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政治思想论文,陈独秀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陈独秀晚年针对当时牵动国内国外的重大事件，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民主问题的重要意义，构筑了他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这是他对苏联经验长期思索和独立总结的结果。他否认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否认民主的阶级内容，并在哲学思想上采取了客观主义立场。他的思想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顺应历史潮流，表现了他民主主义应有的进步性。他对苏联制度的透视也有一定借鉴价值。可以说他按自己的方式揭示了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潜伏的危机，指出了它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 苏联经验 资产阶级民主观 进步性 借鉴价值
1937年8月，经过近五年的铁窗生活，陈独秀出狱了。时年58岁， 步入了生命的晚年时期。陈不是一般人物，他曾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领导者，“五四运动时的总司令”〔1〕，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和五届中央的第一号领导人。离开党以后，他又成了中国托派的总书记，并以所谓危害民国罪被国民党政府判刑八年。陈之复出自然要引起各方政治势力的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张闻天指示在国统区工作的林伯渠等人，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若能脱离托派组织，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实际行动中表示此种诚意，可与之联合抗日〔2〕。 对陈本人我们党还表达了希望他重新回党的意愿〔3〕。 国民党的一些要人规劝他到政府工作。接近陈的托派分子则纷纷劝他再度出山，重整托派旗鼓。此外，某些民主党派和其它政治势力也与陈有过接触。不料，陈的最终态度却是相当冷漠的。他公开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4〕此后直到1942年5月病逝，陈的言论、见解不仅为世人注目，也成为后人研究的一大课题。
严格地讲，国内对陈独秀其人展开全方位的学术研究，是从80年代开始的。到80年代后期，人们又用新的眼光，将其晚年开辟为一个独立领域，研究他的活动、思想及其评价问题。唐宝林先生所著《陈独秀传》（下）〔5〕即其一例。本人从1988年开始也连续发表文章， 多层面地剖析陈晚年的政治思想。本文欲从总体和内在联系中，对其晚年政治思想的形成与评价问题作一探讨。
我以为，陈晚年的政治思想是一联系紧密、自成体系的整体。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是他与托洛茨基主义决裂的结果，更是他对苏联革命传统彻底反省的结果。陈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将要发生的危机与苏联经验的深刻联系。1940年9 月陈在谈到他晚年的见解时曾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6〕这说明，陈晚年的见解， 直接来自于他对苏联经验的独立总结。而他最早考虑苏联问题是从1933、1934年，即他入狱之后开始的。
研究陈的思想经历，他于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并未怀疑过苏联经验的意义。仅在大革命的四年间，他便发表了十多篇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苏联建设的成就。他猛烈抨击“俄国革命杀人无算”、“俄国仍是专制政治”等等谰言，并十分肯定地说：“现在世界上能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7〕
陈对苏联态度的变化起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当时，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但不承担任何失败责任，反而委过于陈独秀中央的作法深为不满，采取了拒不认错的态度。他说：“我本着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8 〕这里所谓过去整个政治路线，是指从共产国际贯穿下来的整个路线。正当他满腹愤懑又困惑不解之际，大约在1929年春夏，他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文件。陈说：“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9 〕这个根源即是来自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所谓机会主义政策。可见，陈这个时期所反思的还主要限于斯大林等人在中国推行的指导路线，尚未对整个苏联革命经验发生怀疑。
但是，陈倒向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很彻底的。据郑超麟讲，直到最后，“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10〕即对托氏所谓未来政权属于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持保留态度。这使他从一开始便遭到托派同伙的围攻。争论的焦点在于陈更重视民主的作用。托派骨干濮清泉回忆说：“陈与托派青年，关于民主问题，有过长期争论，到了监狱，他还是坚持他的主张，甚至还走得更远。”〔11〕况且，中国托派运气不佳，其政纲之倒行逆施，组织之松懈涣散，内部之门户偏见，不仅使它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反而使它的组织接连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到1932年10月，陈等托派主要领导成员几乎全部被捕入狱。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一连串打击，迫使狱中的陈独秀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进行反省。象陈本人后来讲的，由这一次开始的思索前后竟延续了六七年之久。
在上一次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路线的反思中，陈还需要借助托洛茨基主义的帮助，而这一次他只能独立完成此项工作了。在他看来，中国托派围绕如何理解和运用托氏理论所进行的争吵，不过是舍其本而逐其末。因为，问题恰恰出在托氏之理论本身。而这一理论同斯大林的指导路线一样，皆源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便推动陈独秀追根溯源，去从根本上探讨苏联经验的价值。托派头目之一王文元说：“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了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象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认为斯大林的国家只能成为官僚国家，……从这个‘直觉’出发，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12〕
陈还将自己的研究所得写成文章，于1936年3月10日正式发表， 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文中虽还存有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痕迹，但其支配方面已是新的民主观了。诚如王文元所言，这篇文章中“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13〕。陈写道：“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目标”，“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的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14〕
出狱以后，陈的思想继续沿着民主的轨道迅速发展。国内的抗战大潮，国际上法西斯主义的猖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特别是1936～1938年的莫斯科审判案，推动陈关于苏联经验和民主问题的认识日臻成熟。
