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发展与“三教合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三教合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儒道释三教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道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从各个层面吸佛纳儒，有力地推动了“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道教也借此而发展、壮大和完善，同时，又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泯灭个性，终而衰弱。
关键词 三教合一 道教佛教儒教
一
儒道释三教〔1〕为了各自的发展， 从不同角度排斥和吸融其他二教，共同促成了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早期道教以自身为主体融会儒教，为三教合一准备了条件。在南北朝时道教推动了三教合一的文化现象的产生和形成。隋唐五代时促进了三教合一文化现象的发展。宋以后道教从深层吸取佛儒，促使三教合一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道教对三教合一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早期道教创造了三教合一的基本条件。
道教汇纳众派而产生，原始时期大量吸取儒教，奠定了三教合一的基础。
道教产生的源头众多，从古代宗教、民间巫术、神仙传说、方士方术、老庄哲学、黄老思想、儒家理论、阴阳五行说、易学，到原始体育卫生知识及古代医学等，举凡汉代之前及汉代所存在的各种思想、观点和信仰，道教都加以吸纳糅合。〔2〕道教诞生后， 最初主要是依赖和吸容儒家思想和儒教。第一部道书《太平经》采撷先秦百家，承袭原始崇拜和信仰，宣讲仙真仙境及人可以学道积德成为长生久视的仙人等思想。同时，明确肯定儒教的三纲五常六纪，以类似于儒教君亲师的君父师为道教三宝，认为“此三行而不善”则天地人鬼神必共责之，故《太平经》能“令人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邻里悉思乐为善，无复阴贼好窃相灾害”〔3〕。 东汉末出现的《老子想尔注》是五斗米道的重要秘典，它推崇黄老，又“喜忠孝、好善事”，认为道用时，臣忠子孝国易治，行道也就实现了忠孝仁义。道教不仅理论上肯定儒家伦理和儒教信仰，还一定程度地付诸实践。魏晋时期道教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丹鼎派理论发展迅速。丹鼎派探索的主要是人可服食金丹而长生及金丹的具体炼制过程和方法等问题，其集大成者葛洪在其重要著作《抱朴子》中却独辟篇章，专论儒学。他在自叙中明确说道：《抱朴子·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葛洪的基本构想是道本儒末，兼通二者，如此便“内以治身，外以为国”，他认为仙道不悖于世理人情，“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4〕可见， 葛洪把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和儒教理解为道教修行成仙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内容。
汉魏晋时，道教处于原初形态，史学界称之为早期道教。它汇合众多思想，特别是吸融儒家伦理和儒教信仰，借此强壮了道教自身，同时使道教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点，为日后容纳其他思想和观点创造了基本条件，为三教合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南北朝时期道教催化了三教合一的产生。
南北朝时期，道教极力效仿和吸取佛教，同时继续融纳儒教，对三教合一的产生和形成起了催化作用。
道教较明显地吸取佛教是从东晋末开始的，南北朝时更为全面，从义理、仪规和具体修行等层面汲取和融会佛教。在义理上，东晋时道教仅限于吸取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南北朝时，除了因果报应说外，五道轮回、地狱托生等思想也屡见于道经。北魏道士冠谦之的《太上老君诫经》叙述道：“本得无失，谓前生过去已得此诫，故于今身而无失也。”他的《老君音诵诫经》宣讲“六道轮回”，告诫世人：若行为不端，便受到惩罚，“罪重之者，转生虫畜”。〔5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宣称：生时不修善治身，死后会“幽囚地狱，苦恼三途，轮转五道，来生当为下贱”〔6〕。同时， 对佛教空宗思想也不同程度地援引。如《灵宝经》明确论道：“当知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虽有我身，皆应归空。明归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岂复爱身？