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管理理论50年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企业管理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经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可以划分为“二大时期”“五个阶段”，即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第一大时期，这一时期是在高度集中型经济管理体制下形成的企业管理理论。其基本特点是企业管理只注意研究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而几乎不研究企业外部的流通领域，形成了生产型的管理理论。第二大时期。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人主体，企业管理不仅要重视企业内部的管理，更要重视对企业环境，特别是市场的调查和预测。强调经营决策，注重流通领域。因而，市场调查、信息预测、研究与开发、经营决策、销售服务的研究便成为企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可以称为经营型的企业管理理论。理论工作者对我国企业新创造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和升华，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发达工业国家比较成熟的企业管理理论大量的引进和传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繁荣和发展。
管理理论的发展，在这二大时期中，又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第一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学习苏联科学管理阶段；开始形成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科阶段；“文化大革命”大破坏阶段。第二时期又可以分为二个阶段，即体制转换期的企业管理理论和进入市场经济的企业管理理论。
一、第一阶段：全盘学习苏联企业管理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开始了以156 项重点工程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建立了我国自己的大工业，却没有一套现成的管理社会主义现代企业的办法，没有一门自己的企业管理学。为此，开始了认真学习苏联企业管理经验和企业管理理论。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许多财经院校大量聘请苏联教师讲授苏联的《企业组织与计划》，并翻译了苏联的企业管理教科书和专著，按照苏联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实行了计划管理制度，建立生产技术财务计划和原始记录、统计工作，推行生产作业计划；实行了总工程师制的技术管理，建立生产技术设备的组织与计划、工艺管理、技术检查制度，推行设备的预修制度等等；建立劳动定额，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实行了生产技术责任制，有的还实行了“一长制”，建立了以厂长为首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以及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使我国企业管理初步进入科学管理的轨道，为企业管理学在我国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由于当时苏联经验本身也不尽善尽美，我们学习中又有机械照搬的做法，没有注意同我国国情相结合，出现了一些偏差。
二、第二阶段：曲折地探索和开始建立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
在总结学习苏联企业管理经验基础上，人们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办法。1958年，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跃进”，作为初衷也是想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道路，但由于犯了急性病，使“总路线”和“大跃进”一味强调“敢想敢干”的主观能动性，而违反客观规律，打乱了企业管理的科学秩序，造成了“大跃进”的失败。而当时从中国企业管理理论角度的经验总结，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仍然沿着“大跃进”的思维方式去总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1960年3 月毛泽东同志在鞍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中国企业管理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的内容要点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五项基本原则”，被称为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大法”。应该说，“鞍钢宪法”概括了人民群众创造的一些诸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宝贵经验，但这一“根本大法”，又是在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马钢宪法”（马钢是指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50年代鞍钢从这个大钢厂学来一整套生产技术和管理办法）基础上提出来的。“鞍钢宪法”否定了马钢的科学管理，提倡“大搞群众运动”这种违反科学管理的做法，因而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认为：“不能把鞍钢宪法当作根本大法，更不能把所谓‘五项原则’当作管理科学的全部内容”。（注：蒋一苇：《我的经济改革观》，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
另一条思路则是“实事求是”的新思路。中央组织了企业管理调查组，通过对北京第一机床厂等企业管理的系统调查研究（注：见《北京第一机床厂调查》一书。），坚持尊重科学管理的正确态度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明确提出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规定了企业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如“五定五保”），同时强调，在企业管理中既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又要尊重科学，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技术规律办事；既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又要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既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又要建立责任制，严肃劳动纪律；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精神鼓励，又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物质鼓励。“工业七十条”的制定，在我国的企业管理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科学管理对主观蛮干的一次拨乱反正。
在“工业七十条”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同志组成编写小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马洪任主编，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上、下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内部出版发行。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也编写了许多企业管理教材，开始形成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学科。特别是从60年代起大庆创造的岗位责任制等先进企业管理经验的出现，对建立和丰富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开始形成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遭到了破坏。
三、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企业管理理论受到了严重摧残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企业管理，也摧残了已经形成的管理理论。当时，把科学的企业管理制度污蔑为资产阶级对工人的“管、卡、压”，把生产技术责任制污蔑为“专家治厂”、“反对党的领导”，把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污蔑为“唯生产力论”和“利润挂帅”，把学习外国企业管理经验污蔑为“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等等。与此同时，解散了所有财经院校和企业管理专业，把企业管理学教授和毕业生撵到“五七干校”和农村，使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在10年间出现了空白，造成了管理界的思想混乱。