这个时期陈独秀以一个独立观察员的身分，就当时成为时局焦点的抗战与建国、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世界大战与未来趋势、苏联经验与社会主义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见解，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晚年政治思想体系。对其论点、思路逐一进行解析，会发现一个贯穿首尾而又不断加重的主线，这就是他对民主的最新理解和执著追求。
翻阅陈从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以前的文章， 他关注和谈论最多的便是当时压倒一切的抗战与建国问题。
他凭借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敏锐的观察力，迅速认识到“此次抗日战争，其对象虽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其涵义及历史发展的前途，乃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并认为“此次抗日战争，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完成。”〔15〕对抗战性质的这种判断使他深感托派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基本完成的论断，实在远离中国现实，他以加重的语气指出：“所谓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未真实的完成，因此乃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16〕他认为：“必须完成这些民主任务，才能够摧毁旧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开展新的较高的生产力和政治制度，以成功所谓近代国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的国家。”〔17〕有了这样的基础，将来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便是陈重新表述的“二次革命”论，它标志着陈已放弃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基于这种新的认识，他在抗战初期有关中国资本主义的争论中，一改托派腔调，接连著文，极力呼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说资本主义“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制的缺点与罪恶”。〔18〕
与此同时，陈也重新考察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环境。他认为革命性质与时代性质是一致的。他不赞成托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也反对中共的观点。他说：“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本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时代。”〔19〕他更为具体地说，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民主革命的时代性，并没有根本的差别”。〔20〕陈的时代观实际上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继续贯彻他的新“二次革命”论所追求的民主目标。
1938年10月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陈的注意力逐渐从国内转向国际。他十分担忧地注视着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对希特勒、墨索里尼灭绝人性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10月发表的《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一文中，摘引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讲话，赞扬他们“屡次显（鲜）明的以摧毁民主与自由斥责希特勒之统治”。以为：“东西两半球这两大民主国的领袖，对于法西斯之批判，可谓切中要害”。他说：“法西斯的统治，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他还进一步指出：“只要他在事实上采用和法西斯特同样的手段，我们都一律反对”。这里他已经把各国政府划分为“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两大类，认为独裁政府都在反对之列〔21〕。
陈的最后几年可说是老病缠身，境况窘迫。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停止活动，反而愈加活跃。依现存文件看，从1940年3月到1942年5月病逝之前，他在一系列书信和短文中，集多年思索和研究之大成，围绕世界大战特别是苏联经验问题，阐发了关于民主的最后见解。
在世界大战和未来趋势问题上，他指责托派和中共把列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此次战争，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质”。〔22〕他认为，“在政制本身上，民主与法西斯绝对不同的界限永远不会消失”〔23〕，“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之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24〕如是，“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纪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计算的损失。”〔25〕简言之，陈认为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是民主与法西斯之争。因而，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便是他在战争中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对于苏联经验，陈融会六七年以来深思熟虑之所得，集中阐发了自己的成熟意见。这些意见代表了他研究民主问题的最高成果。其语言之犀利，概括之简捷明确，都反映了他所独有的风格。他在《给西流的信》中写道：“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当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陈还将这一切归结于十月革命的过错。他说：“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陈综合以上意见，得出六个字的结论——“应当保护民主。”〔26〕陈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社会主义主张。他认为：“政治上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反相成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所谓‘无产阶级专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27〕很清楚，陈反对社会主义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认为它只能导致官僚政治。在他看来，只有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经济结合起来，才可避免社会主义的蜕变。在中国，陈是直接针对苏联模式提出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第一人。
陈在剖析苏联政治制度的同时，还用非常明晰的语言，对他所理解的民主的内容和特点作了概括。关于民主的历史发展，他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28〕他说一部人类的进化史即是从上古世界的氏族社会民主制，发展到城市市民的民主制，再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提高到未来世界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29〕。在此民主之进化史上，“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他还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是进步的”〔30〕。关于民主本身的内容，他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31〕