身既不爱，便能一切都无所爱，唯道是爱。”〔7〕在仪规上， 道教仿效佛教逐步设立了一套戒规仪礼制度。北魏道士冠谦之清整道教时，便率先倡导戒规，立教规教仪。陆修静主张内持斋戒外持威仪，并以斋为求道之本、修道之基石。他编著的道教仪范方面的书有一百余卷，制定了一整套仪典斋戒，使道教斋仪规范化、制度化。由于冠谦之和陆修静等人的努力，五斗米教得以改革，并以天师道的崭新姿态临世，道教摆脱了其原始形态而趋于成熟。在具体修行上，一些道士对佛理佛规身体力行，其中最典型的是陶弘景。他佛道并修，自称是“释迦佛陀弟子”，敬重佛法，率弟子恒读佛经，又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他临终前还叮嘱弟子，要“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道徒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行动中承认、接受佛教，可见佛教对道教影响之深。南北朝时期，道教从内容和形式上广泛效仿佛教，并尽力消化它，以求更新、发展自身。
儒家伦理和儒教信仰促进了早期道教的形成，在道教变革更新的过程中，被纳入道教体系，渗入道教各个层面。冠谦之改革五斗米道时很注重吸取儒家礼法和儒教礼教，认为道教的“建功斋清”、“诵诫”、“建功香火”等斋醮仪式的目的是以礼祈求神灵，各种长生成仙道术及其修炼必须“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8〕。 陆修静从道教的角度呼吁民众内修慈孝、外行敬让、助国扶命。陆修静的再传弟子陶弘景则更进一步改革道教，在其重要道书《真灵位业图》中，将黄帝、尧舜、孔子、颜回等儒家圣贤和儒教敬奉的教祖引入道教神团，与老聃列在同一级位。“孝”本是儒家的伦理规范和儒教信条，道教经书《孝子报恩成道经》却专论孝道：“孝治天下，不劳法令；孝治其身，志性坚正；孝治百病，天为医之；孝治其身，众毒不害。”〔9 〕孝道成了道教的重要内容。儒家伦理和儒教信条也成了道教戒条。《罪根上品大戒经》告诫弟子：“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10〕随着道教的发展，道教对儒家和儒教的融合也更全面、深入。
南北朝时期，道教深入广泛吸取佛儒，促进了三教的一致、相通，“三教合一”的思想已被明确提出。其中较典型的是陶弘景，他注重调谐三教，并在《茅山长沙馆碑》中指出：“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11〕三教合一已逐渐明朗化。
3.隋唐五代时道教促进了三教合一的发展。
隋唐五代是儒道释三教大斗争大融合的时期，道教更深切透彻地吸佛纳儒，有力促进了三教合一的发展。
由于统治者的好恶，这段时期儒道释三教虽势均力敌，但排列次序和社会地位不断变化，三教之间尤其是儒、道与佛之间的论辩不断、冲突屡起。儒家与儒教被排挤，统治者所信奉的佛教与道教也有几次大的辩论和冲突。尽管如此，三教之间的融合也逐步深透。儒教在隋朝从被动地位强调三教合一，至唐末，韩愈和李翱则更自觉地纳佛道入儒。佛教也积极吸取道教，并在各个新宗派中容入道教教义和道术。而道教则一方面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特质，另一方面更深透地融合佛儒。
道教对佛教进一步模仿和吸容，力图使道教义理化。在佛教义理的影响下，唐初道教形成了佛教味颇浓的道派即重玄派，其代表人物有成玄英、王玄览等，其主要特征是援佛教的玄、空等思想阐释老庄哲学，从而论述道教之“道”。成玄英认为道的本质即是“虚玄”，王玄览在《玄珠录》中更明确阐发道体空、玄的思想：“道体实是空，不与空同。空但能空，不能应物；道体虽空，空能应物。”“至道不可得，还是至道空。”〔12〕唐睿宗时的司马承祯则在修炼方法上吸取佛教的止观、禅定思想。他在《坐忘论》中强调修真之要在于主静和坐忘：“静则生慧，动则成昏。……学道之初要，须安坐虚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13〕司马承祯还提出了斋戒、安处、存思、坐忘、神解“五渐之门”的修行方法，其主静和坐忘的修道精神得到了具体体现。唐末五代的道士杜光庭则从仪礼方面吸取佛教，他考订、整理了道教的各种斋醮仪式，撰写了著名的《道门科范大全集》，统一了不同道派的斋醮仪式，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道教义理化还表现在道经的大量问世。隋唐五代时期，述及教义、仪式、修持方法及方术的各类道经超过万卷，更为重要的是出现了我国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这是道教义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道教效仿佛教体系并吸取佛教的虚、空、玄思想，通过诠释老庄思想而确定道体理论，从而完成了道教义理化过程。
道教与儒教虽有摩擦，但相互吸容仍是主流。唐朝道士吴筠力图消除世人对道教违反儒教伦理的看法。他说：“道之所存乎本，故至仁合天地之德，至义合天地之宜，至礼合天地之容，至智合天地之辩，皆自然所禀，非企羡可及。”〔14〕他把仁义礼智看成是道的固有属性，只是以道为本。杜光庭注重儒的忠孝仁信论，论道：“道德二篇……非谓绝仁义圣智，在乎抑浇诈聪明，将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泯合于太和，体道复元，自臻于忠孝。”〔15〕五代道士谭峭更有机地融合儒道，他在其《化书》中说道：“旷然无为之谓道，道能自守之谓德，德生万物之谓仁，仁救安危之谓义，义有去就之谓礼，礼有变通之谓智，智有诚实之谓信，通而用之之谓圣。”〔16〕或许是由于生长同一片土地，道儒常一并抗佛，其内部以相融相渗为主。