四、第四阶段：1978～1984年，企业管理学进入恢复和重建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范围内，对工业企业管理进行了一次恢复性整顿。对企业管理的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清除了“四人帮”在管理理论上的种种谬论。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1978年7 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工业三十条”， 为企业的科学管理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同时， 从1982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又规定要用二三年时间，有计划、有步骤、点面结合、分散分批地对所有国有工业企业管理进行全面整顿，而且对企业整顿的目标提出了“三建六好”的系统要求，即建设起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建设起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建设起一套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把企业建成“三者兼顾好、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的“六好企业”。“三建六好”的思想推动了企业管理理论的系统化。在此基础上关于提高企业素质、增强企业活力等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
提高工业企业的素质，是中央在1983年提出的。因为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工业企业已发展到相当大的数量，但多数企业素质不高，不少企业所创造利润的大部分是靠廉价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以及低工资取得的，它掩盖了企业的落后面貌。特别是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不少企业缺乏应变能力，产品在国内没有生命力，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力，如果不迅速提高自身素质，则难以生存和发展。
为了提高企业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政府和理论界在企业管理理论和学科建设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1978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马洪为所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并招收20名首届企业管理学和工业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专门研究企业管理理论。批准恢复全国高考，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财政管理系科专业，在清华大学等工科大学增设企业管理系科，在全国设立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博士制度。
（2）由马洪率领一批我国企业管理学专家、 教授共同赴大庆总结大庆管理经验、撰写《大庆企业管理》专著。
（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马洪任主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罗元铮任副主编，从1979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翻译出版了“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梅奥的《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孔茨等的《管理学》等37本管理学世界名著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
（4）由袁宝华同志率领专家学者赴日本、美国考察，学习日、 美企业管理的理论和经验。
（5）1979年成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随后中国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等全国一大批企业管理理论学会和研究会相继成立，并连续举办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由中美联合创办的大连企业管理培训中心，请美国著名教授连续举办高级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企业管理理论工作者和大企业经营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同志创办“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会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企业管理学电视讲座，再加之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对厂长、经理统一考试，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企业管理理论、培养厂长和企业管理干部的热潮。国家经委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连续举办多次企业管理现代化座谈会和经验交流会，推动了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发展，从而提高了全国的企业管理水平。
（6）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挂帅， 同香港定期举行企业管理理论研讨会，同国外学者举行国际研讨会，加强海内外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同时，领导一批企业管理学专家陆续对最有代表性的5个国有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经验进行全面认真的调查和总结。 完成了5本专著《首都钢铁公司经营管理考察》、 《第二汽车制造厂经营管理考察》、《上海机床厂经营管理考察》、《成都量具刃具厂经营管理考察》、《青岛双星鞋业集团经营管理考察》，弄清了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经验和问题，为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8～1984年，我国正处于渐进式、浅层次体制改革阶段。属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过渡期，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在这个阶段也显示出萌芽初创和不成熟的特征。
五、第五阶段：企业管理理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自1984年开始实行“商品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以来，特别是1992年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企业管理的研究也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96年将管理科学组升格，单独设立了管理科学部。成思危担任该部部长。朱镕基亲临祝贺，并发表了“管理科学，兴国之道”的讲话，指出“这标志着中国的管理科学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注：朱镕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载《人民日报》1996年9月20日。 ）此后的第二年，即1997年一件影响更加深远的事件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重新审定的学科目录，首次将管理学改列为与经济学并列的学科门类。这样，就使企业管理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发展时期。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
1.对传统体制下的企业管理理论进行了革命性变革