陈的民主观承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进步性，也承认无产阶级民主即大众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进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否认民主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否认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有质的区别，因而我们说它确系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民主观。
陈对苏联经验的上述总结，标志着他与苏联革命传统完全分手了。1941年12月陈谓其友人：“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32〕陈的民主思想即是在这一决裂过程中形成的。他通过狱中对苏联经验的反省，初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思想，并以此改造了托氏之“不断革命”论。接着，经过抗战初期的洗礼，又彻底突破“不断革命”论，确立了新的“二次革命”论。这时他并未忽略苏联问题的研究，他将其“二次革命”论推而广之，认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因而便不能说苏联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33〕。陈以为，这正是苏联未能建立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原因。当然，陈于抗战初期还是更多地立足于中国去考虑民主问题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则大大扩展了自己的视野。通过对苏联经验的集中思索，他从整个国际共运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广阔角度，全面考察了民主的历史、内容、特点以至建设问题，从而使他关于民主的认识得到又一次升华，最终完成了他晚年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之构建工作。
可见，陈晚年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民主思想在这一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既是陈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分析事物的归宿。他对抗日战争、世界大战和苏联经验的评论和分析，则是支撑这一体系的三个支点。三个支点之中最为主要的支点便是陈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它是陈晚年民主思想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关键。
对于陈的民主思想，西方学者给与了高度赞扬，认为这是他“毕生战斗经验的精华”，说“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终于懂得了民主政体的真谛”。〔34〕国内学者唐宝林先生则认为：“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复杂的。自‘见解’产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验。”〔35〕
我们评价陈晚年的政治思想，应当注意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便是他所采取的客观主义立场。这是陈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民主观在他哲学思想上的反映。他向世人表明：“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的教训，科学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36〕他解释道，他提出这种意见，并“未涉及何种主义”，“乃根据苏俄廿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他认为“此种‘圣言董’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陈称自己“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即是“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37〕这里陈以一种纯粹客观的超主义超党派的面目出现，排斥了一切科学真理对于认识客观世界的指导作用。他自己也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对待列宁、托洛茨基的态度，他说：“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38〕
陈晚年的其它言行也证明，他从实际到形式上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从党派关系讲，他也履行了“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39〕的声明。他以不存任何党派偏见，能公正客观地观察对待一切事物标榜自己。陈称只有这种态度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
陈不是那种有意伪装自己的人。坦诚直率、痛快淋漓而又好走极端正是陈的个性。他以科学社会主义自居，追求尽善尽美的民主境界，表白自己没有任何党派和主义的成见，其动机之真诚，当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他否定苏联经验，推翻以前见解，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都失去信心，进而抛弃一切主义的必然结果。物极则反，这便是陈思想演化的逻辑。但从客观效果讲，他所一再表白的观点和立场依然是虚伪的。阶级对峙的社会现状使他无法扮演一个超然于一切党派一切主义之外的公正角色。他终究逃脱不了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象资产阶级一贯鼓吹的抽象民主观和抹煞党性原则的客观主义，最终都要露出自己的阶级标记一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陈的观点和态度则更多地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除了陈关于民主的一般说教最能反映这个阶级的政治观念以外，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具体主张，诸如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建立共和制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更是代表了这个阶级的强烈愿望。至于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当时还只是作为一个憧憬和争取的目标提出的，并无直接的现实意义。况且，这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内容与资产阶级民主并无不同。凡此一切都在强化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倾向，决定了他晚年政治思想的阶级实质。