隋唐五代是道教迅速发展的时期，道教融合佛儒也更为深入，并能融会贯通。三教合一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坚实的基础。道教在融合中得以强大、完善，这又为它再次自我更新准备了条件。
4.宋元明清时道教促使三教合一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
从北宋开始，三教合一渐成文化时尚，道教以三教合一为主要特征，促使三教合一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
这一时期，儒学纳佛容道而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新形态儒学即理学，儒教有了新的理论基础，从形式到内容都更加完善，地位也更显著和稳定。佛教由于地位陡落而力倡三教同流；道教繁衍出众多道派，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此时，道教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内丹论，二是三教合一。这两个特征密切相关，三教合一是内丹论的基础，也是道教的有机部分。北宋著名道士张伯端将内丹论明确化，初步完成了外丹论向内丹论的转变。他在有“经王”之称的《悟真篇》中指出：“教虽分三，道乃归一。”〔17〕他接受佛的禅论和儒家性命之说，糅三教为一体，主张性命双修、先命后性。他的弟子白玉蟾承师说，认为“三教异门，源同一也”〔18〕。宋元间产生的净明道以忠君孝亲为中心，实即儒化的道派。
南宋初，金统治区诞生了著名的三大道派：太一道、真大道和全真道，各道派在义理及具体修持方法上各有偏重，但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突出了三教合一这一时代趋势。尤其是势力强大、影响久远的全真道，其教主王重阳以三教一家为立教之宗。“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19〕，这是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王重阳性命双修以性为先为重，从最根本意义上论述三教同源旨归一。他宣讲老子、孔子和释迦皆为显迹之神，他们于三方立三教，以不同方式救度众生，因而，“三教者如鼎之足，身同归一，无二无三。三教者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枝也”〔20〕。王重阳的七大弟子及他们创立的北七真派都继承了教主的内丹论及三教圆融思想，其他承人和历代弟子也警记师训。元时全真道士牧常晁在他的《玄宗直指万法同归》中说道：“夫三家者，同一太极，共一性理，鼎立于华夷之间，均以教育为心也”；“释即道也，道即儒也，……圣人之理一而已矣”。〔21〕元初道士李道纯，由南宗而入全真教，以儒家“十六字心传”释道之心性，又用禅宗的清妄念、幻缘之说讲述修仙之道，在《中和集》中明言：“道释儒三教名殊理不殊。”〔22〕明代全真道士何道全著有《三教一源》，认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三教从来总一家。……虽然形服难相似，其实根源本不差”〔23〕。清代最著名的内丹大炼师刘一明坚守全真道的宗旨，宣讲三教义理相通：“儒以浑然天理谓太极，道以浑然天理谓金丹，释以浑然天理谓圆觉。”〔24〕他认为三教以“道”为宗，太极、金丹、圆觉实为一体，成圣成仙成佛只是称谓不同，实质无二，还专门撰《三教辨》，全面系统论述三教同源同宗。
以全真道王重阳为主要代表所倡导的三教合一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他道派。符派的主干由原始五斗米道到南北朝时的天师道，元代又改名为正一道，名称不断变换，却始终以符咒术为本，但发展到第四十三代天师明代的张宇初时，也较明显地吸取佛儒。张宇初在宣扬符咒术的同时，兼修内丹，并以宋儒二程之言论证鬼神的存在，又借佛教涅之说来超度亡灵，试图“贯综三氏，融为一途”〔25〕。明代产生并盛极一时的张三丰的武当道，以北方水火之神真武（又名玄武）为至尊之神，道士均习武当内家拳术，在教义上则重内丹修炼，尤重修性，强调三教合一。《三丰全集·大道论》写道：“道原于性本于命”，三教同源于此道，“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儒也者，行道济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26〕三教皆穷理尽性至命。由于义理相近，武当道派最终归合于全真教。明中叶后，道教逐渐衰弱，但道教力倡的三教合一之风经久不衰，并渗透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
二
