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经济学研究(书面发言)--转型经济是从物质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_市场经济论文

转型期经济学研究(书面发言)--转型经济是从物质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_市场经济论文

转型期经济学研究(笔谈)——转型经济是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笔谈论文,转型期论文,是从论文,实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所支配,这种方法以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关系分析为基础,把市场经济完全解释为技术上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使作为市场经济核心的货币金融体系依赖于技术关系,如在许多的分析中都把金融深化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条件来研究。可以说,这种研究方法是用实物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模型来讨论市场经济,致使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不能集中于“从实物经济(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过渡”这一核心问题上。本文将集中讨论这一方法论问题。

一、一个实物经济(计划经济)模型

把我国1978年以前的传统体制作为实物经济的模型来分析是恰当的,这一经济的特征是,经济管理完全围绕着实物的投入产出来进行。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变动和结构变动过程。由于5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或工业化,使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的一些假设是方便的。假设农村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从而把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并不会使农业部门的产出发生大的变动,从而经济增长就是把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在计划经济中,这种技术变动和结构变动可以看做是通过计划机关“有计划地分配劳动”进行的,当然也包括根据需求来计划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根据生产时间和消费的时间偏好来决定资本品部门和消费品部门劳动的比例。但在现实中这种计划方法由于种种困难而不能实行,所采用的是借助于商品交换和货币的方法。我们可以把纯粹的计划方法用不使用商品交换的“余粮征集制”来表示,而把采用商品交换的方法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表示。

余粮征集制可以看做政府直接向农民收实物税,税收水平取决于计划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中的劳动力数量,即政府无偿从农民手中得到粮食,然后把它作为工资品分配或卖给工人,使工人可以生产工业品。工业品的生产需要时间,可以使用轻工业和重工业或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来划分工业品的生产时间,即轻工业直接生产最终消费品,重工业生产中间产品。显然,使用“余粮征集制”方法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加快,税率必须随之提高,虽然这种税率的提高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农业中的劳动力会随之转移出去而不需要以前那样多的粮食,或“余粮”会增加,但这种税率的提高会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导致农业产出的下降。在我国,这种余粮征集制并没有实行过,而是采用一种商品交换的方法,即用已经生产出来的工业消费品来换取工人所需要的粮食。

给定计划的农业向工业中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转向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假设全部个人收入都用于消费,并且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工资率相同,那么,很容易得出农产品与轻工业产品的交换比率取决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即粮食的价格取决于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和轻工业部门的产出。假设轻工业部门的产出不变,则从农村中转移出的劳动力越多,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将越大或轻工业品的价格越高。显然,在某些抽象的假设下,农业部门和轻工业部门的产出价值将等于全部劳动的工资,重工业部门的产出价值将等于利润。但是,只有利润率是能确定的,利润量或重工业产品的价格是不能确定的。决定利润率和工业品的价格可以采用资金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的方法,根据统一利润率的原则和轻工业与重工业部门的(技术的或实物的)投入产出关系即可以确定重工业产品的价格,如果计划完全按照实物或技术指标进行,用哪一种办法计算利润率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价格的决定并不涉及到货币的供给与需求,或者说这种价格决定的方法只是用货币来表示实物的投入和产出,货币供给完全取决于实物交换的需要。但在现实中,由于实物计算的困难以及某种激励机制的需要,计划并不是完全根据实物安排的,而是借助于货币。比如企业的利润要上缴财政,然后根据财政收入来确定积累率,虽然实物计划是非常重要的(如确定城市人口的户籍管理),但货币价值的计算对于克服实物计划的困难是有用的。

二、市场经济与货币方法

比照行政方法,这里把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方法称之为货币方法,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货币经济,货币在经济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依然假设一种二元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种转移在市场经济中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完成的。其过程是通过私人的储蓄与银行系统的贷款增加货币供给,然后由私人企业(资本家或企业家)用更高的工资从农村雇用劳动力来生产工业品,并从中获取利润。换句话说,工人所需要的粮食是由资本家垫付的货币工资从农村购买的。与行政方法相比较,这种货币方法并不需要通过税收把农民的粮食征集起来以支配剩余劳动力,而是通过增加货币以更高的工资来竞争。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是需要讨论的。

