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过程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0-05-06
1 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加强的全球化对全球的城市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城市发展从国家尺度逐步走向全球尺度。对城市发展的讨论也由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到全球层级体系之中[1]。在开展全球化对城市影响的讨论过程中，国外学者主要采用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和全球城市(global city)概念，以描述城市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及其所达到的状态或结果。1915年格迪斯(Geddes)首次提出世界城市概念[2]。1966年霍尔(Hall)发展了这一概念，并讨论了当时典型的7个世界城市的功能和空间[3]。弗里德曼(Friedmann)在1986年提出世界城市假说，并讨论了由30个城市组成的世界城市体系[4]，使世界城市理论得到了广泛关注。1991年萨森(Sassen)将纽约、伦敦和东京定义为全球城市(globalcities)，并讨论了其功能、社会结构和形成原因等[5]。1999年比沃斯托克(Beaverstock)等将世界城市网络扩展至全球55座城市[6]。诺克斯(Knox)和泰勒(Taylor)等为全球城市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7-8]。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两个概念共同的核心内涵是：这些城市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但对这些中心所具有的功能和性质，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解释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形成发展及作用的决定因素，他们从城市的某些主要经济功能(包括跨国公司、生产服务业、经济网络联系、信息服务设施等)出发构建世界城市体系或网络[9-15]。也有学者强调经济和文化因素对世界城市的综合作用，并构建综合指标来划分世界城市体系[6]，但未讨论不同因素的不同作用。一些学者批判了主流世界城市研究范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忽视，将视角扩大至世界城市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宗教等不同功能，将世界城市研究范围拓展到“世界城市地图”之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16-19]。
综观现有研究可以发现：①尽管被纳入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但迄今只有很少量城市被纳入到了“世界城市的地图”，现有研究中严重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正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globalizing cities)；②尽管开始意识到多种因素对世界城市的作用，但经济变量在解释世界城市形成和发挥作用时仍占据主导地位，尤其过分地强调了跨国公司的作用。对不同历史时期促进城市全球化的多样化推动因素及其变化不够清楚。由此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只有少数的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在经历全球化过程？城市全球化的推动因素有哪些？
早期世界城市的研究忽视了中国大陆的城市，在1986年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体系中，尚无中国大陆的城市入选[4]。但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22]。在1999年比沃斯托克等的研究中(GaWC研究公告331)，55个城市被确认为当时3个级别(阿尔法、贝塔、伽马)的全球服务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res)，北京和上海分别位于伽马级的B类和C类，等级层次尚比较低[6]。2009年GaWC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根据各城市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包括会计、广告、银行/金融、法律等部门)水平，将全球220个城市分为5个级别(阿尔法、贝塔、伽马、高度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其中阿尔法级分为4小类；贝塔和伽马级分别包括3小类。其研究结果表明：纽约和伦敦2个城市处于阿尔法级中的第一类(最高等级)；香港、巴黎、新加坡、悉尼、东京、上海和北京处于阿尔法级中的第二类(次高等级)；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中，广州处于贝塔级的第一类；深圳处于伽马级的第一类；成都、天津、南京、大连等处于自给自足类[23]，反映出中国一些城市全球化进步之明显。
