇（张伟明，2002），但从实际情况来看，2002年是我国入世后的第一年，出口量却比2001年下降了13.9万吨，出现了近17年来最大幅度的下滑。
影响因素的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对日蔬菜出口规模起伏不定，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尤其是近年来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对中日蔬菜贸易的研究文献中关于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的优劣势均有所涉及，并且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我国蔬菜生产成本低、中日蔬菜贸易互补性强、我国资源丰富、中日两国距离近等方面是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的最大优势，而质量低、附加值低、出口商无序竞争、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了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的扩大（陈永福，2001；安玉发，2002；杨宏玲，2002；王立鹤，2002等）。针对所存在的优势，部分学者从日本蔬菜产量（甲斐谕，2002）、生产成本（陈永福，2001；王立鹤，2002）、比较优势系数（陈永福，2001）、蔬菜生产效率（张涛，2004）等方面对中日蔬菜贸易不断扩大的原因进行了定量分析，但还一直没有用市场份额分析方法来分析中日两国蔬菜贸易规模变动的内在机理。为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恒定市场份额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上，把中国出口到日本市场上的蔬菜分为：蔬菜加工品、鲜或冷藏的蔬菜（马铃薯、番茄、葱类蔬菜、芥菜类蔬菜、莴苣及菊苣、食用根茎类蔬菜、豆类蔬菜）、冷冻蔬菜、暂时保藏蔬菜、脱水干蔬菜、菜用脱荚干豆、含有高淀粉或菊粉的薯芋类蔬菜，通过计算市场规模效应、分配效应、竞争效应，剖析近年来中国对日蔬菜出口量的波动原因，并在从理论的角度澄清其内在机理的基础上，根据对结果的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二、中国蔬菜对日出口阶梯性增加
供给和需求是任何一个完整的产品市场形成、发展及壮大的两个必要条件，只有供给没有需求或只有需求没有供给均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中日蔬菜贸易市场也不例外，中国蔬菜出口不断攀升形成的供给和日本蔬菜进口急剧增加形成的需求是中日蔬菜贸易不断发展壮大的两个必要条件，中国蔬菜的供给和日本蔬菜的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日蔬菜贸易市场的规模，因此，在研究中国蔬菜对日出口的增长效应之前，本文首先对影响中国蔬菜出口及日本蔬菜进口的各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图1描绘了1988年以来中国蔬菜对日出口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到，中国对日蔬菜出口基本上呈阶梯性增加。从1988年到2005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梯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88年到1992年，年出口量在50万吨以内；第二阶段是从1993年到1997年，年出口量在50万吨～100万吨之间；第三阶段是1998年以来，年出口量达100万吨以上。针对中国蔬菜对日出口阶梯性增加这一特征，本文将其影响因素也尽可能的分阶段进行讨论，以便能更清楚得了解到推动各阶段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具体原因如下：
图1 中国蔬菜对日出口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统计
（一）日本蔬菜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的泡沫经济时期，当时农业政策的基本方针是扩大农产品的进口，压缩国内农业生产，日本的蔬菜生产出现大幅度下滑。1988年～1992年间，日本蔬菜产量由1605万吨下降到1561万吨，主要蔬菜种植面积由66.82万公顷下降到63.13万公顷；1993年～1997年间，日本蔬菜产量由1477万吨下降到1431万吨，主要蔬菜种植面积由61.77万公顷下降到56.95万公顷；1998年日本蔬菜产量已经下降到1365万吨，主要蔬菜种植面积下降到由56.00万公顷；2002年日本蔬菜产量仅1323万吨，主要蔬菜种植面积仅51.45万公顷，蔬菜自给率大幅度下降。虽然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了“合同定购”、“建立流通网络”和“建设集货设施”等措施，以维护生产者利益，保护本国农业，但仍未能阻止日本蔬菜生产下降的趋势。日本蔬菜产业日益萎缩，为弥补国内供给不足，日本蔬菜进口量逐年增加见图2。
图2 1988年以来日本蔬菜进口量
资料来源：日本贸易统计
（二）日本农业劳动力锐减