首先,由增加货币带来的工资率的提高只是名义工资的提高,这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不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呢?在假设工人不储蓄的条件下,如果工业品中的消费品产出在一定时期中没有增加,而只增加了资本品的生产或生产消费品的能力,那么提高的工资将转化为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显然,这种通货膨胀式的工资增加并不能有效地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来。那么,如果把一定幅度的实际工资的提高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条件,用货币方法实现结构变动(技术变动)的一个要求,就是它必须在一定的时期中生产出足够吸引一定劳动力数量的消费品。从这一点可以推论,在我国50年代农业占国民经济很大比重的条件下,即使已经存在着新的技术(如前苏联的技术转让),使用货币方法仍不利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现大规模的结构变动。当然,如果储蓄率是不断提高的,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弱这一限制。对前面的抽象模型来讲,资本家使用更高的工资率把劳动力从农村吸引到城市,工人得到更高的工资后会把所有超出食物消费的部分储蓄起来,从而保持食物的价格不变或不引起通货膨胀。

使用货币方法实现结构变动的另一个条件是,这里需要一笔增加的货币。假设粮食的价格是给定的或不存在通货收缩,所能增加的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数量取决于增加的货币数量。但在市场经济的商业银行体制下,货币数量的增加对于银行体系来讲是困难的,因为银行体系所发行的货币是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惟此才能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给定最初的私人资本存量,假设银行体系以一个对资本存量的固定的比例发放贷款,那么银行体系所提供的货币增量将被限制,特别是在私人资本缺少的情况下。这样,结构转移的速度将被限制。

可以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银行体系发放没有抵押的贷款,它把贷款分配给它所认为最有希望还款的人。显然这种方法无论对于银行体系还是对于借款人或企业都将形成一种软预算约束,因为在没有资产抵押的条件下,所有的亏损都要由银行承担,从而任何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贷款。

另一种方法是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如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金融深化问题。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是与资本原始积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惟此才能改变银行体系提供无抵押贷款的状况,真正使货币供给建立在相互联系的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基础上。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方法又有两种。一种是前面所提出的行政方法,即通过税收来获得剩余并把它作为国家或某一部门(或私人)的资产用作商业银行的贷款抵押,从而增加货币供给。政府发行公债作为投资的资本金也是一样。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通过银行增加无抵押贷款来促进资本原始积累,使资本积累先来自于收入或利润流量的增加,然后通过金融市场使利润资本化来提高资本存量的价值。当然,更简单的方法是通过政府把银行对企业的债权转为产权,由此来调节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以保障信用关系的稳定。但上述方法极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即当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脱离了资产抵押,或商业银行不需要承担货币过度发行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而又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获利,则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导致的利润增加,货币供给将会逐渐加快而引发通货膨胀。

三、货币经济中的储蓄与投资

在市场经济中,采用货币作为企业进行经济计算的依据和经营的目的,这已经与实物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即这一体系中的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宏观经济变量都将与技术或实物的投入产出完全无关,宏观经济管理只是在于建立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和保持这一体系的稳定。

在这一体系中,投资是用一笔货币购买资本品和雇佣劳动,然后进行生产,当产出的价格超过成本,将使投资者获得利润。如果在技术进步条件下,平均生产时期的变动可以忽略不计,则投资将是通过提高工资率来实现结构变动的过程。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组织或投资依赖于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来自于金融市场所提供的货币,因此,能否提供稳定的信用关系是经济发展和稳定的一个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调节机制的经济体制中(如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的投资和财政政策也是在提供一种信用关系,即带有货币(货币经济)的特征。

当企业或某个企业家发现了投资机会,即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而获取利润,他必须预先有一笔货币进行投资,以用来雇佣工人和购买资本品,这个企业家或资本家可能有以地产和机器等形式存在的资产,但这些资产并不能用于投资,因为在市场经济或货币经济中,只有货币才能作为直接的信用关系来签署合同(雇佣劳动和购买资本品)。因此要使投资能够进行,必须有增加的货币供给,同时,也只有增加货币供给才能提供对产品的需求,企业的利润也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所带来的含义GDP的增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储蓄的性质,储蓄只是商业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货币或货币供给,投资也不是来自于实物储蓄,而是来自于增加的货币供给。在市场经济中,货币储蓄会调节内生的货币供给,换句话说,储蓄的增加可以使银行系统增加货币供给,从而使投资和收入水平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因为投资的增加会使收入增加,从而使储蓄增加。

