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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8年俄罗斯经济形势再度恶化
俄罗斯独立以来经济不断滑坡，呈现出与中东欧转轨国家不同的发展趋势。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中东欧国家于1993年和1994年先后止跌回升，以后经济持续复苏。俄罗斯到1997年才出现某些经济达到谷底的迹象。该年俄国内总产值比上年增长0.4%，是近7年来首次出现正增长。通货膨胀也发生转折性变化，1997年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为15%。当时俄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依拉里奥诺夫宣称，最近的各项经济指标表明，连续6年的经济危机即将结束，国家正面临经济回升的形势。 叶利钦总统也乐观地指出，“现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转机”。（注：《人民日报》1998年2月12日。）
正当人们预期俄经济即将恢复增长时，东亚金融危机迅速向外蔓延，受其影响，俄开始出现金融动荡，自1997年11月起大量资金外逃，俄中央银行一方面动用外汇储备收购卢布，并扩大卢布浮动幅度；另一方面提高利率，使局面暂时稳定下来。但是，1998年5月， 形势又急剧恶化，在短短两周内外国投资者通过抛售俄证券抽走了140亿美元的资金。为了避免俄金融危机危及东欧和欧美经济，以及担心由此引起俄政局突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都表示支持俄政府稳定经济。1998年7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与俄政府达成协议，在俄接受苛刻的调整与改革条件下，允诺到1998年年底将提供总额为226亿美元的补充贷款。消息传出后，俄股市和汇率波动受到控制。可是，事隔不久，在投资者感到西方的援助仍无法将俄罗斯经济拖出“泥潭”时，金融动荡重新加剧。该年8月17日，俄政府和中央银行发表联合声明， 突然宣布允许卢布贬值。接着，大批银行倒闭，股市停业，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并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1998年1月，1美元兑换6.026卢布；同年12月，1美元可兑换20.65卢布，卢布贬值2／3以上。1998年俄国内工农业生产全面下滑，国内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6%。消费价格上涨率高达84.4%， 而居民的实际收入比1997年下降了18.2%。俄经济究竟何时才能摆脱危机局面？这是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经济学家正在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据原俄政府第一副总理马斯柳科夫在1998年底的估计，尽管1999年下半年可能出现经济回升，全年仍将是负增长。（注：《俄》《论据与事实》周报1998年第50期。）
二、金融和经济危机原因的特殊性——制度变迁性根源
1998年俄罗斯金融和经济危机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爆发的，但是二者的社会经济背景却有明显差别。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在经济长期赶超型增长过程中发生的；俄罗斯则在体制转轨的经济滑坡中“雪上加霜”，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任何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都是由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造成的。而内外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往往与经济体制上的缺陷有关。人们在剖析东亚国家金融危机成因时，一般都分析其制度性因素——长期坚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某些负面影响。在俄罗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成因中制度性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而且是制度变迁中出现的严重缺陷，即制度变迁性根源。俄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型化和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都与经济转轨“误入歧途”紧密相关。这就使俄金融危机更加具有深刻性以及克服的艰巨性。
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相似，巨额国际游资的投机性炒作，是俄爆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但是，国际炒家攻击的目标首先是那些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国家。俄罗斯连年失控的预算赤字依靠举债来弥补，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俄经济转轨是在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形势下进行的。1992～1995年间，俄预算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高达8～9%，在此期间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是由中央银行向财政发放贷款，这些没有物资保证的货币大量涌入市场，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从1996年开始，俄中央银行对政府贷款采取限额制，财政赤字的弥补主要依靠大量发放高息的短期国债。1997年俄预算赤字居高不下，仍占国内总产值的8%， 但通胀率却大幅回落，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大量举债。 1997年，俄国债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95年的9.5%上升为44%。 而且国债发行的基础不是国内的资金积累，而是外国投资者的短期资金流入。这为国际游资的投机性炒作大开方便之门。