中国国内对城市全球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采用了国际城市、国际性城市和国际中心城市等概念；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国外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的引进[24-25]，全球化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影响[26-27]，以及中国建设国际城市的条件和发展战略等[28-35]，而对城市全球化过程的实证研究较少[22]，研究对象也多限于少数几个全球化/国际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城市走向全球化的宏观背景已经建立，对中国城市全球化问题更广泛的研究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对于丰富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体系，正确认识一般的城市全球化过程，制定城市全球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是针对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全球化水平的框架性研究，关注中国城市全球化水平的动态变化。首先，在大量文献阅读的基础上，建立城市全球化水平测定指标体系，运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然后，以各市市域行政界限为分析的地理单元，测定各城市在1984、1990、1995、2000、2004和2007年的城市全球化水平，对比分析20余年来城市全球化水平的变化。
2.2 研究对象
本文以1984、1990、1995、2000、2004、2007年中国内地所有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由于拉萨2007年以前指标数据收集难度巨大，故未对拉萨做年际间比较研究。从1984年到2007年，中国的行政区划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各省内部都存在着县改市、县市行政区划范围调整的情况，样本的纵向连贯性受到一定影响。本文以当年全国所有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不对行政区划扩大或缩小的情况进行数据的分离和整合。各年份样本数量如表1所示。
2.3 研究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有关展览和口岸指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展览年鉴》和《中国口岸年鉴》，同时参考了中国会展网、中国口岸协会网站和中国海关网站数据。政府网站语种数和政府部门网站数通过逐个访问政府门户网站的方法获得。本研究同时参考了《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概览》《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等资料。
3 城市全球化水平衡量方法
3.1 城市全球化指标体系的建立
结合世界城市和全球际城市的概念、判别标准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建立由1个总目标，2个要素指标，7个复合指标，24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四层城市全球化衡量指标体系(表2)。其中，基础指标反映了城市的总体发展状况，核心指标反映城市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外向化程度，直接影响城市的全球化水平。这两个要素相互联系，城市功能的全球化需要城市内部的服务设施作为支撑，而城市的全球化发展也影响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各个指标对城市全球化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均衡，研究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权重反映了各因素对城市全球化贡献的重要性。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探设计研究院等机构30位城市研究专家，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和认识，对各指标打分，然后取其平均值，计算相应百分比，最终获得各指标的权重系数(表2)。
3.2 计算过程说明
由于不同指标的数据数量级相差较大，为使数据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参与运算，需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将每一年具体指标单独进行标准化，虽然可以消除量纲不同对结果的影响，但无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作年际比较，因此本文将每一个指标6个年份上所有数据一起参与无量纲化处理，首先消除了量纲的影响，使得同一年不同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其次，由于6个年份同一指标数据处理方法相同，使得年际之间具有可比性。
4 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发展过程
4.1 1984年：城市全球化总体水平处于低等级，最高等级为第6级
1984年，153个样本城市的全球化水平处于6-8级，全球化水平平均值为4.8，处于第8等级范围(图1)。处于当年最高的第6等级的城市只有5个，分别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和天津；第7等级的城市13个，占8.5％；第8等级的城市数达135个，占城市总数的88.2％(图2)。
4.2 1990年：城市全球化总体水平依然较低，但低等级城市减少，中低等级城市增加，出现第4等级城市
1990年，187个样本城市的全球化水平处于4～8级，全球化水平平均值提高至10.3，上升至第7等级范围(图1)。城市全球化最高等级出现第4级，1984年处于第6等级的广州、上海、深圳、北京上升至第4等级，其中广州全球化水平超过上海和北京居全国第一；原处于第6等级的天津和第7等级的珠海、厦门、海口、大连等5个城市进入第5等级；西安、江门、秦皇岛、汕头、桂林、佳木斯、福州、重庆、伊春、鸡西、牡丹江、南昌、太原、成都、丹东、青岛、佛山、长沙、济南、南宁、合肥、湛江、呼和浩特、烟台等24个城市从1984年的第8等级提高到第6等级；第8等级城市数量由135个减少至89个，比重降至47.6％；而第6和第7等级的城市所占比重分别增加至18.2％和29.4％，两者比重之和与第8等级城市比重持平(图2)。
4.3 1995年：城市全球化总体水平依然较低，低等级城市继续减少，中级和中低等级城市增加，出现第3等级城市
图11 984-2007年中国城市全球化等级分布与平均水平变化