三教合一一旦形成，便深刻影响了道教，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完善和内部统一，扩大了道教的影响，但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道教个性的充分发展，削弱了道教的势力。
三教合一对道教发展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三教合一推动了道教的变革。历史上，道教的大变革有两次，一次是由原始道教而成熟化，另一次是由外丹论转向内丹论。这两次变革都离不开三教合一文化现象的促进作用。南北朝时，道教儒教佛教三教合一初步形成。此时的“合一”主要是指三教的社会功能相同，但道教大量吸取佛儒的思想，特别是仿效佛教信仰的理论性和斋规仪礼的系统完整，首次设立了规范化系统化的一整套道教斋醮仪式和规戒制度，道教信仰的理论化程度也得到了一定提高，道教摆脱了原始状态，具备了成熟的形态，完成了道教的第一次革命。神仙境界是道教信仰的最高理想。宋以前，道教对仙境的追求主要求助于外在修炼，金液丹药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绝对保证，这是道教外丹论的思想特性。外丹论到葛洪已登峰造极，但其效果并不理想。外丹论所注重的金丹昂贵难以普及，更大的问题还在于金丹取源于巨毒物，炼制和服用稍有不慎，便危及性命。历史上因服食金丹中毒而亡的大有人在，这自然使人们对金丹心存疑虑乃至畏惧。道教又面临着一场革命。儒道释相通相合，三教理论终于在唐末宋初不约而同地由外在修炼转向内在修养。这是三教合一的结果，这种转变又升华了三教合一，使“合一”从原来主要限于作用上都能“导民向善”发展到在中心义理上强调三教同源旨归一致。道教的转变体现在由外丹论发展到内丹论，经五代宋初的内外丹兼修，到金时全真教专讲内丹，内丹论成了道教的主流，道教又一次获得新生。
第二、三教合一促使道教吸引众多信徒，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道教作为本土信仰根植于民间，但最初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对符派道教的信仰多限于它能为民治病救灾。对外丹论，平民百姓不可能奢望得到金丹，也就谈不上多少信仰。况且，外丹论多注重个人炼丹修行，传道是靠师徒密授，修行方式及途径富有神秘性，即使是修行者也未必全能掌握其秘诀。这些因素限制了道教的影响范围，只出现了一些小型宗教组织。内丹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三教合一不仅推动了内丹论的产生，而且构成了内丹论的基础。内丹论从义理上吸佛纳儒，它掺入佛教禅定思想，运用佛教轮回说、因果报应理论；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施行教化。修持方法上，内丹论道教授用儒教的性命之说和以正心诚意为主的自我修养，又吸取佛教的静心、禅定和顿悟。修持方向由以前的出世转为入世，与佛儒相似，道教开始重视现实之苦，以拯救众生为目的。道教逐渐世俗化，更接近民众，人们不一定像道士那样专心修道，也能理解、接受道教，从中得到安慰和寄托。这些特点有力扩大了道教影响，引来了大量信徒。净明道传播于江南，元明间影响甚大。太一道金时声威大振，门徒增盛，信徒有数万之众。真大道以苦行为要，据《崇玄广化真人岳公碑》记载：“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传至八祖岳德文时，真大道影响更甚，“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海滨，南极江淮之远”，皆有其信徒。〔27〕全真教势力更大，“南际淮，北至朔莫，西向秦东向海”，无不见其信徒，“十庐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以致于统治者惧其有张角之变而不得不禁止，但不久在民间又“势如风火，愈扑愈炽”。〔28〕正一道由统治者扶持为道教正统，对民众也很有吸引力。明中以后，道教教义上无大发展，但其影响经久不衰，较大规模的教团仍在发展，道教已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三，三教合一促进众多道派的统一。宋元时期，各种宗派不断产生，每一宗派内由于传人不同，也繁衍出许多小宗派。历史上较大的宗派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净明道、正一道等。大的宗派内部又有各种小派别：少阳派、正阳派、纯阳派、重阳派、龙门派、随山派、南无派、遇山派、华山派、清静派、正乙派、真武玄武派、三丰派，等等，近八十余支派。这些大大小小的宗派在义理斋仪科规等方面有不同特征，但皆不同程度地吸融佛儒，自觉或不自觉地肯定三教合一，终于导致明代后各宗派间的归属与合并，明后存留下来的道派主要是全真道和正一道，其他道派或归于全真道，或并入正一道。