如果进一步探究俄巨额预算赤字的成因，必然要剖析其制度变迁性根源。尽管从企业“私有化”比重、价格市场化程度、外贸和汇率自由化等指标考察，俄罗斯并不比波兰等东欧国家落后，但其经济运行的绩效却远远不如东欧国家，因为俄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已“误入歧途”。按俄经济学家的说法，俄经济是在“似是而非”市场机制作用下运行。多年来财政税收计划一直无法完成任务，至今没有好转的迹象，就是由于它具有制度变迁性根源。市场经济的扭曲运行，使俄经济患了特有的“货币贫乏症”，“三角债”现象十分严重，出现了经济“实物化”趋势。据政府部门的资料估计，目前实际部门中70～80%的交易是在没有货币参与下实现的：以易货贸易形式进行，或使用所谓货币代用品等。现行的经济体制已成为特有的两种经济的混杂物：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金融中介部门和零售贸易是货币经济；另一方面，大部分生产领域成为某种实物经济。俄经济学家认为，任何税收警察都无法从这样的经济部门征得足额的税款。（注：《俄》A·涅基培洛夫：《俄罗斯危机与经济战略的合理化》，《俄》《俄罗斯经济杂志》1999年第1期。）因此，在俄罗斯，增加税收和消除预算赤字，决非单纯加强税收纪律的问题，必须以经济转轨的“拨乱反正”为前提。
俄罗斯外汇市场的严重动荡，与东亚国家相似，是与国民经济过分对外依赖有关，但是，俄经济的对外依赖带有经济转轨失误的特点。苏联解体后，俄政府实行全盘“西方化”的对外经济政策，采取被俄经济学家称为“崩塌式”的外贸和外汇体制自由化，使本国产业在外国对手的激烈竞争下迅速衰退。例如，俄罗斯食品供应的一半以上依靠从外国采购，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这个份额达70～80%。大量外国产品占领国内市场，严重打击了本国的农业和工业生产，使俄经济陷入对外依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外汇市场的全面自由化，促使经济迅速“美元化”，在国内经济和货币周转中广泛使用美元。据俄经济学家计算，在俄罗斯现有的货币周转总额中，美元组成部分在价值上已超过卢布总量。（注：《俄》C.M.博利索夫：《金融危机与俄罗斯的对外依赖性》，《俄》《货币与信贷》1998年第10期。）这种经济转轨“误入歧途”所造成的对外严重依赖局面，是俄政府无法通过一般的宏观调控能够扭转的。
三、1999年俄罗斯经济难以大幅回升
为了缓解和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1998年10月底俄政府和中央银行制定了《关于稳定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措施》。文件规定近期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居民生活保障体系的运行，缓解社会紧张状况；健全国家财政和银行体系；恢复实际经济部门的商品供应和市场机制。原总理普里马科夫在内阁会议通过该《措施》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特别强调：“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制度将继续存在，但在目前，特别是在国家需要摆脱危机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调控，必须加强国家的调控作用……政府将致力于振兴农工综合体，发展本国的生产，使其在进口减少的情况下能够满足居民的需要。”（注：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8年10月31日电。）
一些俄经济学家的评论认为，《措施》规定的文字上的目标和优先项目是新的，但是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却依然是旧的，因此很难实现目标规定的任务。为了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贷款所要求的条件，俄必须大幅度减少开支。根据俄经济部的预测，1999年预算支出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只为14.4%，属于破纪录的低水平，无法保证居民生活保障体系的正常运行。1999年与1998年相比，教育开支下降19%，社会政策的费用下降24%，保健支出减少31%。（注：《俄》C ·格拉兹也夫：《1999年将向增长政策过渡吗？》，《俄》《俄罗斯经济杂志》1999年第1期。）政府仍然不能解决工资拖欠等问题，无法保证居民必要的生活保障。而且，物价上涨幅度可能超过名义工资的上升，职工实际收入将继续下降。
至于恢复和发展实际经济方面的措施更加显得薄弱乏力。文件规定要鼓励小企业发展，刺激出口，增加投资和创新，都需要投入资金才能进行。在现有经济体制构架下，银行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收入大大高于向实际经济部门的投资，因此，对实际经济部门的贷款数量极少，而且主要是短期信贷，长期投资几乎处于停止状态。俄政府提出要建立政策性银行以支持经济复苏，但财政资金短缺又制约政策性贷款的发放。《措施》提出，为了稳定经济，要使降低企业税负与严格税收纪律同时并举，还需保护国内市场，以及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率，等等。这些措施的贯彻和落实，也必须以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调整为前提，在“似是而非”市场经济体制下是很难解决的。