假设存在着可利用的新技术或存在着“剩余劳动力”,从而可以通过结构变动来促进经济发展,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或货币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呢?假设价格水平是稳定的,只有投资或货币供给的增加才会使结构变动和收入水平提高,因为在货币经济中要创办企业和雇佣劳动进行生产必须先支付货币工资。就结构变动而言,假设存在着充分就业,投资只是用更高的工资率与其他企业进行争夺劳动力的竞争,而投资的增加本身即可使利润增加。可以用前面的极端简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假设存在着过剩的劳动或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如我国目前农村中的过剩劳动力和城镇中的待业工人,同时存在着可利用的新技术,这时,如果银行增加货币供给,把货币贷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用货币投资雇佣工人建造房屋,工人再把得到的工资用于购买住房。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最优的或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率,即按照现行工资和失业的劳动力数量增加货币供给,经济增长率将等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按此说法,就我国目前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而言,经济增长率会远高于目前。这一逻辑表明,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上述例子显然不是真实的,因为它过于简化了。可以说,在使用货币进行核算的计划经济中,如在我国的传统体制中,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其经济的年增长率曾超过30%,即前面所表明的,计划机关根据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发放货币工资,从而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并同时保持物价的稳定。

但与计划体制不同,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发行货币的方法必然会损害货币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而引发通货膨胀,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稳定的货币供给是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从这一角度讲,发展中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和实现向现代工业的转移或结构变动,并不在于实物资本积累,而是要完善市场经济的信用关系,换句话说,资本积累和金融深化是一个过程。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曾经历过一种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罗斯托在归纳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时也把储蓄率的提高作为经济起飞的最重要条件。这一点似乎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即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实际上,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只是在于建立市场经济的信用关系或是一种金融深化,即通过储蓄的增加提高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能力,并资产价值的增加为商业银行贷款提供抵押,使其能够有效地增加货币供给和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这一过程必须伴随着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储蓄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金融体系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条件。

银行贷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资产抵押。然而,根据资产抵押来发放贷款或增加货币供给会受到可抵押资产价值的限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存在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面临大的结构调整,如何投放货币就成为关键问题。前面曾讨论过,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增加就业和实现结构变动,但如果不存在可用于抵押的私人资产,或者说,货币投放量的增加超过可抵押资产的价值,那么用什么来保证经济的稳定呢?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成为重要的了,这种资本原始积累是与经济的货币化过程或金融深化联系在一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也是与资本原始积累分不开的,这种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首先来自于储蓄率的提高,而是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的货币化,正是货币供给的增加才使得私人的财产增加和储蓄率提高。但是由于这种货币方式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增加没有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来进行的,那么最初的货币贷给谁和由谁来组建金融市场和控制货币供给,依然会带有行政方式的成分。举一个例子,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时,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极小,而目前非国有企业和私人财产所占的比重都已超过国有企业。这种私人财产的增加并不是来自于私人储蓄,而是来自于没有资产抵押的银行货币供给。由于最初几乎没有私人资产,那么银行的贷款必然是没有抵押的,即这些贷款者只负盈不负亏,企业的亏损是由银行负担的,而货币供给则会转化为个人收入,企业的盈利转化为个人资产。这种没有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或资本原始积累必然是行政方式的,即把货币贷给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非经济因素决定的,但这却是经济的货币化过程和经济体制转换所必需的。

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利润分成、利改税、资产经营责任制、承包制,还是其他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企业挣了钱时会有一部分归于个人,而亏损则由国家负担,因为个人没有资产做抵押。银行贷款也是如此,企业盈利时,归还贷款利息后,剩下的归自己,而亏损则完全由银行负担。显然,在没有个人资产进行抵押的条件下,谁经营企业和得到贷款只能由行政方法进行。然而,这种行政分配资源与银行贷款的方法将难以保证信用关系的稳定和通过资本市场调节货币的供求。

上述分析表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实质上是从实物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其经济的性质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即市场经济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不再依赖于技术关系,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宏观变量取决于内生的货币供给,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是由商业银行、企业和资本市场共同构成的,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成为关键的问题,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或财政货币政策将影响内生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因此,过渡时期的重要特征是政府控制的外生的货币供给与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相互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更利于理解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资本市场的作用与调控,以及国有企业的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建立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而传统的行政管理方法会造成对内生的货币供给机制的损害而导致严重的经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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