第四，三教合一促使道教得以借儒佛之势而张扬和推广。在三教合一思潮下，道教吸佛纳儒，也为佛儒所吸纳，这种现象在宋元明清时表现得最为突出。理学大师朱熹表面上反对佛、道，却又暗暗吸取佛、道。他年青时出入于佛老，与一些道士交情很深，他游览时“每宿道庵”，在他的武夷精舍专设命名于道书《真诰》的寒栖馆，供“道流”居住。〔29〕朱熹借老子思想论无极而太极，并援道入《易》，花费不少精力编写和修改《参同契考异》，并以“空同道士邹欣”的名义作《阴符经考异》，谈论道、法、术，终使其思想的一部分由老而《易》，由《易》而转向道教丹法。〔30〕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派公开接受佛道，苏辙很喜欢道教修炼术，并且多次运用道教的符咒术，他自称：“心是道士，身是农夫，悟（误）入廊庙，还居其闾。”〔31〕宋明理学的著名代表王阳明自述他8岁即好神仙之学，实践内丹数十年， 并以道教内丹阐述其“至良知”理论：“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32〕长期事儒的林兆恩采汲道教内丹性命双修之术，自称师法张三丰、卓晚春，明代后期，提倡变儒为三教合一的“三一教”。儒学和被神化的儒学从不同角度吸收道教。这一时期佛教主要是吸收儒学和儒教，对道教也多有融合，禅僧行秀以道家和道教思想解释佛理：“道本无言”，“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33〕明朝时佛徒进一步强调三教合一，如名僧德清说道：“愚意孔老即佛之化身也”，“是知三教圣人，所同者心，所异者迹也”。〔34〕道教的神仙信仰、思想理论、修炼方法等都不同程度地渗入儒学、儒教和佛教，道教不仅由其自身的更新、发展而扩大影响，并通过佛儒渗透到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三教合一积极影响道教的同时，也削弱了道教势力。三教合一强调三教相通相融，突出其共性，相应地就一定程度上忽视三教各自的个性。道教借三教合一而扩大影响、统一宗派，完善自身，但这多少又损害其个性发展。宋元时的净明忠孝道纯然一儒化道派，清代自称为净明道弟子的傅金铨以忠孝为先，将丹道合于理学，是一理学化道士。明代何道全极端佛教化，成了“穿道冠的僧人”。清朝统治者从安定天下的目的出发，宣传三教合一，尽力缩小三教的差异，发挥宗教劝善规德的道德作用，对道教采取利用又控制的双重政策，极大冲淡了道教特性，并立黄教为国教，道教势风日下。到晚清，统治者直接控制天师道，以致六十三代天师仅有个名号而已。全真道在清初已为统治者所控制，晚清时，全真道领袖高云溪全无道士之德，脱节为攀权附贵的奴才。由于统治者的干预，个性发展本已受到限制的道教，其特异性更趋淡化、模糊，其势力也日渐衰弱，这标志着封建时代道教历史发展过程的完成。
注释：
〔1〕对“儒教”的提法，学术界尚有争议。任继愈教授肯定“儒教”之论，并且以宋明理学为儒教的典型形态。本文所说的“儒教”不专指某一具体的儒学形态，主要指孔孟之后伴随儒家发展出现的神学化信仰化了的儒学。
〔2〕〔26〕引自任继愈：《中国道教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62页。
〔3〕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09页。
〔4〕〔5〕〔8〕〔11〕〔24〕〔28 〕引自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90、89、102、197、171页。
〔6〕《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道藏》， 民国十三年上海涵芬楼影印，第一七七册。
〔7〕《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道藏》第一六七册。
〔9〕〔31〕〔32〕〔33〕〔34 〕引自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202、220、203、221页。
〔10〕《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道藏》第二○二册。
〔12〕《玄珠录》，《道藏》第七二五册。
〔13〕《坐忘论》，《道藏》第七○四册。
〔14〕《玄纲论》，《道藏》第七二七册。
〔15〕《〈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序》，《道藏》第四○七册。
〔16〕《化书》卷四，《道藏》第七二四册。
〔17〕《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道藏》第六三册。
〔18〕《道法九要序》，《道法会元》卷一，《道藏》第八八四册。
〔19〕《重阳全真集》卷一，《道藏》第七九三册。
〔20〕《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道藏》第七九六册。
〔21〕《玄宗直指万法同归》，《道藏》第七三四册。
〔22〕《中和集》卷六，《道藏》第一一九册。
〔23〕《随机应化录》卷下，《道藏》第七四○册。
〔25〕《〈岘泉集〉序》，《道藏》第一○一八册。
〔27〕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编：《道教史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341页。
〔29〕参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605～608页。
〔30〕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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