综上所述，1999年俄经济大幅回升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以后，俄政治和经济局势逐渐趋于稳定。由于卢布汇率大幅度贬值，使出口增长，进口商品价格猛涨，有利于本国产品的销售，使俄罗斯工业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强。而且石油出口是俄罗斯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全球石油价格的反弹有助于俄经济状况的好转。从1998年第4季度开始，工业出现止跌回升的征兆。1999 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上升2%。 （注：俄经济部长沙波瓦利扬在蒙特利尔的讲话，俄通社—塔斯社加拿大蒙特利尔1999年5月4日电。）投资者对俄证券市场正在恢复信心，俄发行的欧洲债券和股票今年再次跻身于世界上业绩最佳的资产之列。（注：《英》《金融时报》1999年5月14日。 ）国际金融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1999年5月的工业产值比1998 年同期增长6.1%，按年度计算增长1.5%。如果保持这样的发展水平，俄罗斯有望在1999年实现3%的恢复性增长。（注：法新社莫斯科1999年6月27日电。）但是，5月12日俄政府总理再次易人， 使政治和经济趋势的不确定性增强。
四、使“误入歧途”的市场经济正常化——俄罗斯经济复兴的根本措施
俄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涅基培洛夫透露，与接近政府的经济学家不同，科学院系统的经济研究人员主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加强国家的调控作用，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支持工农业发展。他们提出，摆脱目前困境的根本性措施，是使经济运行转上正常的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政府必须从国家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切实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另一方面，政府更要调整经济改革的步骤，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正规化。例如，许多国有企业甚至已经“私有化”了的股份制企业仍不能按市场规律行事，是造成经济交易“非货币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研究和解决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实际转换问题。据估计，目前以至今后，国有资产仍占全国现有资产总额的一半。（注：《俄》A ·涅基培洛夫：《俄罗斯危机与经济战略的合理化》，《俄》《俄罗斯经济杂志》1999年第1期。）俄经济学家认为， 过去把主要精力用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上，对如何按市场经济规律来经营国有资产注意不够。又如，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支持本国实际经济部门恢复生产，应在贸易和外汇市场自由化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
“误入竣途”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首先，左右经济局势的市场主体是转轨时期特有的垄断寡头，他们所追求的不是一般的垄断利润（主要来自技术垄断和管理垄断），而是特殊的暴发的巨额收入。他们的经济行为是以最大限度地无偿侵吞和掠夺资源为宗旨，这种暴富阶层不能成为新体制成长的促进者，相反，他们是确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的阻扰力量和破坏力量。其次，在这种垄断寡头控制下，经济运行必然维持双轨制、多轨制甚至无轨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有利可图。最后，“误入歧途”的市场经济表现为国家的经济职能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无法正常实施，连征税这样的基本功能也不能充分实现。这种“误入歧途”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无法实现经济转轨的初衷，对资源配置和利用起着破坏作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比较中俄两国的改革时指出：“关于改革速度和次序的两条经验教训：一是引进竞争机制比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搞私有化更能够改善经济业绩和提高生产力；二是在过渡时期要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稳定，并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体制上的基础设施。”（注：《美》斯蒂格利茨：《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3日。）
越来越多的俄经济学家认识到使“误入歧途”的市场经济走上正轨道路的重要性，但是，在改革方面进行调整的艰巨性是不能低估的。它将受到来自国际和国内的种种阻扰。例如，为了抑制俄资金外流，1998年8月金融危机以后，俄政府规定出口的外汇收入的75 %必须卖给中央银行。可是，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对俄罗斯45亿美元的贷款，1999年6月底，应该组织的要求俄政府又取消了这一规定。 （注：美联社1999年6月29日报导。）
五、俄罗斯经济前景
种种迹象表明，俄经济下降已接近谷底。由于其闲置的生产能力较大，按照中东欧国家经济回升的经验，俄经济可以在投资明显上升之前开始缓慢恢复。但是，俄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就不能保持稳定的回升势头。据俄经济学家乐观的估计，到2003年俄将达到标准的经济增长率，即年平均增长3%。悲观主义者则认为， 到2011年能扭转危机后的局面就不错了。正如越来越多的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必要调控，在经济改革方面积极扭转“误入歧途”的市场经济，使它转上正常的法制化的轨道，是经济持续复苏所必需的。这就要有一个“强政府”，它是经济重振的重要前提。如果俄罗斯能够在新旧世纪之交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调整，那么，21世纪头10年将是俄经济恢复并转向增长的时期，上述乐观的预期是有实现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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