日本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日本的农业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虽然从国际水平上来看是较快的，但与本国工业部门相比，相对较低，制造业工人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农业的两倍。因此，与农业部门相比，城市制造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这就导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造成农业由劳动力过剩部门迅速转变为劳动力缺乏的部门见表1。
农业人口的大量外流对日本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日本农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基本上以年轻劳动力为主，而那些高年龄层的劳动力不仅很少转出，反而呈现了向农业倒流的趋势。一部分退休或失业的中老年工人由于农村中还留有土地，就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代替转向其他产业的青年劳动力。目前，日本农村中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有统计表明，日本65岁以上农村的就业人口1990年为202.1万人，占就业人数的35.8％，2002年人数达到207.8万，比例高达55.4％。劳动力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而在日本80年代中期以来，大、中学校离校学生从事农业的很少，农业逐渐失去了新生劳动力的补充。这些青年中本来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应成为农业生产的继承者，但在工业部门的吸引下大量流失，且多数为素质较高的青壮年，因此造成了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现象，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严重影响了蔬菜产业的发展。
（三）日元大幅度升值
在开放经济下，一国汇率波动会直接影响到该国的进出口贸易，一般规律是，汇率下调（本币贬值）则意味着出口产品相对降价，因此可促进出口抑制进口，相反，汇率上调（本币升值）则会给本国出口贸易造成极大的困难，并刺激进口的扩大。以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经济的鼎盛时期，日本的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在世界生产和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经济的扩张，引起日本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间在贸易方面的剧烈摩擦。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日元汇率过低是造成日本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因此，1985年9月，美国、西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国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紧急会议，压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以扭转西方各国与日本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趋势。自逼迫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汇率开始大幅上升，中间虽有短暂、小幅度下降，但并不影响日元的上升态势。1988年～1992年间，日元汇率由33.56日元／人民币下降到21.68日元／人民币，1995年进一步下降到12.39日元／人民币。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萧条，日元升值得到控制，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推动下，日元兑人民币汇率有所回升，但变动幅度相对较小。
（四）日本对华投资增加
理论上资本总是从利润较少的地方流往能获得更多利润的地方，那么随着日元升值，日本企业在国内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增加，日本大量对外直接投资也就难以避免。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一直都是出口导向型的，通过把制造业的生产转移到我国，日本的跨国企业把先进的生产技术、知名的品牌、完善的全球配送体系同东道国低廉的生产成本结合起来，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观察日本跨国企业在华的活动，可以非常容易地发现，把中国视为满足日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已经成为日本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一个基本目标。据统计，在华日本子公司总体上，有不到35％在中国销售，将65％以上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其中大部分通过所谓的“逆进口”销往日本市场，日本产品“中国制造”现象比比皆是。这些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据统计，1989年～1992年日本对华投资稳定增长，大约在300亿日元左右②，1992年～1995年，增加到3368亿日元，增长了近11倍。在日本进口商投资的蔬菜加工企业大量增加的过程中，其中台湾地区和香港的食品企业起到了中介作用。