Fig.1 Changes of the globalization levels of China's cities and their ranking distribution
1995年，212个样本城市的全球化水平处于3～8级，全球化水平平均值提高至17.1，上升至第6等级范围(图1)。1990年处于第4等级的深圳、上海、广州进入第3等级，深圳成为中国全球化水平最高的城市；第5等级的天津、珠海、厦门、海口、大连和第6等级的东莞、佛山、汕头、中山、苏州、江门、青岛、西安、沈阳等14个城市进入第4等级，使第4等级的城市增加至16个，比重为7.5％。第5和6等级的城市数量所占比重分别增加至14.2％和21.2％。第7等级的城市增加至88个，比重达到41.5％，超过第8等级，城市最多的等级由第8等级上升至第7等级(图2)。
图2 1984-2007年中国城市全球化水平变化
Fig.2 Changes of the globalization levels of China's cities in 1984(A)，1990(B)，1995(C)，2000(D)，2004(E)，and 2007(F)
4.4 2000年：城市全球化总体水平进入中低级，低等级城市显著减少，中等级城市持续增加，总体上以中低等级城市为主
2000年，261个样本城市仍处于第3～8等级，但较低等级的城市继续发生向更高等级的跃升，全球化水平平均值提高至19.8，处于第6等级范围(图1)。第4等级城市北京升至第3等级，其中上海的全球化发展速度加快，超过深圳，成为中国全球化水平最高的城市；10个城市从第8等级向更高等级跃升，第6等级的城市数量增加22个，所占比重增至25.7％；第7等级城市数增至104个，所占比重达39.8％；中国城市全球化水平总体进入中低水平(图2)。
4.5 2004年：城市全球化总体水平处于中等级别，第8等级城市消失，中高等级城市持续增加，出现第2等级城市
2004年，286个样本城市处于第2～7等级，全球化水平平均值上升至35.2，跃升至第4等级范围(图1)。2000年处于第3等级的4个城市进入第2等级，其中上海仍是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其次是深圳、广州、北京；第3、4、5等级城市数量均有大幅增加；第8等级城市已全部跃升至更高等级水平，第7等级的大部分城市上升至更高等级，使该等级城市数量急剧减少，城市最多的等级由第7等级提升至第5等级，使第5等级的城市数量比重由14.2％增加至34.3％，而第7等级的比重由39.8％下降为6.3％，反映出中国城市全球化总体发展速度有所加快(图2)。
4.6 2007年：城市全球化总体水平仍处于中等级别，第7等级城市消失，中高等级城市继续增加，出现第1等级城市
2007年，287个样本城市处于第1～6级，全球化水平平均值上升至46.7，处于第4等级(图1)。2004年处于第2等级的上海发展迅速，跃升至第1等级；在其他第2等级的城市中，北京发展迅速，全球化水平超过了深圳和广州。第4等级城市数量增加明显，所占比例由23.4％上升至39.0％，与第5等级一起成为城市数最多的等级；第7等级城市全部跃升至更高等级(图2)。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动态和多因素综合的视角定量考察了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有同类研究静态、单因素研究视角产生的不足。研究发现，自1984年以来，中国所有城市的全球化水平均不断提高。中国城市全球化过程的主要特点是：①城市全球化总体上由20世纪早期的低级水平提升至目前的中级水平；②所有城市全球化的等级范围不断向更高等级发展。全球化等级较低的城市数量不断减少，等级较高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③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中心城市的全球化水平提高最为迅速，在中国城市中的领先地位日益突出。由此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全球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少数全球化水平最高的城市，而是所有城市都普遍经历了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对中国所有城市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影响下，并不只是少数发达城市在走向全球化，现有的世界城市体系的地图不能准确地说明世界范围内城市发生的广泛的全球化过程及其所受的全球化影响。因此，世界城市体系的研究需要将视野拓展至全球所有的城市。
在2009年GaWC的最新研究中，中国大陆的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天津、南京、大连等8个城市被依次纳入到全球城市体系。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2007年处于中国全球化水平1～3等级的城市依次为：(第一等级)上海、(第二等级)北京、深圳、广州、苏州、(第三等级)天津、珠海、东莞、大连、青岛、南京、宁波、厦门、杭州、无锡、佛山、沈阳、武汉、成都、中山、烟台、西安、重庆、惠州、常州、中山等。前述8个城市均在其中，反映出本研究依据综合指标计算的城市全球化水平与GaWC以生产性服务业指标计算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同时也发现：①杭州、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等综合性城市的全球化程度与成都、南京、大连等城市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这部分地反映出GaWC的研究并未完整地体现我国城市全球化的状况。②苏州、珠海、东莞、青岛、宁波，厦门、无锡、佛山、中山、烟台、惠州、常州等城市的全球化水平也非常高，这些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功能是“世界工厂”。说明制造业对中国城市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也非常突出，这与中国城市在新国际劳动分工中所承担的功能具有紧密的联系。
为了更加全面地展示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图景，在本文分析城市全球化水平变化的同时，对城市全球化的动力模式、空间格局等方面也需要开展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