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模式截然不同。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取向”和市场经济体制，企业管理的理论和模式也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革，学者们提出了“管理也要改革”的见解（注：郑海航：《管理也要改革》，载《冶金经济管理》1995年第4期。）。主持全国企业管理工作的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教授指出，这是因为“企业的功能变了，企业追求的目标变了，经营管理的观念变了，企业管理的方式变了；企业管理的手段也变了。这一切是极为丰富的企业改革内容，这一切又构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陈清泰，1995）。郑海航将这些转变概括为六大变化：一是管理内容上，由传统单一的生产管理，转变为复合的企业经营；二是管理范围由工厂围墙以里的封闭式管理转变为对外开放式，企业与市场、与社会一体化经营；三是管理对象，从以实物形态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为以价值形态为中心的经营；四是管理目的，从为管理而管理转变为提高市场竞争力而加强管理；五是对待市场和政府的经济信息，从漠不关心到灵敏反应；六是对企业精神文明，从一般化号召到个性化地培育企业文化。（注：郑海航：《我国企业管理需要进行一场深刻变革》，载《中国工业经济》1995 年第10期。）在管理理论方面， 李占祥提出了矛盾管理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倡导矛盾管理学派。（注：李占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年第6期。）韩岫岚提出了管理创新理论，认为管理创新是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的保证。（注：韩岫岚：《依靠管理创新增强企业活力》，载《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另外， 席酉民提出了和谐管理理论，认为组织与环境间的和谐是管理的基本运行机制。
对于市场经济下的“管理科学”的内涵，陈清泰将许多企业的实践和学者的总结概括为8条：一是制定有远见、切实可行的战略目标； 二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三是精心研究市场，并做出快速、灵敏、准确的反应；四是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技术进步，增强企业和产品竞争力；五是注重价值形态的管理，注重资产经营，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六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制度；七是开发人才资源，强化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八是倡导企业精神，塑造企业形象，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注：陈清泰：《关于企业管理与企业改革的关系》，载《中国工业经济》1995年第5期。）应该说，这8条大致勾画出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管理科学基本框架。
2.总结我国典型企业的管理经验，并上升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理论
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是建立在学者们总结许多典型企业的管理经验之上。其中宝钢创造的“集中一贯”管理组织理论、邯钢创造珠“模拟市场”、“市场成本”理论和海尔创造的“海尔文化”理论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1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李占祥教授等学者对宝钢的企业管理创新进行了系统总结。宝钢针对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管理分工越来越细，横向扯皮和组织低效率也时常发生的倾向，提出加强综合管理的思路，并结合钢铁联合企业生产连续性强的特点，在主生产线上实行了与国内其他大型钢铁企业不同的管理体制，这就是“集中一贯”管理体制，它是宝钢管理模式的核心内容。（注：中国人民大学工程系宝钢调研组：《走现代化管理之路》，载《中国工业经济》1992年第12期。）。
（2）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邬凤祥、 吴少平教授和其他学者对邯钢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注：邬凤祥、吴少平《邯钢经验新探》，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4年版。）为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添了精彩的一笔。邯钢所创造的经验及其对企业管理理论的价值和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创造性地回答了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企业的成本管理应怎样进行变革，企业内容的成本管理体系怎样灵敏地反映变动着的市场要求。
（3 ）青岛海尔在企业管理理论上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套独具现代管理特色的“海尔文化”。海尔“追求卓越、敬业报国”的企业精神；为民族创名牌的民族使命感；“斜坡球体论”的激励机制；“人人是人才”、“赛马不相马”的用人之道；独特的质量保证体系售后服务体系；“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管理考核体系；“吃休克鱼”、“克隆”海尔的企业兼并策略等等，构成了海尔集团的独特的企业文化，从而形成了扎根于中国自己的土地，而又极具国际性，行之有效的现代科学管理的理论。（注：苏桂凤等：《海尔的哲学》，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
3.扩大开放，引进国外新的管理理论
近10多年来，我国企业管理理论之所以有了长足发展和空前繁荣，还得益于及时引进、消化、吸取了国外许多新的管理理论。
（1）引进企业文化理论，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凝聚力。80 年代中期，我国翻译出版了一系列国外企业文化的专著，企业文化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巨大影响。80年代后期，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企业文化”热潮，仅1988年，就有大连、广东、上海、合肥、北京等省市举行了多次企业文化研讨会。特别是1988年11月在北京由《文汇报》、《新观察》杂志和“一汽”、“二汽”等37 家单位共同发起， 140多位专家聚集一堂召开了规模盛大的“企业文化研讨会”。 经济学家于光远提出了“企业文化五层次说”，本企业的共同价值观是第一层次，还存在另外4个层次， 即提高企业家的经营文化和管理文化的水平；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对企业外部的社会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企业领导人研究宏观问题， 提高参与宏观决策的意识（于光远1988）。
企业文化在我国的传播虽然仅仅10年，不仅形成了系统的企业文化理论，而且在全国众多企业中已变成了充满生命力和鲜明个性特征的企业文化实践，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凝聚力发挥着巨大作用。
（2）引进系统理论和集成理论， 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和形成新的思维方法。改革开放初期，学者们就对系统管理理论给予了高度重视，专门从事系统工程研究的傅家骥、赵纯均、李宝山等教授对此做出了各自的学术贡献。
集成管理则是一种以系统论为指导，广泛借鉴和吸取众多管理流派的思想精华，以形成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管理理论研究思路和新的管理模式的探索。在集成管理理论方面李宝山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引进、消化和创新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注：李宝山、刘志伟：《集成管理一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引进企业战略理论，培养企业核心能力， 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是一个年轻的新兴管理学科，至今只有30多年历史。在我国理论界开始注意企业战略问题是80年代中期。潘承烈、刘冀生等教授较早地提出“企业要有经营战略思想”，（注：潘承烈：《企业要有经营战略思想》，载《企业管理》1985年第6期。 ）并进行了研究。而且中国企管协会等发起于1988年在苏州还召开了90年代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研讨会。近年来，迈克尔·波特的名著《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以及他创造的行业引力——竞争环境理论和普雷哈莱德与哈默提出的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在我国管理学界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
近几年引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很多，除上述以外，还有行为科学理论、以人为本理论、知识管理型组织理论、学习组织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等等。对此，我国有的专著作了专门系统介绍。（注：陈佳贵主编：《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理论虽然引进时间不长，但已同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并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