（五）外贸经营权的下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原有的经济体制和外贸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也逐渐展开。1979年～1987年为外贸体制初步改革的阶段。针对原有外贸体制存在的弊端，该阶段改革旨在实行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把外贸经营管理权，包括一些国家统一经营的进出口商品经营权、外汇使用审批权、外汇留成、进出口机构设置审批权等分散、下放到各地方和部门等办法，来克服过去外贸进出口独家经营、过分集中的问题，调动各地方、部门和生产企业经营外贸的积极性。1988年～1990年进入外贸体制改革的过渡时期。该阶段通过以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改革，进一步发挥了地方各级政府、各部门支持和推动外贸发展的积极作用，调动了各类外贸企业和出口生产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这些改革，为我国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1991年～1994年进入外贸体制改革的突破时期，经过这个阶段的改革，进出口的指令性计划基本取消，外贸企业真正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增强了外贸企业的效益意识，推动了经营机制的转换，彻底打破了外贸企业多年来的“大锅饭”体制，有力地调动了各地方、部门和外贸企业增加出口创汇的积极性。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外贸企业改革不断深化，外贸经营主体从改革前单一的国有外贸公司垄断经营转变为专业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外资企业等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经营格局，外贸得到了高速发展。
（六）中国蔬菜产业发展迅速
图3 1970年以来中国蔬菜生产概况
资料来源：历年全国农业统计提要及农业年鉴
蔬菜生产是蔬菜贸易和消费的前提，是蔬菜产业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在改革开放以前，蔬菜生产与粮食基本类似，实行统购包销，蔬菜生产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蔬菜供应除少数城市在某一时期供应较好外，大多数城市大部分时间供给均处于短缺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一些城市进行了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探索，部分城市相继缩小了蔬菜生产的计划管理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菜农种菜的积极性。1988年5月9日至12日，十城市蔬菜会议提出“建立蔬菜风险基金，落实扶持蔬菜产销优惠政策，加强对蔬菜工作的领导，市长要亲自抓蔬菜，把蔬菜供应的好坏作为考核市长、市政府领导班子政绩的重要标准”。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农业部组织实施的“菜篮子工程”，一期工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蔬菜生产基地。1995年，10大城市第九次会议再次重申“菜篮子”工作实行市长负责制，并强调“国务院规定用于扶持蔬菜的专项基金必须保证，对全国五大蔬菜基地专项费用要保证落实”，同年，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开始实施，二期工程主要是加大基地建设，向区域化、规模化、设施化和高档化发展，城乡携手共建“菜篮子工程”。1999年9月，我国10大城市第12次会议提出在国内菜篮子供求形势已经从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情况下，“菜篮子”工程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列为主要目标任务。各地借鉴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不同的宏观调控和稳定蔬菜生产的措施，其中有不少城市做出了稳定蔬菜种植面积的若干规定和发展蔬菜生产的优惠政策。经过各方面努力，蔬菜面积和产量逐年增长，并且蔬菜品种越来越丰富，质量也不断提高，为蔬菜出口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对比图3和图4，可以发现，中国蔬菜出口数最占蔬菜总产量还不到1％，因此中国蔬菜出口数量的确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图4 1970年以来中国蔬菜出口量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