对于陈的民主思想，在揭示它的阶级实质的同时，还应当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出发，给予恰当的评价。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关于民主、自由的学说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极其伟大的革命作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其狭隘性和局限性才日益暴露出来。尽管如此，它在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落后国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依然没有丧失其应有的进步作用。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仍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这个阶级必然要借用西方民权学说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的思想武器，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过时的理论在中国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以晚年陈独秀而论，他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主主义者，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关系中国命运和人类生存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中，顺应历史潮流，伸张正义立场，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民主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抗日战争中，他以高度的爱国热情，投身民众洪流，坚决拥护并支持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全民抗战，持久抗战，争取民族的解放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坚定地站在民主阵线一边，明确提出：“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他对苏联经验和制度的否定并未影响他对这场战争的正确态度。他说：“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40〕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告诫“英美两国必须对俄国不存疑忌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协同俄国军队保住莫斯科”〔41〕。1942年他对战争前景的估计日益悲观。即使这时，他依然主张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2〕的精神，影响下一代青年，以最终根除法西斯势力，使人类走向光明和进步。
另外，陈对苏联制度的透视也有可取之处。可以说他是按自己的方式揭示了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潜伏的危机，并指出了它的症结所在。历史地讲，如何对待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在二次大战以后才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之上的。最早，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便反对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的新教条主义。同时，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也在酝酿新的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陶里亚蒂的见解，这位“意共总书记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第二天谨慎地向《新主题》（……）发表的讲话，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重视。陶里亚蒂是一些大党领导人中唯一就苏联清算斯大林主义并把它归结为‘个人崇拜’，而没有分析它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根源发表批评意见的领导人”〔43〕。耐人深思的是，早于陶里亚蒂15年陈便更为大胆彻底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后来，陶氏之论点几经发展，于70年代中期导致了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为本的欧洲共产主义之诞生。这一思潮蔓延扩大，到80年代后期终于酿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惨剧。这时，人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陈独秀当年的分析，听听他当年发出的警告，便不能不为他那异乎寻常的洞察力和预见性而惊叹再三了。欧洲共产主义产生之前，从共产主义运动中走过来的代表人物中，还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深入系统地考虑过苏联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所触及的乃是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棘手的尖端问题。
当然，陈将西方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完全混为一谈，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但他能尖锐地指出苏联制度的弊端，提出民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却不无积极意义。由苏联模式引发的危机告诉我们，建立于落后国度的社会主义，由于封建影响和缺少民主传统，很容易出现过分集中以至独断专制的倾向。这是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最深厚的根源。这些国家在自己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对西方几百年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采取决然排斥的作法，并不是明智的态度。这就是陈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所具有的借鉴价值吧。
陈独秀晚年的政治思想虽不象西方学者赞誉的那样，是他毕生战斗经验的精华，但也确实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需要后人去清理，去研究，去深思。应该说他晚年的思想比之于他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是一个退步，但相比于他的托派时期，又是一个长足的进步。这便是本文对陈晚年政治思想所持的基本态度。
本文于1995年3月28日收到。
注释：
〔1〕《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年版，第326页。
〔3〕〔4〕〔22〕〔23〕〔28〕〔30〕〔32〕〔37〕〔38〕〔39〕《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76、490、506、503、503～504、522、512～513、521、474页。
〔5〕〔35〕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注〔35〕见第295页。
〔6〕〔24〕〔25〕〔26〕〔27〕〔29〕〔31〕〔36〕〔40 〕〔41〕〔42〕《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205、206～207、195～199、204～205、222、204、204、 206、224、233页。
〔7〕《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6页。
〔8〕〔9〕〔10〕《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 年1月印刷，第281、281、277页。
〔11〕《文史资料选集》第7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页。
〔12〕〔13〕《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印刷，第210～211、211页。
〔14〕《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10日版。
〔15〕〔16〕〔17〕〔18〕〔19〕〔20〕〔21〕〔33〕《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35、595、594～595、 617、594、597、637～639、636页。
〔3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249～250页。
〔43〕[意]贝尔纳多·瓦利著：《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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