在对中国蔬菜对日出口阶梯性增加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运用恒定市场份额分析方法计算我国对日蔬菜出口的市场规模效应、分配效应及竞争力效应，从而进一步量化出口增长背后的一些重要的决定因素。
三、恒定市场份额分析方法
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 market shareanalysis）方法的一个基本假设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应当保持不变，用这种方法所推算的出口增长与实际增长之差可以归结为竞争力的影响。
假设一个给定市场对于来自两个相互竞争的出口国的出口需求可以被概括成如下一种关系：
其中，q和p分别表示来自供给国i和供给国j商品的销售量和价格，那么i国在该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为：
这表明，如果商品的相对价格（
）不发生变动，i国的市场份额将保持不变，因此，由这种恒定市场份额推出的出口增长同实际出口增长之间的差别就可以归结于价格的变化，或者说归结于“竞争力”的变化。当一国无法维持其原有的市场份额时，则说明该国的竞争力为负的。这种方法可以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某类产品出口的增长可以总结为主要三个原因：即该国出口的产品在进口国需求增长较快；该国出口主要集中在那些高速增长的品种上；该国能同其他出口供给国进行有效的竞争。即：把一国对某一国家总的出口变化细分为三个独立的效应，即规模效应、分配效应和竞争力效应。
（1）市场规模效应，用来衡量假定一出口国在分析期出口总量中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情况下，由于两国贸易量的变化对出口国出口数量的影响。一般，两国贸易量的增加会产生正的市场规模效应，两国贸易量的减少会使出口国市场规模缩减。
（2）分配效应，衡量在分析期间由于出口国在单个进口市场规模的相对变化所引起的出口国出口数量的增减情况，假定一出口国在每个进口市场中都保持最初的市场份额，而出口量从一个较小容量的市场转向较大容量的进口市场会产生正的分配效应。
（3）竞争效应，在给定市场上，由于出口的各类产品竞争力的变化所引起的总出口量的增加或减少，用来衡量一国有效出口能力的变化情况，主要表现为市场份额的变化。
假设j国为出口国，g国为进口国，那么j国对g国出口增长可以分为以下三部分：
四、中国对日蔬菜出口增长效应分解
针对中国对日蔬菜出口基本上呈阶梯性增加的特征，本文通过上面的计算公式，分别计算了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效应、分配效应、竞争效应对贸易量变动的影响，计算结果如表2、表3。 规模效应1988～1992至1993～1997期间与1993～1997至1998～2005期间，规模效应对中国对日蔬菜出口增加均有促进作用，其影响力逐渐增大。80年代末以来，日本蔬菜自给率逐年下降，1988～1992年间日本蔬菜自给率为91％，1993～1997年间下降到86％，1998～2005年间进一步下降到81％，进口蔬菜则由1988～1992年期间的147.27万吨增加到1993～1997年期间的204.91万吨，1998～2005年期间进一步增加到266.28万吨。可见，在日本蔬菜进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即便是维持我国蔬菜在日本进口蔬菜市场上的份额不变，由于日本进口蔬菜的需求增加也会导致我国对日蔬菜出口量大幅度上升。规模效应中，生鲜蔬菜、蔬菜加工品及冷冻蔬菜的贡献较大，生鲜蔬菜的贡献最为突出，日本生鲜蔬菜进口总量增长近2.5倍。相反，在日本蔬菜进口总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日本薯芋类蔬菜、暂时保藏蔬菜及菜用脱荚干豆的进口量则有不同幅度的下降，抑制了中国蔬菜出口增加。
分配效应1988～1992至1993～1997期间与1993～1997至1998～2005期间，分配效应对中国对日蔬菜出口均有抑制作用。即：在维持我国各类蔬菜在日本同类产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日本蔬菜进口结构的变动而导致我国对日蔬菜出口量减少。日本蔬菜进口结构的调整，改变了各类蔬菜进口量在蔬菜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其中生鲜蔬菜、冷冻蔬菜及蔬菜加工品的比例上升，暂时保藏蔬菜、菜用脱荚干豆及薯类蔬菜的比例下降，变动最大的是生鲜蔬菜，1988～1992年间日本进口的生鲜蔬菜占蔬菜进口总量的16％，1993～1997年间增加到26％，1998～2005年间进一步增加到31％。从表2中可以看到，1988～1992时期与1993～1997时期，生鲜蔬菜一直是我国对日出口的蔬菜中最缺乏优势的产品，历年占日本生鲜蔬菜进口总量的10％左右，而暂时保藏蔬菜是优势最大的产品，历年占日本暂时保藏蔬菜进口总量80％以上，即我国出口的蔬菜集中在日本进口增长较慢或负增长的蔬菜品种上，出口结构的不合理，必将抑制我国对日蔬菜出口的增加。
1988年～2005年中国对日蔬菜出口效应分解
竞争力效应1988～1992至1993～1997期间与1993～1997至1998～2005期间，竞争力效应均是推动中国对日蔬菜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其影响力分别为65.66％、76.51％。从表2中可见看到，在日本进口的蔬菜中，无论是进口增长较快的还是增长较慢的蔬菜品种，中国蔬菜所占的份额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除生鲜蔬菜及蔬菜加工品外，中国蔬菜在日本同类蔬菜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均超过一半以上，暂时保藏蔬菜的市场份额高达94.15％。
我国蔬菜对日出口竞争力的提高与中国蔬菜的价格优势有很大的关系，以生鲜蔬菜为例。中国生鲜蔬菜平均出口价格由1988年的278日元／千克下降到2005年69日元／千克，市场份额则由4.7％上升到2005年59.2％。1998年以前，美国是日本生鲜蔬菜进口市场的第一供应大国，其平均出口价格也远远低于我国，但随着中美两国蔬菜价格差的缩小，我国在日本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不断提高，并在1998年取代美国头号供应商的位置。随着我国生鲜蔬菜平均价格的下降，美国生鲜蔬菜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进一步降低，可见，虽然农产品生产成本差异并不是竞争优势的全部内容，营销环节和其他方面的因素会大大抵消成本优势，但仍是产品竞争力的核心部分。这从2000年对日本消费者的调查中也可以发现，表4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加贴JAS标志的有机食品的因素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影响日本消费者购买有机农产品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仍然是价格。
入世后，随着WTO规则逐渐发挥作用，各国关税与非关税门槛大大降低，将给我国蔬菜出口带来很大的机遇（张伟明，2002），但从实际情况来看，2002年是我国入世后的第一年，出口量却比2001年下降了13.9万吨，出现了近17年来最大幅度的下滑。针对此现象，本文对2002年下降的13.9万吨进行了效应分解，其中规模效应影响力为－15.4万吨，分配效应为0.26万吨，竞争力效应为1.81万吨，日本蔬菜进口规模的缩减直接导致中国对日蔬菜出口的大幅度下滑，分配效应和竞争力效应部分抵消了由规模效应导致的中国蔬菜出口下滑的幅度。2002年日本蔬菜进口突然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农药残留问题，2002年1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强化了对进口新鲜蔬菜残留农药检查，在此期间，从中国产新鲜蔬菜中接连检测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所规定剂量的残留农药，同年3月，日本又强化了冷冻蔬菜检查，受此影响，其他蔬菜的进口量也有不同幅度的减少；二是2001年9月疯牛病问题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的肉类消费需求减少，而和肉类一起烹饪的蔬菜类需求跌入低谷；三是当年日本国内蔬菜大丰收，市场上蔬菜供给量增加（藤岛广二，2006）。
五、结论
本文在恒定市场份额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上，把中国出口到日本市场上的蔬菜分为七大类，通过计算市场规模效应、分配效应、竞争效应的实证分析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竞争力效应是我国蔬菜对日出口不断增加的主要推动力。近年来我国对日出口的蔬菜价格普遍下降，出口竞争力明显增强，但在抵消日本蔬菜进口结构的变动对我国蔬菜对日出口量的抑制作用的同时，也给我国出口创汇带来了副作用。随着其出口量的增加和价格的不断下降，出现了近年来进口量与进口金额不能同幅度增长的现象。这一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已经具有较高竞争力的情况下，应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的角度来提高创汇的能力。
规模效应是中国对日蔬菜出口增减的直接影响因素。如果日本进口需求规模稳定增长，则有利于我国蔬菜出口增长，但是，如果日本市场进口需求增加不稳定，而国内市场却因而盲目增产，将会导致短期产销失调问题，为此，政府在国内应及时预测国外需求变化、加强国内外市场资讯传递与分析，加强与日本商社的沟通，从而促进互惠的长期销售契约，以此来维护外销市场稳定。
分配效应对我国蔬菜出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近十几年来日本蔬菜进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维持我国原有的市场份额水平，将严重阻碍我国蔬菜对日的出口量，因此，在日本需求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我国还要及时根据其需求结构的变化不断提高日本主要进口蔬菜的竞争力水平，才能避免分配效应对我国蔬菜出口的抑制作用，促进中国蔬菜对日出口的增加。
注释：
① 在日本，以农业为主，兼顾他业的农户称为第一兼业农户；以他业为主，农业为副的农户被称为第二兼业农户。
② 该数据不包括日本在华跨国企业的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